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基層治理的數字孿生城市工作體系初構

李嘉寧 張逸平 湯舸 鄒家唱 段睿妍

摘要：目前國內數字孿生城市正處于快速發展的有利時機，但存在“重單一應用場景，輕城市綜合視角和數據底座”“重物理性數字孿生，輕社會性數字孿生”和“缺乏對數字孿生城市核心價值的評價標準”等問題。在上海探索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背景下，初步探索當前數字孿生城市建設實踐的模式和問題，圍繞基層治理的目標，結合花木街道數字孿生城市的實踐，探索構建數字孿生城市的3個工作體系：工作方法體系、數據底座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工作方法體系是數字孿生城市建設的整體方法論和指導綱領，數據底座體系是對數據基礎和技術底座的新要求，評價指標體系是指導數字孿生城市建設調優的評價標準和參考框架。

關鍵詞：基層治理；數字孿生城市；體系構建

文章編號 1673-8985（2023）06-0091-07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志碼 A

DOI 10.11982/j.supr.20230612

0 引言

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突破60%。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還在持續向城市集聚，城市這個復雜巨系統的治理難度與日俱增。2010年以來信息技術與城市領域的結合推動了從“信息化城市”“智慧城市”“數字城市”到“數字孿生城市”概念下的一系列探索實踐[1]61-62。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要求“推動資源、管理、服務向街社下沉”“加強基層智慧治理能力建設”。2022年6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加強應急體系建設會議》也明確要求“推動應急管理重心下移、資源下沉……應急管理的前哨在基層，基礎在基層”?；鶎又卫硎菄抑卫眢w系的重要基石已成社會共識?；鶎拥闹腔壑卫砑仁钦咭?，也是數字城市建設有效性的試金石。

“治理”指的是在人民生活共同體中，為了共同目的和公共利益，各種不同的權威主體通過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各種活動，從而最大限度地促進公共利益?；鶎又卫韯t是一個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結構中最基層的權力運作過程[2]。當前學界對什么是基層沒有統一的陳述，廣義上，把基層看作是縣/區及以下的組織和空間單元；狹義上，主要指農村的鄉鎮和城市的社區[3]。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基層治理的范圍有了明顯的擴展，不僅包括基層事務管理和決策制定，還包括社區需求回應、社區能力建設等更寬泛的內容[4]。本文采用基層治理的概念指代街道（鄉鎮）這一最小行政單元及其中城鄉社區的治理工作?；鶎又卫硎菐缀跛猩霞壊块T治理政策落地的抓手，直接作用于市民、企業、商鋪及城市物理環境，并直接影響人民城市的感受度。

2020年初，上海市浦東新區花木街道在面臨嚴峻的疫情防控挑戰時，自發開展了花木數字孿生城市的數字化探索實踐。數字孿生并非一個全新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NASA在航天領域的應用，數字孿生城市則衍生于在智慧城市中運用的數字孿生技術[5]。2017年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提出“智慧城市數字孿生”的概念，即智慧城市的數字孿生是智能的、物聯網（IoT）支持的、數據豐富的，可用于復制并模擬真實城市中發生的變化的城市虛擬平臺，以提高城市的韌性、可持續性和宜居性[6]。在國內，數字孿生城市概念于2018年由雄安新區首次提出[1]62。為什么迄今大部分的建設實踐依然不能解決基層治理的痛點問題？本文將淺析“數字孿生城市”相關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現狀，分析普遍性問題及其底層成因，并結合花木街道基層治理案例實踐，嘗試構建一套面向基層治理的數字孿生城市創新工作體系。由于各街道基層治理的范疇、任務及其面臨的困境有相似性，從該案例出發提煉與構建的方法將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1 當前國內數字孿生城市的現狀與問題

