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國際信用建設與國家軟實力的提升

馬忠法 吳 昱

引 言

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一國的國家利益已延伸至國際領域,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也需要建立在誠實信用的基礎上。這一理念在國際交往實踐中最為悠久和集中的體現就是“有約必守”原則;該原則不僅僅成為條約法的基本原則,也成為當下國際法的根本遵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方一直恪守該原則,對基于“平等、公平、誠信原則”制定出來且符合世界各國或多數國家共同利益的國際條約或規則嚴格履行自己的義務,重視自己在國際社會的信用。

近年來,世界格局在進行復雜深刻的轉型,全球化進入調整期,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上升,不斷加劇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失靈的擔憂。①秦亞青:《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俄烏沖突的爆發過程中,俄方雖在表面上有違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等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等原則之嫌,但其背后的始作俑者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講信用、一再食言而致使北約東擴等事件;可以說北約東擴是俄烏沖突爆發的直接原因和罪魁禍首。②新華社:《普京痛批北約不東擴承諾“忽悠”了俄羅斯》,2022年2月4日,見http://m.cankaoxiaoxi.com/toutiao/world/20220203/2468176.shtm l。其中,美國因素占據了很大的方面,俄烏沖突的本質其實就是俄美雙方核心戰略訴求的碰撞。質言之,美方為了一己之私利,在地緣政治博弈中使用所謂“戰略欺騙”的伎倆,并在俄烏沖突后雙方在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的努力下趨于走向和平時不斷拱火,讓雙方沖突持續下去;這大大降低了美方自身的國際信用,由此導致的全球范圍內的信任赤字嚴重影響到了當前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和共贏”的時代主題。③王林聰:《從俄烏沖突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出路》,《西亞非洲》2022年第4期。為此,以該事件為分析的切入點,研討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信用很有必要,將其與國家軟實力結合起來闡釋一個講信用的國家或國際組織對世界的和平穩定及發展的影響與作用,可以給未來的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問題提供觀察的新視角。

一、全球治理視閾下的“國際信用”與“國家軟實力”

(一)信用、國際信用的基本含義厘定

不同領域,對“信用”的界定可能不同。市場經濟語境下的“信用”更多地指向了經濟學領域內的信貸關系。英國經濟學家圖克·托馬斯認為,信用是一種“適當的或者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后一定要償還。如果資本是用貨幣貸放的……那么,就會在還款額上加上百分之幾,作為資本的報酬?！雹芸枴ゑR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頁,第824—825頁。馬克思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凝練,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信用”稱之為借貸活動,也即“貸和借的運動,即貨幣或商品的只是有條件的讓渡的這種獨特形式的運動?！雹菘枴ゑR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2頁,第824—825頁。這種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信用”范疇明顯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伴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開展而不斷演進,時至今日,其主要表現形式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商業信用、銀行信用、消費信用與國際信用等。⑥章延杰:《論政府信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8頁。據此可知,傳統意義上的“國際信用”一詞,其傾向于去描述參與全球跨國經濟行為各主體可提供的信用,遵循《資本論》的路徑,也可以將其定義擴展為“全球貿易和金融資本流動中,國際貨幣資金出于特定目標(如獲利)所進行的借貸活動”。通常情況下,國際信用廣泛運用于全球的貿易、金融活動,其較為宏觀的投射范圍也使得學界對于國際信用與本文所將要探討的“國家的國際信用”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混淆,此時對于二者進行界定與區分就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學上的信用體系之建立,根本上需要各方通過“信任”獲得“預期”,方可展開進一步的生產資料讓渡與獲取。這種“信用”定義是對廣義的、社會學意義上的信用進行了適用語境的限縮。而國家作為國際社會基本構建主體,其所持有的“信用”概念,顯然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國際信用”難以涵蓋的。社會學、法學、政治學領域中的信用指“能夠履行諾言而取得的信任”,在多數場合有人把它等同于“誠信”。所以,社會學、法學或政治學意義上國家的“國際信用”,指的是國際社會及相關主體對特定國家基于其誠實守信、言出必行的良好歷史記錄、綜合現實國力而產生的信任與期望。

