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徽商對城鄉融合發展的貢獻及啟示

劉 晨，曲曉紅，2

（1.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安徽蕪湖 241002；2.黃山學院文學院，安徽黃山 245041）

一、引 言

徽州山多地少，俗語道：“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睘榱松?，許多徽州人外出經商，出現了“服田者十三、賈者十七”①的局面。明清徽人大量外出經商，帶動了僑居地和徽州本地經濟的發展；徽商致富之后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建設僑居城鎮和徽州鄉村。

梅立喬《中國古代城鎮化研究——以明清徽州為例》探討明清徽商對徽州城鎮化建設的促進作用[1]。卞利《無徽不成鎮——明清時期的徽商與城市發展》指出明清徽商發展了城市經濟，豐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在城鎮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王世華《論徽商對“三農”的貢獻》探討徽商對徽州地區農民、農業、農村的貢獻[3]。陳阿興《“無徽不成鎮”的現代啟示——兼論流通業發展與城鎮化質量提升》，從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徽商對城鎮化的促進作用[4]。學術史回顧表明，學界多側重城市或農村視角，而從城鄉二元融合或互助互惠角度探討明清徽商的貢獻尚顯不足。

二、明清徽商帶動小徽州、大徽州城鄉經濟的繁榮

（一）鄉鎮的擴大與增多

胡適曾言：“縣志不可但見那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大績溪，小績溪便早已餓死，早已不成個局面?！盵5]大績溪、小績溪，即大徽州、小徽州另一說法；小徽州包括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婺源等。大徽州是指小徽州之外，徽人經?；顒踊蚴芑瘴幕绊懙膮^域，包含與徽州相連的江南地區，甚至華夏大地與海外。

明以前，徽州地區市鎮所見無幾。明清時期，一大批市鎮先后興起。據清《安徽輿圖表說》記載，徽州有近70 個市鎮，其中影響力較大的市鎮有18個②?；丈膛d起直接帶動了徽州本地城鎮化發展?；罩萼l村祠堂、院落、道路、橋梁以及徽州鄉村教育的發展，都是徽商振興鄉村的直接體現。

（二）農作物和經濟作物的運輸和銷售

糧食、棉布、茶葉、木材是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丈滩粌H銷售本地農副產品，也在其他地方收購農副產品。明中葉以來，洞庭湖流域糧食產量大增，湖廣有“天下第一出米處”的美譽。糧商不辭辛苦奔赴徽州周邊地區采購糧食，解決徽州本地糧食問題。顧炎武說：“徽人轉他郡粟給老幼，自桐江、自饒河、自宣池者，艦相接，肩相摩也?！雹圻@反映出徽商在周邊地區收購糧食販賣入徽州的現象，他們順應市場需求，也把湖廣糧食運往蘇浙。蘇浙一帶絲織業和棉布業發展迅速，桑田和棉田擠占耕地面積，水稻種植減少。蘇州“絲棉日貴，治蠶利厚，植桑者益多，鄉村間殆無曠土”④。因而，當地糧食供應時有不足。據全漢昇推算，“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自湖廣運往江浙的食米，約為一千萬石左右”[6]。根據資料，其糧食調運多由徽商所為。

明中葉以來，江南一帶廣種桑、棉，棉紡和絲綢業發展迅速。松江一府，每當秋季，各戶所織棉布，每天上市量可達5 萬匹。臺灣學者劉石吉統計，江南地區知名絲綢產地至少有25個，知名的棉布產地有53個[7]。這些棉布、絲綢產區吸引了諸多商人，徽商則是主力。擅長運輸與經營的徽商極大促進了當時的絲綢與棉布貿易。明清小說《石點頭》曾描述徽商在蘇杭采買幾千綾羅綢緞，前往川中去發賣⑤。同時，徽商也將棉布銷往西北、華北等地，如汪應選所說“居南里（南翔鎮），足跡歷薊門遼左……以貿易起家”⑥。由于徽商不斷的、長期的經營，以致松江百姓認為，“松民之財多被徽商搬去”⑦。再如，浙江平湖縣的新帶鎮，出現“饒魚米、花布之屬，徽商至，貫鏗紛貨，出納頗盛”的狀況⑧?；丈檀_實帶動了小徽州、大徽州城鄉經濟的繁榮。

