新時代實現“雙減”長效化的觀念轉變和制度保障

卜學海, 栗洪武

(陜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陜西 西安 710062)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這既是黨中央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攻堅克難完成第一個百年任務、闊步走向第二個百年的重要歷史轉折之際審時度勢,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出發,以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指引,以全面提升基礎教育質量為抓手大力推進教育現代化而做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又是黨中央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辦人民滿意教育”[1]133-135的教育理念在基礎教育改革中的落地生根和彰顯,更是黨中央堅決治理并根除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這一歷史“頑疾”的決心在新時代的體現?！半p減”政策自發布以來,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是新時代教育領域的熱點話題,也是基礎教育領域改革的一大難點和現實痛點。目前,學界圍繞“雙減”政策進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研究成果,既有從宏觀層面論述教育生態重構與綜合治理[2],又有從中觀層面論及提升課堂教學質量的路徑選擇[3],還有從微觀視角結合不同學科探討作業設計與具體改進等[4],甚至也不乏從政策演進[5]、矛盾關系[6]等方面梳理“雙減”的歷史脈絡,另有從政策立法的角度探討“雙減”實施中的權責主體關系[7]以及從現實角度分析“雙減”政策落地的焦點、難點[8]及其實施的現狀與建議等[9]?？v觀已有研究成果,雖然涉及“雙減”的領域較廣,內容也比較豐富,但從觀念層面加強引導和制度層面強化規制探討實現“雙減”長效化的專門論述尚屬缺失。因此,本文聚焦引導觀念轉變和強化制度建設,并以此為中心進行剖析和闡述。

一、 歷史成因與現實困境: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觀念束縛與制度障礙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在繼承老解放區教育傳統的基礎上借鑒蘇聯學校專業建設和課程評價模式的經驗,分數既被沿襲成為國內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評價或測量學生學習效果的基本依據,也是政府、學校和社會借以衡量和選拔優秀學生進行深造等的主要參照標準。同時為集中有限教育資源培養拔尖專業人才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對建設人才的迫切需要,興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重點中小學建設政策,經改革開放以來的進一步強化,更是加劇了學校教育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和學生及家長對“以分錄取”升入重點學校的“內卷化”競爭。尤其是我國在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并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之后,國內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趨激烈的就業競爭更是助推了這一趨勢向著白熾化的方向演進。一方面,高層級、高質量的教育在提升勞動者素質方面發揮的重要功用被越來越多的家長所認識,尤其是被作為教育的受益者且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城市家長們所認同。無論是獨生子女家庭,還是普通多子女家庭,家長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值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水漲船高,并且隨著高等教育在社會分層及職業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突出[10]10,更是直接強化了家長對子女受教育程度的高度關注。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受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的多重影響,“刻板印象”導致人們對職業教育的培養質量和未來發展空間的綜合認可度普遍較低,加之職業教育本身存在的問題對社會的整體吸引力不高[11]211-227,其被學校和家長接納的程度也要低于同一層級的普通教育。

這一社會現實映射在基礎教育階段,尤其是初中畢業生及其家長在面臨初中畢業升學考試(簡稱“中考”)實行普通高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分流(簡稱“普職分流”)之時,即使是在普職招生比例大體相當的條件下,主動選擇就讀職業高中的意愿也普遍較低。然而在我國現階段,無論是普通高中還是中等職業教育都不再屬于國家法定的義務教育范疇,這也就意味著,在選擇相對有限的前提下,參加“中考”實行“普職分流”,就成為初中畢業生面臨的一個重要教育選擇。雖然職業無高低貴賤之分,但不同職業類型在工作崗位、勞動環境、工資福利待遇、工作穩定性和社會地位等方面依然存在著明顯的差別。正因如此,中考“普職分流”這一兼具分流性和選拔性教育考試制度的存在,無形之中既導致中考升學的壓力進一步向初中低年級甚至小學下移,學生的學業負擔也逐級向下蔓延,又使得學生家長為子女的長遠發展思慮,盡早就開始尋求超出普通常態教育的優質重點學校以便搶占未來升學的制高點,也就成為一個難以回避的現實訴求。[12]133由此連鎖反應,也誘發了學生家長因日益強化的競爭壓力而患上了嚴重的“教育焦慮癥”。這樣的教育現狀導致以下兩個方面的社會問題:

