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廷代爾事件
--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胡亞茹,榮艷紅

(河北大學 教育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教師的專業自治權是指教師依據專業知識、技能和倫理規范進行獨立的專業判斷、決策和行動的權力。教師的專業自治權對于提升教師教學積極性以及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都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自1898年英國中小學?！鞍闯煽儞芸睢敝贫缺粡U除之后,英國中小學教師就擁有令其他國家教師羨慕的專業自治權,這也一直是該國中小學教師引以為傲的地方。1974-1975年間發生在內倫敦地區威廉·廷代爾小學的事件引發了公眾對于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的嚴重質疑,該事件還直接成為促成1976年詹姆斯·卡拉漢首相“羅斯金演講”的誘因之一,并對其后《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建立起全國性的教育問責系統,以及20世紀90年代之后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逐步降至谷底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威廉·廷代爾事件是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事件在英國教育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追蹤威廉·廷代爾事件始末,在進一步把握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喪失的關鍵環節、關鍵因素的基礎上,可以深刻體會教育事件對一個時代重大教育方向、前途的重要影響。

一、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的傳統

19世紀的英國中小學教師在課程和教學領域曾擁有較少的自治權,這與英國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革密切相關。工業革命爆發后,日益興起的工廠制表現出對受過訓練的大量勞動力的迫切需求,1862年,英國樞密院教育委員會頒布《教育修訂法典》,法典提出為了確保教師所教的和學生所學的內容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要求7到12歲兒童的讀、寫、算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它還規定學生每學年都要參加皇家督學處舉辦的考試,中央政府將依據學生的考試成績來確定資助額度,[1]這就是“按成績撥款”原則。受此原則的影響,教師所教的內容往往被局限到讀、寫、算三個部分,加上受經濟原則的支配,學校一般都會實施50或60人的大班教學,中小學教學往往就變成了教師講授、學生練習、師生問答、測驗和改正。在這種情形下,教師很難有所謂的專業自治權。

1898年,“按成績撥款”原則被廢除后,英國中小學教師在課程和教學方面逐步獲得了專業自治權。如1905年英國教育委員會的《教師和其他有關人員參與公立小學工作的建議》鼓勵每一位教師都要自己思考并探索出能夠最大程度發揮自身能力并更好的滿足學生具體需要的教學方法;1931年哈多委員會發表的《初等教育》報告,是官方對于當時盛行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潮的反應,《報告》主張教師要充分發揮自治權,學會拒絕狹隘的課程目標和機械呆板的教學方法,使初等教育的目標朝向更加自由的方向發展。這說明在課程和教學方面,英國中小學教師開始被視為主導者。

《1944年教育法案》的頒布更是為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的獲得提供了穩固的法律基礎。法案創建了一個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教師相互依存的復雜網絡,在這個網絡中,中央政府起到“舵手”的作用,而真正的劃槳者是地方政府和學校教師。在這一模式中,中央政府的職責是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法律框架,教育大臣及其相關的教育部門通過闡述政策目標和為地方提供一定規模的國家補助來領導教育;地方教育當局管理地方教育,[2]并根據地方的需求負責具體教育的實施;校長對課程擁有控制權,而專業教師則擁有課程解釋和教學自治權。在這樣的體制下,政府很少對課程和教學提出具體的要求。學校課程內容完全由學校中的校長和教師來決定,在教學上,教師也不再拘泥于一種教學組織或教學方式,他們能夠根據學生的實際需要進行自主安排。1960年,《校長》雜志的一篇社論曾對英國中小學教師的自治權進行過恰當的評論,即在英國,教師在課堂上的自由是一種強烈的職業價值觀,在這個國家,教師擁有決定教什么和怎么教的不可剝奪的權力,這一直是這個行業的驕傲。[3]與之相配合,此時期,家長和社會也相信教師懂得孩子最需要什么,他們為這種培養獨立個性和精神品質的教育感到自豪。

