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史視域下19世紀前中期海外漢學期刊的中國知識傳播
——以《中國叢報》為中心

莊 新

海外漢學（中國學）①歐洲漢學研究萌芽于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并于16 世紀至18 世紀正式發端；19 世紀以后，漢學逐漸成為專業學科，以中國語言歷史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歐洲漢學研究范式日漸成熟。美國漢學則出現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起初深受歐洲傳統漢學影響，后于20世紀中期正式轉向以社會科學方法開展綜合性、現實性研究的“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研究范式。21 世紀以來，中國本土學界也逐漸形成系統研究海外漢學的學術場域，“漢學”與“中國學”兩個詞匯的意涵正在走向融通。指海外學者的中國研究，是中國文化知識國際傳播的重要路徑之一。從物質媒體角度來看，19 世紀之前，海外漢學知識的主要載體是傳教士、商人、探險家的抄本、書籍、書信等。進入19 世紀，在海外漢學進入專業學科化階段的同時，受現代印刷術、現代報刊業、大眾傳播、文字傳教活動、實用知識思潮等復合性時代因素影響而在中外文明互動中逐漸產生的海外漢學期刊，成為系統生產與傳播海外漢學知識的新平臺。既往從漢學史角度切入的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對傳播內容與歷史——漢學研究內容、漢學家及漢學史的深入整理解讀。近年來，在多維度、跨學科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學界對海外漢學及中國文化知識海外傳播的內涵與外延均有了新理解。其中，對于19世紀初來華傳教士創辦的重要英文期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的媒介物質基礎及其所開展的中國知識報道的研究，可作為物質史視角下近代海外漢學期刊與中國知識海外傳播研究的典型個案。②18、19 世紀以來，《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32—1904）、《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34—1990）等海外東方學學會刊物也報道中國知識，但更側重印度、日本等地信息。19世紀中前期，來華的西方軍政人士、商人、傳教士等開始在華創辦西文報刊，如創刊于澳門的《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1822—1823）、《澳門鈔報》（A Chronica de Macao，1834—1837），創刊于廣州的《廣州記錄報》（Canton Register，1827—1839）、《廣州周報》（Canton Press，1835—1844）、《中國差報與廣州鈔報》（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1833），但主要介紹官方法令公告、商業信息、船期廣告等信息，也刊載中外新聞及評論。這一時期，《中國叢報》可以說是集中、系統性報道方方面面中國知識，且密切參與美國漢學興發歷史實踐的最典型的海外漢學期刊。

《中國叢報》是由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于1832年5 月在廣州創辦的英文期刊，是19 世紀前中期僑居地漢學期刊的典型代表，鴉片戰爭期間曾轉移到澳門和香港出版，1845 年遷回廣州印行，1851 年12 月?？?。它是第一份向西方介紹中國情況的英文月刊，共有20卷，232期，詳細報道了19世紀30至5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風俗、司法、自然等各方面情況，具有重要文獻價值。1833 年，應裨治文要求，美部會派遣印工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來華負責《中國叢報》的印刷事務。1847年之后，該刊的編輯即由衛三畏代裨治文負責。根據衛三畏于1851 年編訂的總目，《中國叢報》收錄的文章主要包括以下主題：地理，中國政府與政治，稅收，陸軍和海軍，中國人民，中國歷史，博物學，藝術、科學和制造業，旅行，語言、文學，貿易和商業，航運，鴉片，廣州、外國商行，對外關系，與英國的關系，與英國的戰爭，香港，與美國的關系，日本、朝鮮，暹羅、交趾支那，其他亞洲國家，印度群島，異教徒，傳教，醫療任務，《圣經》修訂工作，教育協會，宗教，傳略，雜纂。[1](9-54)