數字孿生城市的歷史非常短，世界上還沒有一座完全意義上的數字孿生城市。在國外，阿姆斯特丹于2013年依托阿姆斯特丹創新引擎（AIM，政府機構）與能源運營商等組織共同建立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平臺（ASCP），并逐漸發展成為吸引多種社會主體參與、涵蓋6個領域數百個智慧項目的綜合性平臺，但并未實現城市三維建模及數據掛接[7]；新加坡于2015年啟動“新加坡智慧國家”建設，2017年搭建集三維城市模型與數據協作于一體的“虛擬新加坡”（Virtual Singapore）平臺，為公民、私營部門和公共機構提供一個更便于對規劃、交通等場景進行模擬的虛擬空間環境，但尚未對物理世界的其他社會性要素進行孿生[8]。在國內，數字孿生城市概念自2018年首次被提出到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要求“探索建設數字孿生城市”，全國CIM相關項目（數字孿生城市的載體基礎）總量從2個增加到了149個，項目總額從近1億元上升到30多億元[9]。單從項目來看，根據2021年8月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信通院聯合征集的數字孿生城市案例，超過50%的項目投資達千萬元級，平均項目額達2 800萬元[10]。

這些實踐以政府投資驅動、企業主體承建為主，探索較多的領域為城市運行、交通、安防、城管、應急處置等。參與企業主要為技術類企業，包括傳統智慧城市總集廠商、通信運營商、地理信息和測繪企業、建筑信息模型企業、3D可視化企業[11]。

在建設實踐熱火朝天的背景下，學術研究領域相對滯后。數字孿生概念發源于工業體系，信息通信領域以技術落地為目的較早展開探索，測繪領域重點研究地理信息技術，以期為數字孿生城市提供物理空間底座。而城市社會學和管理學相關領域的研究剛起步，理論研究中普遍認同數字技術將重塑城市治理模式，但實證研究多為對應用實踐的簡單的總結性描述[12-13]，整體性、系統性、綱領性的研究相對缺失[14-15]，其中面向基層治理的數字孿生城市的研究更為稀缺。

在此背景下，業界整體對于城市復雜系統及城市問題的認知尚不充分，建設發起方受限于業務部門條塊分割的傳統管理模式，承建企業又偏工程技術基因和需求響應式方法論，使得數字孿生城市建設存在一些問題。

1.1 重單一應用場景，輕城市綜合視角和數據底座

當前國內數字城市建設以“問題導向、應用為王”的場景建設模式為主導，多由條線部門發起，以解決某一具體業務問題為出發點而構建“應用場景”。例如，杭州“城市大腦”從2016年至2020年逐步推出警務、交通、城管、文旅等48個應用場景，浦東“城市大腦2.0”建設了渣土車監管等104個經濟治理場景、50個城市治理場景和11個社會治理場景[16]。2022年3月，上海孿生城市數字治理發布季中介紹了過往幾年已建成的數字孿生城市項目，如嘉定區北管村數字孿生、虹口區北外灘街道云舫小區數字孿生、田子坊數字孿生、楊浦大橋數字孿生、南市水廠數字孿生等。浙江省數字化改革推進會也發布了若干重點數字孿生場景，如臨安區地質災害風險防控數字孿生應用、杭州東站數字孿生智慧管理平臺、錢王陵安全防護數字孿生場景。其中楊浦大橋和南市水廠更接近數字孿生在工業品領域的應用，而在其他城市類場景中（包括其中一些社區治理場景，如“獨居老人安全監管”“小區安全隱排查”等）可以看到，大多項目只是因為有高精度三維可視化加物聯感知設備，所以套上了“孿生城市”的概念，實際仍延續“單一應用場景”的建設思路，與非孿生城市下的應用場景沒有本質的差別。

這些單一問題管理閉環的應用場景范式，實際傳導到基層治理協同執行時，其有效性往往大打折扣，難以對癥“塊”上城市問題的復雜性和基層治理的綜合性?？梢泽w現為“條”和“塊”的差異性：條承擔主管責任，塊承擔兜底責任；條體現專業性，塊體現綜合性[17]；條圍繞“業務”展開工作，塊圍繞管理服務“對象”展開工作?？傮w而言，“塊”更具備城市的綜合屬性。在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中，“條塊”矛盾顯得更加突出：在“塊”層面沒有進行有效的數據底座建設，各條線前期各種場景建設雖然也有數據積累，但由于數據口徑和標準等問題，無法協同發揮作用，反而帶來塊上基層應對多口徑數據核準校對的負擔。街道基層不得不重新填表采集數據，而由于通用數據底座的缺失，這些填報數據依然很難得到有效留存和共享。