二、威廉·廷代爾事件引發公眾對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的質疑

(一)威廉·廷代爾事件爆發

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使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遭受沉重打擊。英國嚴重的經濟衰退導致了國家的財政緊缺,通貨膨脹嚴重、失業率急劇上升,[4]受當時在美國流行的一種教育哲學的影響,人們對學校教育和教師專業地位的信任在逐漸下降。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鑒于當時美國教育的低效和社會危機的爆發,美國批判教育思想家伊凡·伊里奇猛烈抨擊學校教育,他認為現行的學校教育是使社會墮落的罪魁禍首,因為教師的教學無法滿足學生對必修知識和技能的掌握。英國教育社會學家伊恩·李斯特接受并傳播了伊里奇的思想,他在著作《墻》中提出教育不過就是一種形式的思想控制,教室便是事實上的犯罪現場的論斷。李斯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在英國新聞界、政治家與教育家中引發了國家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問責教育系統的廣泛討論,因為教育顯然未能聚焦國家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工業技術的培養。

除了以上來自社會各界的懷疑和壓力,真正將教師專業自治權推上風口浪尖的是1974年發生在威廉·廷代爾小學的事件。威廉·廷代爾學校事件主要是由于新上任的校長特里·埃利斯和教師布萊恩·哈多在沒有征求家長和其他教師意見的情況下開始在學校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所引發的。首先,為了給予學生最大的學習自由和活動自由,埃利斯和哈多建立了一個激進的以兒童為中心的制度,即“綜合日”。[5]根據該制度,學校的一天被分為開放和封閉兩大時段。學生在開放時段擁有非常大的自由,可以進入學校的所有地方,甚至是教職工的休息室和衛生間,一些調皮的學生甚至還跑到了附近的街區閑逛。埃利斯校長曾回應過家長對于學生被允許在街上閑逛的擔憂,但是埃利斯校長認為學校不是集中營,他無權限制學生的自由,并且他進一步強調教師擁有對課程和教學的自治權,家長不應過分干涉。由于埃利斯給予兒童過多的自由,一段時間內,學校甚至出現了學生賭錢、放火等嚴重紀律問題。面對以上問題的出現,埃利斯和哈多先生并未及時采取措施阻止,從而導致其他學生相繼模仿,整個學校變得更加混亂并直接影響了學生的學業成績。據當時的數據統計,威廉·廷代爾學校有一半的學生存在閱讀障礙,無序的學校環境剝奪了學生在學術上進步的機會。其次,1967年發表的《普勞登報告》標志著進步主義教育在英國發展到了頂峰,該報告除了倡導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章節涉及到了不利社會條件對兒童教育機會的影響。受《普勞登報告》的影響,埃利斯和哈多先生也嘗試著去實踐報告中的進步主義教育原理。由于他們認為大多數學校是以犧牲工人階級貧困兒童的利益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因此他們推出了“積極的區別對待”計劃,打算為那些處于不利社會條件或能力較弱的學生提供更多的幫助?！胺e極區別對待”的做法也引起了家長的強烈不滿。家長們提出學校必須為一個混合社區全部的兒童服務,學校對中產階級的孩子也負有相應的責任,學校的這種做法無疑是對中產階級兒童的反向歧視,這是教師自治權的濫用。盡管許多家長、甚至本校部分教師對埃利斯和哈多的做法普遍感到不安,但是他們試圖阻止埃利斯和哈多的努力多以失敗告終。