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學界持續開拓《中國叢報》研究的新路徑，涌現出一批從新聞史、漢學史、中外交流史、科技史、法律史等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①例如尹文涓：《〈中國叢報〉研究》，北京大學2003 年博士學位論文；張西平主編，顧鈞、楊慧玲整理：《〈中國叢報〉篇名目錄及分類索引》，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年版；張施娟：《裨治文與早期中美文化交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版；吳義雄：《在華英文報刊與近代早期的中西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版；鄧紹根：《美國在華早期新聞傳播史（1827—1872）》，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 年版；李秀清：《中法西繹——〈中國叢報〉與十九世紀西方人的中國法律觀》，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譚樹林：《〈中國叢報〉考釋》，載《歷史檔案》，2008 年第3 期；張源：《美國早期漢學視野中的中國文學觀念——從裨治文的〈中國叢報〉到威爾遜的〈中國文學〉》，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鐚W科研究的新線索也在關于現實問題、歷史經驗的討論中不斷浮現。同一時期，西方人文社科學界積極探索物質文化研究的實踐路徑和理論可能性，出現了一系列關注文化史物質轉向的物質史研究成果。21世紀以來，具體的日常生活用品、書寫、媒介、景觀、自然物等物質研究課題開始在國內歷史學、新聞學、文學等多個學科受到重視。上述研究也從超越文本話語、重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啟發了近代海外漢學期刊研究及中國知識的海外傳播研究。本文通過再現《中國叢報》的媒介物質性構成與具體物質技術在中外交流史中的演進歷程，嘗試以一種新的綜合性方法，將知識生產、遷移的物質證據與文本分析結合起來，討論《中國叢報》的媒介版式、印刷技術、傳播網絡等媒介物質基礎如何推動了19 世紀前中期中國文化知識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以期加深學界對漢學期刊所建構的中國知識國際傳播機制及其運作方式的認識與理解。

一、媒介版式：中國實用知識的呈現形態

要理解《中國叢報》等19 世紀前中期海外漢學期刊向西方社會傳播中國知識的影響力，需要回到其創辦時期的歷史語境，當時歐美社會正積極利用出版物向公眾傳播實用知識②“實用知識”與“漢學知識”并不是兩類截然有別的范疇，而是分別從19世紀歐美科學文化傳播史和漢學史角度對知識進行的分類，二者的具體內容可能存在重疊。，同時現代意義上的漢學正在逐步確立?！吨袊鴧矆蟆穾в猩鲜鰰r代語境的多重背景，這不僅表現在其所報道的方方面面的中國知識，也表現在版式設計、總目錄索引等物理形態上。具體而言，《中國叢報》跳出當時一般傳教刊物的欄目設置方式，逐漸以“ART.+序號”①“ART.”為“Article”一詞的縮寫。的形式，按羅馬數字順序組織有關中國知識的文章，并基于平行排版印刷技術設置版面，更為直接充分地實現了報道中國各方面知識（尤其是實用知識）的旨歸?！吨袊鴧矆蟆返陌媸教卣髋c刊物傳播中國實用知識的旨歸相互契合，體現出從傳教刊物向綜合性刊物轉變的明顯趨向。

19世紀前期，主要傳教刊物已逐漸發展出較為典型的欄目設置或類似的版式設計，如英國《基督教觀察家報》（The Christian Observer，1802—1874）、[2](p5-8)美國《傳教先驅報》（The Missionary Herald，1806—1861）[3](p1-32)等刊物的欄目設置通常服務于具體教務工作。同一時期，不少綜合類期刊的版式則呈現出以“索引”或“目錄”為總括，再依次排布多個領域文章的特征，其介紹、傳播公共知識的屬性更為突出，如《美國每季評論》（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1827—1837）、[4]英國《便士雜 志》（The Penny Magazine，1832—1845）[5]等。1817 年，英國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與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馬六甲創辦的英文季刊《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1817—1822）已經體現出從介紹傳教情報到報道布道地區綜合新聞的轉變趨向，其目錄索引中傳教類欄目的逐漸消失與綜合性知識欄目的出現即為明證。[6](p1-28)

