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刊》的成長：詩刊社的“跨界”與“有聲”
——詩刊社與中國當代詩朗誦及朗誦詩發展關聯研究

巫洪亮

(龍巖學院師范教育學院，福建龍巖，364000)

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一份雜志、一個社團對文學思潮萌發與壯大和文學創作潮流的生成與轉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不論是“五四”時期的《新青年》《語絲》《小說月報》《新月》，還是“十七年”期間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等報刊曾對文藝轉軌和文學新秩序的確立產生巨大影響。目前雖然學術界對《詩刊》研究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少有人深入研究詩刊社與中國當代詩朗誦及朗誦詩的關聯。詩刊社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所屬單位，不僅創辦了一份頗具中國詩歌品位的國家級期刊《詩刊》，同時在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持續開展方面進行了可貴探索。朗誦藝術家殷之光說：“在發展朗誦藝術，推動群眾性的朗誦活動方面，《詩刊》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曾負責過《詩刊》工作的張光年、臧克家、徐遲、李季、葛洛、嚴陣，以及鄒荻帆、柯巖、邵燕祥等同志都非常關心朗誦活動的開展?！盵1]那么，詩刊社究竟如何策劃富有特色的詩朗誦主題活動？這些主題鮮明、形式多樣的詩朗誦活動如何“通過率真的聲音文化來組織富有激情的生活”[2]？如何在不同的傳播語境里，融合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提升當代詩歌有聲傳播的感染力與輻射面，不斷為新詩賦魅和召喚新聽覺主體？如何引領與構建中國當代詩歌的朗誦詩學？本文擬在系統梳理相關史料基礎上，還原詩刊社為推動中國當代朗誦詩活動所做的努力，總結與反思其在創意性的詩朗誦活動策劃與朗誦詩經典鍛造中所累積的豐富經驗及存在的問題，為中國當代詩歌有聲傳播提供歷史鏡鑒。

一、詩刊社與當代詩朗誦的活動展演

自從1957年詩刊社成立以來，歷任領導都比較重視策劃和組織詩朗誦活動，這些活動既是當代詩朗誦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成為當代詩歌生命展演的重要表征，同時還是當代活動文化的重要景觀。據不完全統計，從1960年至2021年詩刊社舉辦了40余場主題各異的大型詩歌朗誦會，其中舉辦次數較多的年份有1963年(4場)、1964年(5場)、1976年(3場)和2002年(3場)，其他不少年份每年有舉辦2場活動。近半個世紀以來詩刊社主要采取以下策略組織詩朗誦活動：一是選擇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活動議題。不論是1960年代“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運動”詩歌朗誦會，還是1970年代“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詩歌朗誦音樂會；不論是1990年代的“《生日禮贊》詩歌朗誦演唱會”，還是2000年代的“春天送你一首詩”大型詩歌朗誦活動，其議題都蘊涵著時代生命體溫。誠如有論者所言：“雜志是一種活躍而有魅力的社會資源，對它們周圍的世界產生影響，反過來也被世界影響著?！盵3]通過史料的歷時性分析可知，詩朗誦活動始終感應大時代跳動脈搏，緊緊圍繞著政治動員、思想轉軌和文化抉擇等議題展開，彰顯詩歌的歷史使命與責任擔當。這種傾向自然與《詩刊》作為詩歌國刊身份有關，也與詩刊社特定單位屬性密不可分。正如高洪波所言，《詩刊》“緊跟時代的變化，抓住社會熱點與文學潮流，注重發掘貼近生活、歌詠時代的詩歌作品”[4]。這種辦刊理念也延伸到詩朗誦活動之中，詩刊社的單位屬性規定了其所舉辦的詩朗誦活動具有鮮明的官方色彩，理應敏銳捕捉時代動向，以詩歌聲音演繹中國轉型與前進的光輝歷程，從而提高詩朗誦活動的傳播力、影響力和示范效應。詩刊的主編也牢牢把握活動主旋律方向，商震說：“重要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事件都要以詩為證，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作為中國作協主管的刊物，《詩刊》也應該當仁不讓地承擔這一歷史使命?！盵5]因此，雖然《詩刊》朗誦活動主題呈現多樣化的特征，但弘揚主旋律是前提。比如1993年詩刊社曾主辦中外名詩演唱會，活動旨在“為首都爭辦‘奧運會’、豐富首都文化生活做點實事”，“為促進中外詩歌交流、繁榮新詩創作聊盡微力”[6]，在文化的匯通中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申辦2000年奧運會進行文化熱身。

