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同濟大學之西遷賀州
——慶祝賀州學院建校80 周年

章華明，王先保

（1.同濟大學檔案館，上海 200092；2.賀州學院關工委，廣西賀州 542899）

全面抗戰爆發后， 因校舍毀于日軍炮火，復校遙遙無期，國立同濟大學（以下稱“同濟大學”）被迫輾轉西遷。1938 年10 月，同濟大學第四次遷校，從江西贛州、吉安遷至廣西賀縣八步鎮西約街（今賀州市八步區賀州學院東校區），就此和賀州學院結緣。 2023 年12 月， 賀州學院迎來建校80 周年。特撰此文，以為祝賀，致敬為“文化抗戰”作出貢獻的前輩先賢，感謝賀州對同濟大學的接納與幫助。

一、選址賀州

1938 年初，同濟大學完成第三次遷校，即從浙江金華遷至江西贛州，醫正科隨即從上海直接遷至吉安。 1938 年3 月13 日，學校初定，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就未雨綢繆，在桂林與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商談過學校遷桂問題［1］。

1938 年7 月，受形勢逼迫，同濟大學不得不再次正式啟動遷校工程。 7 月28 日，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致校友、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朱家驊急電，稱“本校準備遷桂，請電白健生先生（即白崇禧）賜助”［2］。7 月29 日，同濟大學校長辦公室根據校長翁之龍的指示，通知醫學院教授張靜吾、工學院教授祝元青：“本校遷桂，請張靜吾、祝元青兩教授前往勘定地址及籌備，克日啟程?！保?］張靜吾、祝元青隨即拜訪了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懇請廣西接納同濟大學。 1938 年8月11 日，同濟大學籌遷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會議聽取了“祝、張兩先生赴桂接洽校址情形”，討論了校產運輸、 經濟困難學生旅費借款辦法、學生行李數量（以3 件為限）等事項。 會議明確“本?；I遷廣西，弦歌再續。 上所以洽遵教部之功令，下所以顧全諸生之學業……當前全民抗戰時期，減少國家一分負擔，即增加抗戰一分力量。 輸財出力，固愛國者之所當然”，號召學生從愛國大局出發，“在申請（借款）前，詳自審度，無必要者切勿申請”［4］。

1938 年8 月12 日，翁之龍致電黃旭初，稱：“本校首批校產已離贛來桂， 擬懇照原議將良豐公園（今雁山公園）借同濟大學。 萬不得已，亦乞另指適當地點備遷?！保?］同日，翁之龍又致電張靜吾、祝元青：“以安全及水運為據，在龍州、桂平、平樂、百色等地勘擇校址；本校首批校產已離贛來桂?！保?］1938 年8 月16 日，張靜吾、祝元青從桂林致電翁之龍，稱“良豐（公園）無望，但陽朔、平樂、賀縣、宜山均有舊營房、會館”［7］。

經過多方勘察、 比較，1938 年9 月13 日，同濟大學致電教育部，稱“桂林并無相當房屋，桂東賀縣屬八步鎮較合適，為廣西工業區，環境適宜，交通便利，擬即定為遷校校址”［8］。 同日，翁之龍致電上海八仙橋青年會428 號張有才，稱“因環境及氣候佳，經討論，決遷八步”［9］。此前的9 月6日，同濟大學第一批成員已抵達桂林。 確認目的地為八步后，他們于15 日轉遷八步［1］。 鑒于校友朱家驊一直牽掛母校遷校事，1938 年9 月17 日，翁之龍還特別致電朱家驊，報告稱“學校遷龍州困難較多，且無房屋，現擬決定八步”［10］。

既然決定遷址賀縣八步，校舍問題就是遷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1938 年9 月，同濟大學原擬利用賀縣農場空地建筑校舍， 后經廣西省府核示，改在八步鎮西約街前富賀鐘信公立高級職業學校①原地的西部空地［11］，教育部隨后電準同濟大學“遷桂東八步鎮高職校舍為新址”［12-13］。 此時，住宅問題也提上議程。10 月1 日，翁之龍從贛州發電報給已先期抵達八步的吳之翰教授（1902—1978），表示“住宅希望礦主投資，四散建筑如被敵機損壞，校方可賠償”［14］。 11 月23 日，根據賀縣縣政府來文要求，同濟大學又明確：“12月份起本校若有較大建筑，先將圖則送八步建設監督委員會審查。 ”［15］