《中國叢報》的版式設計可以1834 年5 月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1834 年5 月之前，其欄目設置圍繞郭實獵游記②據雷孜智考證，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得到了郭實獵于1831 年訪華的游記并希望盡快將其刊印出版。（參見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傳》尹文涓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也譯作郭實臘、郭士立等），是德國來華傳教士，于1833—1837 年主編中文刊物《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仿照《便士雜志》在華傳播實用知識。后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于1833 年向英國倫敦的實用知識傳播協會介紹了郭實獵創辦的這一刊物。與傳教信息展開；1834 年5 月之后，逐漸取消了欄目，傳播有關中國的實用知識的色彩愈加凸顯。以1832 年5 月的《中國叢報》創刊號為例，首先是發刊詞，之后是“書評”（Review）欄目，接下來便是獨立的“郭實獵游記”（Gutzlaff's Journal，一直連載到第5 期），隨后是“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和“時事報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欄目。第2 期又新增了三個欄目，即“雜記”（Miscellanies）、“文藝消息”（Literary Notices）和“后記”（Postscript）。第7 期出現了一次“通訊”（Communications）和“海事消息”（Marine Intelligence）欄目。自1834 年5 月的第3 卷第1 期起，《中國叢報》原有的“書評”“雜記”“宗教消息”等欄目逐漸消失，改為以“ART.+序號”的格式呈現所有文章，除此之外，僅有“后記”欄目偶爾出現。

18 世紀后半期到19 世紀上半期，歐美社會出現了致力于傳播實用知識的社會熱潮。伴隨著眾多相關協會組織的建立以及大眾出版物、大眾教育的發展，人們更加注重收集、傳播具有廣泛實用性的知識；同時，政治、宗教、科學等活動也與此熱潮密切融合。在多方因素作用下，《中國叢報》的刊行工作也與上述浪潮緊密結合在一起，向歐美社會傳播了方方面面的中國實用知識。首先，在來華傳教之前，裨治文便很認同公理會神學家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1721—1803）關于“知識、理智和神圣三合一”的信念，[7](p39)將人們對實用知識的追求與精神復興、實現靈性結合起來。[7](p18)《中國叢報》雖緣起于美部會的在華傳教事業，但其主旨卻是向西方社會報道基于廣泛社會調查的中國實用知識。裨治文在《中國叢報》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特別強調了一些具有實際功用的對華調研主題：“就博物學而言，可以去調查氣候變化、風力、降雨量及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關于土地，要調查礦藏、植被、畜產、肥沃程度和耕作狀況，還要調查江河、湖泊和海洋的漁產；至于商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變化，尤其要注意目前商業狀況的利弊，……它們對社會的重大關系和重大利益有著持續而強大的影響……”[8](p3-4)其次，《中國叢報》受到英國實用知識傳播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①實用知識傳播協會于1826 年在倫敦成立，是19 世紀上半葉英國推廣大眾教育、科學普及和廉價印刷的核心機構。的影響?！吨袊鴧矆蟆纷詣撧k之初，便開始報道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的相關消息，后經由東印度公司廣東商館職員、實用知識傳播協會委員會成員德庇時與實用知識傳播協會初始會員郭實獵等人，與實用知識傳播協會在1830年代初建立起了溝通渠道。德庇時曾稱：“《中國叢報》的創辦宗旨與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的旨歸具有一致性?！盵9](p329)裨治文、衛三畏等積極響應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的建議，將期刊價格減半，以擴大實用知識的傳播范圍。[9](p329)根據1837年2月8日實用知識傳播協會秘書托馬斯·科茨（Thomas Coates，1802—1883）的記錄，1834年4月18日，協會決定在廣州出版類似《便士雜志》（The Penny Magazine，1832—1845）的出版物。[10]1834年11月，裨治文、郭實獵、馬禮遜及其長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美商奧立芬（David Olyphant，1789—1851）等人協商在廣州成立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但當時在中國出版西式報刊困難重重，且能夠閱讀英文的中國人極為有限，故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成立后并未再發行專門的西文報刊。

綜上，從物質史與報刊史、知識史等角度，將《中國叢報》的版式演變與其傳播實用知識、服務福音事業的辦刊宗旨結合起來分析，可知“ART.+序號”的文章編排版式與《中國叢報》實現傳播目標的辦刊策略緊密相關：編者通過改變版式，達到了更為明晰、簡潔、穩定地報道中國知識的目的，突出了其傳播綜合性公共知識的屬性，由此建構起側重介紹中國有用知識的漢學的基本形態，使得中國知識在19 世紀前中期的實用知識傳播熱潮與現代漢學建立的時代大潮中更具傳播力。