徽州氣候溫潤，盛產茶葉。許承堯說：“歙之巨業，商鹽而外推茶，南極廣粵，北達京師，獲利頗賒?！盵8]徽商將茶葉販運到各地，使得徽州的茶葉種植和相關人員的收入得到一定的保障?；罩萆搅质a松樹和杉木，范成大稱“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為業”⑨，徽商將家鄉木材售往外地，直接帶動了徽州山林經濟發展，《新安志》記載：“山出美材，歲聯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⑩。需要強調的是，木材和茶葉銷售并不限于徽州本地，不少徽商遠赴西南和西北，與少數民族進行貿易往來。如汪伯齡說：“始勝冠，輒從父兄入蜀，稱貸以益資斧，榷茶雅州?！薄?歙人方景真也說“將以賈茶入蜀，資斧堇堇，聞者爭赴”○12。換言之，徽商不僅銷售皖南一帶的木材，更是不辭辛苦奔赴湘、川、贛、云、貴、閩等地采木，然后在江南等地銷售；他們還將徽州茶葉銷往西南、西北等地。這種經營活動使得區域間的商品得以流通，帶動了鄉村經濟發展，也為城鎮化發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三）宗族觀念起到積極作用

徽州是宗族觀念發達地區，堪稱“正統宗族制傳承的典型”。事實上，這種宗族觀念對徽商商幫的形成起到積極作用。少數人外出經商，致富后，他們回鄉招募宗親。很多人因為幫工而積累財富與經商經驗。嘉靖時，休寧鹽商汪福光財力雄厚，所用人員多為族人，“賈鹽于江淮，艘至千只，率子弟貿易，往來如履平地”○13。歙縣汪通保在上海經營典業，資本越積越多后，遂令其族內弟子在附近州縣開設分店○14。吳榮讓致富后，在浙江桐廬縣購置大量荒地，招募宗族子弟為他幫工，種植經濟作物○15。類似的事例，不一而足?；丈讨赂缓?，帶領家鄉族人外出經商務工，不僅轉移了鄉村一部分閑散勞動力，也給鄉村帶來了財富，解決了自己的人力資源問題。

綜上所述，明清徽商的經營活動，促成了農副產品的商品化，促進了城鄉商品流通，帶動了城鄉互惠發展?；丈瘫憩F出來的勤勞、審時度勢、士大夫的情懷和重鄉情鄉誼的宗族觀念，也成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素。

三、明清徽商促進小徽州、大徽州城鄉教育的發展

（一）捐建和維修書院

徽州是古代教育發達地區之一，明清時期更趨繁榮，出現了“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16的局面。經濟的發展需要教育，教育的發展亦離不開經濟的支持?；罩萆钍苤熳永韺W影響，尊崇讀書之道。歷史資料表明，棄儒從賈的徽商，致富后仍然真心向儒，熱衷于家鄉子弟的教育和培養。他們憑借財力優勢，殫思極慮，多方位、多層次地資助教育事業?；罩莞骷壐黝惤逃龣C構的創立和維護與徽商有不解之緣。

張海鵬認為：“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在家業隆起之后，他們又反過來資助教育?？梢哉f，沒有徽商便沒有發達的徽州教育，更沒有那斑斕璀璨的徽州文化?！盵9]清代徽州的書院教育十分發達，共有書院90多所?？滴酢痘罩莞尽酚涊d：“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17。由于地方財政所限，事實上，很多書院是由當地宗族或徽商所建，資金多來源于族里的徽商。黟縣的紫陽書院，即是鹽商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先后請于運司轉詳鹽院，動支營運項下款銀修復，書院建造的過程中，因經費缺額，他們又捐銀11000 兩，其中鮑志道捐銀3000兩[10]。