考慮到實習醫院的遷移及重組最為復雜、困難，1938 年9 月16 日，時任同濟大學教務長唐英教授（1900—1975）致電在桂林華南飯店的張靜吾，請他負責在八步籌備實習醫院［16］。同日，同濟大學籌遷委員會致函醫學院院長寧譽教授（1897—1989），稱“本校依據張靜吾、祝元青、史圖博（Hans Stübel）三教授來電②，案已決定遷設廣西賀縣之八步鎮，約于10 月中可遷移竣事”［17］。

與此同時，考慮到規模較大，機構、人員較多，同濟大學校長翁之龍不得不再外派“大員”繼續勘察校舍。 1938 年11 月3 日清晨，吳之翰、石聲漢兩位教授即奉命乘郵車赴平樂， 中午到達后即轉乘運錫貨車再赴柳州……兩位教授雖然馬不停蹄、恪盡職守，仍困難重重、茫無頭緒。11 月4 日， 他們將情況向校長翁之龍作了匯報，請求指示與支持。 11 月8 日，翁之龍收到來信后“即電慶遠（區民團）指揮部”，稱：“敝校遷來八步，以校舍不敷，擬另設分校。 已請吳之翰、石聲漢兩教授前往思恩（今屬環江毛南族自治縣）、河池、南丹等地察勘，懇賜贊助并予便利為感。 ”［18］遺憾的是，此次在廣西境內謀設分校的努力就此終止，再無進展。

二、遷校賀州

1938 年9 月14 日， 同濟大學籌遷委員會發出通知，稱：“接張靜吾、祝元青、史圖博三教授來電，本校新址業已堪定賀縣屬之八步鎮；本校本年度錄取新生赴桂，個人或團體乘車時，均由學校發給證明書以資證明?！保?9］與此同時，同濟大學還決定免費代運教職員行李，稱：“本校奉令遷移廣西，業已勘定賀縣之八步為新址。 關于遷移時教職員行李，由學校免費代運。 教職員每人可請代運4 件，有眷屬者可增至6 件，有小孩者每口得增1 件，但總數不得超過10 件?！保?0］

1938 年10 月1 日，同濟大學發出通知，稱：“學校奉令遷桂，校址覓定賀縣八步，現正在遷移新址中， 要求在贛縣考入同濟大學新生在11 月中旬到八步報到，11 月底尚未報到者， 取消入學資格。 ”［21］1938 年10 月11 日，同濟大學校長辦公室簽發“通知單”，稱校長翁之龍指示，據教務長唐英八步來電，“請永實（即寧譽）、愛予（即王葆仁）、君培（即馮至）、（陳）保泰、（彭）明江速前往八步；請（項）經方攜打字機同行；醫院地址已定，人員器械可早來，其余員生緩來?！保?2］同日，同濟大學又發出通告，首次明確在八步的具體開學日期：“本校遷往賀縣八步鎮，現定11 月10 日開學。 所有新舊各生，迅即依期前往八步新址報到。由廣州至八步，可經都城轉程；由桂林至八步須由平樂轉程。 各離校教員并請于開學前到校，不另函知。 ”［23］考慮到學生乘火車的需要，10 月12日，同濟大學還為學生們準備了介紹信，希望韶關、衡陽等沿途車站“以優待團體乘車辦法，照章減售票價”［24］。非常時期，相關招生工作也開始籌備：1938 年11 月11 日，張靜吾、祝元青在桂林致電在八步的教務長唐英教授，稱遵校長指示，“茲定于11 月10 日開學已登報， 桂招生委員會聘（吳）之翰兄為主席。 ”［25］

1938 年10 月11 日， 根據校長翁之龍的指示，同濟大學總務處發出通知，就教職員的工作安排提出要求，稱：“奉校長諭，本校遷往八步，業定11 月10 日開學。贛縣校址既定于10 月15日停止辦公， 另由總務長指派職員組織留贛辦事處辦理結束事宜。 職員未經指派留守辦事者，應即啟程赴桂，于11 月10 日前到達八步新址報到?！保?6］11 月11 日，同濟大學總務處又發出通知，明確“本校關防由文書課主任責送八步新址”［27］，“國立同濟大學籌遷委員會平樂辦事處” 圖章則于12 月7 日啟用［28］。 11 月14 日，同濟大學梳理了尚未抵達八步的教職員名單，要求職員于11 月1日至10 日間到校，教員于12 月1 日前到校，否則“留職停薪”［29］。