長期以來的場景建設模式由于缺乏總體規劃統籌，數據底層的本質問題得不到解決，導致每次場景建設數據工作都要重復梳理。而當基層治理需求無法被滿足時，可能進行重復建設，增加財政負擔。同時，各垂直應用場景持續演進，加劇了“數據孤島增多、數據壁壘加深、基層負擔加重”的惡性循環。

數字化賦能智慧治理的核心要素是數據。有效的基層治理必須有完整的、準確的、精細的數據，才能支撐真正的“智能發現”和“城市計算”。通過數據驅動治理，需要用全面、準確、實時的數據減少政府橫向協調及縱向整合的成本。當整個城市的人、房、企、事、物等物理性和社會性數據都打通納入統一的數據底板時，在此基礎上實現不同應用場景的整合就能水到渠成。

1.2 重物理性數字孿生，輕社會性數字孿生

城市的實體空間既包含自然環境和所含的物質系統（物理空間），也包括人類行為與社會活動的總和（社會空間）[18]。從2021年上海市黃浦區南京大樓城市數字治理的最小管理單元、“最小管理單元”二期田子坊案例，以及2022年上海孿生城市數字治理發布案例都可以看到，目前實踐更偏重對物理空間和要素的孿生，更接近數字孿生技術在工業品領域的應用。

但這種數字孿生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以南京大樓場景為例，基層管理者在訪談中提到，該場景并不能解決市場主體和政府管理主體的實際需求，且其超精細建模、高效果渲染以及大量物聯傳感器的建設模式成本過高，成本收益并不均衡。

有兩個因素造成當前的問題。首先，業界大部分企業的技術積累集中在地理信息建模、渲染可視化、硬件傳感及網絡等方面，同時高可視化效果“看得見的城市”更具視覺沖擊力、容易出效果，使得建設實踐涌入提升可視化效果的方向。其次，物理性數據的獲取和維護復雜度遠低于社會性數據，自然地理和建筑、道路、市政設施等建成環境數據靜態建模相對容易，借助物聯感知等技術也更容易獲取其變化。而社會性數據圍繞自然人、法人和與之相應的活動，包括生產、生活、出行等，雖然政府已有大量積累，但由于各條線的數據壁壘，使得數據獲取、打通并與空間數據關聯十分困難。

我國城市發展階段已由從大規模增量建設轉為存量更新運營為主，工作重心轉向以人為本的管理與服務。以工業品的邏輯來思考城市，對治理工作的支撐作用可能相當有限。因此，必須對孿生城市的數據底座體系的內涵進行重新審視。

1.3 缺乏對數字孿生城市核心價值的評價標準

對物理性數字孿生的重視和社會性數字孿生的忽視導致了業界對數字孿生城市建設水平的評價標準偏離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目標。

當前業界采用的數字孿生城市評價標準脫胎于工業和軟件技術標準，核心指標是可視化精細度，一般以Ln（level）表示，以51world公司的標準為例：L1低精度，一般為建筑方盒子體塊模型，無建筑形態細節和紋理；L2中精度，有較高的精度和示意性的建筑表皮；L3高精度，高精度還原城市建構筑物等，與真實世界中的視覺效果對應；L4高擬真，基于汽車激光雷達掃街形成的高清地圖點云數據，實現厘米級的高擬真城市道路等細節場景；L5全擬真場景，基于DSLR斜拍建模的方式，毫米級的全擬真各類細節場景。而在具體信息化項目的采購、驗收過程中，對數字孿生城市的評價則側重于IT技術維度，即軟件功能有沒有、能力強不強?，F行評價標準中，無論是“可視化精度”還是“IT能力”，都缺乏對“城市”這一復雜巨系統中社會性的反映，缺乏對智慧治理的核心要素“數據”的關注和評價。

城市治理的本質是通過公共服務的供給，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實現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目標。而通過信息技術可以實現更精準的供需匹配，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更大效用[19]。數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評價數字孿生城市的建設水平，不應局限于物理可視化水平，而應評價其對于真實城市運行機理和社會主體情況的映射情況（“映射率”），以及可被用于解決現實治理問題的便利性。真正從城市的視角，與智慧治理核心要素數據相咬合，進行整體性、體系性、有序性的規劃和建設，城市數字化轉型才能夠超越各部門應用場景的加和，實現對整個城市各部門數字化能力的全面重塑。

