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歷史考察及勞動教育時代意蘊

薛國鳳,樊青青

(1.河北大學 教育學院;2.河北大學 燕趙文化高等研究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022年,教育部印發的《義務教育勞動課程標準》將勞動課設為獨立課程,平均每周不少于1課時。[1]這是國家對新時代學校勞動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長期以來,我國中小學勞動教育存在被邊緣化、形式化以及勞動教育對象參與性和投入度均不足的問題。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體力活動,還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種映照,恩格斯曾指出,馬克思主義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鑰匙”。[2]在全面抗戰時期,晉察冀地區興起的勞動互助運動不僅使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成功度過了自然災害以及由于戰爭頻發而使生產遭到破壞的困難時期,還廣泛向當地人民群眾傳輸了正確的勞動價值觀念,使整個社會的人力和精神力量得以維系和傳承。站在新的社會歷史發展坐標上,再次探析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發展以及所存在的各種勞動教育形式,分析勞動教育特點,把握其中所包含的時代意蘊,對于新時代我國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深入開展具有啟發意義。

一、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的四個歷史階段

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起始于抗戰之前,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順應形勢,而晉察冀人民也探索了不同的勞動互助方式并發揮了不同的積極作用。

(一)勞動互助運動的萌芽階段

這一階段主要是在全面抗戰之前,主要體現在農業經濟勞動和發展中。此時小農經濟形態十分突出,個體經濟勢單力薄,社會生產力整體低下,這種形式的小農經濟難以抵御自然災害導致的經濟損失以及戰爭破壞帶來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雙重原因作用下,晉察冀地區萌芽出了“互助團”和“幫耕團”等勞動互助運動雛形,特別是在晉察冀邊區的一些農村自發出現了“撥工”“換工”以及“包工隊”等互助形式。其中,撥工出現的較早,不過僅存在于關系較好的親友之間;換工則是農戶進行農業生產時,因每戶之間土地、勞動力、牲畜等情況不同而出現的人力之間、人力與畜力之間、畜力與農具之間調劑交換的情況。此外還有伙喂牲畜、合牛犋、伙種等情況,“在這種相互之間的幫助或交換中,以達到不違農時、完成生產的目的”,[3]有的地方也稱其為“變工”。包工也是舊有的一種存在于勞動者之間的具有集體互助意義的形式,主要體現在開渠、修灘、耕地、收割等勞動方面,組織辦法就是邊區一些剩余的勞動力自愿結合組成包工組或包工隊,民主選舉組長或隊長并由其負責找活或評議工價,是一種帶有盈利色彩的互助形式。在這一階段,這些勞動互助形式波及范圍都較小,帶有自發、短期和不固定的性質,更多是小農經濟衍生出來的一種附屬品,缺乏有組織、有系統、有目的的引導,尚未形成主流態勢。

(二)勞動互助運動的初步發展

“七七事變”發生后,我黨在晉察冀邊區設立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并在當地大力推行減租減息政策以促進農業生產,但是“1939年大水災造成十七萬田畝被毀,沖糧食被毀六十萬石,波及村莊近萬,冀西房屋塌六萬多間,災民達三百萬”。[4]自然災害的影響以及持續性戰爭的掠奪和破壞導致邊區農民生產情緒低落,農業生產產量嚴重下降,這造成當地舊有勞動互助形式出現衰退狀態。為恢復農民生產積極性,發展生產并解決生產中存在的人力畜力問題,晉察冀邊區政府根據現實情況采取了一些互助新措施。一是邊區政府發展勞動互助合作社,合作社是在撥工組織基礎上進一步融合形成的,目的在于集中個體的資源并統一配置。1938年春,邊區政府開始號召各團體積極發動群眾組織消費、運銷、生產信用等各種合作社并制定了一些發展合作社的有利政策。最終在邊區政府的引導下,不僅由撥工隊發展為家庭勞動互助組,還建立起村級勞動互助合作社。二是發起義務互動組織,既包括由行政方式推動建立的“助耕團”“幫耕團”,主要為抗屬和貧苦的農民義務助耕,也包括由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等群眾組織倡導和建立的“開荒田”“植樹隊”及集體修灘組織。[5]這種義務互助、集體耕種組織的出現彌補了原有勞動互助形式存在的短期、流動性大等缺點,對貧苦農民生活困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很大幫助。同時,這一階段的互助運動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弊端,比如過于依靠行政方式而脫離農民自身生產意愿導致互助運動“流于形式”,過于強調集體生產而忽視家庭生產導致“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的矛盾”,“生產收獲分配不明確、不適當”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因此,這一階段的勞動互助盡管有新形式和新發展,但仍存在農民生產情緒不高、人力浪費和合作效率低下等問題。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對當時邊區分散的農業、個體的小農經濟缺乏足夠認識,既沒有承繼原有勞動互助組織的一些優點,又過分強調了“義務”和“集體勞動”。