(二)公眾開始質疑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

在無奈之中,部分家長選擇將威廉·廷代爾學校的做法訴諸新聞界。這種高調利用媒體的做法進一步激化了事態,并加劇了民眾對于該校校長和教師的指控力度。那段時間,威廉·廷代爾學校幾乎成為英國民眾重點關注的對象,報紙頭條基本上都與威廉·廷代爾學校有關,如“威廉·廷代爾學校--教師的實驗品”“被教師迫害的學生們”等。[6]羅納德·巴特在《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公立學校教室中發生的一個文化沖突的悲傷故事》的文章,文章直指倫敦學校中的教師,認為正是他們在引進新方法中的無能才導致學校的無政府主義問題。其后,英國社會還出現了一篇題為《教學方法與學生進步》的《班尼特報告》,盡管該《報告》是一個基于小范圍的研究項目,卻被新聞界大量引用,并用以質疑教師教學的有效性問題。面對大眾鋪天蓋地的質疑,內倫敦教育當局決定成立奧爾德委員會對威廉·廷代爾學校進行調查。盡管內倫敦教育當局的做法激起了埃利斯和哈多等人的不滿,他們帶領部分教師舉行罷課以示抗議,但是這些根本改變不了事態的發展方向。威廉·廷代爾學校留給外界一幅學校始終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刻板印象,其中教師是無能的,他們的態度是敷衍塞責的,教師采用了破壞性的教學方法,他們既想追求時尚,但又無力教育和控制那些不守紀律的學生或選擇對其視而不見。

事件發生不久,許多絕望的家長就把孩子從威廉·廷代爾學校接走了,學校入學人數從1973年9月的230人下降到一年后的144人。[7]而根據奧爾德委員會于1976年7月撰寫的反饋報告,該校的5名教師還遭到了解雇,[8]許多相關人員提出了辭職,學校面臨重組的壓力。事件除了沉痛打擊了威廉·廷代爾學校,還把英國中小學教師都拖入了不光彩的名聲之中,它直接導致公眾對教師專業能力和獨立性的質疑,事件為政府尋找機會對中小學校進行干預提供了契機。威廉·廷代爾事件直接成為英國教師專業自治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三、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的喪失

(一)對中小學教師實施外部控制的社會共識逐步形成

由于威廉·廷代爾學校向人們呈現了一幅英國中小學教育內容嚴重脫離實際,且學校紀律混亂、教師權力過大、學生水平較低等嚴重景象,這進一步加強了卡拉漢首相對英國教育質量的憂慮。[9]在1976年他就任首相后不久,立刻要求教育和科學部就下列四個問題,即初等教育和讀寫算問題、后期的義務教育問題、考試問題以及16-19歲青年的教育問題準備一份報告,這就是教育和科學部隨后出版的黃皮書《英格蘭的學校教育:問題和倡議》的由來。[10]黃皮書對以威廉·廷代爾學校為首的英國中小學校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學校教師所培養的學生質量低下,無法適應英國工業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黃皮書提請首相做一個權威聲明駁斥那些認為只有教師才能對教室里發生的事情具有發言權的觀點。信號已經是非常明確了,對此新聞媒體也開始毫不遲疑的響應。在一篇對黃皮書的評論中,其作者以為,就像醫生開處方行為的獨立性最終將要被降低一樣,最近討論的教師職業的獨立性也是如此。這份黃皮書為隨后卡拉漢首相在羅斯金大學的演講定下了基調。

1976年10月18日,卡拉漢首相的羅斯金演講正式拉開了教育大辯論的序幕?？ɡ瓭h演講的主題是加強對教師的外部控制并呼吁就他所提出的教育問題開展廣泛的調查。首先,他對學校的教育成本投入和產出提出了質疑,并提出重新建立教育與工業之間的關系?？ɡ瓭h認為中央政府每年有60億英鎊花在教育上,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對學校教育有更高的期待,但畢業生在基本交際和計算能力方面的匱乏導致他們無法很好的完成工作任務,這引起了雇主們的強烈不滿。他引用1976年英國通用電器公司經理阿諾德·溫斯托克在《泰晤士報教育副刊》上的《我責怪教師》的文章,該文曾把教師職業描述為“嬌生慣養的和低效的”。[11]卡拉漢表示學校和教師至少部分應該對這種現象負責,他認為由于教師漫不經心的態度而使學校未能為兒童未來的職業做準備,他們為孩子創造的是一個并不存在的世界,因此應該通過雇主和學校之間更加密切的合作來縮小教育與工業之間的間隙。鑒于教師代表占據主導地位的學校課程和考試委員會可能會阻礙教育革新,因此中央政府建議該委員會的工作應受到檢查,以保證它的每一項工作都有利于加強學校和職業之間的聯系。