旅途中，為轉運、保護校產，同濟大學教職工不辭辛勞。 第一批校產是用木船裝運，由贛州沿章水，約半月到大庾（今大余），后用汽車運往廣東南雄， 再裝木船由湞江經韶關到佛山三水，然后換船到廣西賀江，再北上到賀縣八步鎮。 這次遷校，同濟大學將學生組織為兩支步行隊。 一路從贛州出發，翻越大庾嶺，到達韶關后，改乘火車到廣州，再乘拖駁小船沿西江到廣西都城（今廣東云浮市都城鎮）、梧州，再翻山越嶺，徒步幾百里，抵達八步鎮。 另一路從贛州步行到韶關后，搭車到衡陽，改乘火車至全縣（今全州），再步行到桂林，然后乘木船經陽朔到平樂，再步行至八步鎮，前后兩個月時間。 同濟大學校友李法天、李奇謨當年是經桂林抵達八步的。 他們回憶：從贛州到桂林一段， 大多數同學組織了赴桂步行隊，每隊十一二人，堅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同濟大學同學吃苦耐勞、共度時艱的精神也得到了充分體現［30］201。

同學們沿途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散發自己動手編印的宣傳抗日救亡的小冊子。 抵八步后，戰時服務團堅持開展抗日宣傳，他們用小紅旗在壁報上標出我軍和敵軍的陣線圖，分析敵我戰爭形勢， 演出舞臺話劇和街頭活報劇，以鼓舞后方群眾。 此外，同濟大學還在八步辦了民眾學校［31］187。同濟大學學生話劇團從贛州出發后，曾在大庾鎢礦、湖南衡陽、廣西桂林為礦工、士兵等群眾義演， 其收入作為當地抗日后援會經費，深受好評。 在桂林，同濟大學學生話劇團得到了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詩人艾青等愛國人士的指導， 桂林文藝界還為同濟大學學生話劇團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招待會， 并將他們介紹給桂林文藝界。話劇團在桂林演出3 天6 場，得到了當地駐軍的大力支持與協助， 場場客滿。 到八步后， 該團舉行了匯報演出， 向群眾宣傳抗日救亡，盛況空前［30］205-206。

1938 年10 月， 就在同濟大學開始籌備修繕校舍、準備復課的時候，21 日，廣州淪陷。 八步距廣州直線距離不到300 公里，同濟大學原定駐足八步計劃顯然面臨重大風險。 權衡再三，1938 年12 月5 日，同濟大學不得不發出布告，明確“本?，F由八步遷往云南”，規定“學生前往路線及辦法”［32］。于是，當同濟大學第一批校產運至八步江邊，未及卸下，便改道乘船沿賀水（江）南下，經西江到南寧，沿左江到龍州，經過越南，再運昆明。以后各批校產即從贛州用木船運到吉安，再裝汽車至衡陽， 經湘桂鐵路到桂林后用小木船運到平樂，再換大木船經梧州到達龍州，然后運往昆明［33］112-113。 李法天、李奇謨回憶：學校原定11 月10 日在八步開學復課，但是，到八步一個多月，天天跑警報、躲空襲，根本無法上課。 不久，日寇進攻華南，廣州告急，12 月，學校又決定繼續內遷到云南昆明［30］201。2023 年8 月，天津一位署名“野狼堡686”的網友在個人圖書館發表《抗戰時期國立同濟大學西遷郵品及其探究》一文。 該文介紹了一封1939 年1 月由廣西龍州寄至上海法租界中法國立工學院附中的家書，明確說明了離開賀州八步到昆明的具體時間及遷徙之路：“于去歲11月8 日離（八）步赴滇，途經梧州、桂平、南寧于本月21 日抵此，途中50 余日，備受艱辛。 由此去滇6 日可達，現正在此領取護照3 日內可領出，將即往同登搭車赴滇。 ”