二、西式印刷與中文活字：中國知識跨文化生產及遷移的技術支撐

19世紀初，以現代意義上的報刊為形態載體的知識傳播，建立在金屬活字印刷術以及現代印刷機構的基礎上。谷騰堡于15 世紀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標志著印刷品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隨后，世界第一批近代報刊在16、17 世紀發軔于歐洲。書籍、報刊等機械印刷品極大改變了全球知識的創造與傳播方式，廣泛參與并推進了跨文明的知識遷移工程。17 世紀后期，路易十四派出“國王數學家”來華，耶穌會士將中文印本或抄本書籍帶回歐洲，歐洲社會對中文典籍、漢字釋讀及其印刷生產方法的討論熱情高漲，部分早期漢學著作中已經出現漢字的身影。但是對于19 世紀之前的歐洲來說，印刷漢字的技術難度非常高，因此只有少量漢字出現在文獻中。[11](p1-72)

17—18世紀，歐洲漢學著作中的漢字印刷方式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在整塊金屬板上刻制漢字，如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里孔子圖像中的漢字，[12]法國漢學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的《中華帝國全志》里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和徐光啟等人圖像中的漢字；[13]第二，使用較少數量的單個木刻活字，如德國博學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在《中國圖說》中介紹中國文字時使用的漢字，[14]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在《中國雜纂》中介紹中國文字時使用的漢字。[15]這一時期，歐洲的漢字印刷存在很多問題，例如可印刷的漢字數量稀少，又如在排版時難以避免漢字與拉丁字母大小失序或不能一一對應的問題，阻礙了中國知識向歐洲社會的傳播。

19 世紀初，上述情況得到改善，新教傳教士將西方印刷機帶入中國，并與歐洲鑄字工匠一并嘗試開發適于印刷漢字的金屬字模，使得漢字逐漸適應了西方印刷媒介。19世紀前中期西方傳教士、商貿公司也在亞洲設立了印刷所，一方面將金屬活字印刷術傳入亞洲，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中國傳統印刷技術與西方印刷技術的交流與融匯?！吨袊鴧矆蟆窂V州印刷所的建立，本身便是19 世紀來華西人在改良印刷技術、推進跨語際的中國知識生產事務中的努力嘗試。評估廣州印刷所的物質技術基礎，需要細察其西式印刷機、中西文字模等的來源和實用效果問題。

廣州印刷所的建立，緣起于裨治文、馬禮遜關于在傳教站建立一家現代印刷所的請求和奧立芬的慷慨響應。美國漢學家芮哲非認為，“這家出版社不以營利為目的，并初具現代特征”。[16](p49)截至1834 年，廣州印刷所至少有兩臺凸版印刷機、一臺石印機。最早抵達廣州的是奧立芬捐贈的印刷機，“在他的建議下于1832 年送來了一整套印刷設備（用一位去世的牧師布魯恩的名字命名）”。[17](p32)第二臺凸版印刷機是一臺英式阿爾比恩印刷機，由于葡萄牙當局封鎖了澳門的阿爾比恩印刷所，故被運至廣州，由衛三畏負責操作。[18](p43)除了上述凸版印刷機，廣州印刷所也擁有平版印刷機，1832 年10月，美國海外傳教會運到廣州一部石印機。[19](p104)這三臺西式印刷機提供了創辦在華英文報刊的物質技術條件。在中西文字模方面，廣州印刷所首先具備的是英文金屬活字字模，“鉛字模板直到1832 年4 月才由‘羅馬號’運到”；[7](p74)而中文活字字模則主要繼承了東印度公司澳門印刷所的字模產品，裨治文曾表示，“馬禮遜父子的幫助以及獲準使用屬于東印度公司的一副中文鉛字都使他的事業充滿了成功的希望”。[17](p22)這副中文鉛字很有可能是印工湯姆斯在東印度公司要求下，為印刷馬禮遜的《華英字典》而研制的中文鉛合金活字。廣州印刷所的凸版印刷機、平版印刷機以及完備的中西文金屬活字，為《中國叢報》逐步摸索能合理排布漢字與拉丁字母的版面呈現方式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為印刷各類全面、明晰呈現中國文字與圖畫材料等不同版式的文本創造了可能。