一方面,作為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家長一方,為了讓孩子能夠在中考中脫穎而出,升入理想的重點高中就讀,就不得不提前謀劃和準備。因為在家長看來,重點中學的高升學率既是保證孩子順利考入重點大學的“入場券”,也是孩子獲得高起點人生的重要“基石”。因此,雖然義務教育階段的大部分學生家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簡稱“義務教育法”)中關于“免試、就近入學”等的規定熟稔于心,但在重點學校建設政策導致校際差異巨大且在短時間內很難改變的情況下,為了讓孩子進入理想的重點中小學,他們甚至不惜放棄免費、免試、就近入學等便利和惠民的入學政策,而選擇通過購房落戶、托關系、找門路等方式追逐“名?！被颉爸攸c?！?。也正因如此,一批被稱之為“條子生”“關系生”“票子生”“贊助生”和“共建生”[12]128等的學生群體,在家長們“以權擇?！焙汀耙藻X擇?！钡雀黠@神通的多元“法術”催生下在重點中小學校中應時而生。雖然各級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曾連續下達“禁擇令”,但“擇校熱”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卻愈發嚴重。

另一方面,就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個人而言,“以分擇?！睙o疑成為其進入“重點”中小學的一個最優選擇。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在為孩子選擇“重點”學校的同時,重點學校也在選拔好生源。在這一雙向選擇互動中,學生的競賽名次、獲獎證書、培訓成績等無疑成為家校雙方心照不宣且共同看重的條件。因此,為擠進重點學校,在家長未雨綢繆的精心籌劃和緊鑼密鼓的有序安排下,學生時常穿梭于作文、數學、英語、鋼琴和舞蹈等名目繁多的教育輔導培訓機構之間,這也促使一個巨大的校外培訓市場在家長們的共同托舉下而形成。這些以營利為目的的校外培訓機構在資本的裹挾下,不惜漠視教育教學規律,采取超標、超綱、超前的教學與題海戰術等擾亂了學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加重了學生的學業負擔,嚴重危害到學生的身心健康。與此同時部分培訓機構還暗中與重點學校勾連,成為其招生代理人,違規選拔“占坑班”或明或暗地與升學掛鉤,[12]132甚至還大肆宣傳培訓效果以擴大市場份額,將家長和學生本來因中考分流而產生的教育焦慮再次放大,由此造成并加速了基礎教育“比拼式”的瘋狂內卷和無序競爭。

二、 引導觀念轉變:實現“雙減”長效化的思維方式變革

雖然造成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和社會在“以學致考”“唯分是圖”等觀念的束縛下,一味地把“分數”這種原本用來檢測或反映學生的學習狀態和學習結果等測量工具的重要性置于學生身心健康之上,認為高分數比學生的全面發展還重要,并把取得高分當作教育目的來拼命追求,而忘卻了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這一根本教育目的。在這一本末倒置的觀念引導下,分數成為大部分學校、教師和家長教育行為的指揮棒;在這種觀念的裹挾下,分數壓力通過“壓力傳遞鏈”的傳導,由學校、教師和家長向學生層層下移,最終以過重的校內課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等形式傳導到學生身上,嚴重地擠壓了學生正常的休息娛樂、社會活動與人際交往等多維發展空間,影響著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要轉變觀念。