在對一國整體的“國際信用”作出明確界定之后,其與通常意義下的“國際信用”的區別便顯而易見了。除卻前文已經論述的“廣義的社會學范疇”與“狹義的經濟學范疇”的涵蓋范圍不同之外,其最關鍵區別就在于適用主體的差異。凡投身于跨國貿易與全球金融活動的各主體,都可以基于其自身的活動“享有”一定的國際信用,該主體既可以是一國的政府機關,也可以是特定的金融機構,而從事跨國貿易的各大商事主體包括跨國公司乃至于自然人都是“國際信用”的適用主體。而本文語境下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信用”,則表征著一國的國家形象,一般由綜合治理一國國內社會的黨政機關持有并使用,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質言之,本文所討論的一國之“國際信用”是在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宏觀國際信用,它突破了經濟學、金融學領域“國際信用”之含義,意指作為國際關系主體的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信用”,是一國的信用水平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作用和得到評價或認可程度。

(二)國家軟實力與國際信用

軟實力是相對于一國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典型)、政治實力(以政治制度及其治理模式為核心)、科技實力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等硬實力而言的,意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感召力的因素;①See Joseph S.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p.23.它意味著一國通過吸引和說服別國服從該國的目標從而使其得到自己想要東西的能力。在國際面向上,一國之軟實力由該國政治價值觀(以政治信念、信仰和態度為核心)、文化(多數以特定宗教為核心體現)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力共同構成。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屢次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性,2019年出版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中,更是高屋建瓴地作出“建設具有強大感召力和影響力的中華文化軟實力”的重大論斷。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話語體系下,如何鞏固我國傳統文化的吸引力與凝聚力,如何加強中國特色文化的傳播力與輻射力,如何提升國家軟實力發展的創新能力與發展活力,已成為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重中之重。

全方面、多領域、高層次地提升我國軟實力,一定是在具體的國際現實境遇中展開的。只有深刻體會當前國際社會的現實境遇,才能準確把握全球文化發展的時代主題,進而有效深入地推進國家軟實力的發展。②沈壯海:《文化軟實力的中國話語、中國境遇與中國道路》,《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11期。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話語體系與現實權勢對比中“東升西降”的新樣態極大地刺激了美國霸權主義思維的復蘇。戰略焦慮大背景下的美國決策層可謂“昏招頻出”。為了配合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的戰略宣誓,其在中東地區進行大幅度的戰略收縮,在阿富汗與伊拉克進行大規模撤軍,使得其在開戰伊始對于兩國人民的重建承諾成為一紙泡影;為了鏟除國際政局中對己方戰略包圍計劃的不利因素,其又不斷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乃至在中國香港地區策動“顏色革命”,屢屢意圖顛覆通過民主程序構建的一國合法政府,更遑論對于俄羅斯所一再做出的“北約不東擴”的戰略謊言。

在國際法治體系中,美方更是動輒“退群”,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由奧巴馬政府主導簽訂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與《巴黎協定》,其執政后期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導條約》等維系國際關系和平穩定發展的“壓艙石”。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暴發、國際社會亟需衛生合作的背景下,美國政府于2020年5月29日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在國際組織與國際法治體系框架下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令夕改與背信棄義,已經使得曾經所謂的“民主燈塔”“世界警察”的美國國家形象蕩然無存。2022年8月2日,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公然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一意孤行竄訪我國臺灣地區,這樣的政治作秀嚴重沖擊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侵犯了一個中國原則與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外長王毅直斥其行為屬于典型的“背信棄義”,只能進一步加速美方的國家信譽破產。③王毅:《美方在臺灣問題上背信棄義,只能使其國家信譽進一步破產》,見https://www.m fa.gov.cn/web/wjbz-hd/202208/t20220802_10732130.shtml。

(三)新時代我國全球治理方案對國際信用的需求與體系互動

無論是在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還是在新的《憲法修正案》中都明確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意味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正式確立為中國新時代參與全球治理的創新型方案。20世紀90年代誕生并不斷演變的“全球治理”體系化理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政治多極化與經濟一體化的歷史趨勢。它一方面特別強調在國際法規則制定和實施方面全球各相關主體的積極參與和介入,以建立一種合作解決問題的模式安排,彰顯“全球事務全球共管”的積極理念;另一方面,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話語體系的局限性下,“全球治理”不可避免地傾向于強制性的“管控”導向,“這個(治理)過程包括授予公認的團體或權力機關強制執行的權力,以及達成得到人民或團體同意或者認為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協議”。①英瓦爾·卡爾松、什里達特·蘭法爾:《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頁。這樣的定義其實仍屬于傳統政治學領域的“統治”概念框架之下,強調由一定的強權者綜合各方利益進行資源分配,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更廣泛參與全球治理活動的呼吁與訴求。而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全球治理的范圍更為廣泛,其主張全球治理屬于全體國家的共同利益與共同事務,各方主體廣泛參與沖突的協調與利益的共享,更傾向于倡議性的“合作”導向。②習近平:《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峰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9月22日,第2版。在這樣的理念指導下,全球治理的核心內容也發生了轉變,由過去強調“既有利益分配”而轉向倡導“通過新規則的建立”來“創造新的共同利益”。③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

