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深度翻譯理論的《魯迅小說集》翻譯研究

王 偉

（銅陵學院外國語學院，安徽銅陵 244061）

一、引 言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弘揚中國優秀文化成為建設文化強國的必然要求。文學翻譯對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具有推動作用，而深度翻譯理論有助于文化更好地傳播，促進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魯迅小說是五四新文學的經典，是國民靈魂的體現，是寫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的結合。運用深度翻譯策略翻譯魯迅小說，可以使讀者最大程度地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削弱跨文化帶來的沖擊，有助于文學經典的對外傳播。

二、文獻綜述

從魯迅作品的英譯歷程來看，前期學者大多集中于以《阿Q 正傳》為代表的單篇小說翻譯，到后期才有陸續的翻譯合集，這些單篇小說或獨立刊登在文學期刊上，或被收錄于中國當代文學合集中。通過梳理文獻可以發現，國內有關魯迅小說英譯的研究已有階段性成就，但是在理論深入和語料選擇上還有待提高，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其一，用理論規范深入探討魯迅小說合集譯本的研究較少，而針對單篇小說譯文的研究較多。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發現，對魯迅作品的翻譯研究多以《阿Q 正傳》譯文為主，且單篇譯本對比的文章較多，譯本的選擇也較為單一，主要為威廉·萊爾（William Lyell）和戴乃迭、楊憲益二人的譯本。萊爾于1990 年完成譯著《狂人日記及其它》（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翻譯家夫婦楊憲益和戴乃迭于1953—1981 年合作完成了魯迅先生33篇小說的翻譯，即《魯迅小說選》（Selected Stories of Lu Xun）[1]。雖然《阿Q 正傳》是魯迅作品中最早進入英語世界且被翻譯最多的一部小說，其中蘊含的研究價值值得學者深入探尋，但若局限于此以致其他魯迅作品在英語世界鮮為人知，反而不利于中國文學走出去[2]。

其二，依賴單一翻譯理論解釋現存譯本的可讀性。目前被引用和提及較多的譯本主要是四本。除上述兩個譯本外，學術價值較高的還有王際真的譯本《阿Q 及其它：魯迅故事選集》（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和藍詩玲面向普通讀者的《〈阿Q 正傳〉和其它中國故事：魯迅小說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其中萊爾的譯本由于時代性的束縛，英語語言習慣的地區性較為明顯，但是他注重源語言文字在翻譯中的還原性?？苤久鞯仍趯Ρ取犊袢巳沼洝烽_篇的文言文譯文部分后發現，萊爾試圖模仿文章開篇作者的語氣和文字用法，因為文言文的前言和白話文的日記主體在語言使用上有很大差異，這種文字轉換是該篇章獨有的特征，譯者需要將這種文字落差帶給讀者[3]。相比之下，楊憲益、戴乃迭注意到言語的地區性和時代的差異性，不斷優化文字，是兼顧語言和翻譯技巧的集大成者。相對而言，藍詩玲的譯本在可讀性上大做文章[4]。這些譯本內容豐富，如果僅用單一的理論進行系統分析，盡管能讓理論性的研究更進一步，但與此同時可借鑒的研究角度也會受到限制。

綜上，國內現有的關于魯迅小說英譯的研究大多從現有的中國文學英譯本中尋求最合理的翻譯方法，并運用翻譯策略促進中國經典文學的國際傳播，但仍不夠全面周詳，且研究視野不夠開闊。有鑒于此，使用能夠有效削弱文化差異的深度翻譯理論研究魯迅小說的完整譯本。

三、理論基礎

起源于人類學研究“深度描寫”的深度翻譯自提出以來備受翻譯學界的關注?！癟hick Translation”這一概念最先由美國學者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他發現譯本被翻譯后都會包含大量的注釋和說明，認為這些文本內外闡釋性文字的目的是補充大量的源語言文化背景知識，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更好地接收原作者傳達的信息，實現最佳的理解效果[5]。深度翻譯策略就是在翻譯中通過一些敘述性文字，如引言、背景介紹、腳注、備注、編后記等來為讀者提供必要的潛在背景知識，從而更好地保持譯本的純潔性，也更便于讀者理解和鑒賞。