因此，構建數字孿生城市需要新的目標定義、工作方法、技術支撐，以及與目標相嵌合的評價體系。

2 數字孿生城市工作體系探索 ： 以花木實踐為例

實踐是理論之源，要建立更加合理的數字孿生城市工作體系，只能不斷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浦東新區花木街道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開始，探索用數字化手段支持疫情防控和居民管理服務，從問題導向的應用場景建設出發，逐步演進成為數字孿生城市，迄今為止歷時3年，初步探索出一套體系化的數字孿生城市建設方法論。

花木街道轄區面積為20.93 km?，常住人口為25.6萬人，由52個居委和190個小區組成，是上海城市副中心之一、浦東新區區委區政府所在地，城區功能方面基本具備一個城市級別的完整架構。而街道基層作為城市最小一級行政單元，其治理范疇覆蓋城市所有方面，而治理深度要達到城市精細治理的最細顆粒度，是觸達居民、商鋪、企業個體的“最后一百米”。要以街道級的行政資源去深度治理龐大的城區，其提升治理效能的內生需求十分緊迫。

花木創新性地提出將數字孿生城市作為數據采集存儲和呈現使用的最樸素的方法，在全街道的范圍內統一歸集多源數據，打通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厘清數據權責邊界和更新機制，構筑一個全街道共建、共享、共同維護更新的數據沙盤，以支撐城市基層精細化治理的多樣化、靈活性、綜合性需求，實現有全局觀的智慧治理模式。

在這一綱領下，數字孿生城市得到新的定義：以城市而非部門的視角，來收集一座城市有機生命體運行所產生的所有數據，將數據“映射”在數字孿生城市可視化的虛擬空間中，形成城市統一的數字底座；通過“系統”來進行數據的采集管理維護。同時根據現實需求，快速地吸納、嫁接新技術“能力”，靈活地抽取數據和能力組裝形成“應用”。

總體歸納為3個體系：工作方法體系、數據底座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見圖1）。其中，工作方法體系是孿生城市建設的整體方法論和指導綱領，以解決前文所述問題“重單一應用場景，輕城市綜合視角和數據底座”；數據底座體系是對數據基礎和技術底座的新要求，以解決前文所述問題“重物理性數字孿生，輕社會性數字孿生”；評價指標體系是指導孿生城市建設調優的評價標準和指揮棒，以對應解決前文所述“缺乏對數字孿生城市核心價值的評價標準”。

2.1 工作方法體系：數據為綱，應用生長

數字孿生城市建設的工作方法體系可以歸納為“數據為綱，應用生長”，包括全要素底圖、系統、應用和能力4個組成部分。

（1）“全要素底圖”是孿生城市的物理性空間底座基礎，同時也是社會認知數據精準放置的載體。（2）“系統”是各個管理條線在統一數據底座上形成的數據采集更新維護的工具和機制，保持孿生城市的數據鮮活。（3）“應用”即應對具體管理和服務需求的數字化場景解決方案，應根據現實需求靈活而快速地生產。（4）“能力”是科技不斷發展形成的先進數字信息技術，哺育數字孿生城市更加智慧化、智能化和功能迭代。

其中全要素底圖和系統的建設是應用生成的基礎，數據的全面、準確、鮮活是應用場景有效的前提條件，在實際建設過程中建設步驟應當是“數據為綱”，再“應用生長”。因此，工作體系中存在以下3個重點。

2.1.1 全局視野：收集數據最大化

收集數據時，將部門眼光轉換為城市綜合的眼光，構建二維三維一體化的城市物理空間數字沙盤，映射城市內所有實體城市空間要素，包括地塊、建筑、構筑、道路、感知設備等一切空間實體，并賦予唯一空間編碼，將物理性數據和社會性數據與全要素底圖中的空間載體一一掛接，從而形成存有全量數據信息的全要素底圖，作為街道各條線和居委共享的統一數據底座。當不同層級的治理者們需要了解現實空間內的情況和有權限的數據時，都可以在數字沙盤里直接查看，實現真正的“掛圖作戰”。