和平與發展離不開國際社會成員的彼此信任與理解,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的理念不謀而合,“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所謂君子之交,在乎于“和而不同”,這樣的人際關系形成離不開社會成員的真誠溝通與彼此信任,進而最終達成互相理解,尊重差異的理想境界。亨廷頓也曾指出,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文化之間雖存在著廣泛的差異與區別,但這是一種在正常不過的現象,完全可以通過彼此之間的交流來加深理解,縮小差異,并建立起彼此的共同互信。但是與其所力主“文明沖突”論調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由“誠”帶來的“和”所折射的“互利共贏”理念在本質上對西方話語體系中的“零和博弈”思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摒棄,也是國際社會中廣大呼吁穩定的國際關系的成員們最亟需的“文化公共產品”。

民族的文化必須以一定價值觀為核心,特定的價值觀又必須以一定的文化為媒介與載體。④洛郁廷:《我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戰略》,《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5期。所以,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核心就是價值觀的認同與宣揚?！罢\信”與“和諧”作為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念基石,應當成為我國文化軟實力建設中所堅持的核心主導戰略。全球治理亟需變革的當口就為“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在舊有的、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治理體系導致全球政治、經貿、文化等領域瀕臨失序的邊緣,通過倡導與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將帶來的全球良善治理的新格局,正是我國軟實力提升的有利切入點。在經濟力量等硬實力層面已經占據一定國際主導權之后,通過樹立有中國特色、與舊有秩序體系截然不同的中國國際信用與國家形象,既可以鞏固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所取得的跨國商貿與國際金融成果,又可以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之際的國家綜合國力提升提供新的增長極與突破口。良好的國際信用水平,既可以為中國的商貿主體邁出國門、走向世界提供堅實的信用保障,更有利于中國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國家形象的樹立,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國內,參與我國自身的經濟社會建設,享受我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將“互利共贏”的理念落到實處。服務于國家整體的“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也是新時代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升我國國際信用建設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誠信文化主導下的中國國際信用建設現狀

(一)東方誠信文化與西方信用理論對比

在占據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語境之下,誠信既是個人修身立業的基礎,也是社會交往正常運轉的樞紐;其既是統治階級實行社會治理的道德工具,也是民眾對于統治者是否施行善政的檢驗指標。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及“言必信,行必果”等諸多論斷都體現了儒家對于統治階層在社會治理、統馭疆民時對于誠信觀念的較高標準,也為統治者展現了取信于民的具體路徑。這樣多層次的雙向互動中,民眾個體、社會體系、政權組織便通過具有普遍性的、天下大同的誠信觀念凝結成了有機統一的中華文明的整體。西方社會中,與中國的誠信觀念相對應的社會范疇便是“信用理念”。與東方文明一樣,信用理念同樣參與了整體上的西方近現代文明體系的構建,但是二者之間的差異也是不容忽視的。

1.二者的顯性差異

首先,二者誕生的物質基礎不同。以封建小農經濟為主要生產方式的中國傳統社會難以離開家族、親情、熟人等特殊主義的限閥,①萬俊人:《道德之維——現代經濟倫理導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雖然統治階級不斷強調四海之內皆為一統的誠信觀念,但限于傳統中國熟人社會的事實境遇,儒家誠信觀的基本適用單元注定較為封閉且傾向于下對上的“服從”。馬克思·韋伯直言,這種依附式的誠信觀念成為了中國信貸和商業活動發展的根本桎梏。②馬克思·韋伯:《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296頁。而從雅典城邦時代開始,西方社會就不斷經歷著人口遷移、外來文明入侵與大規?？绾？鐓^域商貿活動,熟人社會的社交壁壘再經年累月的沖擊之下最終崩塌,從而進入契約社會。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就對社會運行可預期性產生了較高的需求,信用理念便隨著社會契約的大量運用而誕生。

