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社會角色困境與角色反思

姜朝暉

民國中小學教師是指民國時期任職于各類新式中小學校的教師,他們是中國教育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大背景下,隨著新式學校教育的興起而產生的、不同于傳統塾師的以教育教學為職業的群體。民國建立以后,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不僅政府的基礎教育政策越來越完善,而且隨著國民政府權威的強化,基礎教育政策也得到越來越有效的落實和執行,所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是中小學教師發展比較規范的時期,正因如此,本文主要以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小學教師發展狀況做研究重點。

目前學界關于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對特定教師群體的研究①相關研究主要有:曾超群:《民國時期長沙中學教師群體研究(1927—1937)》,湖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李柏林:《民國時期湖北中學教師群體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高海燕:《1927—1937年間江蘇小學教師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許妍:《1927—1937年河南教師群體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等等。;二是教師發展中的某個特定問題的研究,尤其是以對教師的收入待遇及經濟生活方面的研究為多①相關研究主要有:杜維鵬:《民國時期鄉村教師的收入狀況與生存狀態——以華北地區為中心的考察》,《歷史教學》2015年第4期;姜朝暉、朱漢國:《民國時期鄉村教師的生存狀況》,《史學月刊》2015年第4期;張明武:《經濟獨立與生活變遷:民國時期武漢教師薪俸及其生活狀況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陳光春:《制度生成與實踐失范:民國時期中學教師管理制度研究(1912—1949)》,華中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徐廣麗:《民國時期普通中學教師管理制度變遷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代小芳:《民國時期中學教師流動初探》,《教育與教學研究》2017年第3期等?！，F有成果還沒有關注到民國中小學教師的宏觀社會角色問題,本文擬從這一角度來探討民國中小學教師發展中的問題。

一、現實角色的卑微和游移

所謂社會角色是指“與人們的某種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的規范與行為模式,它是人們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期望”。②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頁。主要受國家法定制度的建構和社會主流輿論的規約。民國時期,從北京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通過越來越完善的教育教師制度,再加上教育救國思潮影響下的社會輿論,基本構建出一個理想中的中小學教師角色,這一角色形象可以用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慰勉小學教師”的電文予以概括:“故諸君茲后之任務,不僅應為培養現代兒童健全之師保,更已進為擔當建國之基干,訓育全民之導師?！雹凼Y中正:《慰勉小學教師電(專載)》,《教與學月刊》1940年第4卷第10期。即小學教師不僅應當是培養兒童的“師?！?還應當是建國的骨干、全民的導師。當時的主流社會輿論也流行著類似的描述:“今日的教師,應該自認沖堅折銳的前線戰士,移風易俗的社會導師以篳路藍縷的開國先驅,繼絕存亡以圣賢英杰?！雹荜愒宸?《教師組織與教師生活》,《民族教師》1941年第1卷第7期?？傊?當時國家和社會對中小學教師角色的期待,都不是一個單純地從事教育教學的專業人員,而是同時身兼教育責任(“師?！?、政治責任(“基干”、“戰士”之類),文化責任(“導師”、“圣賢英杰”之類)的全能角色,承擔著廣泛的公共責任。這樣的教師無疑是標準的社會精英,其身份地位理應是崇高的、神圣的。但是,這種崇高的角色定位卻往往只存在于抽象的理論層面,一旦觸及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現實生活,教師的形象就不像上述輿論所宣揚的那樣高大上了。事實上,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現實角色與其理論角色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落差,普通教師基于日常生活經驗之上的自我感受和外界對教師真實生活狀況的評價,都很難與“國民導師”、“圣賢英杰”之類的精英角色相匹配。

1.教師自我角色體驗——卑微化

憑借制度和輿論建構起來的理論角色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現實,必須要借助角色主體——教師本身對角色的領悟和認同。那么民國中小學教師們是怎樣看待自己的職業角色與身份呢?一個顯而易見的現實就是,教師們的自我角色認同主要受到日常的、瑣碎的、現場的生活經驗的強烈影響,而不是簡單地由制度或宣傳所塑造。雖然民國中小學教師的主體生活體驗有好有壞,但總體來說偏消極的成分居多;不好的生活體驗導致他們對自身職業角色的消極評判,與其理想角色之間存在偏差。