英國學者西奧·赫曼斯（Theo Hermans）把阿皮亞的“Thick Translation”概念運用到跨文化研究中。在跨文化翻譯研究中，復雜的專業術語和一些特有的文化氛圍僅通過譯者去理解和傳達只會加劇文化交流的屏障，削弱文字本身的力量，很難不受譯者本身思維差異的影響。而深度翻譯的提出則給跨文化翻譯研究提供了一種新思路，這也是赫曼斯所推崇的。深度翻譯策略能夠有效規避翻譯中由于譯者主體思想差異導致的譯文缺乏客觀性的現象，也能避免譯者在面對復雜枯燥的文本時陷入精準化、格式化的翻譯困境，從而為譯者增添更多的文字選擇性和可編輯性，避免因為翻譯困難造成的文化缺失和文化交流障礙[6]。

馬克·沙特爾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伊拉·考伊（Maira Cowie）在阿皮亞的理論基礎上對深度翻譯策略在譯文中的表現形式進行補充，他們認為任何包含大量源語言文化信息的闡述性文本材料都可以視作深度翻譯理論的應用。他們更加強調深度翻譯策略的文化性，即幫助讀者提高對源語言文化背景的認知。他們指出，這些闡述性文字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豐富文化背景和語言語境，體現出深度翻譯策略的文化交流功能[7]。

四、深度翻譯在《魯迅小說集》英譯本中的應用

2009 年，英國新生代作家藍詩玲所譯《〈阿Q 正傳〉和其它中國故事：魯迅小說集》由英國企鵝出版社發行。文中所選英文案例來自此譯本，中文案例則選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藍詩玲譯本是目前少有的較為完整的魯迅小說譯本合集。譯者考慮到漢語和英語的語用差異，采用了一些翻譯策略，如引言、文本內外的注釋和一些文化詞匯處理等，其目的和深度翻譯策略不謀而合，在對譯文進行文化和歷史語境補充的同時，也融入了譯者自身的感悟。

（一）文本內的深度翻譯策略

1.腳注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一些看似簡單的文字背后卻有獨特的文化含義。在英譯過程中，如何將這種蘊含豐富文化的文字以最佳的方式譯出一直是翻譯界努力的目標。深度翻譯策略可以通過注釋等闡述性文本對文化進行詮釋，并且在其形式的選擇上趨于多樣。在藍詩玲譯本中，以最基本的注釋形式出現的深度翻譯策略并不多，但挑選的案例卻十分考究，為簡單的詞語賦予文化深意，這也是她綜合考慮讀者感受后做出的最優選擇。

例1：

原文：華老栓忽然坐起身。[8]

譯文：Hua Shuan suddenly sat up in bed.

注：Lu Xun uses words (‘Hua’① and‘Xia’)thatcan also mean‘China’for the surname of both the old man and the revolutionary, infusing the story with an intense historical symbolism.[9]

該例摘自《吶喊》的第三篇《藥》，此處所加的腳注是為了給讀者解釋主人公的名字在中文中所暗含的意思。華老栓的姓取自“華夏”二字中的“華”，華夏是中國的別稱，這里代表著老翁和革命者的姓氏，為這個故事增添了強烈的象征意義。譯者在該短篇第一段中使用腳注，用闡述性文字為主人公的姓氏注解，讓未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熏陶的英語讀者了解到一些特定文字的寓意。源文本在此處并沒有給出注釋，因為母語讀者對本國文字會有天然的理解能力，譯者非常巧妙地在此處添加“華”字的注釋，足以看出譯者的用心程度。

例2：

原文：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于通人。[8]79

譯文：My only consolation in this whole sorry business is that one syllable of his name at least‘Ah’—— can boast of an unimpugnable correctness.