(三)勞動互助運動的高潮階段

1941-1944年間,不僅是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也是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的高潮階段。在之前撥工、包工、勞動互助社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勞武結合、修灘等新形式。勞武結合是指“勞力與武力的撥換工”,廣泛運用于游擊區,在戰爭間隙起到搶收搶種的作用,是戰爭時期增強突擊力量、穩定生產情緒和提高生產效率的有效互助方式;修灘,又被稱為灘地生產,是指一種合作的集體勞動生產,最初是為了保護因水災沖毀的耕地而成立的臨時性互助組織,這一階段通過成立“修灘委員會”(后改為灘地管理委員會)從而形成固定的集體互助組織,容易管理且便于推廣新的生產技術。這一時期為做好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生產補給,各根據地展開了大生產運動。在晉察冀邊區,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促使對前期合作社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給予解決,擴展合作社的涉及領域,帶動高校師生參與,推動了勞動互助合作社的發展壯大。晉察冀邊區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了合作社的五個基本原則,即“自愿原則、等價交換原則、民主管理原則、紀律性原則以及‘以戶為基礎,以人為單位’的小型為主逐漸發展的原則”。[6]五個原則的貫徹落實保障了小農利益,也最大限度發揮了集體勞動的優勢,充分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此外,邊區政府還根據領域設置了不同的合作社,比如開荒、織布、農具、種子等合作社,在后期還發展到了醫療行業,比較典型的就是冀中徐水縣張瑞合作社通過成立醫藥合作股,在1944年春季瘟疫盛行時救治了數千人,[7]將勞動互助不局限于農業生產,真正做到“群眾需要什么,就合作什么”。這一階段,高校師生也參與到勞動中來,比如華北聯合大學在晉察冀地區臨時辦學時,教師和學生都加入了當地的秋耕,同當地居民共同抵御掃蕩。[8]整體來看,這一階段多領域合作社運動的發起打破了固有的個體經濟形態,不僅將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分配使群眾深受其利,還使勞動者在多層次社會關系中接受到互助、合作、共贏、共享等社會公共理念的浸潤,凝聚了勞動的社會教育價值。

大生產運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在此期間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也走向成熟,成為全民參與進來并參與到各方中去的一場運動。1944年1月,晉察冀邊區召開的會議明確指出要把廣大人民與黨政軍民等一切力量都組織起來展開以大生產運動為主、大運銷運動為輔的全邊區群眾性運動,而組織這個運動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即“在勞動互助上,在群眾運輸上,在農業再生產物品的供給上,在機關部隊的生產工作上,等等,都要盡量展開合作運動”。[9]同年12月,邊區政府發出“組織起來”“精耕細作”并爭取做到“耕三余一”的號召,強調“繼續在鞏固發展勞動互助的同時,大力組織恢復區、新解放區和游擊區的勞動互助運動”。[10]在政府提倡與部分地區示范帶領下,勞動互助運動的影響范圍進一步擴大,幾乎達到了全員參與,比如戰斗英雄郝慶山村93%的群眾被組織起來;孟縣箭河村發展擴大至24組64戶124人的大撥工隊,成為高級形式的勞動互助社。[11]

整體來看,晉察冀邊區開展的勞動互助運動源于特殊時期和困難時期的生產自救,但最后的成果遠遠超出了生產自救的范疇。從社會生產方面看,晉察冀邊區人民實現了生產力的發展;從精神層面上講,勞動互助過程對人民群眾勞動意識的培育、勞動觀念的重構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具有深遠的勞動教育價值。