自古以來,“清高”就是中國社會賦予教師最慣常的形象標簽,近代教育救國思潮更是把教師的理論角色推向極致,恭維教師“清高”就更習以為常了。但是,在現實中的一位教師聽來,恭維教師“清高”卻別有意味,他不僅不會覺得自己被恭維、被尊重,反而會覺得非常尷尬,甚至生出自卑。一位小學教師這樣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無論是誰,當他知道了你的職業是小學教師后,總要點頭稱贊上兩聲:‘教育界清高得很!’這句話出自不同的人的口中,也就含著不同的意味: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在這句話里是含有同情和安慰的;但假使這句話是出自一個市儈的口中,‘清高’不過是‘落拓’‘窮酸’的代名詞,是含著無限的憎厭與鄙視的。但不管說這句話的人用意何在,被譽為‘清’的人,當他聽了這稱贊以后,心頭是酸是苦,凡是小學教師,都能體味得到。所以回答這稱頌的,往往是一張苦笑的面孔?！雹傥娜?《論清高》,《教師生活》1945年創刊號。顯然,當時無論是教師本人,還是社會人士;無論是正直的人,還是庸俗的市儈,恭維教師“清高”都暗含著對教師現實地位比較卑微這一潛在事實的認定。也正因如此,所以教師本人聽到“清高”、“神圣”之類的對教育界的專屬恭維時都會覺得變了味,他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欣慰和自豪,而是“神經過敏”式的猜疑、生氣?！霸谏缃粓鲋?如果有人偶然問起你的職業,你說‘是教書的’,那么包你會聽到了什么‘清高’,‘為國育才’……一串一串的恭維話,一頂一頂的高帽子跟著也過來!只要你不是阿Q,你總會感到有點‘那個’?！雹凇督處熼e話·(一)何必神經過敏?》,《教師雜志》1947年創刊號。

來自日常生活現場的真實體驗,是教師們評價自己職業角色的標準。辛苦、窮困、卑微,是教師對職業現狀的真實感受。民國報刊上這類言論比比皆是。

民國時期有從教者如此戲謔教師的日常生活:“有署名昭陵叟者,作‘教書苦’新樂府一章云:‘教書苦,教書苦,舌焦唇敝,搜腸枯肚,兀兀終日,無間寒暑。一年薪俸幾何多,仰事俯蓄而無補。既不如老農,又不如老圃,復不如行商,更不如坐賈。妻寒不能煖,兒女不能撫。有錢之人嗤以鼻,鄰里鄉黨羞與伍?！朔遣俜酃P生涯者,不能道出。然語語幸酸,不忍卒讀!”③喻血輪:《綺情樓雜記》,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96輯,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2頁。從教學到生活,再到社會地位,這位“昭陵叟者”都一一予以諷刺,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教師生涯的不滿。生活的窮困是制約教師職業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省立重慶中學的一位“老英文教師”曾特做一“詩”來調侃教師職業的清貧:“‘單衣蔽身,兩袖清風,三餐不飽,四肢無力’;結論是‘教書干不得’?！雹軈枪鈴?《教師匠》,《宇宙風》1943年第135、136合刊。直到四十年代中期,一位有過十七年從教經歷的老教師,在談及青年人的職業選擇時,還在指出這樣一種現象:勸青年人做工程師、銀行職員等都不需要廢口舌,而勸人做教師卻非常難:“現在勸人做教師,猶如勸人出家修道是難于動人的?！备驹蛟谟诮處熓恰耙粋€最清苦的職業”。⑤陳劍恒:《教師是一個可貴的職業嗎?》,《升學與就業》1944年第1卷第1期。當時一位老教師對一位原本想學教育做教師,“后來覺得教師的生活太苦了,才決意學機械工程”的朋友這樣發牢騷:“這還虧你轉機得快,不然的話,像我們這一輩子教書匠,一世操心,一世寒苦,為的什么來?俗語說的好:‘唔窮唔教學’,像你的境遇,根本就要入政經系,才有個遠大的前程;否則就學機械,還算適應潮流;如果入教育系,倒是最蠢不過了?！雹薏谭昙?《教師之樂》,《教育生活》1936年第4卷第1、2期。顯然,在當時的各行各業中,做教師對青年學子來說是沒有吸引力的,關鍵原因就是:做教師太窮苦。

教師生活清苦,社會地位低,自然容易受到社會歧視,這種歧視對于從業的教師來說是一種真切的精神傷害。在做了七年教師之后,梁云濤發覺自己在朋友眼中變成了一個被歧視、被同情的對象?！耙话闩f時相識的朋友,待我做了先生之后,簡直不與我為伍了,考他的內心,大約以為和貧苦的小學教師做朋友,總會令到自己的人格和體面降低。有時還有一種直覺些的朋友,用唁慰的態度來勸勉,好像我是在囹圄中做了囚犯一般似的?！雹吡哼\濤:《我的教師生活底回憶》,《教育生活》1936年第4卷第1、2期?？傊?在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真實自我感受中,他們的現實地位是卑微的,離“清高”很遠。

