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對東西方共同體思想的比較研究
——以《墨子》和《理想國》為中心

張昊雷 雷喻丹

(河南師范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河南 新鄉 453007)

由古至今,關于全人類普遍性政治秩序的構建不僅是學界、政界乃至一般民眾感興趣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選題。 在西方,最早在古希臘時期,關于城邦的構想就含有共同體意識,這在《理想國》這本書中關于政治體系建構方面有所涉及,值得深入挖掘并為之所用。 后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共同體思想不斷應用于實踐,西方關于共同體的歷史可謂是綿延至今。 而在東方,關于共同體的最初構想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被提出,儒家、道家、墨家等多家學派在政治共同體建構方面也有自家獨到的觀點。 《墨子》這本所含思想極其豐富的鴻篇巨著,其中關于共同體的思想表述比較突出,值得深入學習研究。 進入新世紀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吸收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對共同體的思想學說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對東西方共同體思想的比較研究,不僅可以深入體會其共同體思想之精髓,而且還能將數千年前的東西方共同體思想碩果帶入今日之中國,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在全球范圍內穩步實施發展,造福人類。

一、《墨子》與《理想國》中共同體思想相同之處

墨翟的《墨子》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作為東西方兩本舉世矚目的巨著,其中所蘊含的共同體思想雖跨越千年,但其智慧的音符仍傳播至今,奏響了新時代共同體思想新發展的壯麗篇章。 即使東西方相隔甚遠,但東西方哲人在共同體思想方面仍存在諸多共識。 這兩本著作雖不在同一時期、同一地域完成,但其中包含的共同體思想主張卻有很多相契合之處。 具體來說,它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尚賢使能:建立共同體的人才之基

千秋基業,皆以賢良之士為本。 東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賢良之士是共同體構建的基礎和保障,沒有德才兼備的人才做支撐,共同體的建立只能是“空中樓閣”。 在中國,對賢良之士的推崇與渴求是歷朝歷代的國之大事,而墨翟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系統提出“尚賢”理論主張的人。 《墨子》一書有諸多強調賢良之士選拔和儲備重要性的論述,這同時也是“尚賢”理論主張的核心要義。 在說明賢良之士為一國發展所必須時,尚賢開篇道:“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盵1]尤為凸顯賢良之士對于一國治理的關鍵作用,并把“尚賢”的政策視為“政之本”。 基于此,可知古代圣明的君王對于賢良之士的選拔極為嚴格謹慎。 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出君王對于賢良之士的尊重與珍惜。 那么,墨翟為何對“尚賢”有如此強的理論訴求呢? 這可以從其生活的時代背景入手。 墨翟生活在社會體系崩潰,諸侯國紛亂不止的戰國時期,人才流通渠道不暢,但養士之風極為盛行。 乘時代之風,“尚賢”理論生逢其時,為諸侯國求兼并、求獨立提供了理論基礎,也進而使得社會共同體建構有了結實的人才基礎。

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也充分地認識到賢良之士對于城邦共同體構建發展之重要作用。首先,他認為,“對于那些英勇為國、功勛卓著的年輕人……應該多多給予他們生育下一代的機會?！盵2]由此可知,這是柏拉圖對于那些英勇為國、功勛卓著年輕人的肯定與贊許,希望他們能繁衍更加優秀的后代來繼承他們光榮的事業。城邦共同體的構建就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優秀年輕人不斷積蓄能量。 有了優秀的年輕人作保障,才能強有力地推動理想國的構建,即城邦共同體的構建,這便是對人才的最大肯定。 城邦共同體構建之后,柏拉圖認為理想城邦的治理仍需優秀的人才來領導管理。 基于此,他又強調哲學家對于城邦治理之關鍵作用。 “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城邦的國王……否則,我們的城邦將永無寧日,全體人民也無法幸免于災難?！盵3]如此看來,柏拉圖所期望構建的理想國是“哲人王”統治下的和諧共同體。 與此同時,他也認為,“哲人王”的培養非一日之功,“他所接受的教育必定是能極大地提升智慧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使他掌握高效治理國家的能力?！盵4]此等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哲人王”能更好地治理整個城邦共同體,這也便是共同體建立所需的人才之基。

