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節時間的辯證法:利科論敘事對時間經驗的重塑

吳 飛

時間問題無疑是困難卻又極具魅力的:時間是否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測量時間?如何在時間中存在?它們激起了無數哲學家的興趣,后者則嘗試通過物理時間、意識時間、先驗時間等眾多理論來予以解答。不過某種程度上正如彼得·揚尼希所言,許多涉及時間問題的“反思和回答已然丟失了它們在生活中的位置”,尤其是與語言及行動的關聯。①Peter Janich,“Constituting Time through Action and Discourse,”in Jan Christoph Meister,Wilhelm Schernus,eds.,Time:From Concept to Narrative Construct:A Reader,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1,p.29.與這一判斷遙相呼應,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給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試圖在傳統哲學資源的基礎上以敘事理論來提出和解答這種難題。需要指出的是,首先,時間疑難在利科這里主要指時間經驗疑難:人們徘徊在過去、未來和現在之間,被它們撕扯。正如意大利詩人斯帕齊阿妮(M.Spaziani)所寫:“記憶是愉快而憂傷的東西……一扇扇窗子朝著未來打開……可這兒的時間充滿生機……時間的模糊化作令人頭暈目眩的明朗/痛苦如潮水不停地咬嚙我?！雹谒古笼R阿妮:《現在》,呂同六編:《意大利二十世紀詩歌》,安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152頁。利科試圖通過敘事理論來解答這種痛苦。在他看來,一方面,經典敘事學幾乎沒有質疑敘事活動隱含的時間概念,而是不加批判地將敘事時間與線性的流俗時間等同;另一方面,時間理論又常常忽略敘事活動為我們表達時間經驗提供了一種優先途徑。因此他打算通過“時間與敘事”的命題揭示存在(時間性存在)的疑難如何通過敘事獲得解決。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vol.9,1979,p.17.不過利科的敘事概念極為復雜,既涉及指稱的真實性問題,也涉及熱奈特區分的敘事、故事和敘述等概念,時間命題也因此呈現出不同面相。②在利科的體系中,歷史時間、虛構時間、敘事時間、故事時間、敘述時間等都有各自的內涵,甚至部分時間模式在某些層面上還相互排斥,因此不可一概而論?！扒楣潯痹谶@里提供了一個突破口——因為情節是所有敘事作品的基體和主干,同時利科最初也是通過亞里士多德的悲劇情節理論進入敘事學,并在其“情節摹仿行動”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三重摹仿理論。這樣,情節的時間性、情節時間與行動時間的內在關系,就成為通過敘事反思時間經驗疑難的本體論基礎和首要途徑。

一、時間經驗疑難與情節時間的提出

利科以敘事理論來解答時間經驗疑難的方案實際上源自對奧古斯丁和亞里士多德理論的結合,并深刻地受到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和近代法國語言學的影響。通過“重演”他們并與之對話,利科厘清了語言(敘事)、行動與時間經驗的交互關系,為后續探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奧古斯丁的探討為利科提供了時間疑難的底本,同時也暗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對前者來說,時間疑難是多層次的。首先出現的是一個本體論困惑:“時間是什么?”在他這里,一方面,根據空間定義時間是無效的。因為盡管人們通常借助物體在空間中的運動來經驗時間,但運動并不是時間,時間不會隨著物體的加速、減速或停止而變化。另一方面,實體意義上的時間及其測量同樣可疑。因為過去已經不在、將來尚未到來、現在又不斷流逝(如果現在不流逝便不會有時間,而是上帝專有的永恒),看起來“除非因為時間傾向于不存在,否則我們便不能正確地說它存在”;時間測量在這里更是無從談起了。③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trans.R.S.Pine-Coffin,New York:Penguin Books,1961,p.264.

由于這種態度,有觀點主張奧古斯丁實際上承襲了巴門尼德和芝諾等懷疑論者的論調,即傾向于認為時間并不存在,或至少否認其具有真實性。④阿德里安·巴登:《解碼時間:時間哲學簡史》,胡萌琦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版,第22-23頁。但無論是從神正論還是語言使用的角度看,時間存在對奧古斯丁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有問題的是它如何存在、如何起作用以及倫理地位如何。的確,正是語言為奧古斯丁的時間沉思困境提供了最基本的確定性。當陷入本體論困惑時,他注意到時間在話語中是最熟悉和最周知的東西:“當我們自己使用該詞(時間)或聽到他人使用該詞時,我們必定理解其含義”;而且我們能“意識到時間的距離”,能夠比較和說出哪段時間長、哪段時間短。⑤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p.264-266.因此正如利科所說:“我們談論時間,并且是有意義地談論時間,這支持了關于時間存在的斷言?！雹轕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vol.1,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7.