二、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勞動教育形式

“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2]從馬克思主義勞動理論觀來看,勞動生產本身存在勞動教育,勞動教育對象不僅僅囿于發展中的學生或兒童,也包括成人。在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推行過程中,主要對象是從事生產活動的人民群眾,但也包括未成年的兒童。從少數農戶參與到全員參與,這其中明顯體現著對民眾勞動意識的改造以及社會精神的塑造,是生產中的勞動教育。

(一)在生產勞動間隙進行的結合式勞動教育

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的發展主要是在生產勞動中進行的。多樣化的勞動互助方式是勞動教育的具體化載體,勞動教育滲透在工農群眾的生產勞動生活中。在互助運動中,很多撥工組會在上地之前帶上本子或天然石板,以便在中途休息時識字用,有的組還有讀報、上政治課以及娛樂等活動。比如,姬繼海撥工小組為了調動大家的生產熱情,“在地里做活時一天歇四次:頭一歇學生字;第二歇上政治課、讀報,或上民兵戰術和民兵紀律;第三歇學埋地雷或作戰;第四歇討論明天的營生或溫習生字。從春耕到六月中旬,他們識字最少的30個,最多的到 120個”。[13]可以看到,群眾在進行生產勞動的同時不僅認識了字和學到了很多農業生產以外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還被進一步激發了生產和學習熱情,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也促進了文化知識的拓寬。不僅如此,與生產勞動緊密結合的群體勞動教育也促進了邊緣群體的融入,比如勞動互助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婦女解放?？箲饡r期在傳統觀念影響下婦女地位低下,但是在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婦女救國會組織了“開荒田”以及紡織勞動小組等,婦女的力量在互助形式下被挖掘并頂起了勞動生產的半邊天,女性地位也由此得到提升并助推了社會思想解放。馬克思主義勞動概念可以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重向度上進行解讀,[14]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與實際生產結合在一起的勞動教育通過潤物無聲的方式使不同群體得到切合自身利益的發展,但作為一種社會形態教育呼喚著人本身自我意識的覺醒,使人在勞動中認識自我并助推社會思想進步。

(二)以全員參與和自救為特征的家庭式勞動教育

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從發端時就圍繞著家庭參與和生產自救展開。撥工、換工以及合作社、勞武結合等也都為增促家庭生產和生活而存在,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將老人和兒童也都組織起來,發展家庭副業和手工業。比如,在邊區曲陽縣的每個村莊里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婦女和兒童坐在樹蔭底下編制草帽,到大生產運動后期草帽編制工藝還發展成為技術訓練班;區里號召保衛麥收開展“快收快打快藏”運動時,兒童也會積極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在互助運動的影響下,還成立了“兒童撥工組”幫助家庭生產,他們一般是早晨參加勞動,早飯后照常上學。在“民辦公助”政策指引下由群眾力量建立的小學每周也設置“家庭勞作日”。1943年,晉察冀邊委會還發布《關于整理小學加強兒童生產教育的指示》,要求加強兒童的生產教育以配合當時生產救災的政治任務。勞動互助運動中帶動兒童參與勞作的現象是家庭勞動教育的雛形,家庭性勞動教育的開展一方面是當時敵后方生產局勢的要求,另一方面兒童參與家庭勞動作為一種日常自然性的勞動教育,能在勞動品質的自然培養中使兒童為成人后的勞動做好準備。