注：An all-purpose Chinese prefix added to personal names, with a roughly diminutive effect;in the case of Ah-Q, one perhaps imagines his interlocutors cannot be bothered to say or remember his full name.[9]83

該例摘自《吶喊》中《阿Q 正傳》的作者序言，主要介紹阿Q 名字的由來。這里的腳注是對中文中姓名常見字“阿”進行說明，即“阿”是中國文化中一個通用前綴，削弱言語強度。此處是為了讓讀者明白與阿Q 交談的人們根本不在乎他叫什么，也可以說不想記住他的全名。譯者通過對細微之處文字的注釋讓阿Q 的形象在讀者眼中更加立體，使讀者在之后章節的閱讀中更能體會到作者傳達的思想。

例3：

原文：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8]106

譯文：This, it was put about with gasps of admiration, was the insignia of the Persimmon Oil Party.

注：In Chinese, ‘freedom’, ziyou, sounds very much like‘persimmon oil’, shiyou; an understandable error of hearing, therefore by the good burghers of Weizhuang.[9]120

該例摘自于《阿Q 正傳》第八章的正文部分。此處的注釋是從發音角度給英語讀者解釋Persimmon Oil Party的含義。柿油黨是“自由黨”的諧音，作者在《華蓋集續編·阿Q 正傳的成因》中說：“‘柿油黨’……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盵8]106譯者在此處先直譯再加以注釋，如若在此處用相同的諧音詞語代替，雖然是一種方便讀者的譯法，但由于文化差異，再相似的詞語背后的文化也是不同的。因而此處的注釋非常巧妙地將原文作者暗含的意思一并寫了出來，使沒有一定漢語基礎的英語讀者也能準確了解該詞語在文本中的含義。

2.背景注釋

深度翻譯策略的運用是從尊重譯者主體性的角度出發，因而譯者肩負的翻譯任務艱巨。雖然在譯作中譯者應該充當一種客觀的媒介，但是在一些背景復雜的篇章中，譯者需要適當發揮主觀能動性，在恰當的地方增添注釋。例4是藍詩玲所譯《吶喊》中的《風波》篇，是整本書中唯一一處以歷史背景作為譯者注釋的例子。

例4：

Translator’s note: The immediat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is story is this short-lived attempt in June 1917 by General Zhang Xun, a fanatical supporter of the defunct Qing dynasty, to overturn the Republic by leading his army into Beijing and returning the abdicated emperor, Puyi, to the throne. By July, the restoration was brought to an end when rival generals stormed the capital, defeated Zhang Xun and deposed Puyi.[9]61

此注釋主要介紹文中出現的歷史事件——張勛復辟。由于《風波》篇創作背景的特殊性，譯者特意在正文前添加注釋，簡要介紹了相關歷史背景及經過，待讀者讀到正文就能明白文中的情節。

3.尾注

藍詩玲在譯本中提供的尾注與通常尾注不同，她考慮到讀者閱讀體驗將尾注單獨成冊，以附錄的形式放在所有譯文之后，但都從屬于譯文內的深度翻譯策略，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特定文化標示性詞語的不正確翻譯是造成目標語讀者理解障礙的原因之一[10]。因此，該譯本的尾注大多是一些特定的中國文學內容，對源語言讀者來說熟悉，但對目標語讀者而言是陌生的標識性詞匯的注釋，簡潔有序，方便讀者閱讀。

例5：

原文：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8]19

譯文：When he was teaching me history as a boy, he once told me people could ‘exchange sons to eat’in times of scarcity; or then again,while discussing a notorious villain, he told me death alone was too good for him; that‘his flesh should be devoured, his skin flayed into a rug’.

注：‘exchange sons to eat’...‘his flesh... flayed into a rug’: These are both historical allusions drawn from a chronic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9]22

該例摘自《狂人日記》，其中“易子而食”和“食肉寢皮”兩個典故均出自《左傳》，且都發生在戰國時期。譯者先是意譯了古文，再在尾注中注明典故來源，既方便讀者在不被注釋打斷的情況下閱讀，又用繁簡得當的方式講述深奧典故。

例6：

原文：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8]78

譯文：On this question, but to my great surprise even this oracle had no light to shed on the matter, although he laid the blame for the confusion on the shoulders of westernizing intellectuals such as Chen Duxiu and his benighted journal New Youth.