那么時間如何存在?奧古斯丁在這里略過語言直接進入意識領域,因為在他看來,對時間的“感覺、比較和測量”實際上正對應著與時間相關的“感官、智力和實際活動”。⑦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9.因此對奧古斯丁來說,時間實際上是意識時間:實存著的并不是過去的事實,而是“那些事實的記憶圖像”;將來則需根據已存在的“原因或記號”以及“印象”等來“預見”;而現在意味著“直接感知”。這樣一來,時間毋寧說是以“記憶”“預期”和“注意”這三種方式存在于心靈中。⑧“存在于……中”為時間提供了一種準空間的存在方式。不過記憶和預期總是發生在現在,因此過去和未來實際上存在于現在,奧古斯丁將它們稱為“過去之物的現在、現在之物的現在和未來之物的現在”,也就是所謂的“三重現在”,這是一種更加時間化的存在方式。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269.

但這三者遠沒有想象的那般和諧。在奧古斯丁這里,它們都是具有“動力學特征”的“意向”(intentio)——該詞意指“一種意志活動,其功能是將心靈與世界中的存在者和對象聯系起來,從而使人們能感知、記憶和思考”。①Andrea Nightingale,“Augustine on Extending Oneself to God through Intention,”Augustinian Studies,vol.46,no.2,2015,p.185.這種意向是單向的和純粹的,它使人感知某物、在一定時間內聚焦其上并將其與心靈聯系起來。②正是這種性質使奧古斯丁將意向應用到“向上帝延伸”的活動:“心靈通過意志的意向得以延伸,使其僅以純粹愛的方式與上帝相連?！盇ndrea Nightingale,“Augustine on Extending Oneself to God through Intention,”p.208.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意向是對所有事物的意向,它無法始終保持對事物的單一意向?，F實生活中的時間經驗恰恰就搖擺在這三種意向行為之間:人們既要預期未來,又要專注現在,還要回憶過去,但它們卻永在流逝,無法把捉;而且它們留下的“印象形象和記號形象”也彼此不同——記憶保存圖像,預期則只進行預見或預言。這表明時間經驗所在的心靈內部充滿了意向的分裂,奧古斯丁稱其為“心靈之擴展”(distentio animi)。本·霍蘭指出,“distentio”在奧古斯丁那里被經驗為“精神與身體、爭奪我們的注意力的諸對象、對死亡的懼怕和人類必死性的痛苦事實”等的分割或張力,它意味著一種“膨脹”的痛苦經驗。③Ben Holland,Selfand City in the Thought of Saint Augustin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20,p.132.這樣,彼此沖突的時間經驗就是一種苦難乃至罪愆,它將心靈逼迫到支離破碎的邊緣,使人遠離上帝寧靜平和的時間:永恒。這構成了奧古斯丁乃至其他任何時間理論的基本困境。

利科認為,海德格爾至少在時間經驗的分裂問題上與奧古斯丁一致,只不過他是用“操心”的三種時間性“綻出”來代替未來、過去和現在,即將來(coming-towards)、曾在(having-been)和當前化(makingpresent)。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18.不同的是,海德格爾通過“向死而在”強調時間性中未來的首要地位,然后通過“歷史性”將重心從未來移往過去,最后返回現在,時間的“擴展”因此才不至于淪為純粹的分散,這點后文還會再作探討。在聚焦奧古斯丁和海德格爾的趨同性而非差異性的意義上,利科提出了人類時間經驗的三重悖論:

首先,人類時間經驗的擴展性與線性時間觀的沖突。后者將時間視為由抽象的“現在”均質地、連續地構成的時間“線”,它能定義事件發生的先后以及狀態持續的時長;但正如奧古斯丁所示,時間實際上熔鑄著人們的記憶、注意和期待,它在“操心”的本體論結構中“連接了認知、實踐和情感的成分”,不是純粹線性的、冷漠的。其次,這種時間經驗造成了痛苦,“distentio”在利科看來意味著延展(extension)和分心(distraction):“我們在遺憾、悔恨或懷舊中迷戀過去,在恐懼、欲望、絕望或希望中熱情地期待未來,以及怯懦于轉瞬即逝的現在;當我們被它們撕扯時,分心就占據了上風”,它不同于純粹的意向,而且我們沒有很好的辦法克服它。最后,“擴展”究竟只是時間意識的某種疾病,還是與“延展”和“意向”有更深層的辯證關系?⑤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18-21.這些疑難和悖論揭示出人類時間經驗的模糊性和痛苦性,表征了一種“不和諧”(discordance)狀態,它既折磨著奧古斯丁,也成為利科試圖解答和超越的難題。