現實生活的重壓、社會層面的歧視和由此造成的自卑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教師個體到底怎樣定位自己的社會角色就很容易發生問題,各種想法和做法就五花八門了。民國時期報刊上常見一種輿論:教師因自己的經濟地位不佳而將自己比作底層苦力。有人記載自己家鄉的小學教師們時常抱怨:“唉!我們這種生活簡直拉黃包車也不如!”在小學教師們談到自己想做什么其他職業時,“有的說,要去開店做生意!有的說,要到衙門尋個差使;有的說,要去當兵”。不做教師,寧可去當兵,從事“那掠奪的生活”,這讓作者都感到驚訝。⑧姚絅章:《小學教師想謀差使——想當兵》,《生活》1926年第2卷第18期。鄉村教師無疑是當時教師中最窮困潦倒的,有人記載:“窮鄉僻壤小學教員的‘相當資格’,是夠人想像的。教員俸給低到每月數元,因此有‘寧抬滑竿不教書’之謠?！雹贄钤试?《急待確立的我國教師任用制》,《教與學月刊》1941年第5卷第9期。有激憤的小學教師竟然這樣評價自己的社會地位:“真的,根據上述(小學教師遭受的待遇低和教育腐敗的壓迫),想大家都能明白小學教師在三百六十行中,無論如何,總挨在末一行了;街頭的乞者,幫傭的老太婆,都能勝過好幾倍!”②王魯白:《教育通信·一位小學教師之悲憤的喊聲》,《教育雜志》1929年第21卷第4期。

教師自比為底層苦力,其中雖有情緒化的成分,但也并非沒有依據。民國時期,幾乎所有關于教師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都證明教師物質生活的清貧和艱苦,教師們的抱怨并非矯情。比如,據1924年龔啟昌對江寧縣十學區的小學教師的家庭生活所做調查,得出結論:“我教育者勤苦終身,而不能賴謀溫飽,良可慨也?！倍瓕幙h所屬的江蘇省是當時中國經濟和文教事業最發達的地區,江寧縣又是當時江蘇省的優勢地區,“蘇省其他各縣教師之生活或較江寧縣尤為不及”。③龔啟昌:《江寧自治實驗縣小學教師家庭生活概況》,《江蘇省小學教師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4期。所以江寧縣教師的待遇和生活水平幾乎可以說是當時全國小學教師的最高水平了。另據張鐘元1930年代對江、浙、魯、閩、冀、豫、粵、皖等省小學教師生活狀況的調查顯示,小學教師僅以月薪論,他們的生活是虧空的,每年“虧空達八五元”。④張鐘元:《小學教師生活調查》,李文海:《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文教事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頁。直到抗戰開始后,有人調查后方幾省(如江西、廣西)一般勞動者的具體收入,如木匠、泥水工、船夫渡夫、理發匠、汽車夫等,還得出這個結論:“做教師的收入,還比不上苦力工人的收入?！雹菖司凹?《提高國民基礎學校教師的待遇問題》,《廣西教育通訊》第1941年第2卷第5、6期。

當然,客觀來講,教師生涯是有苦有甜的,教師個人的主觀感受也不盡相同,中學教師與小學教師、城市教師與鄉村教師的辛苦和清貧程度也有不同。比如,當時也有教師描述教師生涯有“三樂”⑥羅子欣:《小學教師生活的檢討》,《江蘇省小學教師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18期。,即與兒童相處的單純與快樂、培育人才所帶來的成就感、寒暑假的自由,這些都是教師職業的獨特優勢與樂趣。但是,作者樂觀的心態仍然不能掩蓋當時教師生活中面臨的重大且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中小學校教師的生活太清苦。

2.教師角色的社會觀感——庸俗化

在當時的社會旁觀者看來,教師職業無疑也是辛苦、清貧的。與教師們的主體感受稍有不同的是,在旁觀者看來,當時教師日常行為的庸俗化,也非常影響教師的形象,使他們很難被視為崇高的國民導師。