綜上， 考慮到人員及物資遷入及遷離不可能做到整齊劃一， 同濟大學在賀州駐留時間應為1938 年9 月至1938 年12 月，前后約4 個月時間。

三、同濟人憶賀州

同濟大學從贛州、吉安遷至賀州，來不及復課即匆忙遷離，轉赴云南昆明。 賀州在同濟人心中刻骨銘心，留下了諸多回憶。

張靜吾（1900—1998）是河南鞏義人，二級教授。 1922 年他告別同濟大學赴德留學，1926 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1937 年任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兼上海市立醫院內科主任，淞滬會戰爆發后他奉命籌組軍政部軍醫署第五重傷醫院， 并任院長，率第五重傷醫院輾轉抵達吉安后不久即回歸同濟大學。 他回憶：在校務會議上，翁（翁之龍）提出工學院祝元青、醫學院德國教授史圖博和我3 人赴廣西勘察校址——我們在廣西跑了2 個月，由省政府協助，曾到賀縣、桂平、貴縣（今貴港市）、龍州、百色等處勘察，最后確定賀縣八步鎮產錫礦區為校址。 工學院來人正在積極籌建簡單房舍準備上課時，廣州又告失守，而八步與廣州北三水城有河相通，同仁多有不安全之感，因而立足未定，又要向昆明轉移［34］70。

馮至（1905—1993）是河北涿州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他于1936 年任同濟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 曾隨同濟大學遷至八步。 因夫人姚可崑重病，1938 年10 月下旬始能成行。 姚可崑回憶：同濟大學早已起始遷校，預定遷到廣西八步，家屬都陸續走了，只剩下幾家等著和我們一起走。 又過了十幾天，我能夠下床站立起來。 10 月下旬的一天，大家把我抬上一只民船，在贛江上順流而下。 馮至寫過一篇散文《在贛江上》記載這段行程中的一夜虛驚。 姚可崑又回憶道：我們長途汽車，經蓮花縣到衡陽，然后改乘火車到桂林。 ……約半月后，我們共同乘船暢游漓江、陽朔，到平樂，我和奶媽、姚平暫住在那里，馮至到八步去勘察校址。 ……姚可崑在回憶中還對馮至的一篇散文作了個別“糾正”。 她說：馮至于1944 年在昆明寫過一篇《憶平樂》。 文章說在漓江上乘船到平樂，立即換乘汽車去柳州。 實際是我在平樂住了兩個星期。 馮至這中間在八步，后因八步頻遭敵機轟炸，同濟大學也放棄了八步，改為遷校昆明，馮至從八步回到平樂，我們才準備一起去柳州［35］70-72。

石聲漢（1907—1971）是湖南湘潭人，1938—1941 年任同濟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回憶：1938 年秋初，應同濟大學之聘，赴廣西八步，日寇空襲頻仍［36］269。 石聲漢之子石定扶則在《和同濟大學一起飄泊》中寫道：隨著日寇大規模入侵，許多學校被迫遷往大后方，希望在離炮火較遠的后方找到能安心教學的場所，同濟大學這時也準備遷往廣西賀縣的八步鎮。 我父親受同濟大學約請，于1938 年秋舉家去八步，和同濟大學遷校到八步的先行人員會合。 到八步不久，還沒安定下來，八步就遭到日寇轟炸，學校無法在此立足。 父親作為剛到任的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另一位工學院的教授（即吳之翰）被學校派往廣西各地尋找合適的地方準備再遷。 記得曾聽我母親說過：“到了八步，連碗筷都不齊，一家人衣服也不夠。 好容易剛買了一把筷子和幾個碗，又買了一些竹紗（即細紗棉布）準備給你爸做件長衫，還沒來得及裁，又得準備逃難了，剛買的碗只好又丟掉。 ”面對祖國山河破碎、堂堂國立大學立足之地難覓的艱難，石聲漢“以詞言情”，深為國家、民族前景擔憂：

踏莎行·戊寅重九在八步

敗葉驚風，枯枝泣露，荻花白遍秋江浦。零風重藹送殘陽，濕云黏在連天樹。

漫說登臨，空傷歲序，河山破碎情如許。故園秋思任關情，天涯望斷無尋處。［37］65-66

王守武（1919—2014）是江蘇蘇州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41 年畢業于同濟大學機電系。 他回憶：“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形勢嚴峻，同濟大學開始搬遷，隨著抗戰形勢一路走，一路搬。 我們先從上海搬到浙江金華，念了一個學期。戰事緊迫，又搬到江西的贛州，念了一個學期。 日本攻打南昌，贛州告急，我們從贛州搬到廣西的八步。 剛剛安定下來，還沒有正式上課，傳來日本在廣州登陸的消息。 奉教育部的指示，學校繞道越南，搬到昆明［38］56。