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曾指出,“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盵5]據此可知,共同體需要人才為其構建發展基石。 與此同時,共同體下的個人也能在其中成完滿的自我。 換言之,人才和共同體是相互成就的。 沒有人才做基石,共同體發展難以持久;沒有共同體下的穩定環境,人才發展也會被埋沒。所以,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倡導者、創立者以及堅定推動者、實踐者就應該是能挑起大梁,擔起大任的。

(二)各從其事:建立共同體的分工秩序

“各從其事”強調每位社會成員都能為社會發展進步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和作用。 墨翟和柏拉圖很早就在相關著作中表明了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各從其事、各盡所能的觀點,以實現個人潛能的最大化,進而實現共同體發展最優化。 墨家對分工的認識尤其值得重視。 墨翟認為,“凡天下群百工……使各從事其所能?！盵6]因人之才、合理分工,要將每個人都置于最合適的地方工作。 墨翟認為,盡管各地區出產不同,人們的職業也不相同,但人總是“量其力所能至而從事焉”[7],社會分工是必須的。 他以筑墻為喻,提出了生產過程內部分工的觀點:“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盵8]與此同時,墨翟還將此觀點拓展至腦力勞動領域,認為王公大人“聽獄治政”,卿大夫“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9],亦屬于分工。 在職業分工上,他說:“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盵10]此外,他還認為,在社會之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既存在“饞人”,又存在“利人”;既存在“惡人”,又存在“善人”;既存在“長人”,又存在“謀士”;既存在“勇士”,又存在“巧士”和“使士”;既存在“內人者”,又存在“外人者”;既存在“善人者”,又存在“善門人者”。 種種觀點都能看出墨翟對于人才各從其事的價值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也能看出共同體的構建發展需要各從其事的社會分工。

在《理想國》第二卷中,柏拉圖對理想城邦共同體的構建進行了新設想——促進城邦良好發展需要分工合作。 首先,需要清楚的是,“人是群居性動物”[11]。 要想獲得基礎生活保障,擁有衣食住行的滿足條件,就必須需要工匠、木匠、農夫這些人。 他們先各自產出自己所擅長的物質,后交換產品。 那么,基于各從其事的原則,就需講求分工明確。 只有“當生意人、輔助者和護國者這三種人在城邦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12],城邦的發展才能正義。 這里值得說明的是,如果這三種人相互干涉亦或取代,那么城邦的發展也是不正義的。 此外,還需明白,這種分工是有自然遵循的,而不是隨意劃分的。 上天在創造人們之時,“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鐵和銅,這些人就是農民以及其他技工?！盵13]基于此,可知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需要分工明確、各盡所能。 作為統治者更應發揮領導作用,正所謂“我們必須勸導守護者及其輔助者竭盡盡責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勸導其他的人這樣做?！盵14]這樣一來,便會更好地促進城邦共同體和諧發展。

滕尼斯在關于共同體的認識方面也頗具特色。 “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盵15]正如其所說,共同體就是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有機體的形成與存在需要不斷補給“養分”,而這種“養分”便可以理解為共同體下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這種努力不是盲目的、無目標的,每個人的努力要結合自身情況,自己適合做什么便主動去做,形成良好的分工機制。 但將共同體下的社會片面理解為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這是不對的。 社會是將大家聚在一起,個人以發揮主觀能動性來適應社會,而不是淪為社會發展前進的犧牲品。 正如著名學者趙超就共同體的看法一樣,“從關系實在論的視角看,共同體是人們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形成的一種共生共在的社會關系模式,由具有共同性的多元主體聯結而成?！盵16]每個人都是共同體下的一分子,各自做著適合自己的事情,以形成社會良性大循環。 這一環每個人的工作都是各具特色、不可取代的,以此環環相扣,推動共同體社會協調發展,這同時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發展模式。