再者,二者發展與運行的驅動機理不同。中國古代社會的誠信觀念在本質上以道德為支撐,以自發為軌道,以社會評價為評判標準?！墩撜Z》中有諸多論斷都體現了這一思想,“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以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等等表述都體現了儒家學者將誠信視為社會人際關系正常維系的基礎,人們為此也需要自覺地以誠信原則約束自己的行為舉止。同時,統治者在社會治理中也需要不斷踐行以道德為基石的誠信標準,這也在更高維度上進一步強化了社會主體自我的“內在約束”。以官府為代表的國家強制力機關除卻部分土地買賣、物品典當契約糾紛之外,不會過多干涉社會生活與人際交往中的不誠信行為,更遑論統治者的一些背信行為一般情形下也只會在民間以“失德”的否定評價作為界定,而不會在短時間內產生實質意義上的負面后果。而在以契約關系為依托的信用理念下,大多數違背契約內容、不守信用的行為,都會對行為人產生一定的責任后果,同時,作為國家強制力的法律工具也被大家認可為主要的權利救濟手段與懲罰途徑。③陳盛清:《外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今日西方社會引以為傲的嚴密法律規范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對契約社會遵守信用產生了顯性的、強有力的制約。④陳延斌、王體:《中西誠信觀的比較及其啟迪》,《道德與文明》2003年第6期。

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二者的價值內核是不同的。東方話語體系之中,除了“誠信”,另外一個較為重要的道德范疇就是“信義”,無論是“講信重義”的正面評價,還是“背信棄義”的人格否認,“信”與“義”總是密切勾連的;被稱為儒家“五?！钡摹叭柿x禮智信”貫穿于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便是例證。這樣的誠信觀強調社會主體修養節操的培育,而不注重利益的獲取。而在西方文明中,信用理念更多的涵攝是前文所提及的狹義信用觀,也即為資本生產方式發展的衍生品,在認知層面認為其“屬于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則”的論斷顯然更為精確。就像第一點差異所表征的那樣,它是無數契約關系得以周轉的規律所在,市民社會中的公民對于這一概念的提煉更多屬于“發現”,而非“創造”。商主體之所以講信用,并不是出于他們自身較高的道德需求,更多的其實是受市場經濟規律本身驅使。⑤劉海鷗:《中國傳統誠信觀與西方信用理念比論》,《倫理學研究》2004年第5期。

2.兩種不同的信用觀對國際社會的影響

西方的信用理念本質上就是利益驅動型的社會運行規則,各方主體通過遵守該理念能夠得到獲益的合理預期,從而形成市場經濟信貸活動的不斷循環與流轉。但在市場遭遇“經濟周期”這一武器攻擊而陷入衰落蕭條時,整個市場機制開始失調,所謂的信用理念與信貸機制同樣難以獨善其身,2008年的次貸危機便是典例。當形式上的契約無法為社會主體帶來預期利益時,亦或者作出違約利大于弊時,違背信用理念并退出契約關系就成為了社會主體維護己方利益的不二之選。上升至國際社會,大多數國際組織的成立和國際條約的簽訂都會為國際社會或者區域內的各方成員帶來整體利益的提升,但在西方信用理念的指導下就某一成員國而言,加入某一國際組織或者簽訂某一國際條約無利可圖又徒增國際責任,其不斷的“退群”行為與背信棄義的行徑就變得稀松平常,一百多年前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就已經將尤其親筆簽署的國際條約視之為“一束廢紙”,這時候其作為國際社會大家庭成員所應當享有一國之國際信用,也即成為了食之無味、可有可無的雞肋。

中國信用理念更有世界“天下觀”的特色,由此使其對整個天下有一種責任感,“大丈夫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理念和責任感使中國在國際社會對其“信用”極度關注。中國封建王朝長期以來的“朝貢體系”所建立的“責任”、“信用”體系對與之對應時期周邊國家均產生過積極影響,對落后地區或國家的發展、影響之歷史貢獻不容忽視,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多次在內憂外患之際應朝鮮請求毅然出兵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是最好的例證。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和”、“合”文化對推動東亞文明圈的生存、發展等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這些無一例外地與“家天下”理念中封建王朝統治者之責任感和信用有著密切聯系。一言以蔽之,東方的信用價值觀更強調個人與社會、國家的相互交融,更類似于一種披著“誠信”或“信義”外衣的“天下觀”;而西方的信用理念,則凸顯個人主義價值觀,其更強調以個體感知為基礎,遵循著個體的自我視角而不斷拓展至商業社會的方方面面,其內在的價值導向使得其對社會、國家乃至人類整體的關注有所欠缺。