其次,卡拉漢主張設立全國性的統一課程或核心課程以及加強考試機構的作用來加強對教師的外部控制?？ɡ瓭h演講后,英國國內就這一問題舉辦了8個地區性會議進行討論,參會者包括教育行政人員、雇主、家長代表以及工會成員,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對這一舉措表示認可,他們的態度明顯意味著對教師加強外部控制的社會共識正在逐步形成。1977年,教育和科學部頒布的《我們學校新的伙伴關系》也驗證了這一點。它強調中央政府要經常性的檢查學校的生活和活動,[12]確保學校的運作盡可能的反映家長和當地社區的需求和愿望,反過來家長和社區也要了解學校的需求以及校長和其他教師的工作。這意味著教師要接受中央政府和家長的雙重監督,對自己的教育結果負責。英國學校教師長期以來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開始動搖。

(二)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機構關閉

威廉·廷代爾事件還直接引起了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機構的關閉。在中央政府、大眾媒體和家長對威廉·廷代爾學校進行強烈批評時,埃利斯校長曾積極尋求學校課程和考試委員會的幫助。1964年10月成立的學校課程和考試委員會是一個以教師為主要成員的專業自治機構。該機構致力于為每一所學校提供充足的機會對自己的課程和教學方法負責,以滿足學生和教師的需求。例如,該委員會的第53號工作文件曾指出,不同的課程政策適應于不同的學校,中央政府應給予教師足夠的資源和信息,使教師能夠自主的決定學校課程。[13]由于學校課程和考試委員會意識到中央政府對威廉·廷代爾事件的介入將對既存的教育機構的運作模式和教師專業自主性構成威脅,因此,它們開始采取了保衛行動。1977年12月,委員會發表了《學校中的教育》一文,以此作為對中央政府的還擊。文章進一步明確,加強對教師的外部控制以及弱化教師對兒童的教育責任、朝向全國課程漂移,是一種錯誤的做法。[14]委員會的一位教師代表也表達了共同的關切,他認為大多數學校并沒有放棄基礎教學,學校教育質量并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像威廉·廷代爾學校那樣的學校只是極個別現象,英國初等學校在幫助兒童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以及促進讀寫算方面仍然做得不錯。

但是許多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接二連三的批評向學校課程與考試委員會襲來?！睹咳针娻]》指責了委員會的這一站隊行為,認為委員會插手威廉·廷代爾事件,允許教師將委員會當作工會使用,委員會可能會喪失原有的受尊重的地位。中央政府更是直接批評委員會在課程和考試方面的總體表現均平平,沒有承擔起所應承擔的任務。因此在威廉·廷代爾事件之后,委員會面對中央政府的強大壓力被迫改組,于1979年削減了教師代表在委員會中的人數,使教師代表逐漸在委員會中喪失發言權。在此之后,委員會又艱難地存活了幾年,1982年被正式關閉。教師專業自治機構的關閉意味著教師作為專業人士的地位在大幅下降,教師失去了在教育內容和考試方面的決定權,只能聽從中央政府的指令。這標志著教師專業自治權的進一步喪失。