(三)兼愛互利:建立共同體的共利邏輯

墨翟和柏拉圖均認為,相互關愛、互相幫助是理想社會構建的共利邏輯。 唯有鼓勵人與人之間相處多些關愛,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可以相互得利,共同體的構建才能有更切實、更穩定的保障。 《墨子》于兼愛篇開頭就說明了兼愛之利?！叭羰固煜录嫦鄲邸舸藙t天下治?！盵17]兼愛作為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這種愛指的是人與人之間在完整平等基礎上的互敬互愛,這是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與把握。 共同體之上的政治體系建立需對人性有切實深刻的認識:為己求利是人性突出表現。 墨子從這一角度出發,提出了“兼愛”思想,并通過自身來切實踐行“兼愛”。 并且,墨子對于“兼愛”之下的社會抱有美好的憧憬,所有的社會弊病都能通過“兼愛”來消解。 但不可忽視的是,墨子在提出“兼愛”思想之時,就將“兼愛”和“利益”連接上了,但他所認為的“交相利”不是他人之口的私利私益,而是全天下所期望并應享受的公利。 所以,墨子對“兼相愛,交相利”的作用這樣道來:“今天下之君子……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盵18]在這里,兼愛互利是一種驅使構建美好社會的積極力量,也可以理解為共同體建構的共利邏輯。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也不乏有關于“兼愛交利”這樣的論述。 柏拉圖在與其朋友交談時這樣說道,“我們的守護者不應該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私人財產……大家一起消費?！盵19]他認為,真正的守護者是以大公無私的狀態存在這世間,不應有任何的私欲私利。 有了守護者做榜樣,便有了可學習的經驗,那么城邦共同體會將公有作為所追捧的共同信念: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利益交匯,友好相處。 此外,柏拉圖在與朋友們討論什么為一個城邦最大的善時,曾將守護者、婦女與兒童的公有稱之為城邦最大的善。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柏拉圖反對任何的私有財產,即反對所有的私欲私利,于是便把公有稱之為城邦最大的善。 這也恰恰是對“交相利”的肯定。 只有人人都獲得利益的時候,城邦共同體才能有基礎的穩定,人與人也會友好相處。 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對這樣的社會也給予了認同,并進一步強調公有制度下的社會應該是“個人不分彼此,財產自然是共有的。 整個群體共同勞動、共同分配?！盵20]只有享受相互的關愛和共同的利益,才能編織堅固的共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也曾說,“雙贏”的合作原則是共同體的“門面”?；诖?可以看出兼愛互利思想的本質流傳至今仍未改變,始終是共同體建立的共利邏輯。

二、《墨子》與《理想國》中共同體思想不同之處

在《墨子》與《理想國》就共同體思想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在關于建立共同體的人才之基、分工秩序、共利邏輯方面是相契合的。 不過,由于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之差,再加上所處社會發展水平不同,關于共同體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存有差別。 比如在為共同體謀利去害的路徑選擇上,《墨子》主張禁樂求治,《理想國》則主張以樂導民;在為共同體謀求穩定的道路選擇上,《墨子》主張以愛弭別,《理想國》則主張因魂分等。

(一)禁樂求治與以樂導民:異徑下為共同體謀利去害的共同追求

“音樂作為藝術門類中的瑰寶,也是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長期社會生活積淀、傳承下來的精神產物?！盵21]現實生活中,音樂可以是消遣娛樂的休閑方式;治國理政中,音樂可以是文化交流傳播的手段。 早在千百年前的東西方社會,在對待音樂這個問題上,東方的墨翟與西方的柏拉圖已有不同看法,但最終都落實到為共同體的構建發展上。

在《墨子》一書中,很多論述包含著對音樂的反對與批駁。 墨子說:“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盵22]在探討政治問題上,墨子認為音樂對政治毫無益處,甚至音樂越繁雜,統治者越會被音樂所困,進而天下便治理不好。 此外,為表明自身對音樂的態度,墨子于“非樂”篇專門探討了音樂問題。 其實墨子反對的并不是音樂本身,而是音樂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正所謂,“雖身知其安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盵23]五官在感受音樂之美時皆有其舒適反應,但音樂并不能給統治帶來任何益處,音樂會加重百姓賦稅,增加民眾的經濟負擔,“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 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盵24]墨子之所以主張禁樂求治,原因有諸多方面,但其實歸結為一點便是反對統治階級因為音樂而耽誤治國,進而影響治國成效。 與此同時,墨子在同程子交談時,在說明儒術衰落原因之時,也對音樂持批駁態度,認為“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盵25]基于此,可見墨子在統治者治國方面尤為反對音樂參與其中,這也為追求繁榮發展的社會共同體謀利去害。

