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于文藝鑄魂育人論述的傳統文化根基探賾

彭 玲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文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習近平圍繞文藝工作發表了系列講話,提出“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承擔著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職責”[1]17這一重要論述。 “文藝鑄魂育人”的論述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文藝育人思想,總結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文藝育人經驗。 “文藝鑄魂育人”涉及主體、載體、方式等幾個主要維度,這幾個主要維度都賡續了傳統文化的血脈和精神。 首先,文藝工作者承擔著鑄魂育人的主體責任,必須追求德藝雙馨,這和崇德尚藝的傳統一脈相承。 其次,好的作品是文藝鑄魂育人的重要載體,好的作品是緊扣時代脈搏、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精神為靈魂的作品,這與傳統現實主義、民本思想及文以載道思想息息相關。 再次,文藝鑄魂育人的方式是通過潤物無聲的藝術熏陶啟迪人的心靈,這繼承了傳統人文化成的思想。

一、文藝工作者:崇德尚藝

文藝工作者是文藝鑄魂育人的主體,承擔著鑄魂育人的使命,必須具備相應的素養。 習近平指出:“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盵2]23作為靈魂的工程師,在塑造人心之前,首先要“塑造自己”[1]18,“要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把為人、做事、從藝統一起來”[1]18。 同時,必須“堅守藝術理想,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3]14。 習近平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對我國崇德尚藝傳統的賡續。

早在先秦時期,先民們就有崇德尚藝的傳統,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創作出真正優秀的文藝作品。 《論語·泰伯》記載了孔子對堯的一段評價:“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4]孔子以“大”來稱頌堯,是因為堯德行廣遠,能與天相準,故其制定的禮樂典章制度光芒四射。 盡管此時的“文章”主要指禮樂典章制度,其內涵不同于后來的“文”或“藝”,但包含了“文”和“藝”,堯深厚的德行是支撐其創作燦爛禮樂典章制度的內核。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觀點,進一步闡明了德正文正的道理。 《孟子》記載,公孫丑向孟子請教分辨他人言辭的策略,孟子曰:“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盵5]67在孟子看來,偏頗的言辭、過激的言辭、偏離正道的言辭、躲閃的言辭均與人的思想德行有關,思想德行的偏激、極端、不守正道及不坦蕩才會產生以上言辭,因此,只有“正人心”,才能“息邪說”“放淫辭”[5]168。 除孔孟外,荀子也認為道德操守是言辭表達的基礎,君子要“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6]328,這樣才能言語流利而不胡說八道。 受先秦重德傳統的影響,漢代德充文昌的觀念更加突出。 王充指出:“夫文德,世服也?？諘鵀槲?實行為德,著之于衣為服?！盵7]在王充看來,文是德的外在表現形式,作家的品德高下影響文藝作品的優劣。 關于德與藝的關系,徐干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本也。 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盵8]徐干將德行比喻成人之根本,藝為德行的枝葉,二者統一,不可偏廢。 樹木沒有枝葉其根干就不能壯大,人缺少藝就不能成就德行,變成粗鄙之人。

南北朝時期,劉勰認為理想的作家應該是德才兼備的梓材之士,應該“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干?！盵9]567唐宋以降,古文家延續德藝并重的傳統,強調全面加強作家的內在修養。韓愈指出,“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盵10]“有諸其中”說明了文藝作品內容滲透了作家的德行、思想、情感、學識、氣魄等。 歐陽修的觀點與韓愈的觀點頗為相類,認為作家只有具備了高尚的品德與豐富的學識等,才能寫出永恒不朽的文章。 歐陽修之后,周敦頤、朱熹等理學家重德輕藝,但是,這種傾向持續時間不長,發展到明清,宋濂、姚鼐、袁枚等人重新回到了德藝兼顧的傳統。

從上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崇德尚藝一直是我國文藝思想史上的一個寶貴傳統,強調作家道德修養對其創作的重要作用。 習近平在新時代背景下,針對文藝工作者失德及文藝創作失序等問題,賡續我國崇德尚藝的傳統,呼吁文藝工作者加強道德修養,提升精神境界,創作符合時代及人民需要的文藝作品。