(三)中小學教師專業問責機制創建

在威廉·廷代爾學校事件引發的進一步問責學校、問責教師的氛圍中,撒切爾政府最終頒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988年教育改革法案》表明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更為關注學校的績效問題,績效和責任成了學校發展的關鍵詞。[15]其具體表現為:該法案為各學校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5-16歲)提供了三門核心課程,即英語、數學、科學和6-7門基礎學科,即歷史、地理、技術、音樂、美術、體育和現代外語,這些課程在中學應占45%左右;此外,為了配合全國統一課程的實施,該法首次采用了全國統一測試的手段,對各學校的測試結果進行比較分析,且以測試結果為依據的“學校排行榜”還被公布在報紙和網絡上,家長可以根據排行榜上的學校名次做出最佳的選擇。學校排名靠前,招收的學生人數必然增加,而學校獲得的財政資助也將會增加。這一規定與19世紀英國“按成績撥款”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處,即學校教師為了獲得中央政府的撥款,不得不按照其要求行事,從而達到了中央政府對教師控制的目的。

精細化的課程使得教師不得不按照事先分配好時間的具體目標上課,以確保按計劃完成教學內容。正如一位校長所指出的,“我們的工作是關于表格、數據和目標的,而不是關于教育的核心--兒童以及他們的實際需要”。[16]即便法案為教師課程開發預留了非法定課程領域,但教師也常因忙于實現國家課程而無暇顧及。

(四)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幾乎完全喪失

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所構建的問責機制的基礎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英國政府又出臺了多種舉措從多個方面進一步加強了對于中小學教師的監督和控制。比如1991年英國頒布的《家長憲章》強化家長對于學校的選擇權,提升了家長對于學校的要求,家長也開始廣泛參與到學校的活動中去,而學校每年還必須向家長遞交有關學生的年度報告、學校年度計劃書、學校董事會的年度報告等多種文件,以確保家長被充分告知。[17]

其次,1993年英國教育標準局成立后,問責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18]教育標準局建立了專業的督學隊伍,督學會對學校上報的評估報告進行核實督導。學校的報告中被要求涵蓋學生入學人數、升學情況、學校課程安排和教學質量等內容,標準局的任務首先是對學校課程安排和教學質量進行督導,其次是聽取來自家長、學生和其他人員對學校教育的意見,這些意見將作為督導報告的內容被上報。這意味著教師無法像從前一樣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掌控課堂,任何不合規矩的行為將會被收集和上報,教學的各個環節都將受到監督。

此外,1991年出臺的《教師工資與工作條件法案》從工作量方面對教師進行了更多的限制,該法案強行規定教師每年在崗時間不少于195天,每年工作時間不少于1265個小時。[19]這一做法引起了教師的強烈反對,教師認為高強度的工作將會使他們身心俱疲,但是中央政府并沒有給予教師們申訴和反擊的機會,幾乎是同一時間,教師的集體談判權也被政府剝奪。這一權力是教師與中央政府協商談判的重要武器,這也意味著教師徹底喪失了發言權。

四、威廉·廷代爾事件評述

(一)威廉·廷代爾事件是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由盛轉衰的關鍵事件

發生在威廉·廷代爾學校的事件是英國中小學校發展進程中的一起事件,但是,該事件卻是促成英國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點。在威廉·廷代爾事件發生之前,英國中小學教師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享有比其他國家教師更多的專業自治權。但是,由于威廉·廷代爾事件向公眾呈現出了學校的無序、混亂局面,加上同時期的許多家長對英國中小學教育無法幫助學生取得學業進步和雇主對學校培養出的學生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抱怨,英國民眾的不滿情緒一直在積聚,他們對于教師行業能否繼續被信任,教師是否應該對教室中發生的事情負責任等的質疑聲從未間斷。英國中央政府則適時抓住契機,不斷強化對于中小學教育教學的干預,中小學教師的專業自治權自此遭遇重創。1976年,卡拉漢首相的羅斯金大學演講開始要求對教師實施外部控制,在其后不斷上升的輿論壓力下,1982年服務于中小學教師的專業自治機構學校課程和考試委員會被關閉,《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直接創建了專業的教育教學問責系統,此后的《家長憲章》《教師工資與條件法案》等則從多方面進一步剝奪了教師的專業自治權,一系列事件促成了英國中小學教師的專業自治權直接向中央政府轉移,英國教師作為專業人員的影響力呈現急劇下降的趨勢。綜觀以上變化的原因,威廉·廷代爾事件無疑是引發以上變化的關鍵事件。