明代黟縣商人舒志道致富后，“嘗修理府學，興建書院”○18；如歙商曹錦辰“建竹山書院”○19；縣議建書院，商人也踴躍捐助，舒大信“存二千四百金助之”○17?；罩輹耗軌蛘＿\行，得益于徽州商人的資助。書院平時的運行費用也多由徽商贊助，如黟縣“邑人公議（黟縣書院）延請經費由典商領本生息，官吏俱不為經理”○20?；丈虒逃臒嵝呐c資金投入力度，可見一斑。

（二）文官增多和民眾識字率增加

教育的積極投入，效果非常顯著。據統計，“明代徽州文進士452 人，武進士56 人；清代文進士684人，武進士111 人。明清徽州文進士占全國2.20%，其中清代占2.55%”[11]。另外，僅婺源一地，七品以上官員，明代有505人，清代326人，共831人。古代七品官員一般都是飽讀詩書之人，對道德文章和儒家事功頗有領會，可謂社會的精英階層。

除了為國家培養人才外，徽商也提高了鄉村居民的整體文化水平。據統計數據估算，明清徽州男子識字率在70%—80%，遠遠高于其他地區，不少女子從小也認字讀書。道光年間，當時的徽州太守對此深有感觸，他在《重修徽州府志·序》中滿懷深情地寫道：“行其野，則村墟刻鏤，桑麻鋪彼，比戶習弦歌，鄉人知禮讓，未嘗不厥然發憤而興起，曰此其俗化之厚，與其鄉先生教澤之長也?！薄?1顯然，徽州人崇尚禮樂和知識，風氣甚濃。這種“俗化之厚”“教澤之長”離開徽商的助力難以實現。

（三）資助僑居地的教育

徽商不僅大力資助家鄉教育，也大力資助僑居城鎮的教育。如前述鮑志道曾捐3000 兩修建紫陽書院，又捐8000 兩修建山間書院[10]。乾隆初年，充任兩淮總商的汪應庚，捐50000余兩重建江甘學宮，又以13000 兩購田1500 畝，悉歸諸學○2。用其所得收入維系教育費用，頗顯運營策略，其長遠眼光保障了教育投資的延續。

由上可知，徽商對大、小徽州教育的熱心捐助促進了徽州本地和僑居地的一般識字率和文化水平，促進了精英階層的擴大，這也為城鄉融合發展打下較好的人才基礎。

四、明清徽商對小徽州、大徽州城鄉公共設施的建設

（一）建設徽派建筑和園林

徽商足跡遍天下，有“鉆天洞庭遍地徽”之稱。商品流通繁榮了經濟，也為區域文化交流營造了更好的發展空間。區域文化交流對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及知識增長與良性更新十分重要。

建筑與園林是文化、風俗、價值觀的重要體現。建筑與園林，起初是私人設施，但是當它們連成片或具有一定規模后，實際上也間接成為某種公共設施，或者對公共設施建設起到引領或奠基作用?；丈贪淹饷娴慕ㄖ邮綆Щ鼗罩?，結合家鄉的地理特點，建成既適宜居住又節省土地的住宅，建筑史謂之徽派建筑?；张晒琶窬咏ㄖ蹓焱?，雕梁畫棟，重檐飛角，層樓疊院，風格獨特。時人慨嘆：“鄉村如星羅棋布，凡五里十里，遙望粉墻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鴟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盵12]

徽商不僅改善住宅，還大興園林。明代鹽商吳天行，“以財雄于（歙縣）豐溪，所居廣園林，侈臺榭，充玩好聲色于中?！盵8]504為了裝點園林，他還“遠致奇石無數，取‘春色先歸十二樓之意’，名其園曰‘十二樓’，茲又造‘松石庵’”○23。據許承堯記載：“《胡心泉集》中有《水香園記》，略言：吾縣（歙縣）西山水平遠，居人復工選勝，園亭樹石，錯落分布于其間，與川巖相映發?！盵8]956另外，乾隆年間徽商修建檀干園，該園位于歙縣潛口鄉唐模村東，模仿杭州西湖的風景建造而成，當地俗稱小西湖。在眾多的園林中，徽州鹽商汪石湘所建“水香園”最著名，水香園是清初潛口汪度營建的一座別墅，它坐落于阮溪之濱、紫霞山麓，周邊鳥語花香，青山綠水，風光無限。