不過利科也在奧古斯丁的討論中獲得了雙重支持:其一,語言為抵抗時間的懷疑論提供了有力支撐,它表明時間至少以某種方式存在著并能被認識——即便是“記憶、預期和注意”這三種意向也是在語言(詩歌和歌曲)的例子中得到揭示的。⑥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56頁。其二,《懺悔錄》的整體結構實際上暗示了時間疑難的發展邏輯。利科認為奧古斯丁的沉思是在敘事過程中的沉思,正是各個章節的敘述將充滿沖突的時間經驗納入了一個連貫的、逐漸通向高潮的框架,使其能被理解。這表明敘事至少在認識論上扮演了某種關鍵角色。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利科走向亞里士多德的“情節”概念,并與法國語言學進行著有效對話。

一方面,語言與時間在以本維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為代表的法國語言學界獲得了直接的關聯。不同于傳統時間理論傾向于通過意識、運動等因素來規定和理解時間,也不同于傳統語言理論將語言的時間系統視作對現實時間的模擬或再現,本維尼斯特認為語言產生了整個時間范疇。在他看來,物理時間和紀年時間“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時間性”,我們無法確定日歷上的某個時間點究竟位于過去、現在還是未來。實際上所有的時間形式都源于與“現在”的關系,過去是現在“之前”的時間,未來則是“之后”的時間。而這個現在只擁有一種“作為時間指示物的語言學事實”,也就是“被描述的事件與描述它的話語時位的同時發生”。①Emile Benve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Mary Elizabeth Meek,Coral Gables: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3,p.227.換言之,正是言說的當下規定了現在時刻。話語陳述據此建立起現在時范疇,后者又產生了整個時間范疇;而主體間的交流進一步將這種私己的時間體驗變成公共時間。②本維尼斯特:《普通語言學問題》,王東亮等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53-163頁。這種語言時間觀念對利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揭示了實際時間與動詞時態的循環關系,而這在語言學層面回應了利科敘事學試圖打通敘事和現實的一貫目標。

相較之下,亞里士多德的情節理論為利科提供了一種更關鍵的資源,因為情節是一種“和諧”(concordance)的模型,并且該模型并非如后世詩學強調的那般是純詩學的、封閉的,它與“活的時間經驗”相關,③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31.這使其有可能以一種積極的方式解決奧古斯丁“不和諧”的時間疑難。亞里士多德理論的核心在于“情節是(對)行動的摹仿”。④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0頁。但應指出的是,這種情節實際上還只限于悲劇情節,為此利科對其作了全面延伸:首先,他將“對行動的摹仿”延伸為對行動的意義結構、符號資源和時間特征的“前理解”,揭示出行動和經驗本身就具有“前敘事品質”;其次,將情節延伸到各種敘事體裁,并尤其強調它“將事件組織進一個系統”的“情節化”(emplotment)能力;最后,將摹仿引起的憐憫和恐懼延伸為文本對讀者世界的指稱和重塑。這樣,利科就提出了標志性的“三重摹仿”概念,他“嚴肅而開玩笑地”稱之為“摹仿I、摹仿II和摹仿III”,也就是摹仿活動的三個階段。⑤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53.時間問題正是貫穿其中的關鍵線索之一,我們或許可以將其表述為“情節時間是對行動時間的摹仿”。其中情節時間是摹仿II的要素,但它同時又關乎對行動時間的前理解和對讀者的行動時間的重塑。

行動時間和情節時間的關系在這里變得明晰起來,但我們不能對其作過度簡化的理解。情節對行動時間的摹仿并不簡單地就是使用某些真實的時間標記。真正的問題在于行動時間呈現出奧古斯丁意義上時間的疑難性——我們總是“在時間中”行動,并因此面臨各種相互沖突的時間經驗。那么情節如何反映并克服這種經驗?利科通過挖掘情節時間的內在張力和重釋亞里士多德的和諧模型,在行動與情節之間建立起一種相關但相離的“平行關系”,使后者得以指稱并重塑前者,從而治愈奧古斯丁“心靈之擴展”所帶來的痛苦經驗;確切地說,它試圖通過敘事來“詩意地”解決人在時間層面的生存困境。但在到達這點之前我們必須追問:情節及情節時間本身有何深刻內涵?

二、情節時間的內在張力:時間性與非時間性的辯證法

語言當然與時間有關,我們僅粗略地指出其中三種關聯:首先,語言是發生在時間中的話語事件,這種性質為語言帶來了現時語境中新的“使用意義值”或者說“信息”,從而確立了語言的實存;⑥保羅·利科:《解釋的沖突》,莫偉民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112頁。其次,語言具有時間結構,句子的動詞時態和各種時間副詞都能揭示這一點;最后,語言指稱時間,并因此指稱人在時間中的存在。由此也可見奧古斯丁以語言來支撐其時間論證并非出于偶然。但這并不意味著“敘事時間”概念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固然擁有神話、史詩、民間故事、悲劇、小說、歷史、自傳、談話等大量敘事資源,它們都以某種方式與時間問題相關;但這并不是理解敘事的唯一方式,甚至在某些理解模式中時間還要被排除,比如在科學解釋和結構主義那里。那么,敘事時間,尤其是情節時間問題還成立嗎?正是在這里,利科試圖表明敘事(情節)與時間的關系實際上只是間接的——盡管也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來,情節具有某些邏輯特征,這造成情節的時間性與非時間性的分裂,但正是由于這種分裂,情節時間反而提供了一種更加多元而積極的理解模式,從而為后面解決時間經驗疑難鋪平了道路。