那么,文藝工作者如何才能創作符合時代及人民需要的作品呢? 習近平給出了幾個方面的具體意見。 其一,立志高遠,心系民族復興偉業。 古今中外優秀的文藝家,都志存高遠,胸懷天下。 比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岳飛、“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陸游,等等。 都有匡時濟世的情懷。 作為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復興的時代主題,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盵3]6其二,堅守人民立場,創作人民滿意的作品。 人民是文藝的豐沛源泉,也是文學的生命力所在,文學史上優秀的作家心中始終裝著人民,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艱”、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于謙的“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深林”等都是心系人民、情系民生的佳句。 新時代,“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放?！盵3]7-8其三,堅持守正創新,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 一方面,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處理好繼承與創新的關系,既要從中華文明與文學傳統中汲取營養,又要大膽探索,推動文藝內容與形式的創新;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國大地,聚焦中國人民,折射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盵3]12其四,弘揚正道,堅守藝術理想。 在市場經濟浪潮中,文藝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穩得住心神,不走捷徑,不求速成,不逐虛名,不貪小利,要“下真功夫、練真本事、求真名聲”[3]15。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習近平賡續了我國崇德尚藝的傳統,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做到德藝雙馨,為新時代文藝工作者承擔鑄魂育人的責任奠定了主體條件。

二、文藝作品:現實主義、民本思想與文以載道

文藝工作者承擔鑄魂育人的主體責任,優秀文藝作品則是鑄魂育人的重要載體,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推進理想社會形態的建構、引領健康精神風尚的形成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就像習近平所說,“舉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2]6,“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堅韌不拔的偉大精神,也需要振奮人心的偉大作品?！盵1]5

那么,什么樣的文藝作品才能振奮人心? 才能鑄魂育人呢? 首先,文藝作品必須貼近生活,引領時代。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談及文藝與社會生活、時代的關系時,直接引用了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劉勰“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洪應明“登高使人心曠,臨流使人意遠”等觀點,強調文藝作品應該貼近生活,引領時代。 習近平對文藝與生活、時代關系的論述創造性地轉化了中國古代的現實主義詩學傳統。 現實主義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中國古代文學,從《詩經》的“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到漢樂府的“緣事而發”,從曹操的“借古題寫時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從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到元雜劇及明清小說,都彰顯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格。 《詩經·國風》中的很多詩篇、漢魏六朝的《木蘭辭》、杜甫“三吏”“三別”、陸游的《示兒》、關漢卿的《竇娥冤》、馮夢龍及凌蒙初的“三言”“二拍”、曹雪芹的《紅樓夢》都是各個時代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具有強烈的時代感與現實感。 新時代,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續接現實主義傳統,書寫新時代、新現實與新變革,把握時代脈搏,反映時代生活,回答時代課題,從而促進社會變革,引領時代發展。

其次,文藝作品必須以人民為中心。 文藝來源于人民的生產生活實踐,“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盵2]15因此,文藝要把人民作為表現的主體,要反映人民的生活,要刻畫人民的形象,表現人民的喜怒哀樂,從而讓文學起到感染人民、陶冶人民的作用。 盡管“人民”一詞古已有之,但是,其內涵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含義并不一致。 比如,《詩經·大雅·抑》“質爾人民,謹爾侯度”[11]句的“人民”指百姓;《周禮》“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12]中的“人民”指逃亡的奴隸;《管子·侈靡》“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13]中的“人民”指平民。 我們今天所講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根植于民本文化,民本文化是我國古代文藝及文化的優良傳統,這一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尚書》。 《尚書·五子之歌》載:“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盵14]發展到孔孟,民本思想已比較完善,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反對不教而殺;孟子認為民貴君輕,主張保民、養民與教民。受民本思想的影響,古代很多優秀的文藝作品都紀錄了百姓田獵、采集、祭祀、求偶、戰爭、徭役等方面的生活,抒發了百姓思鄉懷人、憂國傷時、匡貧濟困、建功報國等方面的情感,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習近平繼承與發揚了傳統民本思想,主張文藝作品要為人民書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表現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歡離合,從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文藝作品必須弘揚中國精神。 習近平指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盵2]21這和文以載道的傳統一脈相承,文以載道思想雖到北宋的周敦頤才正式提出,但是,在周敦頤之前,很多思想家有過關于藝與道、文與道的相關論述。 比如,荀子將樂與道結合起來討論,指出“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6]295。 劉勰認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9]10。 韓愈的弟子李漢在給韓愈文集作序時,直接提出“文者貫道之器也”[15]的觀點,柳宗元則堅持“文者以明道”[16]。要而言之,文道關系一直備受思想家們關注。 盡管思想家們對“道”的闡釋各有不同,但是,用文來承載民族精神、時代精神、進步觀念與美好理想的愿望是相同的。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習近平將“道”具體化為中國精神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國精神內涵豐富,其中,最重要的內涵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與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 愛國主義是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激發中華兒女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精神是最能激勵中華兒女開拓進取、勵精圖治、推動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力量源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因此,在當今社會文藝還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領域商業化傾向嚴重,有的作品三觀不正、格調低俗、內容膚淺、形式粗糙,對人們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響,因此,“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發揚中國文藝追求向上向善的優良傳統,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3]9-10從而發揮文藝作品感染人、打動人、塑造人、引領人的作用。