（二）建設道路、橋梁、水壩

與住宅和園林不同，道路、橋梁、水系、避雨亭可謂完整意義上的公共設施?；丈滩坏e極建設自己的住宅和園林，也積極參與道路、橋梁、避雨亭的修建，參與徽州水利維修?；罩萆铰菲閸?，可與蜀道相比，出行甚為不便。致富以后，他們積極修建鄉村道路。介于宣州與歙縣之間的箬嶺，是歙縣、休寧、太平、旌德四縣外出的交通要道。這條路幾乎見不到陽光，有巖石礙路，亦有毒蛇猛獸出沒?；丈坛虈馔顿Y整修箬嶺之路，路成之后，當地生活便利許多，與外界聯系明顯增多。

徽州水系發達，橋梁非常重要，而很多橋梁由徽商出資修建。如許澗洲在徽州與浙江的交通要衢湖村修建橋梁，方便村民出行。黟縣石山有座挹秀橋，是人來人往的要道，因年久失修成為當地出行的難題。黟縣商人吳翥知道后，拿出12000 兩銀子整修○24。寧國府的阮翁橋，由明代徽商阮輝、阮杰出資修建；此橋在清代年久失修，阮杰之孫阮士鵬再次出資修建。阮翁橋歷經百年，阮氏家族在橋梁塌廢之時，不斷出資修建。人們為紀念阮家善舉，也十分樂意將橋命名為阮翁橋。阮氏家族從明代到清代幾百年間，不斷地建橋、修橋、再建橋。由此，鄉民與徽商形成某種較可靠的親善關系。這種親善關系也是今日城鄉互融發展不可缺失的要素。

徽州有新安江、青弋江兩大水系。境內縱橫交錯的水系網絡，雖然利于水路運輸，但汛期也帶來危害，所以水利修建對徽州來說是重要大事。漁梁壩從宋代就開始筑壩攔水，給一方百姓帶來收益，但到了清代，漁梁壩已經屢筑屢圯，地方財政拿不出修建經費，最后是徽商捐資修壩，造福一方。

仁義之士許澗洲拿出萬兩銀子到山中采伐巨石，開掘水圳，從遠處引灌溉之水，解決了村東城郭百頃土地的灌溉問題，使得這塊耕地成為旱澇保收的良田。歙縣江村人江演捐金數萬，開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江演修建北關萬年橋以利涉，又浚揚州伍佑河二百五十里及開安豐串場官河，使得鹽艘免車運之勞。江演尤篤族宜，增置祭田，族中教養兼至。歿后百年，以致村黨尤沾其澤。

（三）建設城墻和城門

明初很多城市沒有城墻，一旦遇到匪亂即無法抵御。蕪湖無城墻，以致官府庫房兩次被盜，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倭寇進犯蕪湖，人心惶惶，各方強烈要求修筑蕪湖城垣。萬歷三年（1575 年），人們又議論筑造城墻，但地方官府無力支付費用，于是他們想到了徽商?；丈绦煨新肥沁@一工程的主持人之一，官府“委任其事，迄底于成”。徐行路還“捐千金獨造南城井干之樓”，歙人阮弼也積極參與，倡議在蕪商紳捐資筑城，并率先捐出重金，于是商民士紳紛紛響應，結果“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焙髞?，阮弼又帶頭捐資修筑了蕪湖的四座雙層樓城門和三座便門，并且獨資修筑了西門城樓○19。再如婺源人洪德稅，在江蘇六合等地經商，“六合城圮，捐千余金浚筑，六合之人德焉”○25。這種對僑居地公共設施的建設，惠及更多民眾，充分顯示了徽商的高尚情操。