首先,關于情節問題。簡單來說,情節就是“事件的組織”,只不過利科認為它既具有系統的意義——作為故事線索,更具有行動的意義——能將異質的或相互沖突的事件納入協調的和可理解的秩序中,擁有“不和諧之和諧”(discordant concordance)或“異質綜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的性質。

一方面,“和諧”指情節在形式上擁有“完備性、整體性和適當的長度”等特點,它們突出地強調了情節的邏輯特征。①這三種特征既是對作為摹仿對象的行動的要求,也是對作為摹仿結果的情節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種特征在《詩學》的中英譯本里都作“嚴肅”(elevated/serious stature),唯獨《時間與敘事》將其引作“完備”(complétude),存疑。其中整體性指情節有“開頭、中間和結尾”,從邏輯上看,它們與必然性概念有關:開頭不必然上承他事,但必然引起他事發生;結尾必然上承他事,但無他事繼其后;中間則介于開頭與結尾之間并承上啟下。這種邏輯特征也規定了“長度”概念,它要求情節具有足夠的規模使事件“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轉入順境,或由順境轉入逆境”。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39.另參見亞里士多德:《詩學》,第26頁。因此好的情節就意味著其故事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必然律或或然律——具有可能性、可信性、連貫性以及因果性等邏輯特征,并因此能夠表現事物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不和諧”指情節違背秩序原則,其中既包括出人意料的或偶然發生的事件,也包括令人恐懼和憐憫的事件,它們構成情節理解的主要威脅,因為我們很難將其納入一個必然的、整體的、可理解或可接受的情節脈絡。不過在利科看來,這種“不和諧”毋寧說是“不和諧之和諧”:其一,通過“突轉”等程序,偶然或出人意料的事件能被整合起來,具有必然性和可理解性;其二,通過這種整合,不和諧的情感沖突反而得到“凈化”。不過這種最終的“和諧”并不是說故事必須有圓滿的結局,而是說情節在根本上具有“統合”事物的能力,它將“悖論與因果順序、驚奇與必然的融合帶到了它們最大程度的張力”。③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p.43-44.

情節時間在這種規定中是被暗示的——故事擁有“開頭、中間和結尾”,并且圍繞它首先產生了兩個悖論:

其一,行動時間不僅不被考慮,某種程度上還必須被排除在外。16-17世紀的劇作家提供了反面的例子,他們根據亞里士多德對悲劇長度等的討論提出“三一律”,要求“演出的時間與劇中行動的時間必須完全一致”,也就是說將現實表演時間等同于情節時間,但這實際上是“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和誤讀”。④譚君強:《“三一律”的時間整一與戲劇敘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亞里士多德清楚地區分過這兩種時間長度:(1)表演時間“是由比賽與觀劇的時間而決定的……每出悲劇比賽的時間應以漏壺來限制”;(2)劇中時間則是“由戲劇的性質而決定的……長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許事件相繼出現,……就算適當了”。⑤亞里士多德:《詩學》,第26頁。結合前面的探討,這意味著作家應該根據事件之間的邏輯關聯而非時間順序來安排情節,正如利科所說,情節中兩個事件之間的“空洞時間被排除在外”,“我們不會追問主角在其生命中兩個本應隔開的事件之間做了什么”。⑥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p.39-40.敘事作品能夠省略無關緊要的時間,現實生活卻必須逐日度過它們。這提醒我們敘事時間至少在事件的安排上不同于行動時間。

其二,正是出于時間因素在敘事暴力中的這種被動性,許多敘事理論直接將情節時間簡化為空洞的線性時間,甚至將其取消掉。普羅普(V.Propp)就曾認為“功能”是“構成一個故事的基本成分”,但它們的順序“在極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即便缺少某些功能也“不會改變其余功能的秩序”。⑦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的定義與方法》,葉舒憲編選:《結構主義神話學(增訂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7頁。在利科看來,對情節鏈的這種切割導致時間片段的孤立,它們因此被視為“外表連貫的不連續實體”。這一過程中只有情節片段的先后關系被考慮在內,時間維度“立即被剝奪了它作為情節的時間構成”。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9.這意味著敘事時間僅被簡單地視為承載事件的框架,僅被用來標記事件的先后順序,它本身的多樣性及意義并不受重視;這“為將時間性化約為邏輯性鋪平了道路”。在結構主義鼎盛期,這種化約表現為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都試圖建構缺乏時間性的“敘事模型和代碼”,如洛梅尼(Beau de Loménie)提出“無事件的歷史”,格雷馬斯和巴特也建構過非時間性的敘事模型。因此“時間已經從歷史和敘事理論的視野中消失了”。②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2.