注：Chen Duxiu… New Youth: For informa-tion on Chen Duxiu and New Youth, see Introduction.[9]82

該例摘于《阿Q 正傳》的序言部分，介紹阿Q 名字的由來。藍詩玲遵循縮減尾注、不擴充篇幅、引導讀者自己探索的原則，這里的尾注部分并沒有把前言介紹的部分再復述一遍，而是引導讀者去閱讀前言中的魯迅生平介紹。魯迅的作品是立足于時代的，而那個時代離不開五四運動，離不開《新青年》，即使在尾注中簡單標明陳獨秀的身份，也無法講清楚陳獨秀與魯迅及其文字和思想之間的關系，因此譯者巧妙地將魯迅與時代結合寫成前言介紹。這種引導讀者因為簡單的標注去自行探尋的策略實屬高明，使讀者無法在閱讀上偷懶，同時也表明文字、作者和時代之間無法割裂。其實這里的新青年在文中是一種諷刺，作者并非真心批判文字改革，但是譯者卻借注釋有意說明和傳播文化以加深讀者的印象，這種深度翻譯策略在此篇中多次使用，值得學習。

例7：

注：Dragon Boat Festival: falling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uth;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days on which debts were settled.[9]403

端午節是中國傳統節日，但魯迅先生所寫《端午節》一文與傳統文化層面關系不大，因而譯者注釋的時候只是簡單介紹一下節日時間，主要是突出后面的清賬部分。這里端午節只看作一個時間節點，為故事展開作鋪墊。倘若讀者自己先查詢端午節資料，再看文字發現二者似乎并無太大關系，便會開始懷疑該篇章名稱的用意。這里譯者根據文章內容和時代背景給出注釋，說明這里的節日只是強調一個具體的時間節點，不僅為讀者提供了一定的時代背景，也補充了文化層面的知識。

（二）文本外的深度翻譯策略

文本外的深度翻譯策略獨立于譯文之外，指的是譯者自己添加的輔助性文字。藍詩玲譯本外的副文本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譯者寫的前言，另一部分是后語（afterword）。但是此譯本的后語并非此版本譯者所寫，因此并不在研究之內。

1.作者介紹

魯迅先生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締造者，不僅在于他作品的獨特價值，更在于他為開創新文化、新傳統所做的突出實績[11]。不認識魯迅的人讀魯迅的作品，必然是從了解魯迅開始，認識魯迅則需要認識當時的中國。這一龐大的信息庫處理起來繁雜且困難，魯迅先生的小說雖然零散地被英譯以供學者傳閱，但整體的、有序的、只以魯迅文字為主題的譯著并不多。藍詩玲在譯本中安排了很大的篇幅介紹魯迅和當時的中國?！癈hronology”是“Introduction”里設置的類似時間軸一樣的目錄，自1881年魯迅先生出生于浙江紹興，到1900年開啟留學生活，到1906 年棄醫從文，再到后續的文章發表以及政治活動，譯者用了大量篇幅梳理時間線，作為認識魯迅的“入門”。

隨后，譯者用27 頁的篇幅介紹魯迅，她站在譯者的角度，融合中西方文化差異，最大程度地向目標語讀者介紹這位來自中國的偉大文學家。介紹魯迅其實也就是在向西方介紹那個時期的中國?；谕ㄓ蒙疃确g概念，該譯本的前言看起來似乎不需要這么長的篇幅，但與藍詩玲在譯文內對尾注進行最大程度縮減的出發點一樣，二者都是考慮到時代語境與讀者觀感?？s減譯文中的副文本意味著那些被縮減的部分以其他方式傳達給讀者。因此，該介紹部分是在充分考慮讀者的情況下編著的。