(一) 轉變分數至上的觀念,回歸教育的本體目標

一個健康充滿活力的生命體離不開健康的“肌體”?；A教育階段學生的身心健康對于個體的健康成長、家庭的幸福、社會的和諧發展、國家的繁榮昌盛和民族的偉大復興,其重要性和長遠性不言而喻。新中國成立70余年以來,以毛澤東等為首的黨和國家幾代核心領導人高度重視減輕學生學業負擔,以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為此,黨和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門發布了多達50余份關于“減負”的專項政策文件。通過審視這些“減負”政策可以發現,雖然不同歷史時期造成學生負擔過重的原因和程度各不相同,“減負”政策的重心指向也相異,但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卻是所有政策文件都貫穿始終的核心要旨。因而各級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和推進教育改革時,應把重視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作為所有工作的中心內容,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長與國家和民族的可持續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中小學生正處于兒童期和少年期,是其身心快速發展的關鍵期,具有極大的可塑性,而青少年一代的身心健康直接影響著國家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制約著中國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的現代化。

為此,轉變分數至上的教育觀念,使基礎教育回歸到重視中小學生身心健康成長的正確軌道上,使學生在健康成長的前提下實現全面發展,是當下“雙減”工作發出的時代最強音。這無論是對個人而言,還是對國家來說,都是一項事關長遠且影響深遠的戰略任務,應當引起黨和政府以及學校與家長的高度重視。習近平于2021年3月6日下午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時指出:“教育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都不能過于注重分數,分數是一時之得,要從一生的成長目標來看”[13]18。因而關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既是黨和政府在制訂國家教育方針政策、基礎教育發展規劃時需要切實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作為學生第一監護人的家長在把握升學短期成效與孩子終身發展長期目標的平衡時要遵循的原則。特別是學生家長只有轉變分數至上的觀念,與黨和政府齊心協力共同營造關心守護孩子身心健康成長的教育氛圍,基礎教育才能真正為學生的人生幸福和國家的繁榮富強起到奠基作用。

(二) 轉變“工具”本位觀念,回歸教育的“本體”價值

“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盵14]4啟迪并喚醒學生內心的自我成長需要,是教育特別是學校教育的根本使命所在。然而在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過分強調甚至抬高教育的工具性價值而忽視教育的本體性價值成為國內教育界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作為基礎教育主體的中小學校在分數至上觀念的裹挾下也未能幸免教育的功利性入侵,“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只有進入重點學校孩子未來才能有出息、有希望”等觀念支配甚至左右著家長的教育行為,尤其是在中高考升學的壓力下,家長們更是向高分看齊,向重點學?？拷?。在一些家長看來,進入重點中小學也就意味著將來在通向更高一級非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的選拔性考試中可以取得高分數,具有較高的優勝率。為此,在這一功利性目標驅使下,家長為將孩子送入重點中小學,各種以權擇校、以錢擇校、以分擇校的形式層出不窮。

雖然重點中小學確實能夠幫助部分有興趣且樂學、好學的學生通過努力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但也不可否認,大多數中小學生無疑是在家長工具理性價值觀念驅使下,被動地卷入升學的“重點”工程中;家長雖然有能力也能夠為孩子選擇一個理想的學校,讓孩子接受較高質量的教育服務,其良好的初衷和出發點也并無可厚非,但這種忽略甚至不以學生的興趣特長、個性稟賦差異等為依據,盲目地跟風和攀比,抑或將自身的夢想或家族未竟事業強加到孩子身上,實則很難激發與調動起孩子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反而更容易滋生孩子厭學的叛逆心理,甚至還嚴重地傷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更談不上學生獨立性、自主性以及健全人格等優秀品質的培養。家長必須要理性地認識到,孩子的健康成長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當孩子的身心健康出了問題,那些所謂“爭高分”“選名?！币约啊皳裰攸c班”等都將是徒勞的;家長更要清醒地認識到,“選擇能夠適合和滿足自己孩子需要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15]。孩子從呱呱墜地那一刻起,在不同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成長,其個性稟賦和潛能素質等存在著很大差異,由此他們在接受學校教育時也必然表現出個體差異。所以,家長應轉變觀念,回歸教育的“本體”價值,遵循因材施教原則,發現并尊重孩子的個體差異,從孩子的興趣和特長等出發為其選擇適合的“好的”學校教育環境。因此,只有回歸教育的“本體”價值,在遵循青少年身心發展一般規律和黨關于全面發展教育等方針的基礎之上,才能真正使孩子在充滿關愛的學校教育環境中健康成長和認知世界,在與家庭生活和社會實踐交往中感悟親情和理解人生,進而成長為一個有靈魂、有趣味、有情懷的獨立個體。這是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長理應轉變的教育觀念。