在對待音樂問題上,柏拉圖的《理想國》卻完全同《墨子》相反。 他首先對音樂進行了區分,他不認為所有的音樂都是有利的,“復雜音樂使人放縱,而簡樸音樂會讓人的心靈產生節制?！盵26]在他看來,節奏不應該復雜,復雜的東西只會擾亂人心。 不過,柏拉圖對音樂的作用仍是大為贊同。 他認為,“一個受過正確音樂教育的人能敏銳地察覺到事物的美……音樂教育才至關重要?！盵27]與此同時,音樂的各個部分對人才的培養是具有針對性的,音樂的不同部分培養不同的品質,但培養的一定是優秀的品質。 “音樂通過習慣的養成來培養衛士……用故事的語言和更接近于真實的語言來培養與之相近的品質?！盵28]由此,可以看出音樂對于一個人成長成才極為重要。 有了基礎的音樂教育,那么“哲人王”在治理城邦之時,便可以更好地挖掘各類人才身上所具備的音樂所賦予的美好品質為城邦之用,以樹立榜樣,更好地幫助城邦共同體謀利去害,進而完善城邦共同體治理。

其實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音樂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音樂作為人類文化的精華和人類文明的結晶, 是當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不容忽視、不可替代的一種積極力量?！盵29]所以,《墨子》中關于音樂的看法,在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是不予認同的。 但需要強調的是,這并不是對當時音樂于社會發展中發揮消極作用的否定。 而是跨越時代背景而談,畢竟現在音樂的作用確實于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發揮著謀利去害的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音樂作為人類文化的精華和人類文明的結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與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積極力量。

(二)以愛弭別與因魂分等:異路下為共同體謀求穩定的共同追求

墨家以“愛”為出發點和立足點,在此基礎上提出和構建其思想體系。 “兼愛”思想是墨家思想的重心,基于此所提出的“以愛弭別”可以說是“兼愛”的具體化。 而柏拉圖的《理想國》則從靈魂論的角度出發,并認為人的靈魂自出生就是有區分的。 簡單來看,此點可以概括為“因魂分等”。 二人從不同的路徑出發,不過都是為共同體構建發展謀求穩定,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兼愛”獨特的“無差等”特質使得這種愛遍布整個人間。 這種愛要求每個人都要擁有“大格局”,同上天一樣具有寬廣胸襟和仁慈情懷,把所有人無差別地納入至愛的范圍之內,也就是通過“愛”來消除本身所具備的階層和性別,以為人人提供同等同質的愛。 正如墨翟所說:“人若不盈無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 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無窮無難?！盵30]即便帶有詭辯色彩,但不可置疑,墨翟始終對愛所有人是充滿期待的并認為是非?？尚械?并認為愛可以消除所有地域差別。 與此同時,“兼愛”觀念也可以理解為“一切人都平等地愛一切人”,這也從側面說明了這種“愛”的一個特點——整體性,正如“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31]所說。 此外,“愛”也要一以貫之,要有持續性。 不能說過去愛人現在就不愛人,更不能暢想未來愛人而現在不愛人。 以“愛”消除差別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墨翟為實現愛的普及,實現以愛消除所有差別,口言身行,為此艱苦奮斗了一生。 所以,他認為,“愛生于慮?！盵32]與此同時,還需說明愛的思想和行動表現不可半途而廢。 本身,在過去的階級社會,人與人之間就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性,所以更應用愛來持續性發揮作用。 以“愛”來溫暖眾生,以“愛”來破解不平等,是社會共同體穩定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理想國》一書中包含著重要的靈魂論述。在《理想國》中,“靈魂論”也占有不少篇幅。 他認為靈魂是由“理性”(用以思考推理)、“激情”(用以感覺物欲)與“欲望”(借以發怒)所構成。 這三部分中,不同的靈魂代表不同的階層。 理性的靈魂代表的是國家的統治者。 那么有了統治者,城邦的構建發展也需輔助者。 這時激情所代表的輔助者便登上舞臺。 激情是介于理性與欲望之間的,但“激情在靈魂的內部分歧中,它寧愿站在理性一邊?！盵33]所以說,以激情為主導的靈魂是受理性控制的,并順理成章地成為理性的輔助者,即統治階層的輔助者。 那么之后靈魂的第三部分——欲望,柏拉圖認為欲望所代表的靈魂為最下層的部分。 這種靈魂所代表的階層是需要理性約束,激情指導的。 如果缺乏對靈魂第三部分的指引約束,那么小則毀滅人的整個生命,大則會使城邦共同體的構建缺乏穩定的基礎。 因此,可推斷出靈魂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直接決定你在一個共同體下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接受什么樣的管理。 但也必須清楚,這種關于靈魂的區分不是隨意的,而是有嚴格根據的。 只有在這種科學的靈魂區分下,城邦共同體才更能行穩致遠。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是偉大的,是面向全世界的,這一倡議主張全世界永遠在一起。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刻意強調美好世界建設力量的階級屬性,不局限于無產階級或者工農聯盟,把推進世界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的主體力量從無產階級拓展為世界人民?！盵34]正如其所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渴望將世界的美好陽光播撒到每家門前,主張用“愛”來架起希望橋梁。 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世界還是存在發展上的區別的,諸如根據發展水平所做出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劃分。 但這個劃分意味著發達國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要起到更大的作用,正所謂能力越大,責任越強。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可以坐享勝利果實。 正如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她始終踐行著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為全世界謀利益。 所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穩定發展需要各國一起努力。