民國時期很多研究者都指出這樣一個客觀現象:面對生活壓力,教師的精神狀態低迷,工作熱情不高,苦悶和不安于位是教師中比較普遍的心態。

1930年代中期,山東省教育廳主編的《基礎教育》月刊曾特意設立“鄉村小學同仁信箱”欄目,鼓勵鄉村小學教師將自己的親身體驗說出來。但刊物編者曾經就鄉村教師們的來稿發布通告,提醒教師們在投稿時應避免兩種態度:“一種是牢騷,一種是詛咒?！l表文章目的要在尋求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不然只是嘆氣漫罵,結果于事實毫無益處!”⑦陳劍恒:《寄給投稿的鄉村小學同仁》,《基礎教育》第1936年第1卷第9期。而且牢騷和詛咒還不是偶然現象,當時濟南的《民眾周刊》在組織鄉村教師征文活動時,編者也對投稿的鄉村教師提出類似勸告:“悲觀牢騷,解決不了什么問題?！雹唷秾τ卩l村教師的希望》,《民眾周刊(濟南)》1934年第6卷第36期。除了山東,其他各地的中小學教師也都有類似的情況,比如有研究者指出,“潦倒”是當時全國中學教師對自己職業現狀的比較普遍的評價,將教師職業視為“過渡的職業”和“暫時的棲息”是教師中的普遍現象。他說:“據最近調查,全國中等教育教職員人數約七萬五千余人。試問在這大批中學教職員中有多少是以教育為終身事業的?有多少在未從事教育事業以前有相當的準備與訓練?我們若是詳細調查,這類的教職員實是少數中的最少數;大多數的教職員都是以教師為過渡的職業,教學為潦倒的工作,一遇機緣便從事升官發財的勾當?！雹冱S溥:《中學教師的職業》,《長沙清華》1947年第6期。顯然,不安于位,時刻準備跳槽是很大一部分教師對待自己職業的態度,而這種狀態在旁觀者看來,無疑是十分不佳的形象。

在苦悶與煩躁中,有些教師的職業道德衰落,工作態度敷衍茍且,甚至拜金主義流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實,所以有人諷刺說:“現在的教師,從講壇上望下來所見到的不是學生們的臉龐而是一塊塊的大洋錢?！雹诩疚?《從改稱“老師”說到師生的關系——教師隨筆之一》,《中學生戰時半月刊》1939年第13期。如果飯碗主義或拜金主義被教師奉為生活哲學的話,那么他們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的態度就是敷衍和得過且過。這類教師在當時很常見,所以有人說:“通常一般的中學教師,大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視學校為商店,以學業為商店,得過且過,滿不在乎,他們教書的動機在拿薪,在吃飯,至于他們對學生有無影響,學生所受益于他們者何在?他們是顧不了這么多,而且無暇顧到這么多,此今日中學教師中之一類也?！雹厶仆?《中學畢業會考與中學教師》,《汗血周刊》1934年第3卷第10期。這類教師因在工作中的敷衍態度和油滑作風而被形象地形容為“老油子”——“有一部分服務年代久遠的老教師,面皮之它(原文如此),經驗之富,是不用講的了,最緊要的他們能把握住學生的心里,很靈活取巧的應付著。本來長期的刻板式的生活往往會使人們感到厭倦,厭倦而猶不肯拋棄,于是匠心獨運,匠氣十足,敷衍泄沓是免不了的。上課便等于照樣單調的又開一遍留聲機,沒精打采的隨口流出,批閱國文卷子便會迎合學生好勝的心理加上許多圈圈,末了再奉送一個瞎恭維的尾批,但別字訛字也許還沒注意到,批改數學演草便會一目十行的滑過去,迅速在卷尾加上一個OK的記號,但數字和符號的錯誤也許就一直不去麻煩;……”④朱伯孚:《教師生活雜談》,《江蘇教育》1942年第4卷第5期。

這樣的教師已然喪失了對教育事業的基本尊重和更高的職業追求,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就會變成了師生之間的交易;教師如同“販賣些‘半生不熟’的智識”的“店員”“工友”,學生如同“顧客”。自然,在這種交易關系下的教師也就很難享有什么特別的社會尊重了。就像有人所形容的那樣,“世界上決沒有店員工友會要求顧客或是其他的人對他們加以特別尊重的道理”。⑤張溪愚:《教師的總檢閱》,《人言周刊》1934年第1卷第25期。