當然，選題的價值指向也與抗戰以來的詩朗誦傳統相關聯。從中國新詩朗誦發展的價值旨歸來看，詩朗誦旨在推進“無聲中國”向“有聲中國”的轉變，以多維聲音景觀構筑和表情動作等舞臺展演術，激活個人或集體的民族危亡意識、解放意識和家國情懷，“由于效果(更易感動)、方式(從耳朵灌注)、范圍(大集團)上的三種優勢，詩朗誦被視為文藝大眾化的當然利器”[7]。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延續了抗戰以來把詩朗誦視為“文藝輕騎兵”的傳統，主辦者選擇與時代同頻共振的議題，可以讓活動介入滾燙的熱點話題凸顯其價值，提升其關注度和美譽度。當大眾的聽覺空間里響徹時代的聲音時，那些參與活動的原本分散的原子化個體，在詩朗誦這一大眾化利器的助推之下，逐漸匯聚成一個具有公共參與意識、精神聚合力和卓越行動力的群體，這是詩刊社繼承傳統、融化新知的一種策略選擇。

如果從詩朗誦活動的舉辦時間、受眾對象和具體形式來看，詩刊社的活動策劃也頗為講究。首先，選擇重要時間節點策劃朗誦活動。傳播心理學認為，適時把握利用一些契機，有利于吸引受眾的高度關注。就時間節點而言，詩刊社往往抓住重要節日(如周年紀念日等)、重大政治、民生或文化事件的發生期來舉辦詩朗誦活動，回應時代熱點和聚焦公眾關切問題?！对娍犯敝骶幐鹇逶f，1963年“在首都舉行了幾次詩歌朗誦會，使首都文藝界許多人卷入一種激動的情緒中。說來使人難以置信：詩歌朗誦會出售的入場券，一連三場，都在極短的時間內被爭購一空”[8]。殷之光還提到1964年《詩刊》在北京郊區組織的詩歌朗誦會，會場氣氛十分熱烈，“三千多名社員從晚上八點聽到十一點多，秩序井然”，1976年舉辦的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詩歌朗誦演唱會，“天安門廣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詩歌朗誦的大舞臺”，1978年舉辦的《為真理而斗爭》專題詩歌朗誦會，“觀眾時而為那樸素、感人的詩句而抽泣、落淚，時而為那激昂、鏗鏘的吶喊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9]。從這些個案可知，詩刊社策劃詩朗誦活動往往順勢而為，特別注重活動的節點傳播，通過富有意味的時間節點和獨特的聲音景觀來營造氛圍與激起反響，讓詩歌聲音所蘊含的時代熱點有效地轉化為催生聽者觀念異變和行動轉軌的動員力量，同時積極妥善安放、撫慰與平復聽眾復雜的社會情緒，從而最大限度開掘與發揮詩朗誦活動的詩教功能。

其次，詩刊社還擅長制造節日熱點來推動詩朗誦活動。比如2002年詩刊社策劃與發起了一場名為“‘春天送你一首詩’的大型公益活動”，這場活動通過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城市的詩歌互動，詩人、廣播電臺主持人、著名朗誦家共同參與詩歌朗誦來營造詩歌慶典的節日氛圍，“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的反響”[10]。據相關報道，截至2007年這場活動共舉辦206場形式多樣的詩朗誦會和詩歌頒獎晚會，“參加者幾十萬人”，“優秀詩歌作品及名家名作廣為傳誦”。這場持續時間長、聲勢浩大的詩歌活動會場主要分布在浙江、山東、福建、廣東、江蘇等沿海地區，共有150余個分會場，形成了“山東詩意校園”模式、“蒼南模式”、“廊坊大學生詩歌節”模式，寧波的“詩歌+文旅、經濟”模式，主會場與分會場互動，以點連接點和點帶動面的方式，讓眾多詩人、詩評家和詩朗誦愛好者參與詩歌朗誦活動。同時，活動策劃者還借助各種媒體持續宣傳報道主題活動：“6年里，全國各地的報刊、電臺、電視臺以及網站共791家采訪報道‘春天送你一首詩’活動達1700多次，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盵11]20年來，雖然這一主題詩歌活動的人氣指數有起伏變化，但詩刊社試圖突破以重大事件為主題的詩朗誦模式，在傳統與新興媒體的輿論深度加持之下，重新構設“春天送你一首詩”這一具有較大包容性和參與性的詩歌活動，其對詩朗誦活動的縱深推進所付出的持續努力值得人們珍視、尊重與肯定。