三、雙重繼承《墨子》與《理想國》中共同體思想的合理內核,以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發展

《墨子》與《理想國》作為流傳至今的經典著作,其中都蘊含著豐厚的先人智慧。 基于新形勢下的發展新需要,我們必須去重新挖掘優秀文化經典中的“寶貴財富”,并從中汲取優秀的思想“養分”,來為共同體思想發展注入新活力。 因此,應用雙重繼承的方法來繼承《墨子》與《理想國》中的優秀共同體思想,以更好地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當代的新發展,以鑄就新的輝煌。

第一,進一步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塑造力、感召力與親和力。 《墨子》和《理想國》中所共同包含的“兼愛互利”思想,對于彰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塑造力、感召力和親和力有著重要的作用。 放眼當代世界的現狀,現有的國際局勢可以歸結為亂、躁、難三個顯著特征。 可見,實現真正而永續的和平任重而道遠。 著眼于未來愿景的規劃,現階段,在中國所進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推動著周邊國家發展邁向新臺階。 盡管這些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水平,但無差別的交流合作推動著每個國家的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成功實踐著“兼愛互利”思想包含其中的共同體理念,進而彰顯著共同體思想的感召力和親和力。 與此同時,“兼愛互利”下的共同體思想也強調國際合作共識對于繁榮發展的必要性。 因此,中國主張在繼承傳統的以“愛”為基石的共同體思想下倡導世界各國團結一致、風雨同舟。 唯有這樣,才能共享人類文明發展成果。

第二,進一步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內涵。 《墨子》與《理想國》共同體思想中所包含的“各從其事”思想,拓寬了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容體系。 像多樣統一、多彩并存、共享合作、平等發展等這些內容都是在雙重繼承“各從其事”思想的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極大地豐富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內涵。 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一方面,既主張全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的絕對優先和絕對至上,也主張世界范圍內的各個國家都參與其中,在國際交往中扮演著不同角色。 另一方面,既不排斥發展較為落后的國家,也不阿諛奉承發達國家。 在面對不同的意識形態差異帶來的挑戰時,要堅持平等發展、共享合作的發展理念,并學會自覺主動地承擔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與此同時,《墨子》與《理想國》中所包含的“德高名正”思想,也推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自然和諧思想新發展。 作為自然界組成部分的人類,即便再尊貴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 上天賦予你獨特的地位,便是要你去承擔更多的責任。 所以,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必須遵循自然界法則,以平等之心與天地萬物共生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