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馬克思對“物質利益難事”的解決及思想轉變

吳 萱

(江西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贛州 341000)

通過研讀馬克思在1839年至1845年創作的早期著作可以發現,馬克思在這段時期的文本中圍繞著解決“物質利益難事”層層遞進,逐漸深入到問題的本質,由此從研究國家和法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剖析這一思想轉向原因及過程,對理解馬克思的思想和發展歷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遭遇“物質利益難事”

(一)為自由理性發聲

馬克思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通過原子偏斜運動論證了“自我意識的自由”,樹立了自由理性觀念,即反對一切扼殺自由的神靈和專制統治。進入社會舞臺后,捍衛自由理性的馬克思開始直面現實世界。他依然將“自我意識”和“自由理性”視為衡量世界的標準,認為國家應當是普遍理性的化身,以保障公民的普遍利益為基本原則,當遇到損人利己的自私行為時,國家理性就會化身為法律、司法等對這種非理性行為進行規范,從而維護每個人的普遍利益。但《萊茵報》的經歷使馬克思發現:觀念中的理性國家和法卻服務于現實中的物質利益,這一發現動搖了馬克思早期理想的理性原則。

馬克思認為,報刊作為人民精神的喉舌,承擔著訴說人民意愿的責任,理應給予它更多的自由[1]155,但萊茵省以新聞出版是否享有自由為議題,召開了省等級會議的辯論。馬克思發現,這些為新聞出版辯護的人卻和自己所辯護的對象沒有任何現實的關系,他們不關心普魯士報紙,也不需要新聞出版自由。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通過這場辯論看到了不同等級所代表的特殊等級精神,看到了特殊等級為維護自身利益而露出的猙獰面目,正如他指出的:“在這里進行論戰的不是個人,而是等級?！盵1]146而且他們論戰的主題不是新聞出版是否應該享有自由,而是他們本階級的特殊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護。

這一時期馬克思過于強調精神、自由理性的至高作用,忽視了物質利益對人們行為的決定作用。他認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類的本質,省等級會議的代表們應該站在精神的自由理性立場而不是本階級的物質利益角度去辯論新聞出版是否享有自由。因為新聞出版自由體現著人民精神,是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事物,而書報檢查制度的存在就違反了人的自由本性。在現實的普魯士國家里,是特權等級背后的物質利益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而不是馬克思所信奉的自由理性。在這場政治辯論中,馬克思深入現實的本質,看到了不同等級背后的利益對立,不同等級的利益使特定等級辯護人有著不同的態度和行為。這件事使馬克思感受到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可以具體化的,諸侯、騎士等級反對普遍自由是為了本階級的自由。正如馬克思所說:“沒有人反對自由,他們反對的只是別人的自由?！盵1]167這場辯論的結果使馬克思充分認識到自由理性原則在物質利益面前的無力與被動。

(二)遇到“物質利益難事”

馬克思隱約意識到物質利益對省等級會議的影響作用,但此時他仍然相信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國家觀,認為只要通過國家及法律改革,社會問題就能得到有效解決,并促使社會歷史不斷發展。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訴諸習慣法來為撿拾枯枝的貧苦百姓辯護,并對私人利益侵害國家與法的行為進行強烈的抗議與譴責。他從理性國家觀念出發,認為國家應該用理性和法等手段來維護人民的普遍利益。但是,現實中的國家只為有產者的利益服務,私人利益正在把國家貶低為同理性和法相抵觸的手段,馬克思控訴私人利益左右國家和法的行為。同時,現實也使馬克思看到了令他厭惡的私人利益對國家和法的決定作用。盡管馬克思此時還是呼吁在解決物質利益問題時需要把國家理性和國家倫理結合起來,但是只為特殊等級利益服務的省等級會議“為了保護有產者的利益,不惜犧牲法和自由的世界[1]282。