隨著融媒體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往往不再是傳統的單一的點對點傳播，而是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的病毒式傳播，人們信息獲取的渠道和閱讀習慣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此傳播與閱讀語境中，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平臺迎合了大眾有效利用碎片化時間的需求，通過大數據和算法對受眾的內容選擇進行精準推送，這既對傳統紙質傳媒構成極大挑戰也迎來新的機遇。詩刊社在創新詩朗誦活動的形式方面始終保持追新逐變的姿態，特別注重發掘傳統媒介(紙質《詩刊》)與新興媒體(如快手平臺等)的聯合潛能，加快紙質的可讀文本向音視頻化的可聽文本轉換，以短視頻的方式促進詩歌傳播速度與范圍實現幾何級的增長。比如2021年9月《詩刊》與快手合作，推出“快來讀詩，一起過中秋”詩朗誦活動，這一活動不僅得到王二冬、謝雨新等詩人，以及許多朗誦家、詩歌愛好者的積極支持，同時還有于丹、戴建業等文化名人共同參與。在這次活動中有些詩人親自朗誦自己發表在《詩刊》上的詩歌，制作成短視頻上傳至抖音平臺，這類朗誦素材保留了較多原汁原味的影像與聲音，具有較強的現場感，能夠有效滿足觀看者的好奇心和崇拜心理。相關資料顯示，此次活動在快手平臺投放了上千件朗誦作品，通過設置特定的議題吸引受眾廣泛參與，總播放量累計超過一億多次。此后，詩刊社還借助快手等短視頻平臺開展“快來讀詩，一起讀《詩刊》”等詩歌朗誦活動，實現互聯網以個人為核心的節點傳播，生成一種新的詩歌引力場。這些富有特色的活動無疑極大地提升了《詩刊》的影響力，同時也改變了人們對詩朗誦活動的固有認知。朗誦愛好者僅憑一部手機或平板就可以加入某一議題的朗誦活動中，不受時間、場地和燈光等限制，觀看者借助平臺APP可隨時續看、中斷、轉發、評論，這樣靈活自由的朗誦表演和便捷自在的觀演模式，給詩朗誦活動注入了新鮮活力，真正為印刻在紙質刊物上的詩歌文本插上騰飛翅膀。

二、詩刊社與當代朗誦詩的經典鍛造

在中國新詩朗誦發展史中，致力于詩朗誦的藝術家多，而專力于朗誦詩創作的詩人相對較少，導致朗誦詩創作時常滯后于詩朗誦活動的蓬勃發展態勢。詩朗誦者所使用的底本往往來自一些非專供于朗誦的詩歌，這一現象與問題曾引起詩刊社領導的重視，丁國成說：“新時期以來，詩壇涌現了一批朗誦佳作。但也毋庸諱言，確有大量詩作，非但不宜朗誦，而且連眼看都覺得困難，以艱深文淺陋。廣大讀者嘖有煩言?！盵12]為此，1994年詩刊編輯部舉辦“金鷹杯”全國朗誦詩大獎賽，《詩刊》1994年第8—9期發布了《“金鷹杯”全國朗誦詩大獎賽征稿啟事》，1995年揭曉了大賽結果，共設一二三等獎和佳作獎，這次比賽在語言上遵循“明朗而不直露，含蓄而不晦澀”[13]，在藝術上追求多樣化和適度排比、鋪陳，培養與激勵了一批對朗誦詩創作有濃厚興趣的詩人，為當代朗誦詩詩體建設提供了新的可能。2010年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廣播報》聯合相關單位舉辦的“夏青杯”全國朗誦文本大賽基本延續了這一模式，此類賽事活動顯然有利于繁榮當代朗誦詩創作。