(三)以勞動模范先進帶后進的互助式勞動教育

在大生產運動期間涌現了許多勞動模范及模范互助組,在模范的示范和影響下積極參與勞動成為當時最光榮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勞動模范的存在打破了群眾中長期存在的勞動低賤意識。1944年末召開的第二屆群英會“掀起了學習勞動模范的高潮”?！皠趧诱咭材芎蛯④娨粯由瞎鈽s榜”的認識對當時群眾勞動意識的覺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勞動模范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引領作用。比如,在邊區村莊里設立的各類勞動互助組中,先進的模范互助組往往能夠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務,姬繼海模范撥工組對農作方法進行改良。勞動模范的示范不僅大大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而且邊區政府采取的“先進帶后進”措施對村子里的后進也起到了改造教育作用。比如,井陘縣懶漢蘇德順的改造教育,就是由勞動英模印吉子去動員和帶動他,使其擺脫了懶漢標簽。據不完全統計,1944年僅曲陽一縣就改造了523個懶漢?？梢钥吹?在當時社會歷史時期,勞動教育對象主要是思想不夠開化的人民,勞動模范的示范作用比規勸引導來的更直觀。熱烈表彰勞動模范、勞動模范躬行實踐以及為勞動模范提供示范引領機會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工農群眾長期以來鄙視勞動者、輕視工農業勞動的心理,引起了勞動認識和思想上的革命,促使廣大群眾積極投入大生產并在全社會塑造了勞動光榮的氛圍。

(四)以合作社為組織形式的集體式勞動教育

勞動互助運動的根本性質是集體合作和互助勞作?？箲鹬醯膭趧踊ブ哂胁还潭ㄐ?易聚易散,但大生產時期合作社的成立則搭建了一個相對穩固的勞動平臺。相較于普通撥工隊、勞動互助組,合作社社員之間由于經濟關系的密切而導致人際關系更加親近, 使得合作社更為固定且能長期存在。在合作中勞動和發展生產離不開相應的民主管理與紀律制度。在晉察冀邊區,合作社民主管理的實行源于勞動公約的制定,起初是為維護集體勞動的順利開展、杜絕散漫現象和保障生產效率而設,后期演變為合作社管理模式,具體表現有定期群眾會議、民主選舉組長等。紀律制度也是從互助公約演化而來,后期根據工農群眾的實際需要擴展至計工還工制度、會議制度、獎懲制度、勞動公約和按期分紅。在合作社民主管理與紀律維護過程中,民主原則得到一定施行,組員意見得到尊重。雖然相比于現代民主管理制度而言,這種民主顯得薄弱,但在維護合作社順利運行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還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勞動的公平性與平等性,傳達了勞動是公平的教育意義。如果以現代眼光審看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勞動教育,生產中的勞動教育更接近對勞動本身的回歸。

三、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勞動教育特色

存在于生產中的勞動教育是社會性的教育。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與生產緊密結合的勞動教育促使不同群體積極參與社會生產并促進了個體的進步,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

(一)體現了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生產性勞動教育思想

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勞動教育堅持勞動為生產服務。在大生產運動時期,這一思想在勞動互助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傳播,并隨著合作社的壯大得到實際發展,比如前面所述的晉察冀邊區很多撥工組勞動中途休息時學習識字、讀報或上政治課等。在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生產性勞動教育思想影響下,晉察冀邊區的社會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勞動知識技能得到提升,勞動價值觀得到更新,社會文化知識得到拓展,也為建國后的掃盲運動奠定了良好基礎。

(二)展現了具身參與的主體性勞動教育過程

勞動教育是“以主體本身作為思考對象,自主地、自由地、自覺地全面發展自己和實現生命價值的根本手段”。[15]勞動創造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完整的人需要在勞動中獲得價值感、被需要感以及成長。一個人的主體性是否得到發揮,其關鍵在于是否有實質性的社會生活參與,伴行勞動互助運動的勞動教育實現了這一點。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受教育群體主要為多樣化的工農群眾,比如有剛參與勞動的知識分子,也有大字不識一個的“莽夫”;有身強力壯的年輕人,也有身體羸弱的老人;還有處于抗戰后方的婦女和兒童等。勞動互助運動將所有群體號召起來,使每個人都投身到生產勞動中去,特別是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和兒童團等組織的活動使各種各樣的特定人群都有了“具身參與”勞動的機會,調動了不同成員的身體積極性和內心精神動力,人的主體性在勞動參與中得到發揮。