由此就導致了一個核心疑難:從亞里士多德詩學到結構主義敘事學,情節的時間維度不同程度上被其邏輯維度排除在外(行動也是如此),那么利科是在什么意義上談論情節時間呢?實際上在利科看來,情節不可能真正地脫離時間,這是其形式特征所規定的基本前提;但情節時間絕非如結構主義敘事學所認為的那般簡單,他們忽略了“敘事矩陣的時間復雜性”,也因此忽略了敘事理論為時間經驗的現象學所能提供的貢獻。③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2.

那么“情節時間”有何復雜性?前面已經指出,情節也意味著情節化,即通過情節使事件組合成故事,實際上正是其中的組合順序涉及時間問題。這方面的探討雖然不少,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真正從理論角度研究敘事時間的著作”。④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熱奈特就在《敘事話語》中承襲托多洛夫對敘事中“時間畸變”的探討,詳盡剖析了時序、時距和頻率等重要問題,揭示出包括時間倒錯、倒敘、預敘、停頓、省略、單一/反復、交替等在內的復雜敘事現象。⑤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王文融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不同于熱奈特的枚舉法,利科以演繹方式探究了這種復雜性的一般原理。他認為“通過情節使事件變成故事”恰恰表明故事并非只能根據時間順序來排列行動或事件,確切地說“情節化行為以可變的比例結合了兩種時間維度:一個按時間順序,另一個則不按”。其中,前者構成敘事的串連(episodic)模式,情節在這種模式中按“物理事件和人類事件共同的不可逆的時間順序”將事件彼此連接,構成一系列開放的、無止境的事件鏈,也即線性情節,我們總是可以不斷追問“然后呢”,并以“然后、再然后”乃至“如此等等”來回答。后者構成敘事的塑形(configuration)模式,它將連續事件“統合”(grasp together)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從而把情節轉化為思想,使其能夠被領會。利科為這種統合行為賦予了康德意義上的判斷和反思性判斷的特征——在康德那里,判斷旨在“將直觀雜多放到概念的規則之下”,而反思性判斷更強調為具體事物尋找規律或普遍性。因此在利科看來,塑形模式從根本上具有一種綜合(synthetic)功能,它對事件進行反思,以便將其囊括進一個普遍的模型中。⑥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6.關于判斷力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4頁。這種模式在其極端意義上表征了情節非時間性的邏輯特征,即作為純粹的結構——利科在《時間與敘事》中表明這種去時間化的模型仍然具有情節因素,因為它涉及準人物、準事件、準情節等準敘事學問題。⑦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224.

這樣一來,情節化就處在徹底的時間順序和徹底的反時間順序、事件的線性理解和意義理解這兩極之間,由此造就了形態多樣的情節面貌,并據此成為一種兼顧歷史解釋和科學解釋的解釋學模式。利科意義上的敘事理解實際上就是時間理解與非時間(邏輯)理解的辯證法——這里所謂的“辯證法”脫離了黑格爾所賦予的意義。在黑格爾那里絕對知識主持著邏輯、精神和自然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但隨著絕對知識理想的崩潰,辯證法隨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解釋學是后黑格爾哲學時代批判性地繼承辯證法精神的關鍵領域之一,伽達默爾曾明確地提出“辯證法必須在解釋學中被恢復”。⑧何衛平:《通向解釋學辯證法之途:伽達默爾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5頁。利科也是如此,他認為辯證法從根本上提供了一種生產性的對立(opposition productive),這種對立“以某種方式在現實或經驗中激活、促進或者產生新的東西”,系統是這種辯證過程的結果而非原因,或者說“辯證法只可能是事物通過生產性對立而發展的過程”。①Paul Ricoeur,“Le ‘lieu’de la dialectique,”in Charles Perelman,ed.,Dialectics,The Hague:M.Nijhoff,1975,pp.93-95.其適用范圍也從黑格爾的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大領域縮減到“人類現實”,尤其是欲望、意志等領域。利科的研究始終貫穿著這種辯證法精神。對情節問題而言,時間理解與非時間理解恰恰構成一組生產性對立,它們孕育了超越文本封閉性的力量——閱讀活動將是這種力量的延伸和實現,我們稍后會以“重復”-“重塑”的名義回到這點。