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的,《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是他“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之一”[2]588。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第一次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了看法。作為當時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員,馬克思堅信自由理性、自我意識的最高作用,也相信國家本身是自由理性的最高體現,但是現實生活中國家和省等級會議淪為維護私人利益的工具。這種觀念和現實之間的強烈對立,引發了馬克思的深刻思考--到底是相信黑格爾關于國家代表普遍利益的論斷,還是相信自己遇到的關于物質利益的事實。他所追求的自由理性原則作為衡量一切事物是非對錯的標準,在特權等級的私人利益面前黯然失色,成為馬克思遇到“物質利益難事”的重要原因。

此時馬克思的思想表現出一定的思辨哲學的局限,體現在他求助于法律而不是求助于經濟分析,求助于自然而不是求助于社會,求助于邏輯而不是求助于事實[3]57。但是,馬克思開始把個別現象提升為普遍性的概括,把經驗事實上升為理論的高度,并且對物質利益的作用有了更清楚的認識,這為他不久以后解決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提供了可能。

(三)發現物質利益背后的客觀關系

自1834年建立關稅同盟后,法國葡萄酒大量涌入普魯士,給當地葡萄種植者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導致葡萄種植者大量破產,但行政當局無視種植者的生活困境,不僅不采取措施改善種植者的貧困現狀,而且互相推諉責任,把種植者的貧困歸結于自然現象。馬克思深刻指出,管理機構不敢直面現實問題,害怕接觸到被管理對象貧困的真實原因,因為官員管轄內的情況反映了官員的管理能力[1]373。出于這個原因,行政當局是完全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的,所以他們指責葡萄種植者把私人的利益夸大為國家的利益,將農民的貧困事實詭辯為謀取更多利益的自私自利的行為。行政當局為了維護官方權威和自身利益,不愿意承認農民普遍貧困的狀況,而且也不打算要為它的公民消除貧困。

同樣是私人利益,為什么林木所有者的特殊利益能得到國家機構的維護,而葡萄種植者的利益就被視而不見呢?作為國家的公民,他們的貧困已經達到了極點,他們有權要求國家想辦法消除這種貧困,以滿足自己基本的生活所需。正如國家和法律服務于林木所有者的階級利益一樣,葡萄種植者的權益也理應得到國家和法律的保護,但是行政當局認為,他們承認了種植者的貧困狀況就等于承認是自己管理不當,或是官僚制度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這無疑是對普魯士專制制度權威的挑戰。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基本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省等級會議不惜犧牲法的原則也要維護其特權等級利益,但是當社會上普遍發出的聲音開始觸及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時,普魯士專制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就直接否定了農民求救的聲音[4]。

馬克思從現實出發,對葡萄種植者的貧困原因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考察,深化了對物質利益的認識,開始從反映物質利益的現象出發去尋找更深層次的客觀關系的決定作用。馬克思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批駁了有產者的私人利益操縱國家和法的行為,開始探求國家制度和管理原則產生的客觀基礎,提出客觀關系決定國家生活的觀點。此時馬克思還未展開政治經濟學研究,但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關系的提出為顛覆黑格爾關于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的論點提供了現實基礎,并隨著對客觀關系的深入理解認識到客觀關系就是市民社會中的生產關系,由此指明了馬克思日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線。

二、解決“物質利益難事”

(一)政治國家層面

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遭遇了“物質利益難事”,現實國家維護特權等級的私人利益,這與馬克思所信奉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尖銳沖突。如何使國家重拾理性成為普羅大眾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是當時困擾青年馬克思的主要問題。為了解決理性國家與物質利益關系的疑問,馬克思寫的第一部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就是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的國家章節的[2]588。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從政治國家層面出發解決在《萊茵報》時期遇到的“物質利益難事”。這一時期在政治國家層面對國家和法的批判,使馬克思發現了黑格爾關于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論斷的思辨本質,并根據現實體驗重置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