三、 強化制度保障:實現“雙減”長效化的制度規制

當前,在高考制度仍是國家保證人才選拔公正性的一個基礎性制度下,分數對任何一所學校、每一位學生及其家長來說,無疑都是一個回避不了的重要議題。不關注分數是一種對自己不負責任的選擇,也是一種無奈的且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抉擇。但是學校和家長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促進學生的健康成長以及在奉獻社會中獲得幸福的生活。為此,在既有高考教育評價制度下,以“雙減”政策為根本著眼點,從改革義務教育考試制度和完善社會綜合治理的角度,探索實現“雙減”的長效化,無疑是既能兼顧現實又可面向未來的舉措。

(一) 改革義務教育考試方式,盡快建立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制度

進入新時代,社會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結構調整對產業結構和教育結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制造業逐步向智能化轉型的背景下,產業結構升級對各領域專門人才培養的要求不斷提高,對發展高質量教育更是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方面,就職業教育發展而言,原來與中低端制造業相適應的中等職業教育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產業結構升級對新型人才的需求。提高中等職業教育辦學水平,將“普職分流”的重心上移,使普職分流從“初中后”轉向“高中后”成為新形勢下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特別是對于經濟發達地區而言,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已不再是規模的擴大,而是質量的提升和層級的躍升。如從以就業教育為主轉向以升學教育為主,即是新時代國家提升職業教育辦學高質量發展舉措在現實中的彰顯。相反,若是長期堅持既有中考普職招生大體相當的 “普職分流”政策,勢必嚴重制約發達地區人力資源開發水平的穩步提升。

另一方面,就普通教育發展來說,從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簡稱“雙基”)評估制度起,經過近30年的積極推進,國家已在建黨百年之前全面完成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戰略目標,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16]688-689并開始由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向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全面推進,高中及以上階段教育的普及水平也在逐年提高。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統計,2021年,我國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已達91.4%,且高等教育在學規模也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階段毛入學率也達57.8%。[17]2-3這表明,我國高中及以上階段教育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日益成為學生及其家長的共同需求;同時推行義務教育由九年制向十二年制延伸的客觀態勢已逐漸形成,基本條件也已具備。由此,加快推進義務教育改革,實行基礎教育由九年制向十二年制延伸這一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推進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客觀訴求。雖然我國仍面臨著東、中、西部各省區經濟和教育等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客觀現實問題,但通過采取彈性分段的方式逐步普及十二年制義務教育,也成為各省區、市縣解決并實現這一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義務教育改革難題的可行之策。

推進義務教育由九年制向十二年制延伸,就意味著逐步取消中考,將“普職分流”這一中等教育考試選拔方式從“初中后”推遲到“高中后”,這既消解了既有制度帶來升學競爭壓力前移的沖擊,又有效避免了義務教育階段學生職業選擇的低齡化。這不僅從根本上緩解甚至遏制了中小學生及其家長因中考“普職分流”滋生的教育焦慮而引發的非理性競爭行為,并有效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和家長過度的焦慮情緒,縮減家庭教育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還在賦予初中畢業生享有完成普通高中學業同等機會的同時,避免了中考分流過早地將部分心智尚未成熟且處于懵懂階段的孩子推向勞動力市場,從而保證孩子能夠在由少年期向青年期過渡的這一關鍵學齡期進一步接受基礎知識學習和思想品格錘煉,有利于孩子創造性的穩定發揮和適應性的逐步養成,有助于中小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和成熟。這既體現了基礎教育的公平性原則,也真正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辦人民滿意教育”[1]133-135的現代化教育理念。