(二)以誠信文化為主要遵循的新中國在國際信用方面的實踐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對自己的承諾長期信守進而贏得了全國人民巨大的信任,以黨的信用為背書,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和建設熱情,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國內革命與建設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一方面為中國人民贏得了在國際社會更好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也為我國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與國際信用。建國之后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在世界上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國際聲譽。前者說明中國人民不懼怕任何強大的敵人,對全世界被壓迫者有著極大的同情心并基于正義的原則進行反抗,這種不屈不撓的斗爭行為為新中國與共產黨人贏得了聲譽與國際信用;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則使得廣大亞非拉國家更加信任共產黨領導下的、處于和平建設時期的新中國。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正經受三年困難時期的極端不利局面之下,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仍然堅持履行對于蘇聯提供的軍援貸款更是證明了中國人民有再大的困難都會履行自己的義務。①沈志華:《關于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1971年10月25日,新中國在第二十六屆聯大恢復聯合國席位,這無疑要歸功于新中國自成立以來自身國際信用的不斷積累。

近年來,在美英等國于我國香港等地屢屢挑起事端、試圖將特區變為反華前哨的前提下,中方仍然堅持“一國兩制”承諾,在保持最大克制的同時尋求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②田飛龍、薛皓元:《香港國安法與“一國兩制”的法治鞏固》,《青年探索》2020年第5期。而在對外經貿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方向國際社會莊重承諾堅持對外開放,以圖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中方是這么說的,更是這么做的,近年來黨和政府著力推動全方位的制度型開放,不斷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這是在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之后,中方嚴格履行國家義務的又一有力映證。

可見,中方一直以負責任大國的身份倡導并堅守全球“多邊主義”及通過對話、和平談判等來解決國際問題的態度,與美國所謂的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及其單邊主義政策、動輒揮舞“制裁”大棒等手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中方遵規守信的同時美國卻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導向,對那些即使是由其前領導人所創建的國際規則,一旦其對美方眼前利益的實現產生阻撓就立即拋棄。從國家立場上而言,這是便是典型的“信用破產”表現。這種行為必將把人類推向災難的深淵,尤其是在人類面對越來越多且日益嚴峻的、諸如環境污染、氣候變化、新冠疫情等公共健康危機、貧困、難民、恐怖主義活動等公共問題面前,美國的不守信用行為也將把人類社會帶向不歸路。在美方一意孤行、倒行逆施的背景之下,中方更應當堅持我們一貫以來的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注重我國國際信用與國家形象的維護與提升。這不僅有益于中國國家軟實力的進一步發展,也必將為國際和平與安全、國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積極影響。

(三)現階段中國國際信用建設中面對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門的打開,我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日漸頻繁,這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綜合國力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家形象和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也與日提升。但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掣肘中國國際信用建設的諸多不利因素。

1.波詭云譎險象生——中國國際信用體系構建的外部挑戰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強調自身國際舞臺上“負責任”的大國角色,并為塑造一個誠實、守信的國家形象而堅持國際合作。①楊明星、馬會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形象的多維構建》,《中州學刊》2021年第9期。但合作與信任相同,其形成與維系的過程都是雙向的。當有中國參與或者由中國主導的國際合作體系中,有部分主要參與者不遵守承諾時,就可能會導致其余國家對該多邊機構或國際協議的信心下降。就像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體系內,主要國家的違約乃至退出必然會對中國長久以來大聲疾呼的合作治理框架形成沖擊。除此以外,當這些西方國家在國際舞臺上違背自己的承諾而采取單邊行動時,他們仍然不忘為自己的行動尋求所謂的合法性論證,其反過來質疑中國或者其他成員國不遵守國際規則與標準,這樣的雙重標準會進一步加速合作平臺與機制的解體,②陳正輝:《新全球化視野下中國國家形象的傳播思考》,《現代傳播》2017年第8期。為國際社會埋入猜疑的種子,消解中國自身為建立良好國際信用的努力。