除了有意識地推動朗誦詩創作之外，詩刊社還在朗誦詩集的編纂與推介方面用力甚勤。20世紀60年代詩朗誦活動異?；钴S，這直接催生了人們對朗誦詩文稿的需求，1965年詩刊社編纂與出版了《朗誦詩選》，在編選說明中說道：“許多從事基層宣傳工作的同志和業余朗誦愛好者，不斷向本社索取朗誦詩稿，督促了我們編印這本詩選?！盵14]1965年《文學評論》還刊發了謝冕的推介文章，認為這是“一本有特色的新詩選集”[15]；1987年詩刊社又編選了一部《朗誦詩選》，旨在“為詩朗誦活動提供一個較好的文學基礎”[16]，從這兩套詩選的編纂目的可知，為詩朗誦服務成為編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詩選主要是從原本供書面閱讀的詩歌中選取一些“宜于朗誦或宜于為聽覺接受的詩”，少有收錄專門為朗誦活動而寫的詩，這為后來詩刊社開展朗誦詩賽提出了現實要求。從所選詩歌的范圍來看，基本上是反映20世紀50—60年代“革命斗爭和工農業建設”，或者是從“1979到1986年初的作品”中挑選出來的朗誦詩。1965年版的選本對“一些被廣泛朗誦的作品，例如革命烈士遺作，某些富有革命精神的外國翻譯詩，都沒有選入”[17]；1987年版的選本對“有些名篇，或因已見于各種選集，便于查找；或因時過境遷，已不太常用”，也未編入選本[18]?？梢哉f，實用至上編選原則影響著編選者對朗誦詩范圍選擇和價值認定。如果從抒情方式來看，選本基本上尊崇與延續中國現代左翼詩歌的抒情傳統，即“將‘自我’的概念由個人的/個人主義的主體及其情緒性表達，擴張為一種集體的主體，其真理價值存在于集體的共同經驗以及大眾作為一種社會——政治整體的歷史中”[19]。詩選中的詩歌不論是直抒胸臆，還是狀物抒情、托物言志，或是敘事共情，抒情主體往往化身為歷史、時代和集體的“演說人”，朗誦者通過對文本聲情的把握，以富有魅力的發音技術演繹詩之音響、節奏，尋喚追求革命與走向“新啟蒙”的時代新人?？傮w而言，這一時期詩刊社在編選朗誦詩選時基本遵循“好詩”第一和“好的朗誦詩”第二的遴選原則，即在“好詩”的基礎上優選“好的朗誦詩”，這對其他朗誦詩選本編選起到示范引領作用。

頗值得關注的是，詩刊社還擅長從《詩刊》發表的優秀詩歌中遴選朗誦詩或進行朗誦實驗。比如1983年詩刊社舉辦了“《詩刊》1981至1982優秀新詩獲獎作品朗誦會”，策劃者選取了20首“優秀”作品作為朗誦會的朗誦詩。從當時的節目單可發現，詩刊社舉辦此次活動旨在遴選詩歌經典基礎上，通過20位詩朗誦藝術家的聲音演繹來擴大詩歌的傳播范圍，不斷激活詩歌生命，從而促進詩歌經典的生成。從歷史后視的角度看，雖然在這20首詩歌中，最終沉淀為當代詩歌經典的并不多，但詩刊社力圖以詩朗誦活動打造與推介經典的意識相當自覺。這一探索有利于人們跳脫朗誦詩活動助力社會思想文化轉型的傳統模式，轉向用聲音構筑的景觀去試驗“優秀”詩歌文本的可聽性。

2007年詩刊社還從《詩刊50周年詩選》和《中華詩歌百年精華》中精選一批經典朗誦詩，《詩刊》曾開辟“春天送你一首詩”特別欄目，發表了《中國新詩朗誦經典存目36首》。通過辨析這份存目中的36首朗誦詩，可以發現詩刊社具有以下幾種選詩傾向：一是推薦者推崇好詩標準。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這30多首詩歌大多產生過重要影響，也基本上屬于這些詩人的代表詩作，如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臧克家的《老馬》、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賀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神女峰》和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等，詩刊社顯然以“好詩”第一、“好的朗誦詩”第二的選詩標準來遴選詩歌。因此像高蘭的《哭亡女蘇菲》、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等曾經有過廣泛影響的朗誦詩卻未選入中國新詩朗誦經典存目就在情理之中。二是適當選入境外詩歌。誠如奚密所言，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選擇性地延續了‘五四’新詩的傳統，又結合了自身的歷史語境和文化環境，產生了頗有特色的作品”[20]，選目編選了中國臺灣詩人痖弦的《紅玉米》，彰顯詩人對兒時生活的追懷和對河南故土的思念。雖然選目未推薦中國香港和澳門地區的詩歌，但這種試圖將內地(大陸)和港澳臺詩歌視為一個整體，在相互參照中構建一種立體多元的朗誦詩圖景，給人諸多啟發和思考；三是倡揚“興動”抒情主義。詩歌文本中的抒情聲音是否具有一種獨特的“興動”抒情力量，成為遴選朗誦詩經典的重要原則之一。選目推薦的朗誦詩除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之外，其他基本上屬于抒情詩，即使是《王貴與李香香》也是屬于化用“信天游”樣式的歌謠體敘事詩，詩歌比興修辭觸景抒情，復沓手法的運用使得韻律協調動聽，極具抒情意味。這一方面與敘事詩篇幅較長，不適合朗誦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抒情詩更注重文本內在的格律、節奏、韻腳、音節等形式美，更具有抑揚跌宕聲情美相關。