2.1.2 明晰權責：數據運維系統化

數據收集并非一次性的過程，必須持續更新和運營維護，保持鮮活，才能在治理工作中發揮作用。必須通過一整套軟件工具及更新機制來進行數據動態管理，明確數據責任主體、工作方法、更新頻率和考核要求等。

在數據維護責任方面，通過“系統”的拆解將責任分解給相應部門，保證數據有清晰的維護邊界，同時保證數據采集的統一標準、統一質量；在數據使用權利方面，數據存儲壁壘被打破后，部門通過“權限制”來使用數據，在跨部門數據需求和協作的具體情況下，權限可以做個性化或臨時化的調整?；窘值滥壳暗膶嵺`中，“系統”被拆解成為4大板塊20個子項，分別為“管市民”板塊、“管商辦”板塊、“管服務”板塊、“管自己”板塊，用戶主體與街道職能部門和條線一一對應。

2.1.3 快速反應：應用開發靈活化

孿生城市應擁有快速孕育出新應用的能力，以面對城市在動態發展中持續涌現的需求，包括街道管理、居民生活、企業生產等，不同的應用有各自的生命周期。有的應用是日常管理服務中常態化使用的，比如依托市民標簽畫像形成街道精準匹配補貼及福利的應用；還有的應用是在特定時期內發揮作用的，例如在防疫工作中，用于監測疫情發展態勢和封控管理情況的應用，隨疫情的突然暴發而開發使用，又隨疫情的逐漸減退而結束使用。應用投入使用后，也會成為產生新數據的端口，在孿生城市中形成數據的反哺和循環。

2.2 數據底座體系：城市DNA

孿生城市是數字世界對實體城市的一一映射、精準反饋，那么真實的城市由哪些數據內容構成，這些數據又是由什么樣的結構耦合，構成一座城市的DNA？這就是數據底座體系，由數據內容體系和技術架構體系構成，前者解決做什么，后者解決怎么做。

2.2.1 數據內容體系

《雅典憲章》中指出城市的基本功能類型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對城市空間信息的解讀，歸納出道路、邊界、區域、節點、標志物5大空間要素[20]。在這些經典的城市規劃理論中，對城市物理空間以及其所帶有的信息屬性進行較為全面的總結。此外，城市中的核心發展活力來源于人口、企業及各種產生行為的主體，以及主體的動態變化和行為記錄形成的各種城市流。

在參考城市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城市中的社會性要素，共同構成數字孿生城市數據底座內容體系，包括“空間載體”“城市部件”“社會主體”和“城市流”4大類（見圖2）。

其中“空間載體”包括各級行政管理單元邊界、建筑底面、地塊院落邊界、單體化三維精細模型、水體、開敞空間、地下空間等。

“城市部件”包括所有可見的設施設備要素，比如用于監測城市運行的智能感知設備，街面的樹木綠化、交通設施、市政管線等。該類要素數據均具有準確的地理空間屬性，可進一步掛接疊加具體運營信息。

“社會主體”包括自然人，以及法人、個體工商戶、行政機構、其他團體和組織等。其中最主要的3種社會行為是生活、生產、管理，對應自然人、法人、管理主體3種主體，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豐富的屬性標簽。

“城市流”是社會主體的行為和動態，包括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資金流。例如信息流方面，與基層治理相關的“治理信息數據”中的12345熱線工單全流程記錄，可用于分析頻繁發生的城市問題，對潛在風險作出判斷。又如人流方面，手機信令時空數據可以用于表征人口遷移特征和個體行為軌跡，前者可用于設施供給布局，后者可用于疫情流調管控；物流方面則包括貨物運輸、倉儲、供應鏈管理等方面的數據，可以通過衛星定位、攝像頭等設備獲取，表征城市的運輸情況、經濟活躍度、產業結構等；人流和物流共同構成了交通流信息，可表征城市交通擁堵情況。資金流包括企業經營行為產生的數據，可用于分析轄區內企業產業鏈關聯、潛力企業挖掘、企業風險管控等。