三、文藝育人方式:人文化成

文藝鑄魂育人的方式不是說教式的、灌輸式的,而是在審美體驗中潛移默化地完成的,人在審美體驗過程中能夠獲得情感的享受、心靈的凈化與靈魂的洗禮。 就像習近平所言,優秀的文藝作品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2]23,能夠“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盵2]-24

習近平對文藝鑄魂育人方式的總結既基于文藝本身的審美特點,又是對人文化成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人文化成”最早見于《周易》,《周易·賁卦》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笨追f達疏解“人文”為“《詩》、《書》、《禮》、《樂》之謂……”[17]也就是說,人們通過觀察自然現象來把握其發展規律,通過把握《詩》《書》《禮》《樂》等人類所創造的文明成果來化成天下。 《詩》《書》《禮》《樂》有什么特點呢? 《詩》《書》《禮》《樂》除了政教性特征外,其情感性、形象性等審美特征比較突出。 正是基于《詩》《書》《禮》《樂》的形象性、情感性特征,孔子提出了“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命題。 “興”,歷代學者都將其釋為“起”,學界少有參差之言,其中,朱熹的注解至今仍具有典范性,“興,起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 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18]100。 詩源于真性情,因此,能興發人之好善惡惡之心,滌除不美好的情感。 換句話說,詩可以讓人凈化心靈,提高覺悟,提升境界。 通過學詩回歸性情之正,便能立于禮,“所謂立,乃是自作決定,自有信心,發乎內心的當然,而自然能適乎外物的合理趨向,亦即是自己能把握自己而又能涵融群體的生活”[19]。 立于禮,不是被動地遵守外在的規范,而是主動地調整自己的身心狀態,自覺約束粗野卑劣的品質,鞏固人性中素樸純真的因子,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狀態,個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精神的愉悅與享受。 詩與禮使個體性與社會性、本真性與文飾性達到了統一,進而進入成于樂的階段。 成于樂是指樂“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于義精仁熟,而自和順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18]100-101。 也就是說,樂可以怡情養性,滌污除穢,消融人心之偏狹、浮躁、淺薄等。 人通過樂之熏染,最終可達和通圓融之境。 可見,詩禮樂之教,是文藝與人格的有機融合。 一方面,人格培養以文藝審美為中介,在審美體驗中人格得以提升,整個過程自然而然,不勉不強;另一方面,文藝以人格培養為旨歸,通過感動人心化育天下。

習近平繼承了傳統“人文化成”思想,提倡文藝“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 文藝如何才能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呢?