2.導讀

如果說魯迅的生平介紹是國內學界對其研究結果的展示，那么導讀便是國外學界研究魯迅的成果一覽。該譯本的導讀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魯迅作品的英譯研究，二是魯迅和現代中國文學的英譯研究。譯者在此處并沒有詳細展開敘述，主要是列出學者及其著作，在每個著作后添加對該著作的評注，以供讀者參考。

3.文化差異須知

該部分內容位于前言的最后。第一部分主要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式，是一篇總結性的說明文字。該部分闡明了此譯本的編譯順序，遵循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的出版順序，此版本的流傳度廣且準確度高，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為了提高文本的流暢度，藍詩玲在此處提到會有意減少尾注和腳注。但有些文本里所蘊含的中國讀者認為理所當然的信息，譯者還是會標注以方便目標語讀者閱讀。文化差異的屏障一直是文學跨文化交流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盡管在編譯過程中譯者已經盡量減少尾注和腳注的存在，用譯前作者序來平衡信息差，但當語言中文化知識的密度已經無法再削減時，藍詩玲便用最精簡的語言進行概括并添加參考文獻。在譯者序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藍詩玲說到：“我始終渴望通過翻譯向中國研究專家圈之外的讀者展示魯迅在中國的權威地位以及他超越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文學思想?！盵9]46這足以看出譯者對此譯著十分重視，并希望中國文學在海外發跡。此篇僅有兩頁的譯者序，文字簡潔凝練卻充滿力量，表現出一位譯者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對中國文字走出去的殷切希望。

相比第一部分充滿感性力量的文字，第二部分算是一篇漢字讀音的知識科普。該部分先簡述中國文化中姓名系統的表現形式，后將漢語拼音系統用英語群體所熟悉的元音、輔音劃分標準來劃分，讓讀者在后續閱讀中遇見的一些漢語拼音有一個基礎的知識框架。無論從文字角度還是從文化角度來看，這篇序言都十分考究，是譯者作為媒介平衡語言文化差異、尊重讀者的體現，在翻譯中具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五、結 語

以《魯迅小說集》的藍詩玲英譯本為研究對象，以深度翻譯為理論基礎，具體分析深度翻譯策略在該譯本中的應用。研究表明，隨著深度翻譯策略研究的不斷深入，無論是該策略的定義還是表現形式都有了很大擴充。自阿皮亞提出深度翻譯概念起，學界研究范圍就在不違背基礎概念的前提下不斷延伸。無論是赫曼斯的功能性強調，還是沙特爾沃思和考伊的文化性強調，都在深度翻譯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因而在運用該理論研究藍詩玲譯本《魯迅小說集》時，無論是框架的分類還是案例的分析都是基于“將文字置于豐厚的文化語境”這一概念展開的。

從譯文內的闡釋性文本來看，譯者并非遵循傳統譯著時的注釋形式，而是力求減少腳注數量，尾注雖然從形式上是譯文外獨成一冊的，但從內容角度劃分，都從屬于譯文內的深度翻譯策略。因此在文學翻譯中，在不違背譯者主體性的基本要求下，可以不拘泥于策略的表現形式，不受客觀形式的束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尋求最佳解決方法。從譯文外的說明性文字來看，通過研究《魯迅小說集》的前言部分可以發現，深度翻譯策略的表現形式并非固定。藍詩玲根據文化依附的主體差異性，將前言分為三部分：一是以作者為主體的介紹，二是以客觀學術為主體的導讀，三是以語言差異為主體的須知。對這種分類形式和表現形式，雖然目標語讀者前期可能要花費一段時間去了解，但也省去了對后續文字的理解問題，緩和了原著的文化沖擊，豐富了深度翻譯策略的表現形式，為跨文化的學術傳播及后續的譯著指導提供了更多可行性方案。

深度翻譯作為一種翻譯策略，無法完全平衡文化差異，也無法完全消除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壁壘，只是一種憑借譯者主體性的最平衡之舉。

注釋：

①此處原文獻中使用單引號標注，這里按照原文獻格式引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