武忠弼（1919—2007）是安徽定遠人，德國自然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1945 年畢業于同濟大學醫學院。他回憶：同濟大學第四次遷校目標就在廣西八步。 那時候遷校怎么走呢？ 沒那么多交通工具，那么學校就讓學生自由組織，8 到10 人一組， 給每個人發一些旅費，然后大家自己走到目的地唄。 走的方式又各種各樣了，很多地方要步行，我們自己背著行李步行，大的行李搬不動，就在當地請一個挑夫挑著。 就那么走，走到腳底下出了些水皰、血泡，走不動了，就在路上隨便找一個寺廟鋪上稻草過一夜，就這樣很艱難地一步一步這樣走。 最后呢，還是到了八步，桂林往東。 我們學生還沒有到齊呢，更談不上開課了，就在那里搭了個木頭房子作為學生宿舍。 因為那地方是錫礦的所在地，所以日本鬼子又來轟炸了。 飛機一來，我們就躲在操場那溝里頭，壕溝里面躲著。（日本飛機）狂妄到什么程度呢？ 飛得非常低，看到我們的時候呢，就順便掃射，機槍就在我們面前一米多遠的地方這樣“啪、啪、啪”掃過去。 等我們起來一看，學校的木頭房子已經被打得千瘡百孔了。 因此，在這八步呢，根本來不及開課，又不得不遷了［39］7。他在《我親歷的“同濟長征”路線圖——憶同濟醫學院1937—1946 的輾轉播遷》中還寫道：我們在八步僅逗留了不足一個月， 學校又不得不決定再次遷徙?！瓦@樣，我們于1938 年11 月間，用步行、汽車、輪船相結合的辦法，經賀縣去梧州，再溯西江至南寧轉龍州辦理簽證入越，最后于年底前到達了昆明［40］。

傅信祁（1919—2019）是浙江鎮海人，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全面抗戰爆發時他是青島禮賢中學高中土木科二年級學生。 淞滬會戰爆發后，正在家鄉度暑假的傅信祁認為回青島讀書無望，遂趕到已從上海吳淞遷至浙江金華的同濟大學，申請轉入同濟大學附設高職土木科三年級，獲準后即隨校輾轉西遷，以后又進入同濟大學土木系學習。 在八步，他曾親歷一架架日機列隊向下俯沖、輪番投下炸彈的危境。 退休后，他還根據回憶畫了一幅八步遭日機轟炸的中國畫。

唐有祺（1920—2022）是江蘇南匯（今上海浦東新區）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37 年9 月考入同濟大學化學系，和傅信祁類似，他遲至10 月才趕到已遷至浙江金華的同濟大學報到，隨后經歷了同濟大學整個西遷過程。 他回憶：隨校從贛州遷到賀縣八步鎮“一個礦業的中心，但是沒有上課”。 后來，根據學校安排，所在的由男同學組成的步行隊，約半個月到達廣西柳州，休息一個月光景，步行至南寧，再乘小輪船到龍州。 最后出鎮南關借道從河內坐火車到昆明， 于1939年春節前到達昆明［41］28。

翁長溥（1924—2018）是四川資陽人，1948 年畢業于同濟大學土木系。 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電力工業部昆明勘測設計院院長， 廣西計委副主任、總工程師，同濟大學廣西校友會榮譽會長［42］91。1987 年2 月28 日， 在時任賀縣縣委書記朱尚遙等人的陪同下， 翁長溥參觀了同濟大學流亡故址——其時為梧州地區教育學院，并撰寫了《八步尋覓故址》。 他寫道：“這是一個沿體育場周圍的馬蹄型建筑群， 體育場與屋宇間有環形道，兩旁的樹枝葉繁茂。 當時校舍只剩下近大門處一幢平房，新中國成立后曾被用作工廠。 ”［43］112

值得一提的是，同濟大學醫學院教授，淞滬會戰爆發后隨校西遷，1940 年兼任同濟大學醫學院院長的黃榕增（1899—1971），曾于1943—1946年在賀縣八步開業行醫［44］65。 1939—1942 年就讀昆明同濟大學附中， 中央電臺國際部原副主任、中央電視臺原新聞指導江炎，1943 年曾任《八步日報》副刊編輯［45］190。