一國的國際信用作為其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國際輿論的關聯也十分密切。這一領域內要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西方國家的政府機構、輿論媒體對中國建設國際信用體系的意圖和行動進行的曲解誤讀。這些偏見或是基于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互不信任與疏遠的歷史背景,導致其對中國采取批判、敵對的主觀立場傾向;或是由于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巨大隔閡,再加之以新聞報道的商業性質導致其會偏向于報道中國負面或戲劇性的內容,而忽略其中更為中立或客觀的信息。但最為主要的,還是基于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考量的惡意抹黑。為了貫徹所謂“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意圖,部分國家的政府機構在新聞輿論領域開辟新戰場,利用媒體手段對中國進行負面宣傳,損害中國的國家形象,以達到其政治和經貿目的。③方長平:《美國抹黑中國的新表現與新特點》,《人民論壇》2020年第16期。良好的國家形象是中國開展對外友好關系與合作的基礎,而國際輿論場內持續的對華負面報道會使得一些國家采取更為謹慎或猶豫的對華合作態度,尤其會加強在高新技術合作和重要基礎民生設施項目等領域的行政審批與監管,影響中國企業的出海進程。在國內面向,中國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投資目的地之一,負面的國際輿論環境會顯著影響外國投資者和企業對于在華投資、經商的信心;外部的惡意抹黑和無端偏見也可能對中國國內輿論環境施加反作用力,其會加劇國內民眾對西方國家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緒,可能會導致民族主義的抬頭進而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際合作的范圍與方向。

2.中國國際信用體系構建所面臨的制度性難題——“國家利益”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在現實主義框架內,國際社會并沒有一個具有強制權威的、凌駕于主權國家至上的“世界政府”來維護秩序并對一國違背承諾的失信行為進行有效的懲戒。④俞可平:《論全球化與國家主權》,《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1期。在國際法主權平等原則的指引下,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獨立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實體有權對其他國家頒發命令或者指導其行為。簡言之,當一方違背了條約法有約必守的原則之后,除了條約框架內其余國家或實體的負面評價或報復措施,并沒有更多可行的進路去切實地要求其承擔國際法層面的失信責任。又因為自主決策原則的主導,國家都是根據其自身的利益作出決策,①叢占修:《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現實與意蘊》,《理論與改革》2016年第3期?！笆澜缯钡娜蔽粚е聡彝扇∑湔J為最有利于本國利益的行動,也即當其在國際社會作出背信棄義的行動是符合其國家利益或者守信成本過于高昂時,就有可能導致國際社會的信用鏈條破裂,進而引發沖突和國際社會的不穩定。諸如2016年以來,美方從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公然違背世界貿易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等多項規定與原則,悍然通過增加關稅等手段迫使中方遵循其政策和立場,讓全球經貿合作體系動蕩至今。

當今世界以聯合國為基礎框架的國際政治、組織、法律體系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少數在戰爭中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戰勝國設計和建立的。②徐藍:《試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的建立與發展》,《世界歷史》2003年第6期。這些國際社會運行的底層邏輯彰顯的往往是他們之間基于各自國家利益與價值觀的制度妥協與資源分配方案?，F實主義政治觀念主導下的國際關系的本質是基于國家的利益,而力量是影響國家行為的主要因素。在這樣的觀念加持之下,部分西方國家會根據其不同時期的國家利益動態地調整其承諾,尤其是當繼續執行或維持這些承諾與其當前國家利益明顯出現背離時,其基于自身較強的國家力量會認為自己有能力不受某些國際協議的約束,又或者對背信棄義所造成的國際社會的消極評價、相對方的對等制裁等負面影響不屑一顧。

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部分國際社會中的非強勢國家同樣會違背自身先前參與的多雙邊協定。由于先發國家在國際法形成、修改乃至于后續解釋時具有更多的話語權,這就使得部分協議或條約在制定和實施時忽略了非強勢國家的國家利益,并使其處于全球公共資源分配中的弱勢地位。典例之一就是氣候變化協議中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配額的差異。③邵莉莉:《碳中和背景下國際碳排放治理的“共同責任”構建——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困境及消解》,《政治與法律》2022年第2期。在當前的國際社會中,非強勢國家同樣會因為自身話語權缺位所導致的信息不對稱、對于先前國際承諾的誤解以及爭端發生之后的溝通渠道不暢而基于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去違背承諾。

質言之,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的行為主要受到其自身利益和權力分布的影響,而非受具有統一權威的世界政府轄制。但需要強調的是,每一個國家都會出于維護自身國家利益的考量與具有良好國際信用的國家進行互信與合作。而無論是傳統大國還是非強勢國家,其在國際社會不守信用的行為一旦發生都會對其國際聲譽造成持續的損害,并降低其在國際秩序構建和國際合作中的可信度。國際社會間的猜疑鏈條一旦形成,必然會影響國際合作的實效,侵蝕國際社會持續穩定的根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當下單邊主義何以在國際社會中逐步抬頭的現象,也是中國建立自身國際信用時需要面臨的根源性矛盾。