針對高考后“普職分流”的制度設計,在既定高考制度下推進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必然成為高水平專業技術人才的供給主體。從這一趨勢出發,探索普通高中與高等職業院校有效銜接的校內分流,也成為義務教育由九年制延長為十二年制后的一種可行途徑。也就是說,在高中二年級修完必修課程之后,舉行高中學業水平綜合測試,在測評合格達到高中畢業的基本要求之后,根據學生及其家長的自愿和需求,對于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存在困難的學生,引導其選擇進入職業高等教育院校。即在高三年級直接選修高職專業的基礎課,為來年順利升入高等職業院校做好準備;而對于有望升入普通本科院校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學生,則引導其選擇進入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經過高三學年的積極備考后參加高考,然后根據志愿方向選擇就讀普通高等院校。實行這一貫通式的完全普通中學教育,取消以“中考”選拔分流為依托的普通中學教育的初、高兩級分段,既順應了以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推動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的現實訴求,為青少年接受相對完整的中學基礎科學和文化知識教育奠定了基礎,又從根本上為落實“雙減”的長效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 完善社會綜合治理制度, 加強對義務教育學校和校外培訓機構的雙重管理

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既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又有著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礎和教育現實背景。這不單純是一個教育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也不是單一的教育系統能夠獨立解決的問題,而是需要政府、學校、家庭乃至全社會各方協力攻關進行綜合治理[12]303。因此,從加強義務教育學校管理和校外培訓機構管理兩個層面完善社會綜合治理,著力構建義務教育學校與校外培訓機構互相補充、協調育人的新格局,這無疑成為“雙減”行穩致遠的重要“兩翼”。

1. 加強義務教育學校管理,全面提升中小學高質量教育發展,凸顯學校育人優勢

中小學校作為國家專門設立的基礎教育機構,既是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基石,又肩負著培育新生一代的國家重托和民族使命。教學是中小學教育工作的中心,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主要途徑,是新時代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提高中小學校教學質量既是“雙減”的應有之義,也是“雙減”能夠實現長效化的核心所在。但要全面提升中小學教學質量以實現高質量教育發展,需要加強學校管理。

首先,轉變應試教育觀念,遵循教育規律,回歸育人初心。中小學校既要從教育觀念上徹底拋棄以片面追求“分數”和“升學”為中心的應試教育觀,轉向追求以全面發展為核心的“素質教育觀”,將學生徹底從“以學致考”的應試桎梏中解放出來,使其走向更廣闊的現實世界,在學習、思考、行動中探索養成自己的興趣,增強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還要摒棄以犧牲學生身心健康為代價換取學業成績的“過度教育觀”,走出應試教育的窠臼。中小學校要注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和人格健全發展,樹立立德樹人、人人都享有卓越發展機會的教育理念,將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好的”教育作為教學育人的初心和使命。

其次,轉變辦學治校理念,促進考評轉向,落實全面發展。義務教育學校辦學不僅要堅守義務教育公益性原則,避免過早教育分層,而且要盡快取消中考“普職分流”,限制課程難度和考試難度[18]142-147,逐步引導義務教育從結果導向的“遴選型”考評向成長導向的“達標型”考評過渡,將考評從“指揮棒”轉變成為助力學生成長的“服務器”,讓學生從考評中看到自己的成長,找到自己的興趣點和努力方向。同時中小學校要堅決摒棄傳統教育圍繞升學考試單純注重發展智育的短視化和功利化行為,將黨和國家“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針貫徹到學校教育、家庭生活和社會實踐中,真正體現和突出義務教育的“基礎性”。