(三)掀起了全民互助的社會化勞動教育熱潮

晉察冀邊區勞動互助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合作社的建立,而合作社本身體現的是一種打破家庭單獨式勞作的社會化勞動。合作社使社員們有了固定勞動時間,因此盡管其主要功能在于通過互助確保勞動生產的順利展開,但在改善群眾勞動精神面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勞動互助管理公約的制定,使自愿化、民主化的理念得以發芽并逐漸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合作社具有開放融通的特點,對所有群眾開放,按時參與勞作,定時開展社員大會,所有的人都可以發表有關勞動的觀點,因此更像是沒有圍墻的社會化“勞動教育學?！?。對于遇到的問題也能采用更加靈活的方式解決,比如當時被敵人封鎖的后方難以運進日用品,饒陽縣五公村合作社就“除了進行農業生產外,還創辦了打繩組、榨油組等副業生產,”并進行相關勞動技能的傳授。[16]合作社下設的勞動互助小組均設小組長,負責記錄每名社員的勞動時間、勞動成果等,這種社會化的認可和公平制度也極大鼓勵了廣大群眾參與勞動的熱情。

(四)彰顯了促進社會風貌改善的勞動教育價值

勞動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勞動過程本身也是人與社會的互動過程。晉察冀邊區勞動互助運動對于社會風貌改善起到了積極作用,彰顯了新的勞動教育價值理念。1937-1945年間,在勞動互助運動繁榮之際,全民勞動、全民互助的勞動教育思想深入人心,特別是勞動模范對懶漢的帶動與幫助,使其從開始拒絕勞作到最后成為勞模標兵,凈化了社會勞動風氣,宣揚了勞動所具有的社會精神和人文精神。大生產運動中,機關、部隊都制定了生產計劃和任務并成立了互助組織,通過分工配合完成生產任務,這種精神風貌也是在全民勞動、社會互助風氣的帶動下形成的。勞動是構建人的社會關系的過程,勞動者全員參與,在社會合作勞動中接受到互助、共贏、共享等社會公共理念的浸潤,充分彰顯了勞動的社會教育價值。

四、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對新時代勞動教育的價值意蘊

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所體現出來的勞動教育思想和舉措,與現代新勞動課程標準中所提及的日常生活勞動、生產勞動、服務性勞動等不謀而合。面對當前對年輕一代的勞動觀念、勞動能力、勞動習慣與品質以及勞動精神等方面的勞動核心素養的培養,勞動互助運動中的勞動教育歷史經驗具有強烈的現實啟發意義。

(一)注重生產性勞動教育,引導正確的勞動觀念

在晉察冀勞動互助歷史中可以看到,勞動及其勞動教育與工農業生產緊密相關。對于兒童來說,在當時各種條件影響下也積極參加力所能及的真實性生產勞動。不過,隨著社會發展及其生產力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人們對勞動教育形態的探索在二者關系上逐漸淡化,特別是現代學校的勞動教育出現“玩勞動”或“演勞動”等誤區。勞動的本質是創造生產物質資料,新時代的勞動教育不應脫離這一本質。對于新時代年輕個體而言,勞動教育不僅是工具性的勞動體驗,還是個體獲得存在價值的一種方式。在生產性勞動中,教育對象所獲得的勞動創造人、創造財富以及創造美好生活的認知與情感是其他形式勞動所不能比擬的。進一步而言,當今的生產性勞動教育并不是復制以往時代的工農勞動教育,而是一種新時代的教育。這表現在:一方面要實現勞動內容的擴充,相比于20世紀以第一和第二產業為主的勞動技術傳授教育,新時代由于在信息與技術、認知元素、腦力勞動等元素方面的豐富,因此要打破單一“學工”“學農”教育內容形態,建立新的多維的勞動類型及其內容觀;另一方面,以往時代勞動教育多注重協作勞動以滿足生產力發展和生活財富獲得需要,但在物質財富和技術手段先進的新時代,生產性勞動教育更應注重創造性勞動能力的獲得以及正確勞動觀念的建立等,這不僅是青少年個體對勞動意義的獲得,也是樹立正確價值觀和發展核心素養的要求。