概言之,如果說情節化意味著“不和諧之和諧”,那么在時間問題上,情節本身除了具有時間結構和指稱時間外,它還游走在不同的時間層次間,旨在建構一個具有必然性和可理解性的發生在時間中的意義整體。正如利科所說,情節化在“故事所謂的觀點、主題或思想,與直觀呈現的環境、人物、插曲和構成結局的命運變遷之間,產生了一種混合的可理解性”。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8.這意味著敘事主題不同于邏輯論證,它是將連續的事件統合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意義在這里本身蘊含著時間和邏輯、情節和思想的動態關系。這種“對抗與結合”的混合理解模式是結構主義敘事學未曾留意的,利科的貢獻正在于通過揭示情節時間的內在張力提出了敘事作品中時間與意義的辯證法?！抖淼移炙埂返茸髌返慕桃媲∏【蛠碜匀宋锏臍v史行動所造成的倫理悲劇,缺乏這種時間性,它將淪為純粹的說教。由此出現了一個關鍵問題:悲劇為何能凈化觀眾,從我們的論題看,即情節時間在何種意義上能指稱并重塑時間經驗?

三、情節時間對時間經驗的重塑

時間經驗的疑難性主要在于時間意識內部的分裂:人們被對未來的預期、對過去的回憶和對當下的專注所撕扯,陷入焦慮乃至絕望之中。尤其是對作為神學家的奧古斯丁來說,這種塵世時間與上帝永在現在、永遠寧靜的永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不和諧”狀態也就愈發令人難以忍受。利科的解決方案是以情節理論所提供的理解模式來再現和治療這種沖突。在利科的分析中,情節不再具有穩定性,它充斥著各種紊亂的事件和時間形式,而又試圖將它們納入一個具有可理解性的整體中。結構主義敘事學止步于揭示敘事時間的復雜性,利科則將通過情節摹仿行動這一古老命題為這種方法論賦予了目的論意義。

但我們首先面臨一個隱藏已久的悖論:情節是對行動的摹仿,而行動時間根據第二部分所述卻不得不被排除在情節時間之外。這作何解釋?質言之,這里排除的實際上是物理時間或者說線性時間,真正作為摹仿對象的“行動時間”本質上是奧古斯丁意義上“不和諧”的時間經驗——利科借用海德格爾的時間理論將其作了徹底的現象學還原。在海德格爾那里,“生存于世界中的此在,其存在意義是時間性的。時間性意味著,生存有一被給予的終結,這就是死”。③張立立:《時間與海德格爾的“時間性”》,《求是學刊》2002年第1期。但利科并未完全聚焦于“向死存在”這個問題,他更強調“時間經驗的三重結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將通常容易被忽視的歷史性尤其是“時間內狀態”納入了討論。首先,時間性在他這里主要強調的是未來的首要性,即直面由承認死亡的中心地位所引起的有限時間結構。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19-20.這種閾限條件“構成了一個預期結構的開端”,使此能夠“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和回應自己”。⑤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in Niall Keane and Chris Lawn,ed.,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Chichester:Wiley Blackwell,2016,p.107.其次,歷史性將重心從未來移往過去。它首先指“我們在出生和死亡之間的‘成為(becoming)’方式”,即生命的“伸展”(stretch along)、在時間中的生成;接著指此在被拋的境遇:我們“已經被一種基本的歷史意義所定向”,這種歷史性使我們“所敞開的存在之可能性已然被形塑了”;①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pp.106-107.但此在具有“重復”的能力,這種重復意味著此在能重演過去的主角:“解釋他們”,“與他們爭辯,回答他們”,②英伍德:《海德格爾》,劉華文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頁。并因此回到“曾在此的此在的種種可能性中去”,從中繼承“向之籌劃自身的生存上的能在”③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36頁。,獲得身份、潛能和命運。最后,時間內狀態(within-time-ness)。利科極力凸顯時間內狀態的重要性,認為它尚未被敉平為由均質的、連續的現在或瞬間構成的“流俗時間”,它是人類活動的“現在”——我們總是在時間中(in time)行動,總是首先以自然方式而非天文學和物理學等人工措施來估算時間(后者是前者的固化,并促成了線性時間觀念)。這種時間概念承載了人的認知、實踐、情感、與他人及世界的互動,因此被利科視為行動的最佳表征。

正是這種拓展后的情節結構和時間經驗結構,使利科得以通過“情節摹仿行動”在情節時間和行動時間(時間經驗)之間建立起一種“平行關系”,并且試圖通過它解釋“作為敘事的時間和作為時間的敘事的統一性”。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5.