事實上,部分教師變得如此庸俗也不僅僅是教師單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教師淪為“教書匠”在當時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在當時的社會中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狹隘和淺薄的心理,他們對教師職能的定位就是一個販賣書本知識以應付考試的熟練工、傳聲筒而已,“一般人以為教師的工作,只是教書,能夠認識書本上的字句,教給兒童,就有資格做教師了;也有一部份教師,以為自己的工作,只是教書,書本教完,責任已盡。至于兒童的興趣如何,效率如何,可以概不過問”。⑥盧冠六:《教師和教書匠》,《國民教育輔導月刊(上海)》1947年第4期。甚至連一些辦學者和學生家長,他們對教師的最高期望也不過是教孩子讀書識字而已?！八源蠹揖鸵浴畷尽癁榻逃暮诵?。那末,對教師的稱呼,自然是叫‘教書先生’了?！雹摺丁敖逃焙汀敖虝薄?《學校教師月刊》1941年第3期。在這種世俗功利的社會氛圍下,有些教師自我貶低也是無奈之舉。當然,在內憂外患頻仍、國民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近代中國,最主流的社會聲音還是反對將教師“匠人”化的。有教育專家就指出,“教書匠”不符合現代教育規律,不配稱為教師?！耙粋€教師如果只會教書本,把書本上的課文,機械式的講解幾遍,詢問幾遍,像開唱留聲機片一樣,這種教師,只能稱作教書匠,根本不配稱教師?！澜處煹娜蝿?不僅使兒童能識字和計算,就算責任已盡。兒童高尚人格的培養,優良性情的陶冶,和服務能力的訓練,都要靠教師來指導的。所以做教師的人,不獨要有豐富的知識,有高尚的人格,才能‘為人師表’?！雹啾R冠六:《教師和教書匠》,《國民教育輔導月刊(上海)》1947年第4期。也就是說,教師的使命和責任絕不是“傳聲筒”、“留聲機”似的教書匠,憑借填鴨式教學就能完成的。

總之,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師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角色呢?一個庸俗的教書匠?底層的苦力工人?還是神圣的國民導師?社會對這個問題還存在事實上的分歧。但無論是教師的自我感受,還是旁觀者的觀察,現實中的教師離其理論上的崇高角色都相差很遠。

二、教師身份去魅化

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現實角色是卑微和游移的,與國家和社會期待的崇高角色之間存在差距,這種矛盾現象不可能不引人深思。社會反思的焦點首先是批評政府對中小學教師的制度保障不力,特別是忽視教師的福利待遇,使教師的責任義務與其權利待遇不匹配。其他相關問題的反思也在展開,在諸多反思當中,有一個反思的方向雖然聲音不是那么大,但它觸及到了中國教育文化傳統中的本質性問題。這就是,有人開始對那些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對教師角色的高標榜,如教師清高、神圣、萬能等贊譽進行重新評估,這些認識預示了現代教師角色轉型中的一個潛在趨勢:教師身份去魅化、教師職業世俗化。

1.“教師的職業清高嗎?”

傳統的“師”這一角色是與“天地君親”并稱的、幾乎被神化的形象,而隨著近代中國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與“天地君親師”一體的傳統觀點相比,民國時期的人們更傾向于將教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中的普通國民,教師角色身上的神秘色彩、特權意味勢必逐漸淡化。所以,他們看待教師地位衰落,并沒有一味簡單抱怨,而是從教師角色身份轉型的高度來看待當時教師們的困境,理性辨析當時教師們的慣常身份符號——“清高”、“神圣”、“萬能”等贊譽背后的非現代成分,澄清現代教師角色的應有之義。

對于教師職業是不是清高這個問題?教育家劉百川首先指出這樣一個荒謬的事實:所謂“清高”已經被異化為教師作繭自縛、教育主政者推卸責任、社會輿論對教師道德綁架的工具?！爸袊幌蛘J為做教師是清高的,政府及社會人士,是這樣的承認,教師自己也常常以清高自許。因為政府及社會人士認為教師是清高的,所以便希望教師都做‘謀道不謀食’的君子,無論教師的待遇是如何的壞,生活是如何的苦,總希望教師本著孔子‘安貧樂道’的精神,無限制的忍受。因為教師自己也承認自己的職業是清高的,也都本著‘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精神,咬緊牙關,忍受一切的痛苦,因為不如此,便要失去清高的地位?！眲俅ㄕJ為有必要“重行估計一下”教師的“清”和“高”,為此,他條分縷析地理清了所謂“清”和“高”的應有之意,也揭示了過去這個名號中的荒謬不通之處。在他看來,“清高”的“清”只能是“清白”、“清修”的意思,而清白、清修不能僅僅是對教師的特定道德要求,而應該是對所有國民的道德要求。而“清高”的“高”則有四個意思:第一是高貴,即地位高,但在民主社會人人平等,教師并沒有什么特別高貴的;第二是崇高,即使命崇高,但在教師生活困窘的現實情況下,說教師崇高形同挖苦諷刺;第三是高超,即教育和教師超越世俗而獨立,但教育獨立這一理念本身就不成立;第四是高明,即技藝高明,但是事實上教師也并不比其他職業人群特別地高明。因此,他的結論是,教師職業并沒有什么“特別清高”的地方。