在黑格爾學說中,倫理階段是自由理念發展的最高階段,它包含了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三個環節,市民社會作為中間環節連接著家庭和國家。在市民社會中,人以具體的、獨立的個人而存在,高于家庭中無獨立人格的個人,但市民社會中人以追逐自己的私利為原則,不能保障普遍利益,只有借助外在政治權威才能避免市民社會的滅亡,因而倫理精神需要再次發展到最高的階段,即國家。在國家中,個人的普遍權利得到實現。然而,黑格爾把市民社會視為國家的一個環節,取消了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市民社會依附于國家而存在,因而國家又高于市民社會?？梢?黑格爾不是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中探索國家是如何出現、在各個民族歷史的進程中國家又具有怎樣的性質,而是通過邏輯論證家庭和市民社會因其固有缺陷不能代表普遍利益才推演出國家概念[5]。在他的理性觀念中,理念被視為主體,而現實的家庭和市民社會是理念的結果。家庭和市民社會的邏輯概念不是自由理性的最終完成形式,它們都有一定的弊端,只有國家克服了二者的缺陷,是自由理性的現實化,是普遍利益的最高體現。

馬克思立足現實,結合他在《萊茵報》時期認識到政治國家不維護普遍利益,不能代表理性精神,以及在克羅茨納赫時期通過閱讀世界歷史發現了私有制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因素,指出黑格爾在解決國家問題時的思辨本質,并提出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的正確論斷。此時,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認識有限,所以他更多的是從人的本質二重化來揭示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在現代社會,由于等級制度的存在,國家職能喪失了社會職能的性質,國家從市民社會中異化出來,成為虛幻的共同體,市民社會也成了沒有政治意義的私人生活的領域,二者由此分離。二者的分離使現實中的人分為“政治上的公民”和“市民社會中的市民”,從而造成人的二重化。在政治領域,法律賦予共同體成員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但在市民社會領域,現實的人以追逐私利為目的,仍存在著社會等級差別。馬克思看出正是市民社會中自私自利、以金錢為目的的個人造成了政治國家的異化,由此轉向市民社會的批判。

(二)市民社會層面

與馬克思同時代的鮑威爾在解決猶太人問題時,把宗教解放看作政治解放的前提。他認為,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實現了政治解放,變成了真正的政治國家,因而處于國家中的人就完成了人的解放[6]21。他把猶太人問題看成是宗教與國家的關系問題,希望通過廢除宗教來解決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批判了鮑威爾的觀點,認為他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關系[6]26,指出對待猶太人的問題應跳出神學領域,關注現實的人的解放。政治解放使國家脫離了宗教,成為純粹的政治國家。更重要的是,政治解放消除了舊市民社會的政治性質,廢除了封建社會賴以存在的專制權利,取消了特權等級造成的私人利益不平等狀況,使市民社會作為現實的人的活動場所而獨立于政治國家,使政治國家逐漸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同時,政治解放把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使基督教國家變為政治國家,宗教卻轉移到市民社會領域,從國家精神變成了市民社會精神。政治解放從國家層面上廢除宗教,使國家中的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成為政治共同體中的公民。在市民社會中,現實的人以自己的私人利益為目的,把他人看作手段,自己也被降低為手段,個人與他人、共同體相分離。

馬克思把實現政治解放的國家看作“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國家”[6]33,認為國家具有普遍性的目的,表現在有法律規定的政治共同體中的成員的平等權利。同時,馬克思又認為,公民的平等權利是抽象的,就像基督教國家借助于上帝和基督使人們達到類的高度,實現政治解放的國家借助于國家達到了政治共同體的高度[6]38。因此,馬克思對政治國家中法律規定的人權進行剖析。馬克思發現,所謂的人權,不管是要求自由處置私有財產的人權,還是要求每個人都是獨立存在的平等人權,或是要求保障個人人身、財產等安全的人權,都是市民社會中市民的利己主義的人權。人權不是實現了政治解放的國家中公民的權利,反而是市民社會中每個自私自利的個體權利。目的變成了手段,政治解放并沒有觸動市民社會,反而成為市民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政治國家也成為維護市民社會私人利益的工具。這再次論證了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決定政治國家的論斷,所以政治國家不僅不能消除市民社會,反而以維護市民社會中私人利益為存在條件。政治革命把市民社會即需要、勞動、私人權利和私人利益等領域看作它持續存在的基礎和前提[6]46,把產生利己的人看作政治解放的結果,于是馬克思要求消滅市民社會賴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礎,廢除唯利是圖、追逐私利的猶太精神。這也是從人的解放的視域探析猶太人的解放,這種解放就是“人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6]55,即從追求金錢中解放出來。關于市民社會的批判是法哲學批判的遞進和承接,昭示著馬克思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通過揚棄市民社會異化的途徑尋求人的解放。