余 論

1939 年1 月10 日， 同濟大學離開時將部分家具移交平樂衛生區省立醫院八步分院［46］。1943年12 月， 廣西省立平樂師范學校在同濟大學原臨時校舍成立，這就是賀州學院的前身（今賀州學院東校區）。 該校后更名或改組為賀縣師范學校、八步師范學校、梧州地區教師進修學院、梧州地區教育學院、 梧州師范高等?？茖W校等，2006年起稱賀州學院。 時移世易，位于賀州學院東校區（西約街169 號）內、被同濟大學用作臨時校舍的原高職校舍最后一幢老建筑，在上世紀末被拆除，原地建起了一幢教工宿舍樓。2003 年，梧州師范高等?？茖W校（賀州學院前身）在慶祝建校60周年之際，在原同濟大學舊址處建“同濟亭”以示紀念；2013 年，“同濟亭”出現在由王先保作詞、雷捷作曲的賀州學院校歌《為了明天》。 2006 年，同濟大學團委組織大學生社會實踐團赴賀州開展暑期社會實踐活動。 2007 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之際，采集滬、浙、贛、桂、滇、川6 省市辦學舊址土壤制成“同濟足跡”，其中就包括賀州?！百R州有同濟亭，同濟有賀州土”成為賀州學院和同濟大學共同的抗戰記憶。

大學西遷也是“宣傳機”。 同濟大學師生克服困難、 一路前行的精神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浦薛鳳（1900—1997）是江蘇常熟人，1920 年畢業于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1925 年獲哈佛大學碩士學位，1944 年獲授美國翰墨林大學名譽博士［47］150，1947 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秘書長。全面抗戰爆發后， 浦薛鳳曾隨清華輾轉至昆明，其時他的外甥徐振源正就讀于同濟大學［48］55。 他回憶：“未幾又接外甥（徐）振源信，知八步不可久居，同濟大學決遷滇。 初擬大理，后定昆明，路費無著，懸求接濟，乃托中央銀行匯去40。不料旋接振源路上一信，云已首途，其后中央亦將匯款退還。 退還后數日，振源亦到，即皆往昆華師范后門小食店午膳，長談半日。 悉家鄉陷落前后詳細情形。 此次由八步來滇，半系步行，半系乘便搭車。振源氣色、身體甚好?！保?9］175-176梁懷兆（1921—2017）是廣東懷集人，曾任《廣西教育報》副編審、廣西教育廳咨詢員， 中學時代即參加抗日救國，1985 年離休。他回憶：我們走到賀縣八步，看到不少同濟大學的學生，還有很多外來人，可能是從廣東韶關、連縣那邊走過來的。 市面上增加了不少戰爭離亂的氣氛，當中也洋溢著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50］46。

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還體現在同濟大學教師“亂中偷閑”“游山玩水”。 鄭業建（1895—1980）是湖南長沙人，曾兩度任教同濟大學，筆者曾在孔夫子網購得其編著的《修辭學》［51］。 他回憶：“‘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予聞此語久矣， 嘗以未得一游兩地為恨。 民國二十七年（1938 年） 夏， 因重應國立同濟大學史地講席之聘，隨校遷廣西八步，途經兩地，籍得暢游。 水趣山情，果所僅見。偶爾回憶，印象猶存。茲追紀之，以餉臥游者?！保?2］163研究發現，同濟大學自贛州遷八步，雖然千頭萬緒，困難重重，但總體上有條不紊，學校服務師生意識極強，包括耐心處理類似前述學生匯款事：1938 年11 月11 日， 同濟大學致函贛縣郵局， 稱學生張景誠家人的50 元匯款已到贛縣，但學生本人已遷至八步，請贛縣郵局將款項轉寄八步［53］。

全面抗戰期間，同濟大學堅持“文化抗戰”之決心及“抗戰必勝”之信心，先后6 次遷校，唯離開上海后，在賀州只作短暫停留（盡管“盡遣主力”勘察校舍），未及復課即匆忙遷離。 遷校賀州計劃擱淺使同濟大學西遷多了一份悲壯與豪情，但仍然是同濟大學西遷史上的重要一頁，也是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高校集體西遷、“文化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梳理、研究同濟大學遷校賀州的歷史，對于豐富抗戰史和大學史研究，推進大學內涵建設和愛國主義教育，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

注 釋：

①富賀鐘信公立高級職業學校即富（川）賀（縣）鐘（山）信（都）四縣聯立高級職校，成立于1933 年。

②史圖博是為數不多的隨同濟完成西遷的外籍教授之一，深得同濟師生敬重和信賴。 同濟館藏檔案及張靜吾的回憶都涉及其參與赴廣西尋覓校址。 但為何往來相關電文多見張靜吾、祝元青少見史圖博，個中原因，有待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