在凸版印刷技術應用方面，《中國叢報》逐步實現了中西文、中文及其拼音互釋，能夠更詳細、更確切地呈現官方文件、典籍文章以及具體地名、人名、歷史紀年等專門知識。例如，1841年第10卷第3期《中國叢報》詳細介紹了甲子紀年法和中國朝代，并在《中國歷史紀年表》中以拉丁字母對天干、地支的拼音進行標注，同時用英文對與各紀年相關的歷史事件、地名等進行了解釋；[20](p121-159)1844 年第13 卷第9 期《中國叢報》豎版排印了中文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并以平行排版的方式用英文對應解釋了中文的含義；[21](p449-466)1846年第15卷第5期《中國叢報》刊載了《議定五口進出口貨物完稅則例》，以英漢文字并列互釋的方式，詳細列舉出通商口岸進出口貨物的具體物品名單；[22](p262-273)第15卷第11期《中國叢報》刊印了當年南?？h發布的禁令，并用英文進行了對應翻譯。[23](p561-565)《中國叢報》還使用平版印刷技術印制了大量中國地圖、景觀、典籍中的動物圖像、地方告示等資料。如1833年第2卷第4期《中國叢報》刊載了廣州及其郊區地圖；[24](p160)1845年第14卷第6期《中國叢報》刊載了香港地圖；[25](p292)1838—1839 年第7 卷《中國叢報》刊發了“生物觀察”系列文章，配有《爾雅》《本草綱目》等中國典籍中的動物圖像。[26](p138)

從物質史角度分析，在廣州印刷所的物質技術支持下，《中國叢報》不僅得以在正文中插入大量表格、圖片、地圖，而且解決了漢字與拉丁字母對應編排的難題，提升了刊物的整體美觀度?！吨袊鴧矆蟆返木唧w實踐，使漢字逐漸適應了西方媒體，推動了歐美出版事業的多元發展，為中國知識在海外的進一步傳播，為東西方文化在更高程度上的交流融通，打下了堅實物質基礎。同時，《中國叢報》一直不間斷地關注、報道有關中文活字印刷技術的情況。相關文章主要聚焦以下三類主題：一是對木版雕刻法（Xylography）、平版雕刻法（Lithography）和活字印刷技術（Typography）三種漢字印刷方法優劣的討論分析；[27](p246)二是介紹世界各地中文金屬活字研制的進展；[28](p414-422)[29](p528-533)三是報道在華的歐洲印刷所情況。[18](p43-44)可以說，《中國叢報》見證并參與了西式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的具體過程。

三、報刊媒介與傳播網絡：中國知識國際傳播與公共媒介的互聯互惠

技術決定著知識載體的形態，也形塑了知識共享空間的范圍和信息的創造、傳播路徑。受技術發展水平與文明交流程度等因素影響，中國知識的海外傳播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形態。13—14世紀，柏朗嘉賓（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約1182—1252）等人有關東方傳教、探險的游記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15—17 世紀，皮雷斯（Tomé Pires，約1468—1540）、伯來拉（Galiote Periera）、克路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等葡萄牙水手、傳教士介紹明代中國的文字則以抄本和印刷書籍為載體；16—18世紀中期的來華耶穌會士在通信和著作中向歐洲社會介紹了大量有關中國典籍、歷史語言、自然物產、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知識。18 世紀末19 世紀初，西方社會報道中國知識的媒介再次發生轉變，在約翰·米勒斯（John Meares，1756—1809）的《1788 年和1789 年從中國到美國西北海岸的航行》（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from China to the north west coast of America，1790）、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等出版物出現的同時，期刊作為特殊印刷類型的傳播媒介在機械復制時代迅速發展?！吨袊鴧矆蟆返热鎴蟮乐袊R的海外漢學期刊的出現，正是上述歷史潮流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知識的傳播網絡也與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17、18世紀，與中國有關的知識主要在傳教士、自然哲學通訊員、外交官、跨國商人等構成的全球通信網絡中擴散，這時的早期漢學著作也主要在歐洲出版發行，中國知識的接受對象主要集中于特殊職業群體及中上層人士中，數量較為有限。19世紀前中期，隨著西方各國識字率的提升以及報刊、出版社等媒介及相應組織機構的出現，中國知識的傳播網絡與傳播空間大為拓展。這一拓展在《中國叢報》的發行工作中有具體體現。