首先,要塑造典型的形象感染人。 文藝鑄魂育人不是通過理論灌輸與道德說教來實現的,而是要塑造典型的形象來感染人,“只有創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1]12。典型人物既來源于現實生活,又滲透了作者的情感態度、藝術趣味與審美理想等等。 文藝工作者只有高度凝練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并將自己的藝術理想與審美追求等融入其中,才能創作出有感染力與生命力的作品,從而達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因為“道德的人只能從審美的人發展而來,不能由自然狀態中產生?！盵20]人們接受文藝作品,首先感知到的就是其具體生動的人物形象,然后調動自己的審美體驗與這些人物形象產生情感共鳴。 在這個過程中,接受者的價值觀、人生觀與世界觀便會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 比如,李大釗、江姐、劉胡蘭、狼牙山五壯士、焦裕祿、孔繁森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讓接受者在情感上與他們同頻共振,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進而受到鼓舞與啟迪,就像蘇聯美學家莫·卡岡所說:“藝術使人們進行自我體驗,這正是它的教育力量之所在?！盵21]新時代條件下,習近平要求文藝工作者“謳歌奮斗人生,刻畫最美人物”[1]17,于是,產生了《功勛》中的于敏、申紀蘭、孫家棟、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等共和國勛章人物,《中國醫生》中的張競予、吳晨光、文婷等舍“小家為大家”的白衣天使,《長津湖》中的雷公、于從戎、伍千里、伍萬里、梅生等保家衛國的勇士,《奪冠》中的郎平、陳忠和、袁偉民、孫晉芳、張蓉芳等堅韌執著的女排教練及隊員,他們都是“最美人物”。 這些人物有血有肉、鮮明生動,讓人們能夠感知甚至效仿,具有巨大的引領作用。

其次,要用真摯的情感打動人。 文藝鑄魂育人不是生硬地將某種價值觀念傳遞給受眾,而是在潤物無聲的情感體驗過程中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品格,因此,文藝作品要有溫度,要讓人動心、動情。習近平強調,文藝工作者“把崇高的價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1]17,“要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3]9一部作品之所以動人,主要在于作者飽含深情地去創作,通過作品抒發人民的真實情感,并且能讓受眾產生情感的共鳴。 恰如黑格爾所言,“人們常說,藝術總要能感動人;……一般地說,感動就是在情感上的共鳴”[22]。 比如,梁曉聲的《人世間》展示了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血濃于水的親子情、患難與共的兄弟姊妹情、互幫互襯的鄰里情、志同道合的友情、忠貞不渝的愛情,這些情感彰顯了真善美的力量,照亮了普通人的生活,引導人向上向善,帶給人溫暖、希望、勇氣與力量。

再次,要用精湛的藝術吸引人。 文藝鑄魂育人需要通過美的創造、傳播與欣賞才能實現,作品首先要有審美感染力,才能吸引受眾交流與對話,進而對受眾產生精神影響。 如果作品粗制濫造,便不能吸引人,不能給人以審美享受,更不能陶冶人、引領人。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主要是因為韶樂思想純正、藝術精湛,富有感染力,孔子在欣賞的過程中獲得了心靈愉悅與美的享受。 在漫長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詩經、楚辭、漢賦、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中的優秀篇章,都是通過精煉的語言、生動的形象、整齊的韻律、優美的意象、曲折的情節等吸引讀者的參與,激發讀者的想象與情感,從而達到化人育人的目的。 當下,“文藝工作的對象、方式、手段、機制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文藝創作生產的格局、人民群眾的審美要求發生了很大變化,文藝產品傳播方式和群眾接受欣賞習慣發生了很大變化”[2]28,因此,文藝工作者要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內容,創新形式,探索技巧,用精湛的藝術進行情感的傳遞與思想的浸潤。比如,《流浪地球2》在硬核科技與浪漫想象構織的藝術空間中,設置了勇擔使命、無私奉獻、和衷共濟、砥礪前行等主題,滲透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等理念,太空電梯、MOSS 系統、行星發動機等硬科技元素很容易激發青少年的興趣,讓青少年在異彩紛呈的視覺盛宴中感受到文化自信、科技自信與工業自信。

總之,文藝鑄魂育人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實踐歷史與深厚的文化根基,從孔子的詩教到康有為的禮樂教化,都突出了文藝在培養理想人格、凈化社會風氣、穩定家國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當前,盡管我國文藝創作繁榮發展、文藝作品百花齊放,但是,文藝界浮躁之風盛行,有的作家胡編亂寫,有的作品粗制濫造,有的藝人失德失范,給大眾尤其是青少年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另外,西方流行文化強勢入侵,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人們的價值觀。 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堅定文化自信,繼承和發展了崇德尚藝、文以載道、人文化成等傳統,借鑒吸收了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藝育人理論,總結與弘揚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文藝育人的經驗,形成了文藝鑄魂育人的論述。 這一論述的形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對文藝工作者的主體素養的提升、文藝作品的健康發展、文藝真善美價值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