馬克思通過剖析市民社會中的階級結構,分析了德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這是一個沒有享受到政治解放的利益卻受現代市民社會奴役的階級,這個階級同現代社會處于全面的對立,從而與市民社會階級區分開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最底層的階級,有著“我沒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須成為一切”[6]15的魄力。在這個階級中,人們不占有私有財產并遭受普遍的不公平,他們要求否定私有財產,使整個社會都擺脫私有財產,使社會從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中解放出來。由此,馬克思看到了無產階級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關系,并指出無產階級是實現人的解放的物質力量。這是馬克思第一次闡述了無產階級擔負著實現人的解放的偉大使命的思想[7]。雖然此時馬克思只是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而不是從剖析資產階級經濟的角度論述人的解放,但他已經找到了實現人的解放的社會力量。

(三)政治經濟學層面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里提到:“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盵2]591可見,只有利用政治經濟學剖析市民社會中追逐私利的行為,才能解決困擾馬克思已久的“物質利益難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以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為出發點。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作為人的類本質,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體現,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人只有依靠資本家提供的生產資料出賣自己的勞動才能獲得生存。于是自由自覺的勞動變成了強制勞動并由此產生異化勞動,以至于“當沒有任何束縛時,人們就不會進行勞動”[6]159。馬克思從勞動出發指出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異化勞動,并揭示了異化勞動是產生私有財產的前提和原因。這不僅批判了國民經濟學家把私有制看作天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而且找到了揚棄私有財產、消滅私有制的現實途徑。

由此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開始探尋產生私有財產的根源,最終提出異化勞動理論。國民經濟學家以私有制為理論前提,從這一前提出發卻不解釋這一前提產生的來源。他們把資本看作勞動積累的產物,但同時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只承認資本為自己帶來的利潤,而不考慮工人(勞動)與產品的直接關系,從而掩蓋勞動本質的異化[6]158。馬克思則從經濟事實出發,即從無產階級的貧困出發,考察了工人的異化勞動,并探討了關于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首先,勞動者和自己創造的產品相異化。勞動者生產的產品不歸自身所有,反而成為統治勞動者的存在物。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作“物的異化”,體現為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就是積累起來的“死勞動”支配“活勞動”。其次,勞動者與勞動本身異化。勞動作為人的本質特性,是人區別于動物的體現,是滿足自己物質生存資料的方式,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是人謀生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進行勞動,不為資本創造財富,就會被餓死。這種勞動是被迫的、強制的、外在的,不屬于人的本質存在。再次,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本來個人生活是具體的,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活動自由地創造所需要的物質,但在私有財產下,在異化勞動中,個人生活變成抽象的、以金錢來衡量的生命活動。勞動變為一種維持生存的手段,人的類生活也只剩下抽象的個體生活。最后,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層層剖析,得出異化最終表現為私有財產條件下工人和資本家的對立。