總之，汪應庚、許澗洲、吳翥、阮氏、江演等人的事例表明，徽商在經濟流通、共同致富、教育發展、公共設施建設、城鄉協同共進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公共設施投資巨大，對徽商個人來說，只有具備不計得失、兼濟天下的大情懷，才能做到這一點。

五、明清徽商對城鄉精神文明的建設

（一）促進區域學術交流

城鎮和鄉村的發展繁榮，不僅需要物質基礎，還需要精神支撐，需要學術和文化繁榮。借用今天的說法，精神文明建設也需加強?；罩菔菍W術昌盛之地，徽州學術文化的昌盛有賴于教育的發展，徽州教育的發達有賴于徽商的財力支持。當然，學術的發展還有賴于學者的交流以及新思想的吸收?；丈趟奶幗浬?，經濟發達的淮揚、蘇浙地區是他們的僑居集中地?；丈淘趦S寓地和家鄉之間往來，帶動了徽籍學者對外學術交流。這種學術交流，既把徽州文化傳播出去，又汲取其他文化，為徽州文化提供新的養分。

徽商尊重知識和讀書人?；丈虨榧亦l學子慷慨捐獻，使他們一心讀書，無后顧之憂。清代歙縣商人汪梧鳳，家中辟不疏園，廣置書籍，延請四方名士，如江永、戴震、鄭牧、程瑤田等“日夜誦習講貫其中”“飲食供具惟所欲”[13]，一時成了學術研究中心。

（二）收藏和研究書畫

徽商賈而好儒，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致富后，他們還喜歡收藏字畫，如倪瓚的《山竹居圖》《雨后空林圖》，王獻之的《鴨頭丸帖》，顏真卿的《祭侄稿》等，這些名品巨作，可供畫家觀摩、研究，對徽州書畫藝術產生積極影響。而一些時代名家收藏的書畫作品，更是數不勝數。

徽商不僅促進了新安畫派的延續，還與“揚州八怪”交往密切，贊助或購買他們的作品。這也是徽商對近代市民文化繁榮的某種貢獻。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不但捐資揚州溝渠修造，設義渡，造福一方百姓，而且熱衷古籍收藏、文獻刊刻、書畫收藏、藝術贊助。馬氏兄弟為徽州、揚州的經濟與文化繁榮，甚至為《四庫全書》編纂貢獻良多。

（三）推進徽派版畫繁榮和京劇的誕生

明清徽派版畫也是美術和工藝之一絕?；张砂娈嫴坏谱骶?，而且其文化品味也高出同時代的常規水平。它能積極借鑒與吸收士大夫的審美品味，在高雅與通俗的溝通上，頗能精微地把握分寸。蕭云叢、丁云鵬等文人畫家，親自參加版畫制作?；罩莩霈F黃氏、汪氏等雕刻世家，其技藝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

京劇的誕生與徽商也密切相關?；丈绦铕B戲班，以雄厚的財力保證了戲曲藝術的發展。他們支持戲班北上，最終促成了京劇的誕生?；丈套吣详J北，眼界開闊，獲取大量信息，對醫學與科技的發展也起到積極作用。粗略統計，明清徽州醫學著作620 部，約占清以前徽州醫學著作的80%。明初到正德末年（1521 年），僅有21 部醫學著作，其他599部著作則是嘉靖到清末之間產生的?，F代意義上的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等著作，也大都在這段時間出現。[14]總而言之，徽商的興起，帶動了文化、藝術、科技的繁榮，帶動了城鄉精神文明建設。這種精神文明和商業經濟繁榮帶來的物質文明相益得彰。