那么,到底該如何定位教師角色的內涵呢?劉百川指出,“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教師職業的性質,希望政府及社會人士對于教師的一切,重作合理的考慮,不要以空頭榮譽來欺騙教師。更不要以‘神’來看教師,神可以有求必應,而且可以只享榮譽,不吃人間煙火,教師是不能的,也希望教師自己了解這一點:我們的工作,我們要絕對負責,我們的生活,也要求得合理的解決。不要再以‘清高’來欺騙自己”。①劉百川:《教師的職業清高嗎?》,《中華教育界》1949年復刊3第3期。所以,作者的意思很清楚:一是要求國家與社會不要過度神化教師,要正視教師面臨的現實問題;二是奉勸教師也不要被空頭名譽所迷惑,既要勇于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同時也要理直氣壯地主張自己的權利。在劉百川看來,教師角色既不神圣,也不庸俗;既承擔社會責任與義務,也應享有相應的權利保障。

民國時期,與對教師責任使命的高贊譽相伴隨的,是對教師功能的泛化。特別是在抗戰這一特殊語境下,社會對于小學教師的要求絕不僅僅是一個以培養兒童為己任的專業人才,民族復興、社會改良、鄉村振興等責任幾乎都寄托在小學教師身上。雖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高期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有教育界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對小學教師的要求幾乎已經達到“萬能的”地步了,而“萬能的教師”卻是不現實的。他說:“我們看:一個鄉村小學全校只有一位教師。國語、算術、社會、自然、音樂、體育、勞作、美術,無論什么功課都是他教。在事務方面,他兼辦著校長、文書、庶務、會計,以至工友的工作。此外,鄉村小學教師又被稱為改造社會的領袖;因此鄉村衛生、農事改良、戶口調查、土地丈量、自衛訓練,又都有他的一份責任。在如此的要求下,小學教師除非是超人,大有窮于應付之感?！矣梢陨系氖聦嵥鸬母邢?是萬能的小學教師為不可能的?！雹訇悇?《小學教師應當是萬能的嗎》,《小學問題》1937年第4卷第30期。

正是在對“清高”和“萬能”的角色設定做出清醒判斷的基礎上,教師“清高”便具有了全新意義。當時有人這樣認為,“清高”就是清清白白做人的意思;而清白做人是新時代的國民都應有的素質,在這個意義上說,小學教師與工人、農民、戰士并沒有什么不同,所以小學教師既不應自高自大,期待別人對自己另眼相待;也不應因為生活清苦而自甘墮落、逃避責任。在這種角色設定下,教師既保有自己作為國民應有的自尊和自信,聽到“清高”的恭維時,不用神經過敏;同時在面對自己清貧的生活時,教師也應該坦然接受,而不是自暴自棄。就像作者說的那樣:“當整個國家民族作著生死搏斗的大時代中,過‘清苦’的生活,是每一個中國人民必然的命運;‘清清白白’,不做危害國民的事,不認賊作父,賣身作狗,是每個中國人起碼的條件,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稱頌的,小學教師在他自己工作的崗位上,貢獻出他的體力與腦力,這不論在前線,在后方,無數的戰士,工人農人,知識份子和愛國者,都在同樣囗做著,小學教師未必見得比他們還要‘高’出一籌。所以,我們不必自命‘清高’,以此來自慰,更不需要人家這樣過分的來夸獎我們。但我們也決不自卑,決不輕視自己,我們不否認我們的責任是重大而艱巨的,我們堅信新中國的建設不能缺少我們的力量,當我們有了這樣的責任感以后,我們有自己的信心,勇氣與驕矜?！雹谖娜?《論清高》,《教師生活》1945年創刊號。

民國時期的這種角色反思,不僅表現在思想認識上,而且也落實在行動上。在1920年代初廣州小學教師要求加薪的運動中,政界也有人拿教師的身份為借口來搪塞教師的正當要求,“省長說:‘諸君均具有教育學識,宜不可斤斤注意加薪;應犧牲些小,以發展教育之神圣?！苯Y果遭到了教育界理直氣壯的反駁,他們據理力爭,拒絕道德綁架,“人家飯都吃不飽,做人生本位的軀體也快要因沒有營養料而停止活動,長官們卻還把神圣的責任抵死的套在人家頭上,就難道說,一個人當了小學教員,便是鉆進了神圣責任的壓力里,連生命也不許顧惜么?”③既澄:《教育評壇·廣州教師的加薪運動》,《教育雜志》1922年第14卷第2期。