最后,健全綜合課程體系,提高教育質量,凸顯育人優勢。義務教育學校要以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為契機,不僅要逐步健全綜合化課程育人體系[19]163-170,嚴格執行義務教育課程標準,而且還要堅持知行合一,結合地方特色,加強綜合性實踐課程建設。通過開展綜合活動不斷豐富學生的實踐性學習內容,優化學校教育基于社會實踐的多元育人結構,從根本上扭轉學生知識學習過度而生活學習嚴重不足的現象,凸顯學校育人優勢。

2. 加強校外培訓機構管理,全面推進校外培訓綜合化治理,強化政府監管力度

與中小學校作為國家專門設立的基礎教育機構不同,校外培訓機構作為社會力量辦學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20]288-292,是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盡管黨和國家鼓勵并支持社會力量辦學以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發展需求,但遺憾的是,一些校外培訓機構不僅沒有堅守自身存在的“邊界”,反而在資本的驅使下,為牟取高額利潤,在學科培訓中不惜拋棄“補差”的本職,在培訓內容上出現嚴重的“超綱”“超標”和“超前”教學,儼然成為學校教育的另一主體。這不僅嚴重偏離了培訓機構的角色定位,增加了中小學生的學習負擔,而且擾亂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甚至還侵蝕了社會的教育生態平衡。為此,從根本上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的職能定位,是“雙減”需要著力推進的另外重要一翼。為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加強校外培訓機構管理。

第一,加強政府監管力度,全面推進校外培訓機構的綜合治理。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校外教育培訓機構也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作坊成長壯大為一種教育聯盟或教育集團。但在資本逐利的侵蝕下,這些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逐漸偏離基礎教育的公益屬性原則,將教育公共服務產品變成一個“逐利產業”,甚至部分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也以“創收”等名義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儼然成了逐利的“合法人”。為此,從社會綜合治理的角度,積極發揮政府的主導地位,聯合學校、家庭和社會等多方面力量從政策引導、行政審批、市場監管、嚴格執法和輿論監督等全面推進校外培訓機構綜合化治理。這是加強校外培訓機構管理的首要任務。

第二,回歸角色職能定位,全面規范校外教育培訓的失序行為。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學科類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的存在本質就是“補差”,而不是盲目“拔優”,更不是為擴大市場份額而去肆意炒作或販賣“教育焦慮”。同時補習的重心應是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掌握學習方法,養成良好的學習和思考習慣,形成有效學習能力;而非單純地掌握提分技巧,更不是推崇過度的“題海戰術”。生活在當代信息化社會人們都能夠認識到,學習能力無疑是學習化社會的重要基本能力之一。學科類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理應從學生的全面發展和長遠發展著眼,而不是為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過度補習不僅容易使學生形成依賴感而幻想依靠外力去參與未來競爭,而且會阻礙孩子的獨立探究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等的綜合發展。因此,通過回歸角色職能定位,全面規范校外教育培訓的失序行為,是對學科類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加強管理的必要舉措。

第三,優化校外培訓結構,以錯位發展凸顯實踐育人特色。在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契機下,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作為社會辦學力量的重要分支,加強綜合化課程模塊建設和社會實踐體驗活動的開展,致力于學生綜合素養的培育是其特長,也是學校教育環境中的不足或不具備條件的錯位優勢所在。充分利用校外的音樂廳、體育館、美術館、博物館、科技館以及廣闊的大自然環境等社會資源,吸納并聯合更多的社會公益組織或機構參與進來,共同為滿足學生的全面發展搭建平臺與創造機會,真正為學生成長提供適合的、多元化的實踐性教育活動的選擇機會。這也是對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進行強化管理過程中補充中小學教育不足的一種有效方式。

總之,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影響著我國基礎教育的和諧健康發展。為此,以“雙減”政策保障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為根本出發點,必須從大局和長遠著眼,動員全社會參與,通過引導相關群體的觀念轉變和完善教育制度建設使其真正落到實處,從而實現“雙減”的常態化和長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