《中國叢報》的發行和傳播網絡，主要由在華西人社區網絡、跨國信息交流網絡、全球傳教網絡等構成。首先是以滿足信息共享、輿論平衡需求為目的的在華西人社區網絡。19世紀初，廣州是中國唯一開放給英美等國商人的貿易口岸?！吨袊鴧矆蟆返膭撧k滿足了來華外商交流共享信息、協調平衡廣州西人社區輿論氛圍的實際需要，故其首要傳播網絡依附于廣州的外僑團體。其次是以向公共組織、機構捐贈為主要方式的跨國信息交流網絡，“《中國叢報》向英美兩國各出版社和教育機構提供了大量的贈刊”。[7](p109)再次是范圍輻射全球的傳教網絡?？梢哉f，經由英美商貿群體、公共捐贈、傳教網絡等媒介，《中國叢報》形成了全球性的傳播網絡，這在以下事實中可窺見一斑?！吨袊鴧矆蟆?836 年第5 卷第4期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前四卷訂戶地理分布與訂閱數據的確切信息：中國（200 冊），馬尼拉（15 冊），新加坡（18 冊），馬六甲（6 冊），檳榔嶼（6 冊），巴達維亞（21 冊），暹羅（4 冊），緬甸（3 冊），孟加拉、尼泊爾、阿薩姆（7 冊），錫蘭（2 冊），孟買（11 冊）（以上為亞洲）；桑維奇群島（今夏威夷群島，13 冊）、美國（154 冊）（以上為北美洲）；漢堡（5 冊）、英國（40 冊）（以上為歐洲）；悉尼、新南威爾士（6 冊）（以上為大洋洲）；好望角、南非（4 冊）（以上為非洲）。[30](p160)其發行范圍已十分廣泛，涉及5 個大洲、17 個國家和地區。發行量過百冊的國家是最大發行地——中國和刊物創辦人的母國——美國，英國的發行量也相對較高，其他發行地主要是英美兩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展傳教和商業活動的主要地區。

基于全球傳播網絡，“一時間，《中國叢報》成為英美兩國關于中國的最有價值、最可靠的信息來源”，[3](p109)其在英語世界的媒介影響力日漸提升。伊麗莎白·馬爾科姆曾列舉了多份參考或轉載過《中國叢報》的重要英美刊物，包括《北美評論》（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1940）、《布萊克伍德愛丁堡雜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1817—1980）、《威斯敏斯特評論》（The Westminster Review，1824—1914）、《每季評論》（The Quarterly Review，1809—1967）等。[31](p165-178)同時，《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32](p120-158)《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33](p192-194)等代表性東方學刊物也轉載了《中國叢報》所刊的中國知識?；?9 世紀期刊之間的緊密聯系和它們在國際上的廣泛流通，包括《中國叢報》在內的海外漢學期刊又與其他刊物共同構成了“19 世紀社會重要的網絡”，[34](p93-104)這一期刊網絡也加速了來華西人所報道的中國知識的海內外傳播。

作為首份在華連續發行的以介紹中國知識為主的綜合性英文期刊，《中國叢報》的部分內容也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例如，為收集情報、了解西方動向，在鴉片戰爭之前，林則徐組織了對廣州、澳門等地英文報刊的翻譯工作，并將翻譯、改編后的文章結集成冊，稱之為《澳門新聞紙》。后魏源將《澳門新聞紙》再編成《澳門月報》，收入其所編纂的《海國圖志》一書。林則徐、魏源所編譯的英文知識中，便包括《中國叢報》中關于茶樹與茶葉、英國遣使來華、英人在白河的行動紀實等內容。不過由于上述被摘譯的內容是首先被《廣州新聞報》（The Canton Press，1835—1844）轉載，后由林則徐的譯者自《廣州新聞報》選譯出的，故林則徐并未直接接觸過《中國叢報》，[35](p3-50)但也可見《中國叢報》在當時西人社區的風行程度，以及對中國知識群體的間接影響。