民國時期對教師傳統名號的去魅化反思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澄清了所謂“清高”、“神圣”等名號中那些似是而非、虛高的東西,等于剔除了教師角色義務中超現實的成分,但是又沒有放棄教師作為現代知識精英應有的社會責任,從而,既賦予了教師主張自己職業權利的合法性,避免了教師被道德綁架;同時也明確了教師的公共責任,使他們能自覺地避免庸俗化。由此,比較清晰地框定了教師的責任義務及權利,現代教師的角色邊界逐漸清晰起來。

2.教師對“利”的態度

民國時期對教師角色的去魅化反思中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教師對“利”的態度問題。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教師經過了20世紀初幾十年的職業洗禮之后,他們對“利”的態度總體上變得越來越理性和務實,他們開始坦然地主張自己的經濟權利。雖然這種“主張”中可能有拜金主義、飯碗主義的成分,但是其中也預示著現代教師角色的職業化、世俗化轉型。

民國時期教師的世俗化在1920年代的教職員索薪運動中表現的最明顯。1920年代初,由于民國北京政府拖欠教育經費,導致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和官辦的中小學校拖欠教師薪水,最終導致以國立八校教職員為首聯合中小學教職員的罷教索薪運動。而且由于當時政府拖欠教育經費行為的普遍性,所以教職員索薪運動曾經波及全國,一些欠薪嚴重的省份如河南、湖南、四川等省也曾出現過教職員索薪運動;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職員索薪事件還是時有發生。歷來讀書人都是羞于談錢、談報酬的,如今的教師,甚至是大學教師,居然為了薪水而大規模罷工,這是前所未有的事,引起一定的社會質疑。但是,當時的教育界對教職員索薪一般都報以同情和理解態度,他們認為教師維護自己的經濟權益并無損于教師的職業尊嚴?！敖逃巧袷サ氖聵I;但是要執行這種‘神圣事業’,還需待肉體的人來。我們應當分別事業和執行事業的人?！雹賹е?《教育評壇·對于小學教員要求加薪之平議》,《教育雜志》1923年第15卷第3期。神圣的事業也需待“肉體的人”來執行,作為人的自然需求必須得到滿足,教育界認為這是常識。還有人進一步指出,正因為教師社會責任重大,所以才正需要社會予以相應的待遇和尊重,這樣才能保障教師踐行自己的使命。他說,“師嚴而道尊”,只有教師具有健全的人格,保有十分的尊嚴,才能教青年人成為一個健全的人。而且作者認為如何才能使教師保有尊嚴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個人修養問題”。也就是說,他認為除了教師主觀上要有恪盡職守的自覺性之外,還需要社會層面對教師的生活予以保障,“必須設法使他們能獲得必要的衣食以養其廉”。②潘菽:《教師的尊嚴》,《教育通訊周刊》1943年第6卷第24期?？傊?在陷入生活重壓下的教育界看來,一定的社會角色需要相應的權利來保障,教師的權利待遇應當與其責任義務相匹配。

在葉圣陶的分析中,教師的權利意識更加清晰。在教職員索薪運動中,葉圣陶曾直指問題的核心,即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對待利與義的關系。他指出,利和義不是絕然對立的關系,二者是可以統一的。教師在不損害自身職業道德和職業規范的前提下,憑借自身的職業技能謀取利益,那就是正當合理的。他甚至認為,備受批評的所謂“飯碗主義”也并不盡是消極的意思,而是有一定正當性。他說:“我不信一輩人唱的高調,以為教育是神圣的事業,不是為糊口計的。事業盡管神圣,只要我們能盡職,正不妨藉此糊口,而且惟有這樣糊口才是正常。所以看教師事業為一個飯碗,若不再消極的意思加上去,決不能算是卑鄙可恥?！雹廴~圣陶:《教育評壇·教師問題——希望于師范學校和師范生》,《教育雜志》1922年第14卷第7期。在他看來,只要盡職盡責,就應該有合理的報酬,這才是教師職業的一個正常狀態;只談義務而不講報酬,則是唱高調。