此外，曾任《詩刊》常務副主編李小雨也非常重視朗誦詩選的出版，她曾經編選過《中國新時期朗誦詩選》和《節日朗誦詩選》，這些詩選主要是為詩朗誦服務，因此《中國新時期朗誦詩選》中一些很難進入中國新詩史經典行列的詩也在選本中亮相，如共青團北京市委中學部的《十八歲暢想曲——十八歲中學生》和集體創作的《您好，我的老師——上海市第三節普通話電視評比材料選》等，這說明編選者把“好的朗誦詩”而非“好詩”放在首位。而《節日朗誦詩選》則附上每首詩的朗誦CD和朗誦提示，封面標有“影視院?？忌貍鋾薄皯c?；顒永收b詩歌經典選本”的廣告，意味著這些選本追求“實用至上”編選原則。綜而觀之，詩刊社對經典朗誦詩遴選方向總體出現了由“好詩”至上到“好的朗誦詩”為要的變化過程，一些朗誦詩賽獲獎以及為朗誦活動而寫且反響不凡的詩，逐漸進入朗誦詩選本的選目之中，編者經典理念和編選法則的嬗變對當代朗誦詩經典化過程產生深刻影響。

三、詩刊社與當代詩朗誦的語境構造

中國當代詩朗誦的語境構造包括詩朗誦資訊的傳播與詩朗誦藝術理論的建構，由此生成了獨特的傳播語境與接受語境。在中國新詩流派的生成與壯大過程中，詩歌刊物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詩刊社擁有國家級《詩刊》作為當代詩歌培育、實驗和研究的基地，《詩刊》曾開辟“詩訊”欄目發布全國各地重要詩朗誦資訊，這為讀者了解詩朗誦活動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通過翻檢1957至2010年《詩刊》“詩訊”欄目文章可知，刊物對中國大陸詩壇的重大詩朗誦消息宣傳報道達60余次，通過考察這些“有意味”的副文本資料，我們可大致窺見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譜系與版圖：一是有近一半的大型詩歌朗誦活動在北京舉行，北京成為詩歌朗誦活動的中心，這一方面與北京作為政治文化中心有關，另一方面也和詩刊社的辦公地點相關；二是受深厚的朗誦文化傳統影響，上海、廣州和四川等地的朗誦活動也較為活躍；三是朗誦會形式多樣，有專題朗誦會、個人朗誦會、周年紀念朗誦會、文化交流朗誦會等，有些采取的是詩朗誦與音樂演唱相結合的演唱會；四是北京等地曾舉辦詩朗誦研究小組和訓練班，力求提高朗誦愛好者的技能與水平，同時對朗誦活動出現的新現象與問題展開研討。

《詩刊》成為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的信息集散中心，在具體的詩訊報道中既著力凸顯活動的等級，又盡力還原活動的現場感，特別強調活動的聯辦單位、演出陣容、主持人陣容和觀眾陣容以及活動的規格與亮點，這有助于刷新人們對詩朗誦活動的印象，重釋詩朗誦的意義與價值。比如詩訊《艾青詩歌朗誦會在金華舉行》這樣描述：“正在金華參加故鄉人民舉辦的系列詩歌活動的艾青及夫人高瑛與楊子敏等喜逢金華，情深意厚，一起參加了艾青作品朗誦晚會、大堰河詩碑揭幕儀式等活動?！盵21]這種抓住人物、事件與氛圍的敘述方法，顯然能夠有效增強報道的現場感?！对娍氛峭ㄟ^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推介與資訊傳遞營造濃厚的傳播氛圍，為新詩“有聲”傳播構建良好的傳播語境。