2.2.2 技術架構體系

在數據內容體系的基礎上，實施內容組織的工程化策略，即采納一整套工程化方法以實現數據內容的系統組織，這一過程構成了數據技術架構體系的核心。數據技術架構體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技術工藝與技術工具（見圖3）。

在技術工藝方面，通過數據采集與維護、數據建模與治理、數據管理與共享3大環節，規范數據接入技術標準、制定數據治理質量標準、打通多源數據融合，深度挖掘數據價值，從而構建高可用、高質量、高價值的數據底座。

在技術工具方面，為了使數據底座制作鏈路更加高效規范，通過數據資產管理軟件進行自動化流程管理，完成數據工藝步驟，并通過標簽管理將數據包劃入各個主題域，對整個過程進行記錄，便于數據血緣①溯源分析，為數據處理工作沉淀過程資產。

2.3 評價指標體系：映射率

事物的評價體系往往會決定其發展方向，構建新的評價指標體系“映射率”，來指引以數據為綱的孿生城市建設方向：通過數字孿生城市對實體城市要素的一一對應程度，來評價數字孿生城市整體建設水平。包括映射基本規則、映射內容要求和映射評估標準3方面（見圖4）。

映射基本規則：從數據的“ACID”特性出發制定映射的基本規則[21]，即原子性、一致性、隔離性和持久性（見圖5）。

映射內容要求：與孿生城市數據底座內容體系保持一致，包括空間載體、城市部件、社會主體和城市流4部分，再從各要素本身更新變化頻率的特性角度，劃分為靜態和動態兩類（見圖6）。

映射評估標準：對應“字段為最小顆粒度”“要素內容完整”“要素—數據—字段鏈路完整”和“周期更新并留存歷史數據”這4項孿生城市數據映射基本規則，從信息拆分精細度、數據收集完整度、數據鏈路完成度和更新機制完備度4個大項標準綜合評估孿生城市的動態建設水平。每個大項中各自細分出3小項并賦予權重，計算出每個要素的更新頻率指數和映射指數（見圖7）。

在3個體系的思路指引下，花木街道數字孿生城市建成后，在街道基層日常和抗疫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市民（民房）信息系統為例，從花木轄區全域視角匯集全量房屋和居民信息，將“人”與“房”關聯，建立完整的實有居民人房數據底座，形成各個空間層級的“市民一張圖”；同時打通街鎮各領域民生工作需求，構建11大類4個層級510項的居民標簽，沉淀形成信息豐富的完整市民檔案；構建適應基層多條線、多層級的用戶權限體系，建立完整的數據維護、流通、運轉、使用機制，保證數據鮮活，使得應急時期的掛圖作戰和日常民生管理服務的應用需求都可以在抽取現有數據的基礎上快速生成。

3 結語

數字孿生城市工作理論體系構建是一個和實踐相互交織的過程，孿生城市不可能通過一次性建設達到終極狀態，也不可能通過理想化的一次性設計打造終極藍圖。這個客觀規律在物理世界的城市規劃建設中也得到證明。為了持續推進整體性城市治理邏輯和數據驅動的方法論研究，除了技術上的探索、數據上的整合外，更重要的其實是制度層面的保障和創新。首先，由于不同類型的社會主體數據分布在政府不同的部門，數據底座體系的完善必然需要不同部門的數據融合，但在數據使用中勢必會遇到數據管理權責的問題，因此也需要推進政府體系內部管理機制的探索和創新。其次，數字孿生城市建設的目標是為城市內的人民服務，意味著政府部門要發揮各界研究機構的力量，加強城市治理體系本身的社會學和管理學研究，同時探索利用孿生城市平臺構建公眾參與的橋梁，將多方社會主體納入建設體系中來，真正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

此外，數字孿生體系的評價體系，即2.3節中提到的“映射率”指標體系還較為原則性和框架性，有待進行計算方法的細化，并結合實踐進行深化、細化、完善、調優，以構建穿透到數據最小單位“字段”的可量化計算標準。真實城市所蘊含的信息紛繁復雜，也可層層深度分解，難以窮盡，因此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需要更審慎地與城市治理范疇的目標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