首先,敘事實際上“將人建立在了海德格爾所謂的‘時間內狀態’的時間化層面,即日常生活的時間”。敘事并不完全按照物理時間講述故事,它會省略無關緊要的時間,突然插入回憶或預期,加速或減緩事件發展的速度等。這些處理方式不完全是技法問題,在利科看來,敘事時間以“可變的比例”呈現自身實際上是為了講述“時間內狀態作為人類操心的一種真正維度的真相”。故事中的主角們估算時間并利用時間;有時間或沒有時間去做某事;失去或贏得時間;被拋入某個環境,而這個環境根據自然措施是一個有“日期”的時間,同時它也是與他人共享和互動的時間。日常生活的時間本身不是均質的、冷漠的,而是有所操心的時間,它承載了人的主觀感受并且能被人干預和施加行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敘事時間的多樣性就揭示了時間性存在的真相。

在結構主義歷史理論和文學批評那里,敘事時間被認為是抽象的線性時間序列,他們因此要么將其徹底地還原為非時間性的敘事代碼,要么將其附屬于科學解釋。這恰恰忽視了故事講述所揭示的時間內狀態的“生存論特征”。不過敘事的意義并不止于此,它還立即是一種治療。正如前面所說,敘事將連續的、偶然的事件統合成“有意義的整體”,為不和諧之物提供了和諧的理解。敘事理解在這種意義上乃是一種對生活和主體自身的反思及重建。正如利科在談到精神分析的敘事方面時所說,患者帶來一堆破碎的故事片段,它們“夾雜著患者無法忍受和理解的扭曲及變形”,精神分析師的任務則是“重建一個故事,使之易于理解和可接受”。⑤Paul Ricoeur,Critique and Conviction:Conversations with Fran?ois Azouvi and Marc de Launay,trans.Kathleen Blame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71.時間問題也是如此。因此可以說敘事再現并重建了生活。

其次,敘事所做的不僅是將人建立在時間中,它還提供回憶,即將人“從時間內狀態帶回到歷史性”⑥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6.——但利科過于直接地認為這是向歷史性的過渡,在我們看來這種回歸恰恰首先體現為朝向“未來”或者說“向死而在”的時間性視域;接著我們才以這種時間性眼光來歷史性地理解故事,“用未來重新解釋、重新闡述這個過去”⑦Brian Rogers,“Historicity and Temporality,”p.107.。

敘事提出了“結尾的意義”問題。情節的塑形維度表明故事作為一個整體并不是無限延伸的,它必然有其結尾。那么這意味著什么呢?在利科看來,閱讀故事實際上就是“跟進”(follow)故事,也就是“在一種期待的引導下,在意外事件和劇情突變之中向前發展,并最終在故事的結尾中獲得實現”。結尾終結了事件的無限綿延,它“賦予故事一個終點”,我們不再面對無止境的事件鏈條,而總是對結尾有所期待。這種期待再現了海德格爾對“先行到死”的討論,利科稱其為“向終而在”(Being-towards-theend)。結尾不僅提供了一種視角使我們將故事視為一個整體,更要求我們在“為其自身提供承載著自己內在終止之標記的生存論”上來看待這種整體性,①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trans.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vol.3,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64.即在明知有終結的情況下審視故事——它貫穿并重塑了讀者的閱讀態度,讀者不再漫無目的地跟進事件,而是時刻試圖“理解連續的情節如何以及為何導向了這種結局”,②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p.67.這恰恰就標志著閱讀從時間性轉向了歷史性,并且伴隨它也產生了審慎等倫理態度。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烏托邦敘事和末日敘事也是這樣一種“向終而在”,它們提供了可能的未來圖景,而這種圖景反過來將會影響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判斷。因此敘事實際上在文本內部和外部同時建立起一種來自未來的理解視域。

由此我們轉向第三種時間概念,即歷史性及重復問題。對眾所周知的故事(尤其是個體或民族故事)來說,“重述”(retell)代替了“講述”(tell),這時理解故事不是為了理解“逆轉”或“驚奇”,而是為了理解“開頭所暗示的眾所周知的結局,以及通向這種結局的眾所周知的情節片段”,③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8.這產生了新的時間品質。理解此時意味著“回憶”——對這種“被其結局方式統治的故事”的回憶代替了從過去流向未來的那種不可逆的物理時間順序:“通過在開頭中讀出結尾,在結尾中讀出開頭”,我們學會了“逆向閱讀時間本身”。這實際上意味著讀者在跟進故事時,通過反思既有情節來理解人物和情節的當下發展。對個人或文化史而言,這意味著讀者有意無意地透過歷史敘事來理解其身份、潛能和命運?！妒ソ洝?、荷馬史詩、18世紀的小說、唐詩宋詞等,都傳遞了某種傳統,理解它們就是“在真正的歷史性,即重復性的層面建立人類的行動”。④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28.人們通過重述故事獲得了反思和重新出發的契機,文本世界也就實現了與讀者世界的交叉。

重復概念極為重要,它通過“重演”此在的曾在或曾在此的此在,使此在以個人命運或集體命運的形式從中繼承“最本己的可能性”,以此建構人對自身的理解:一種歷史性的理解。敘事具象化了這種歷史性的生存維度,使其不再是抽象的和含混的,利科通過提出三種敘事重復模式清晰地揭示了這點:

1.對起源的重演。這實際上相當接近弗洛伊德意義上的重復概念,也即回到“初始場景”。童話故事的開篇往往將主人公和讀者帶回某個夢一般的“原始時空”,那里存在著影響深遠的傷痛事件。比如《天鵝的故事》中公主的哥哥們被繼母用魔法變成天鵝并飛走了,《小紅帽》中女孩進入森林、遭遇野獸。這種對“從前”的回溯打破了線性時間順序,是對“起源”的重演。但它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具有“浸沒在黑暗力量中并被禁錮的特征”。因此這種想象性的重演必須且必然會“被一種斷裂的行為所取代”:主人公踏上“探索”的旅程,并最終取得勝利。概言之,這種重演純粹是以想象方式展開的,它通過回到童年、回到文化的開端來理解個體和集體的命運,但它有可能也是一種“迷失”,因此必須被“探索”的進步時間所取代——這正是利科的弗洛伊德研究隱含的關鍵論題。

2.“重新發現自己”意義上的重演?！秺W德賽》在這里具有典范意義。主人公進行了一次空間旅行,而它又是以“返回原點”的形式結束的。因此這種旅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朝向故鄉、朝向自己的旅行。正如希臘詩人卡瓦菲斯在《伊薩卡島》中所寫:“讓伊薩卡常在你心中/抵達那里是你此行的目的/……/一路所得已經教你富甲四方?！雹堇赘?《詩歌的秘密花園:20世紀偉大詩人名作細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2頁。主人公在旅途中遭受的命運是他必須克服的“啟蒙的磨練”,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收獲。因此利科指出,每個人都有“迷失自我”的風險,但當走出迷宮、找回家園,他也就成了一個新的存在者,“障礙現在意味著成長”。這種意義上的“重復”就不再是單純想象的,而是一種重新發現和回歸自己的“探索”式重復。

3.《懺悔錄》自我反思的重演。這種對自身的重復不再以《奧德賽》式的空間旅行為中介,而是直接以一種純粹的內部反省進行,具有更加本真的時間性意義。通過重演和剖析自己的過往,奧古斯丁創造了一整套敘事形式來講述“成為他自己的運動”:一次“從外部到內部,從下面到上面”的螺旋運動。這種模式影響深遠,盧梭的《懺悔錄》講述了“我如何成為一名基督徒”,普魯斯特的《時光重現》講述了“馬塞爾如何成為一名藝術家”。它們本質上是“將現在與過去、現實與能在等同起來,主角就是(is)他所曾是(was)”。利科稱這種反思模式是敘事重演的最高形式,它正是海德格爾所謂的“命運”——它“在決心中完全恢復了此在因出生而被拋入的繼承性能在”。①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p.30-32.

這幾種概念實際上是在情節與時間、敘事與經驗相統一的意義上談的。人被理解成一種在時間中延展的歷史性存在者,那些過往之事為“主人公”建構起他被拋入其中的境遇,而“重演”正意味著主人公通過回到自己的過去,從中獲得同一性、獲得最本己的可能性,從而真正地理解自己。敘事在這里通過情節時間的各種模式以及它與行動時間的關系,為反思存在提供了重要契機。正如利科所說,“通過講故事和寫歷史,我們為仍然混亂的、模糊的和無聲的東西提供了‘形狀’”。②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p.33.個人和共同體的命運由此得到揭示。需要指出的是,利科雖然反復強調歷史性與當前的關系,但他顯然并不認為過去是無法擺脫的陰影,審視過去毋寧說是為了理解當前的自己,然后更堅決地成為“新的存在者”——這正是“重演”概念的真正含義。正因如此,我們認為利科的語言和敘事研究的目標正在于揭示主體通過語言超越自身的努力。

總的來說,情節時間與時間經驗在流俗意義上的確相互排斥,這正是敘事學和時間理論長久以來隱含的態度。但利科通過利用奧古斯丁、亞里士多德以及海德格爾等人的哲學資源,重新激活了情節、行動和時間概念本身具有的層級結構和豐富性,在它們之間建立起更加動態而辯證的統一性。這樣,情節時間就深刻地再現和重塑了鮮活的時間經驗:一方面,前者以某種微縮模型的方式具象化了后者,這就是為什么利科在《時間與敘事》《作為一個他者的自身》等論著中將文學看作“實驗室”;另一方面,前者直接介入了人對世界和自身的理解,這使得文本世界和讀者世界真正意義上實現了交融。文學不是封閉的,而是擁有重建世界的力量?！皵U展”的痛苦因此通過敘事得到揭示和治療,甚至這種擴展本身也不再是消極的分裂,它以一種生產性的、積極的方式促使此在通過時間來理解和建立其能在。就利科而言,通過“重演”各種理論資源,他為敘事理論賦予了存在論的方向,為時間理論或者說時間性存在問題夯筑了敘事理解的基礎,時間與敘事因此處在一種良性循環中,最終指向恢復并且加深“理解自己”的人文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