勞動本來作為人的自由活動的本質,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征,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生存,而有產者也只把勞動看作抽象的、產生資本的手段。在私有財產統治下,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工人,使工人不成為人,激化了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沖突。這時候,馬克思回到人的解放問題上,提出社會從私有財產及其奴役制中解放出來,“因為勞動者的解放還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6]167。人的解放需要克服私有財產的統治,而正是異化勞動產生了私有財產,所以要想廢除私有財產,實現普遍的人的解放,就要廢除異化勞動,即廢除產生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和基本前提的異化勞動。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論證了異化勞動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中暫時存在的勞動形式,主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形式。它不是從來就有,也不會一直存在,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異化勞動注定被消滅。消滅異化勞動,實質上就是消除異化勞動的“異化”屬性,使勞動的本質得以復歸。馬克思論證了異化勞動最終導致人同人相異化,一方面表現在人與人相分離,另一方面表現在人與人相對立,即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和統治,以剝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體現出來。由工人創造的新價值以工資的形式發放給工人,而除工資之外的剩余價值就歸資本家所有。剩余價值就體現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雇傭和對抗關系,所以要揚棄異化勞動就要消滅雇傭勞動制度、消滅私有制。

三、“物質利益難事”對青年馬克思思想的影響

(一)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即以解決“物質利益難事”為出發點,從研究國家和法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在青年馬克思看來,理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當現實生活中的國家和法違背自由理性時,就重塑理性國家。這也是這一時期馬克思關注“國家”主題的原因,他希望通過建立理性國家來維護大多數人的普遍利益,消除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狀況,但現實使他發現作為自由、理性的精神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普魯士專制制度和客觀社會現實,同時也無法撼動決定國家和法背后的社會物質基礎和物質利益的關系。在國家、法與私人利益、特權等級較量的過程中,都是利益占據了上風,體現最高理性的國家和法敗給了物質利益。這些親身經歷使馬克思陷入困境,他帶著此時期難以解決的“物質利益難事”進入書齋,進行理論反思。

通過對世界歷史的閱讀,馬克思認識到私有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同時,費爾巴哈的“主謂顛倒”批判法使馬克思樹立了人的主體地位。這一時期,馬克思開始從政治國家層面批判黑格爾的國家學說,這一批判過程使馬克思認識到國家和法是維護私有制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因為私有制是市民社會存在的基礎,因而國家中出現的難以解決的物質利益問題應該到家庭和市民社會中去解決,于是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轉向對市民社會層面的研究。在市民社會層面,馬克思看到了政治國家的解放使人處于政治共同體中,人具有法律規定的平等的權利,但市民社會中的人依然是以階級劃分的、分離的、追逐私利和金錢的個人存在。正是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造成了人的二重性,而市民社會中以金錢為唯一目的的現實的人造成了人的異化。重要的是,馬克思也意識到,人的本質的異化涉及經濟領域,必須從經濟學角度去批判人的異化。馬克思從研究國家和法轉向研究經濟,可以說是從對社會觀念形態的批判逐漸深入最根本的、最本質的社會關系即經濟關系的批判[7]45。這一時期,馬克思身邊的同時代人開始從不同角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研究,受到啟發的馬克思也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并探尋產生私有財產的現實根源。

(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8]中指出: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其中一個就是“揭示人類社會歷史規律”的唯物史觀?！度R茵報》時期“物質利益難事”的經歷,使馬克思逐漸深入事物本質的客觀關系中去尋求答案。也可以說,要對現實的“物質利益難事”發表意見才促使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趯ΜF實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馬克思超越了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局限。黑格爾只是在大腦里思辨地推演觀念的產生和發展,而看不到現實世界真實的時代問題。即使說黑格爾意識到了“物質利益難事”,他也只限于在思辨哲學里進行抽象的、表面的解決,而馬克思突破了黑格爾的思辨哲學體系,要求以政治經濟學來解釋物質利益問題,由此建立了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以私有制為對象,研究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資本家勞動。馬克思指出,這種勞動不是一般的、自然的勞動,而是自相矛盾、特殊的勞動,即異化勞動,并論證了異化勞動是產生私有財產的原因[6]166。通過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的層層剖析,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并揭露了在資本和勞動關系掩蓋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總結:“人的勞動所創造的物品就是人存在的證明,也是人與其他人社會關系的體現?！盵3]246也就是說,社會關系是在社會生活中的每個成員都以自己的勞動活動和勞動產品相互補充和聯合的關系。但是,在私有制條件下,在異化勞動中,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對立和分離。正是馬克思著眼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他越發接近并提出生產關系概念。也可以說,在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對異化勞動的考察使馬克思逐漸關注生產關系問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呼之欲出。