從物質史、傳播史等視域分析，《中國叢報》所聯通的全球傳播網絡，是由傳教事業、商貿事務、學會組織、印刷媒介、交通、通信等多重因素構成的全球信息傳播網絡。通過被19 世紀流行全球的其他重要英語刊物轉載，期刊網絡又將分散的印刷媒介、通信系統聯結起來，聯絡了遍布全球的對中國知識感興趣的人士，推進了有關中國知識的跨文化傳播。同時，19 世紀前中期英美漢學家圍繞《中國叢報》所建構的有關中國的專業性漢學知識，在印刷媒介所連接的公共知識空間得到進一步普及，其對英語世界、晚清經世派知識分子均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媒介影響力。

結語

要理解19 世紀前中期海外漢學期刊對中外文明互動、跨國知識遷移等歷史的影響，僅對文本進行釋讀是不夠的，還需考察海外漢學期刊生產、傳播中國知識的實踐。只有將知識生產、遷移的物質證據與文本分析結合起來，才能系統解釋中外文明互動的連續性與變遷性。海外漢學期刊需被視作一種物質存在，以及一種中國知識生產、遷移的系統性實踐工程。也即要以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從物質角度切入，并融通報刊史、印刷史、傳播史、知識史等領域的理論方法，對《中國叢報》等19 世紀前中期的海外漢學期刊所生成的中國知識的紙媒傳播形態、信息復制技術、公共互聯空間進行分層討論。

為此，需追溯期刊文本的物理形式、基于特定印刷技術（如鑄造跨文字體系的金屬字符）的文化生產，以及作為全球知識傳播體系一部分的期刊、傳教等事務交織構成的知識遷移網絡，在此基礎上討論19 世紀前中期海外漢學期刊在中外知識交流史上的意義。首先，文本的物理形式影響了讀者對海外漢學期刊的閱讀、理解與使用?！吨袊鴧矆蟆返群Ｍ鉂h學期刊探索出了“ART.+序號”的綜合性文本排列范式，重建了讀者對有關中國的實用知識的閱讀興趣和習慣，以更為務實全面的方式加深了早期美英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其次，印刷技術的革新也在不斷改變文明表征、知識遷移的方式?！吨袊鴧矆蟆肪庉嬋藛T創辦廣州印刷所，嘗試在英語期刊印刷中靈活使用中文金屬活字，推動了非拉丁文字符印刷難題的解決，他們還持續關注中西印刷技術的具體實踐以及中文金屬活字印刷技術的研發，推動了中國知識的跨文化流動，并為不同文明體系之間的直接溝通提供了便利。再次，報刊媒介在物質層面（信息復制、關聯、遷移的方式路徑等）所體現的網絡結構對知識傳播的巨大推進作用也需要被關注。19 世紀，期刊在國際上的廣泛流通，使得海外漢學期刊所報道的中國知識在跨國期刊網絡中被廣泛轉載、再聚合，不僅推進了中國知識的跨越地域流動，也極大擴展了中國知識的接受群體?！吨袊鴧矆蟆返群Ｍ鉂h學期刊逐漸成為19 世紀前中期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頗具權威性和時效性的信息寶庫，尤其成為早期美國社會認知中國的重要途徑。

同時，也需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辨析19 世紀前中期海外漢學期刊所報道、傳播中國知識的客觀性與意識形態性。一方面，就《中國叢報》的主要撰稿群體——馬禮遜、裨治文、衛三畏、馬儒翰等英美來華傳教士、外交人員、博物學家來說，由于他們的寫作實踐大多基于原始文本和實地調研，因而對晚清社會的觀察不乏洞見，并經由報刊媒介這一物質載體將大量相對客觀的中國知識介紹到西方。另一方面，19 世紀前中期來華西人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了解有限，在華生活經驗亦不豐富，難以完全從文化生成的歷史社會因素來理解中國，他們的知識報道中有時呈現出刻板印象，不免過于美化西方，受此影響，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后，《中國叢報》對鴉片貿易、中外關系等時政信息展開了立場不斷變化的報道。此外，《中國叢報》刊載的中國知識，經由印刷技術的標準化、大規模復制成為西方列強探查中國情報的重要途徑。研究者需在批判殖民擴張主義和壓制性知識權力的同時，深刻認識全球化進程與現代化進程的復雜性，積極消化吸收歷史上海外漢學國際傳播機制中的知識資源、話語資源與方法論資源，為進一步推進文明互鑒與中國文化知識的國際傳播力建設汲取多方面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