(二)回歸日常生活勞動教育,鍛煉基礎性勞動能力

從晉察冀邊區兒童參加勞動的角度看,與日常生活相結合的程度也非常密切,比如大生產運動時,當區里布置壓綠肥時,課堂就講肥料的種類、用途和用法,兒童們在課余時間就打青草、壓綠肥。在我國新頒布的勞動課程標準中,強調日常生活勞動是勞動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與生產性勞動不同,日常生活勞動首先存在于家庭中,是鍛煉年輕一代基本勞動能力的場所,是對青少年進行勞動教育的第一站。不過,在過分追求分數和學業成績的功利化教育導向下,家庭輕視勞動教育的現象比比皆是。從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一些歷史經驗中可以反思當前日常生活勞動教育的推行。其一是要注重具身參與,而非簡單化的任務式或體驗性教育。無論是在家庭、學校還是其他社會場所的日常生活勞動教育,經驗生成都是重要目標,需要年青一代在親身實踐中獲得基本勞動知識并能形成一定勞動經驗。比如,新課標中提出“做飯”,這種勞動經驗的獲得僅停留在體驗是不夠的,需要學生具身參與達到經驗的生成,以使其能做飯、會做飯并愿意做飯。其二是注重勞動場景的真實與合理化?！罢J知不是一個先驗的邏輯能力,而是一個連續進化的發展的情境性過程”。[17]以真實的勞動環境拓展勞動教育空間,在具體真實的場景中進行沉浸式勞動及其教育,不僅有助于勞動技能培育,還能就勞動問題解決開啟思維訓練,也可以塑造勞動情感,而這就是優秀勞動品質的形成。其三是注重家庭、社會和自然勞動空間的結合。要讓學生在無所不在的生活場景中持續接觸勞動、感受勞動,體悟勞動創造的價值,從勞動中體驗各方面收獲的快樂,從而培育起基本的勞動認知、勞動情感和勞動行為能力。

(三)培養勞動互助精神,促進良好勞動品質養成

勞動互助運動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互助”,尤其是通過勞動榜樣的示范和帶動,對不愛勞動的懶漢起到“教化和改正”作用。我國新勞動課程標準中把“培養良好的勞動習慣和品質”作為四大勞動核心素養之一。勞動互助精神作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友好交往,可以對他人產生積極影響并促進勞動習慣和品質的養成,尤其是利用好勞動標兵或模范這樣的重要載體。[18]在針對年輕一代的勞動教育中,對有著良好勞動習慣和品質的學生予以表彰并發揮其示范和帶動作用,不僅是對這些優秀個體的認可,更是對勞動本身的尊重,也是教育的一種正向激勵方式。另外,教育中還可以大力提倡勞動中的“互幫互助”,專設勞動互助小組,組內成員基于平等原則簽訂小組勞動公約,即保證了勞動,也培養了學生的民主、契約精神和合作精神。合作互助可激發學生的社會價值性,促使其更積極投入到勞動中去,培養學生的綜合勞動能力和協作能力等。當然,在勞動互助小組中也可推選勞動標兵,發揮示范帶頭作用,達成全員成長目標。

(四)搭建有效勞動教育平臺,使勞動成為個體發展的終身活動

勞動教育是貫穿年輕一代整個人生歷程的教育,家庭、學校和社會負有協同教育責任。晉察冀勞動互助運動中合作社的建立將各類群體凝聚在了一起,有力發揮了各種群體的積極作用。新時代年輕一代的勞動教育不能由家庭、學?；蛏鐣皢未颡毟伞?如果依托不同的具有統整力和協調力的勞動教育平臺來開展系統且遞進式的勞動教育,則教育效果可顯著提高。當然,勞動教育平臺主要作為一個橋梁,起配置勞動教育資源、統整勞動教育人力和評估勞動教育質量的作用。我國新課程標準規定以三個勞動項目、十個任務群的方式開展勞動課程,但勞動課程的效果評價并未詳細做出,如果建立學校和家庭協作與統整的勞動教育平臺,比如實體或虛擬的合作教研室或中心等,都可有效推進勞動教育質量評估。此外,單一形態的勞動教育實踐難以承載新時期勞動教育功能的實現,勞動教育需實現在課程、活動等方面資源的有機整合,可以依托勞動教育平臺將校內和校外多形態勞動教育形式融通,比如勞動教育項目與當地特色傳統文化建設相融通,搭建學校、社會和家庭之間的地區性勞動教育平臺,在凝聚各方勞動教育人力的同時促使勞動教育資源得到系統化利用,滿足不同個體或群體的社會化發展需要。作為長期運行的平臺,還可以開發個體成果記錄功能,使勞動教育具有穿越時空、超越現實的精神文明價值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