(三)提出人的解放思想

實現人的解放是馬克思畢生追求的偉大理想。由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可以看出,促使馬克思研究“物質利益難事”的最初動因和最終目的就是每個人的自由與解放。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自覺站在撿拾枯枝的貧苦大眾和負債累累的葡萄種植者的立場上,以他所理解的理性法和理性國家為貧民辯護以維護其利益。盡管現實的經歷使馬克思認識到物質利益對政治國家和人們的支配作用,但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專制制度的同時還是訴諸國家的改變來保障普遍利益和大多數人的解放。幾個月之后,馬克思的思想進一步發展,他論證了完成政治解放的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實現了政治解放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人被二分為公民和私人,在市民社會中的私人一方面具有個體獨立、互相分離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借助外部力量為中介的普遍性聯系,這就造成人的自我異化。因此,政治解放還不是人的解放,要想使人得到解放,就必須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向前邁進一步,徹底消滅人的自我異化。

于是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析人的自我異化的原因,并試圖找到實現人的解放的道路。馬克思從私有制出發,看到資本主義在資本力量的統治下使人的主體性從屬于物的主體性,造成人自身的異化。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產階級因其固有的追逐私利的資本屬性,要運用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私人利益,在社會現實中就成為奴役工人的力量,使工人遭受政治、勞動、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不平等,具體表現為貧富不均、兩極分化等社會現象。資本是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基礎,但無休止追逐資本的行為必然使其滅亡,從而被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因此,只有通過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消滅私有制,消滅異化勞動,才能達到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境界,實現人的徹底解放。

(四)完善了共產主義理論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在反擊奧格斯堡《總匯報》攻擊《萊茵報》有共產主義傾向時,第一次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看法。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的出現是“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是歐洲當前的事實”[1]7。他同時指出,現有形式的共產主義不具有理論上的現實性,在實踐中更不可能實現。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總的態度非常謹慎,并表示要作深入的認真研究才能作出批判。1843年年初,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的兩篇文章中提出人的解放問題,并第一次指出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實力量。但是,馬克思此時還沒有研究政治經濟學,所以還沒有找到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實途徑。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轉向研究政治經濟學,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論證了私有財產是人的自我異化,要想揚棄人的自我異化而達到人的本質的復歸,只有通過共產主義。

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產主義,把這種共產主義看作對私有財產的最初的積極的揚棄。粗陋的共產主義要求絕對平等,否定私有財產的不平等分配,反對少數人的私人利益,以平均分配社會財富來達到社會的平等。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但在保護私有制的基礎上要求重新分配和絕對平均地占有私有財產。這種做法不僅不能解決社會的不平等現狀,反而使每一個人都變成私有財產的所有者,使私有財產得到徹底表現。具有政治或經濟性質的共產主義要求在政治上直接否定私有財產,以達到政治解放。這種共產主義要求人不應該在政治上受到私有財產的束縛和統治。馬克思也論證了政治解放的結果是把人二分為公民和私人。在實現政治解放的國家中公民擁有法律規定的“平等”權利,但市民社會中的私人仍受到私有財產的統治。這種共產主義不能辯證地看待私有財產所具有的雙重性,只看到私有財產的消極作用,所以也就囿于私有財產的束縛不能理解人的真正的本質。

在批判既有的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馬克思看到了人在私有制條件下處于異化的狀態,從而在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基礎上闡發了自己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八侨讼蜃陨?、向社會的復歸,且是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盵6]185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馬克思并沒有消極地理解私有財產,而是把過去私有財產所創造的全部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作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基礎和前提。他同時指出,揚棄私有財產的運動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6]186。也就是說,對私有財產的揚棄不僅表現在消除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方式的異化,而且表現在揚棄宗教、國家和法等領域體現“特殊的生產方式”中的異化。只有揚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中的異化現象,才能使人實現向自身本質和社會的復歸,才能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