除此之外，詩刊社還借助《詩刊》刊發以詩朗誦活動為議題的文章，深化詩朗誦藝術理論問題的研究，形成生產與接受良性互動的接受語境。1963至1964年是詩朗誦活動相當活躍的一個時期，僅《詩刊》就發表20余篇有關詩朗誦主題的文章，它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討：

一是詩朗誦的藝術、技巧與方法。如朱光潛的《談詩歌朗誦》提出了“理想的詩歌朗誦，正如理想的詩歌一樣，必須求得語言的自然節奏與音律的形式節奏的和諧統一，這就是既能表情，又有音樂美”[22]，指出了一些演員念臺詞的聲調與姿勢，不能完全與詩歌的內容相稱的問題。其他一些文章則主要從詩朗誦的聲調、表情、動作、節奏、音韻等角度，總結詩朗誦的實踐經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還特別重視戲劇演員參與詩朗誦活動，延續與深化洪深的《戲的念詞與詞的朗誦》所關涉的問題。

二是深度報道當時的詩朗誦活動。如《詩朗誦下鄉記》《聽縣里舉行的詩歌朗誦會》《北京詩朗誦二次下鄉記》等，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1960年代詩朗誦下鄉成為一股強勁的潮流，朗誦詩進入“化大眾”的實驗階段，同時詩刊社也把目光轉向詩朗誦的接受者，如惠露的《電臺聽眾對詩朗誦的反映》就報道了電臺聽眾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詩文朗誦欄目的歡迎程度、選目偏好與聽詩期待。詩刊社從1960年代起就有意識從朗誦詩的生產、傳播和接受等維度大力推動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1976年《詩刊》復刊之后，主編李季“提出詩刊社要辦好‘三個版’。即《詩刊》版、舞臺版(詩歌朗誦會)、街頭版(詩刊社門前的詩歌櫥窗)”[23]，為此1980年代《詩刊》也發表了不少詩朗誦的理論文章，《詩刊》編輯陳愛儀和雷抒雁曾合編《朗誦藝術談》，收錄了邵燕祥作序，以及殷之光、張筠英、周正、瞿弦和、煉虹等朗誦藝術家和朗誦詩創作者的藝術創作經驗談，涉及朗誦與說話，朗誦聲音中的激情，詩朗誦的行動性、形象性與音樂性，朗誦的自我控制，獨白朗誦及其朗誦詩的創作問題，這些基于詩歌實踐基礎上的問題探索與辯證，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當代朗誦詩學的建構，形成了有利于朗誦詩與詩朗誦發展的理論傳播語境。

結語

1957年以降，詩刊社在中國當代詩朗誦活動的舉辦與推介，經典朗誦詩的遴選與鍛造，以及詩朗誦藝術理論問題的探索與構建等方面持續發力，既為不同的傳播語境里人們探索當代詩歌大眾化實踐之路提供了一種示范與路向，也為廣大詩歌愛好者享受聽覺盛宴構建了詩意化的聆聽空間，同時還為重繪中國當代詩朗誦的版圖貢獻了力量。誠然，在融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抖音、快手和B站等平臺中的音視頻沖擊著大眾的視聽覺，雖然詩刊社能與時俱進與快手合作搞“快來讀詩，一起讀《詩刊》”活動，但這種詩朗誦活動帶來的“熱鬧”來得快耗散也快，不少深層次的問題尚未得到認真審思：一方面，一些詩人不太注重朗誦的技巧把握和朗誦視頻的后期制作，朗誦視頻現場感有余而朗誦者的功力不足，導致朗誦視頻質量良莠不齊，那些審美效果不佳的朗誦往往被更吸人眼球的短視頻所淹沒，嚴重影響了傳播效果；另一方面，朗讀者所朗誦的詩歌大多限于詩人在《詩刊》所發表的“自己的詩歌”，但好多詩歌其實并不適合朗誦，這使得朗誦的效果大打折扣，這也出現了奇怪的評價現象——一些觀演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朗誦詩的思想審美意蘊或朗誦者的聲情本身，而是放在朗誦者的容貌、身材、朗誦場地或背景音樂等地方，這顯然偏離了活動的初心與宗旨；再者，“一起讀詩《詩刊》”活動缺乏專業運營管理團隊與快手進行深度合作，讀詩的短視頻發布者往往很少采用主題聚類，特色呈現和集束推送等方式提升活躍度，更缺乏團隊用心培養黏度相對比較高的用戶，在快手推送規則和算法機制的影響下，日益小眾化的當代新詩即便插上朗誦“翼翅”也很難在海量短視頻的角逐中脫穎而出，獲得眾多粉絲。