對“利”的這種全新觀點,必然觸及到對教師角色的重新定位;再加上受新文化運動中流行的勞工神圣觀念的影響,北京教職員罷教索薪運動中有人就提出:教師也是普通勞動者、世俗職業人,他們追逐自己應得的職業報酬是正當的職業行為;甚至教師可以效仿工人成立工會的做法,也成立保障教師利益的職業工會。這又是一個認識上的重大突破。因為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讀書人作為從事精神事業的“勞心者”,一直是社會的特殊階層,身份具有神圣性,他們與底層勞動者從不會被視同一類人;也正是出于這種觀念,教師罷教索薪被他們看做是教師的自我墮落。但是,這種陳腐的觀念此時正受到批評和反思。有人指出,所謂“勞心”和“勞力”之間并無絕對界限,自然也無貴賤之分?！笆澜缟夏抢镉幸患虑?可以只用心,而不用力,或只用力而不用心。就可以做成的?又那里有一個人可以一輩子只用心不用力或一輩子只用力不用心就可以做得人的?要做人,要做事就得要心力并用?！币虼?作者認為“教育家”與“勞動家”被截然分成兩個階級也是不合理的現象。而這次北京教育界的罷教索薪運動則正是一個澄清認識的轉折點。④《附錄·北京國立學?！敖逃涃M獨立”運動經過情形紀要》,《教育叢刊》1921年第2卷第4期。作者的分析邏輯或許還有待商榷,但作者認為將教師視為高于普通勞動者的特權階層是一個陳腐過時的觀念,這顯然是一種思想進步。因為他將教師請下了虛妄的神壇,還原了教師作為普通職業人的基本事實。而且,這種觀點與前述有些教師因生活清苦而自貶為苦力工人的抱怨并不是一個意思,因為它并沒有喪失對教師職業的信仰和尊重。

總之,民國時期教師對自己職業的看法越來越趨向現代理性,他們捍衛起自己的權利來既果斷又坦然,這種思想和行為都說明,與他們的前輩——傳統塾師、經師相比,民國中小學教師群體更認同自己的教師職業,他們愿意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來謀生;而不再像舊式塾師那樣徘徊在“士”與“師”這兩種身份之間,受傳統士大夫“君子謀道不謀食”的觀念束縛,不屑于或不敢放下身段以一個世俗職業人的身份去主張自己的經濟利益,并坦然地以此謀生。所以,民國時期教師社會角色中的職業特性更突出,教師的職業觀念和職業倫理更加明晰。

但是,也要看到,民國時期中小學教師的職業意識仍有許多不確定的地方。教師到底是世俗職業人,還是士大夫精英?如何平衡現實中客觀存在的教師的公共責任與其權利待遇之間的矛盾?當時的教育界對這些根本問題還沒有形成共識。比如,教師的權利與義務必須相匹配的觀點就受到一定的批評與質疑,批評的聲音認為,在全民抗戰、國民都在承受重大犧牲的大背景下,教師如果過于強調自身的權利和待遇,這就難免自私自利、不合時宜的嫌疑。他們勸告教育界:“權利義務對待的觀念要看得淡薄些?！雹倮钋邈?《教師的精神動員》,《教育通訊(漢口)》1938年第14期。由此可見,在近代民族危機的大背景下,作為基層社會稀有智力資源的教師不可避免地要背負“國民導師”之類的重大社會期許,雖然過度泛化的公共責任與教師日益世俗化、專業化的角色功能之間是有沖突的,但是這種公共責任又是不能逃避的。事實上,對于當時的許多教師來說,完全將自己的職業視為一個吃飯工具,他們自己也很難心安理得。在1920年代北京教職員的罷教索薪運動中,很多教師其實就面臨著內在的心理沖突。胡適日記中就記載:“仲甫(陳獨秀)來一長信,大罵我們——三孟、撫五、我,——為飯碗問題鬧了一年的風潮,如何對得起我們自己的良心!我覺得他罵的句句都對。這一年半,北京學界鬧的,確是飯碗風潮?！雹诓懿哉?《胡適日記全編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頁。

民國時期,在國家社會的期待中,教師角色無疑是崇高的,但是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中小學教師,其來自日常生活的主體角色體驗卻是卑微的,經濟生活的困窘和日常行為的庸俗化,使其現實角色與其理論角色之間存在落差,教師角色發生游移。這種角色偏差和游移,迫使教育界對教師的角色定位進行重新評估,實際上構成對教師理想角色的檢驗和修正。

教育界對教師角色的去魅化反思,澄清了教師慣常的名號中那些似是而非的成分,肯定了教師作為現代職業人的基本權利,教師角色的邊界——教師的職責、義務、權利、行為規范等,都前所未有地逐漸清晰明確起來。教師角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貼近一個憑借自己的專業技能謀生的世俗職業人,這無疑順應了現代社會分工更加細化、更加專業化的趨勢,使教師在現代社會分工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顯然,民國時期教師的世俗化、職業化轉型也面臨著內在困境,如何平衡教師的職業利益與其公共責任之間的關系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懸念。所以,總體上來說,民國中小學教師的社會角色雖有一定的成熟度,但離形成穩定的、內外統一的社會共識尚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