（四）支持社會文化活動

徽商的發跡得益于宗族的支持，他們雖然“春月持余資”外出貿易，“冬月懷歸”，但是對故土的感恩與懷念從未減少，所以致富后積極為宗族效力，捐資宗族的各項文化事務便是其中之一。李琇“居嚴源，做賈真州，多貲”，“嘗建宗祠，置祭田”，“至今春秋歸胙”[15]。金城“就商于景鎮”，“育嬰、義渡、會館、義舉均城領袖醵貲”，“眾商感城之力，為立木主，時祭歸胙，以酬其勞”○26?；丈滩粌H積極支持家鄉的文化活動，還將這些民俗傳統帶到了經商所在地。

會館是商人在經商地形成的同鄉組織，這里按期舉行家鄉的風俗活動，如祀神儀式等，為聯絡鄉誼帶來方便?！按呵锛榔?，定以三、九月十五日”[16]，即清明和秋季的最后一個節氣，并且“祭畢頒胙”[16]46。在《重續歙縣會館錄》的“春秋祭祀”條下列有詳細的“祭品”“祭章”等內容[16]188。無論是資助特定時間節點的家鄉風俗活動，還是在會館舉辦同類的活動，都寄寓著徽商濃厚的宗族情誼，同時也為徽州社會文化活動的傳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六、結 語

胡適說，一個鄉村因為徽商的進入可能發展成為市鎮，一些市鎮因為徽商的進入更加繁榮[17]。明清徽商在大徽州和小徽州之間奔走，促進了物質的互通，提高了徽州本地與他地的經濟繁榮。通過投身大、小徽州公共設施的建設，造就了民眾的生活福祉，也增進了區域人際信用關系的良性循環；通過對書院與教育的投入，提高了人才儲備量和人們的文化水平；通過對文化、藝術、科技等多方面的資助，直接促進了大、小徽州精神文明的發展。

可見，小徽州沒有因為大量人員外出經商而變得蕭條沒落，反而是變得繁榮富饒。小徽州和大徽州之間的互動，直觀地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具體體現在教育、水利、建筑、雕刻、藝術等多個層面。正是這種互動融合，發展出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和精神文明，讓更多人、更多區域受惠。

注釋：

①《祁門志》，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卷四。

②《安徽輿圖表說》，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石印本，卷一。

③顧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民國二十三年（1934 年），四部叢刊本，卷三二。

④陳（荀大）纕、丁元正修，倪師孟、沈彤纂《吳江縣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刊本，卷五《物產》。

⑤《石點頭》，明崇禎金閶葉敬池刊本，卷八。

⑥張承先纂《南翔鎮志》，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刊本，卷七。

⑦李紹文撰《云間雜記》，奇晉壘叢書本，卷一。

⑧《（天啟）平湖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影印本，卷一。

⑨范成大著《驂鸞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

⑩《（淳熙）新安志》，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刊本，卷一。?汪道昆撰《太函集》，明萬歷十九年（1591年）刊本，卷五三。

?汪道昆撰《太函集》，明萬歷十九年刊本，卷四〇。

?《休寧西門汪氏宗譜》，清順治十年（1653年）刊本，卷六。

?汪道昆撰《太函副墨》，明萬歷十九年刊本，卷四。

?汪道昆撰《太函集》，明萬歷十九年刊本，卷四七。

?趙汸撰《東山存稿》，清乾隆刊本，卷四《商山書院學田記》。?《徽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刻本，卷七《營建志：上》。

?《黟縣志》，清嘉慶刊本，卷七。

?石國柱修，許承堯纂《歙縣志》，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鉛印本，卷九。

?馬步蟾修，夏鑾纂《徽州府志》，清道光七年（1827 年）刊本，卷三《營建志·學?！?。

?馬步蟾修，夏鑾纂《重修徽州府志·序》，清道光七年刊本。

?歙縣《汪氏譜乘·光祿寺少卿汪公事實》，清乾隆抄本。

?吳南祜撰《豐南志》，（民國）稿本，第九冊《松石閹》。

?吳克俊纂《黟縣四志》，民國十二年（1923 年）刻本，卷十一。

?《婺源縣志》，清光緒九年（1883 年）刊本，卷三一《人物·義行》。

?《婺源縣志》卷三十九“人物·志行”，清光緒八年（18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