三、全球治理視閾下中國國際信用建設與軟實力提升方案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信用觀的國內運用

安全互信作為和諧世界觀的基本維度之一,其內在地要求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就是樹立“共同安全觀”。一言以蔽之,只有在其他國家都安全的條件下,才能將己方的安全利益最大化,這樣的理念也能為世界各國所共同接受。而保障共同安全的有效方式并非是冷戰時期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彼此之間的文攻武嚇,實際上,以“互信”為基礎的“互利”安全觀才是理想路徑。④曲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求是》2013年第4期。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導下,構建中國特色信用觀的不二法門,其方案的國內路徑預設如下:

1.以堅持多邊主義作為提升我國國際信用的根本立足點

“小信成則大信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下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核心就在于“互信互利,合作共贏”。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其越發奉行單邊主義外交和經貿政策,以《擴大貿易法》“301條款”、《綜合貿易法》和《貿易改革法》為代表的諸多立法文件體現了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這完全是對自由貿易政策的倒行逆施,加速了其國家形象與該國國際信用的體系滑坡。中國應當深以為鑒,牢牢把握住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與歷史機遇,堅定不移推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以中國特色的“多邊主義”為圭臬,①葉海林:《以多邊主義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認知視角》,《戰略決策研究》2021年第6期。加速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在恪守《聯合國憲章》基本宗旨與原則的前提下,向國際關系領域的縱深發展,鞏固以“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峰會”為核心的多邊合作關系,堅定維護中方“崇信重義”的發展中國家領導者形象,力爭在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結合中國傳統“信義”文化內核提出擲地有聲又具有時代特征的中國規則、中國主張與中國方案。這一步,既是我們有效應對西方國家動輒退群和對華雙重評價標準的有效方案,也是我國整體國際信用水平提升方案由內而外“轉化”的關鍵步驟。

2.以改善營商環境作為提升我國國際信用與國家形象的對外展示窗口

這一原則的踐行有助于“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進一步發揮其產能與技術優勢,從而增進全球民生福祉。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四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體量也決定了我國在全球經濟分工中對于跨國企業與資本的吸引力。我們需要以社會信用建設為基礎,不遺余力地營造市場主導、法治保障、國際標準的營商環境。②陳強遠、錢則一等:《FDI對東道國企業的生存促進效應——兼議產業安全與外資市場準入》,《中國工業經濟》2021年第7期。這其中尤以放開市場準入要求、增強知識產權保護、提高外貿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程度為主要抓手。特別是在當下,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大有抬頭之勢,以TTP、TTIP為代表的排他化的、區域內封閉性的機制不斷冒頭,中國作為志在參與全球治理改革的講信用、負責任的大國,更應當勇于堅持和進一步推進全球化的重任,主動對接國際先進營商規則體系,積極調整我國法律法規體系中尚未適應WTO規則的部分,遵守入世宣言。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堅持運用WTO規則,在減少跨境商事糾紛的同時合法合規地維護本土企業利益。③宋林霖、何成祥:《優化營商環境視閾下放管服改革的邏輯與推進路徑——基于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指標體系的分析》,《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4期。另一方面,應當大力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通過制度化的規則體系進一步降低外資準入門檻,提高通關便捷度。④殷華、高維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產生了“制度紅利”效應嗎?——來自上海自貿區的證據》,《財經研究》2017年第2期。也唯有如此,方能以點帶面,將改善營商環境作為對外突破口用以打破既有的國際貿易壁壘,化解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危機。通過樹立起中國全球貿易領頭人的國家形象,提升在國際商貿領域的國際信用與聲譽,讓外國企業、外國資本帶動外國媒體、外國群眾走進中國,切身感受中國,才是有效扭轉國際輿論對華偏見的著力點。

(二)中國國際信用建設與國家軟實力提升的國際化嘗試方案

在國際社會當中,中國的國際信用“外化”的具體方案應當采取一種“三步走”的戰略進行切實可行的推進。

1.“先共同關系,后共同利益”