在中國有聲閱讀市場持續增速，各類音頻平臺快速增長的時代語境中，如何充分了解與培養受眾審美趣味，巧妙利用各類技術平臺，大力挖掘新興市場的潛力，在朗誦詩的內容形式創新和詩朗誦傳播策略方面有新作為，在眾聲喧嘩中突出重圍并發出屬于詩歌的響亮聲音？這些都是擺在詩刊社、詩評家、詩人、朗誦藝術家和詩歌愛好者面前的亟待解答的新問題。另外，21世紀以降雖然詩刊社推出的詩朗誦活動較多，但是在《詩刊》刊登朗誦詩與詩朗誦理論研討文章較少，更少組織有關詩朗誦議題的研討會，也正是因缺少實踐反思與理論修為，當下許多詩朗誦活動出現的新現象未得到系統深入研究。生活在AI智能時代和有聲世界的我們，真誠期盼詩刊社能直面“有聲”新詩傳播的新問題，鼓足銳意革新的勇氣走出一條獨特的“跨界”辦刊之路，將“有聲《詩刊》”辦得更加有聲有色。

注釋：

[1]殷之光:《愿朗誦藝術之花越開越鮮艷》,陳愛儀編:《朗誦藝術談》,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3頁。

[2]唐小兵:《聆聽延安:一段聽覺經驗的啟示》,《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5期,第5頁。

[3][美]薩梅爾·約翰遜:《雜志產業》,王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頁。

[4]高洪波:《〈詩刊〉創刊六十周年叢書序》,詩刊社編:《〈詩刊〉創刊60周年大事記》,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1頁。

[5]詩刊社:《納言·愛詩歌者說:〈詩刊〉在首都師范大學舉辦“納言”評刊會》,《詩刊》2013年第6期,第4頁。

[6]丁國成:《提倡詩樂合一:在“中外名詩演唱會”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詩學探秘》,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65頁。

[7]康凌:《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8頁。

[8]葛洛:《廣大群眾歡迎詩朗誦》,《文藝報》1963年第2期,第15頁。

[9]殷之光:《愿朗誦藝術之花越開越鮮艷》,陳愛儀編:《朗誦藝術談》,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4頁。

[10]藍野:《春天送你一首詩 詩意春情傳南北:京、滬、穗三地詩歌互動:“春天送你一首詩”活動特寫》,《詩刊》2002年第10期,第75頁。

[11]詩刊社:《一年一度春風暖:2007年“春天送你一首詩”綜述》,《詩刊》2007年第18期,第42頁。

[12]丁國成:《給詩歌插上翅膀:〈詩刊〉編輯部談“金鷹杯”朗誦詩》,《詩刊》1995年第5期,第24頁。

[13]丁國成:《給詩歌插上翅膀:〈詩刊〉編輯部談“金鷹杯”朗誦詩》,《詩刊》1995年第5期,第27頁。

[14]詩刊社:《朗誦詩選》,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第1頁。

[15]謝冕:《一本有特色的新詩選集:讀〈朗誦詩選〉》,《文學評論》1965年第4期,第62頁。

[16]詩刊社:《編者的話》,《朗誦詩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頁。

[17]詩刊社:《朗誦詩選》,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第1頁。

[18]詩刊社:《編者的話》,《朗誦詩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1頁。

[19]康凌:《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50～151頁。

[20]翟月琴:《20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新詩的聲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319頁。

[21]南方:《艾青詩歌朗誦會在金華舉行》,《詩刊》1992年第6期,第35頁。

[22]朱光潛:《談詩歌朗誦》,高蘭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50頁。

[23]陳愛儀:《我在〈詩刊〉工作的歲月》,《詩刊》2007年第4期,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