(二)威廉·廷代爾事件的發生在偶然之中有其歷史必然性

威廉·廷代爾事件的發生具有一定偶然性。作為一所普通的小學,威廉·廷代爾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本想通過系列改革實現他們的教育理想,但是,由于教育理念的激進,加上實踐過程中的操作不當與疏忽大意,由此導致學校紀律的混亂以及學生學業受到極大影響,此后家長的質疑、媒體的渲染、中央政府的介入使得這一事件不斷發酵,最終對教師專業自治權造成了巨大傷害。威廉·廷代爾事件的發生與該校校長和個別教師激進的教育思想以及過激過快的教育改革步伐有關,其本身就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如果該校校長和教師能夠及時化解各種矛盾,這件事情可能就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將該事件放置在當時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歷史背景下,就可以發現威廉·廷代爾事件的發生在偶然之中也有歷史的必然性。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使包括英國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經濟面臨滯漲、衰退的壓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在經濟飛速發展時期的教育教學自由散漫、教育內容與就業脫節嚴重的情況由于就業機會相對較多,民眾對于這些問題會更為寬容,但是,一旦經濟下行,教育領域的一切問題就會突顯出來,要求教師必須為此承擔首要責任的呼聲就會高起。

再者,西方國家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國家已經意識到了加強基礎知識教學和基本技能訓練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促進教育整體質量的提高,如美國的“返回基礎運動”、法國的《法國學校體制現代化建議》以及日本的《關于今后學校教育綜合擴充、整頓的基本措施》等。而當時的英國卻反其道而行之,《普勞登報告》積極倡導進步主義的教育理念,反對武斷的學業成就標準和外部評價行為,這使得一段時間內英國學校紀律混亂,教育質量難以提高,英國學生在國際比賽中的不佳成績讓民眾進一步意識到了教育問題的嚴重性,呼吁加強教育管制的呼聲為中央政府干預教育,剝奪中小學教師專業自治權提供了絕佳的時機,因此,威廉·廷代爾學校事件或類似的學校事件的發生就是必然的。

(三)威廉·廷代爾事件引發的后果直接改變了英國中小學教師的生存狀態

自威廉·廷代爾學校事件以及其后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以來,英國中小學教師的整體生存狀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英國已經由一個原來十分尊重中小學教師專業地位的國家,演變成了中小學教師必須服從國家管理和國家教育標準的國家。突出表現為:由于7―16歲青少年必須學習國家課程、核心科目等,教師的課堂教學不能再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進行靈活調整,教師每天的工作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和要求進行;此外,為了實現關鍵階段的國家教育目標,英國所有7歲、11歲、14歲、16歲處于關鍵階段的學生必須參加統一的國家考試,且考試之后,學校排行榜與家長擇校權以及相應的國家補助相互掛鉤,很多教師生活在學生學業成績不佳就可能丟失飯碗的焦慮之中。從一個角度來說,英國國家標準、國家控制對于確保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學校都能夠統一行動,且都能夠達到最低國家教育標準有著不錯的效果,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國家控制和國家標準也意味著教育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消亡,意味著教師專業自豪感和工作主動性、創造性的部分消失,所有這些對于教育的長遠發展又非常不利。

威廉·廷代爾學校事件作為一個偶發的教育事件,最終卻成為推動英國整個中小學教育教學改革的關鍵因素和關鍵環節,成為導致其后中小學教師專業自主權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從對這一事件的追述中可以深刻領悟20世紀70、80年代以來英國中小學教育教學改革的歷史根源,并且對微小的教育事件如何影響一個時代的教育和教師的命運有了更為深切的理解。面對新時代新征程,我國的每一位中小學教師不僅要認識到自身所肩負的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還要真正明確個人或微小事件可能對于歷史進程發生的重大影響,以更大的熱情和更強的信心投身到推動我國教育教學改革的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