在方案開始執行的初期,應當謀求先建立共同關系、后謀求共同利益的路徑。這個階段我國國際信用提升工作的重心應置于共同利益觀的形成及集體身份的認同,從而為中國國際信用的提升提供根本動力。一方面,該方案建設初期需基于初步互信形成共同的利益觀。我方參與全球治理,需要與沿線國家在政府層面及民眾層面形成共識。中國應該采取更主動的外交手段,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涵的平等發展、協作共贏的價值觀念向外界宣示,明示正確的義利觀,闡明“一帶一路”建設的動機和基本規劃,化解戰略互疑,增強戰略互信,在更大范圍內形成關系共識,進而以“建立互信、共同發展、共同謀利”為紐帶,通過對外關系渠道,培養集體認同感,形成一個合作關系框架,確立我國國家形象樹立的重點方向。另一方面,中國亦不妨闡明自身在國際信用建設中的長遠利益:一是實現區域內產能整合,便于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產能互補;二是在為沿線國提供資本和技術要素時,推動FTA及BIT升級,抑制投資及貿易壁壘的形成;三是通過區域經濟的增長及社會法律制度的融合,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整體的經貿制度話語權;四是以經濟增長及區域一體化為中國樹立起良好的國家形象,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信譽度,從而“共同利益”維度為我國提供有利的地緣政治及安全利益。

2.“關系推進利益,利益強化關系”

信用提升方案的下一步,應當秉持“關系推進利益,利益強化關系”理念進一步拓展。①陳偉光、王燕:《共建“一帶一路”:基于關系治理與規則治理的分析框架》,《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6期。這也是我國的國際信用提升方案承上啟下的關鍵時期。強化屆時已經較為完備的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合作治理框架并組建“全球互信”峰會,將其打造成維系和強化現有合作框架的主要機制是這一時期我國參與全球治理與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重要目標。

這一階段,謀求共同利益和提升我國國際信用水平互為促進。建立“全球互信”峰會,并以此為平臺增進沿線國家之間政府首腦、行政官員、商會代表的交流,為共同利益的尋求與創造提供前提和保障。通過沿線國首腦的交流,協商各年度、各階段優先合作議題;政府行政官員、議會或立法部門層面的交流可對合作事項的具體開展和執行形成共識,為共同利益機制的確立進行溝通和準備;民間商會、企業代表層面的交流可對“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政治、法律、商業等風險加以鑒別和反饋,并引進民間資本以彌補建設資本的不足。通過“全球互信”峰會及其他雙邊、區域合作機制的關系凝聚功能,為完善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戰略互信提供基礎和保障。

3.“利益聯動,關系整合”

第三階段,應當是以關系為紐帶的合作體系的構建。此時的全球治理重點是“利益聯動,有機統一;關系整合,互信提升”。也就是在經貿合作進一步深化的基礎上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的全球互信體系銜接,形成“一帶一路”為主體的區域一體化互信與合作框架。

針對全球互信規則的體系建構,應進一步完善協調機制以促進國際社會各項利益的有效聯動,如通過“全球互信”峰會,嘗試由大國協調組建沿線國家廣泛參與的多邊組織或次區域信用加深促進組織,理順已有的次區域、區域、跨區域乃至全球多邊合作治理機制,在取得普遍共同認知的基礎上,繼續完善交錯疊加、規范呈現趨同狀態的區域管理機制,克服各種國際或區域合作中出現的對立性,防止利用全球治理體系框架引發價值理念和地緣政治的策略對立,建立持續有效的會談與協商、執法及爭議管理機制,加強“一帶一路”領域與跨地區相互之間的政治戰略關聯協調性,推動亞太經濟朝著深度一體化方向發展,最終實現“實質全球化”與國際信用、國家形象提升工作的動態耦合。

結 語

時至今日,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其廣度、深度和速度已經超過了過去任何的時期。②鄭言、李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3期。國家間實力比拼的焦點也從硬實力的碰撞擴展至軟實力的角逐,后者的核心就在于制度與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滲透程度。故而,我們應堅持推陳出新,在傳統文化中尋覓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公共產品展示于全球公共社會。而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導下,基于中華優秀的傳統信用觀及新中國大量實踐而逐步形成的中國國際信用是我們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之前國家軟實力比拼的“金質名片”。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信用得到極大提升,無論國內國際形勢如何發展演變,中國始終堅持以誠實守信的國家整體信用觀與世界各國交往,形成了受到廣泛認可的國際信用和形象,亦在一次又一次的全球治理實踐中體現出大國責任的擔當。新時代征程中,我們會“不忘初心”,恪守承諾,使“誠信中國”的偉大精神不斷騰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