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述評（2010—2022）

呂成慧?汪世蓉

摘 要｜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背景下，加強對現當代英譯作品的研究也隨之成為國內學術的新熱點。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的研究內容日益多元，涵蓋譯本研究、文化研究、譯者研究和出版傳播研究；研究視野愈發開闊，囊括西方文藝理論視角、跨學科視角和比較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的系統性逐步增強，思辨研究和實證研究齊頭并進；研究成果呈現多元深入的新局面，對代表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全面把握目前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現狀，有必要進行一次鳥瞰式的梳理和總結。本研究利用科學計量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爬梳國內外學術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領域（2010—2022）的研究現狀，以期全面把握中國文學“走出去”研究的前沿動態，并對該研究領域未來研究走向進行合理展望。

關鍵詞｜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述評；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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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背景下，現當代文學英譯成為了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大課題，為推動中國文學更好走向世界，有必要梳理目前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的熱點、內容、視角、方法和標志性成果。2010—2022年的12年間，國家推出一系列對外譯介建設項目，先后啟動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項目；國內主要出版社以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為支撐，以“一帶一路”工程建設為抓手，相繼推出各大現當代文學英譯系列叢書出版項目，如“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叢書”“當代文學名著英譯叢書”“名譯選讀叢書”等?？傮w來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在體制機制建設上已經日趨完善，保證了大量優秀的現當代文學作品得到了譯介和海外傳播。伴隨文學外譯實踐活動的蓬勃發展，中國現當代文學外譯理論研究也成為學術界持續升溫的熱點（龍曉翔、胡牧，2021）。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中文學外譯的立項課題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喜人態勢，課題申報年均數目穩定在10～20項；為尋求更為密切的學術交流，專家學者們積極舉辦不少主題多樣、內容豐富的學術研討會。首屆“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于2010年舉辦。此后，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連續舉辦了六屆。在每一次研討會上，參會專家的主題發言和學術報告都能產出豐碩成果。

2010—2022年的12年間，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作品取得了不少里程碑式的成就，莫言的作品以及以劉慈欣為代表的科幻文學小說先后斬獲多項國際獎項，吸引了翻譯界和文學界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有效推動了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的深入發展。目前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呈現一副欣欣向榮的繁榮圖景：文本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文化因素備受關注，譯者研究更加活躍，出版和傳播效果研究導向愈加明顯，西方文藝理論視角、跨學科視角和比較研究視角得以建構，思辨研究和實證研究齊頭并進。有鑒于此，本文借助CNKI數據庫，以這一時期產生的國內期刊發文和博士論文為依據，依托科學計量可視化軟件CiteSpace爬梳國內外學術界2010—2022年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領域的研究現狀，指出當前研究出現的問題，對今后的研究提出參考性建議，以期樹立好中國文學乃至當代中國的世界新形象，讓世界認識一個立體多彩的中國。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梳理

（一）國外研究現狀

筆者以“Translation”和“Chinese Literature”為主題詞在SSCI數據庫進行檢索，以2010年1月至2023年1月為時間范圍，通過剔除相關度較低的文章后，共獲得26篇期刊論文，發表在Bible、Target、Perspectives等翻譯學和語言學國際一區刊物期刊上的文章更是鳳毛麟角。Shuang Yu（2010）曾在Perspectives上發文，他以多元系統理論為框架，以中國大陸、香港和西方世界在小說選材上呈現的不同為例證，試說明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詩學價值觀會如何制約翻譯體裁的選擇；Bruno Cosima（2012）曾在Target發文探討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影響中國當代詩歌英譯作品在英語世界出版和傳播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將出版商、行業組織機構、銷售人員、專業批評家和大學學者的觀點都列為傳播效果的影響因子。

總體而言，目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的學者數量不多，研究結論也大多來自個人的經驗總結，但是這些學者大多深耕文學翻譯領域多年，尤其是外國學者或華裔學者，他們對于譯入語國家的接受環境和接受群體了解更為深刻，透過他們的視角不僅可以直接了解到西方學界當前的主流思潮和學術觀點，還可以幫助國內學者發現從源語角度難以察覺的問題，因此同樣應該得到國內研究者的重視和呼應。

（二）國內研究現狀

為全面了解該領域國內研究現狀，筆者借助知網數據庫，搜索主題詞為“中國文學外譯”“中國文學譯介”“中國文學英譯”“譯介研究”，以2010年1月至2023年1月為時間限制，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選擇了國內影響力較大的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共檢索到1370篇期刊論文。在學術論文一欄選定博士論文，隨后輸入以上相同關鍵詞，共篩選到28篇博士論文。通過剔除與本課題相關度較低的論文，最終篩選得出615篇期刊論文和8篇博士論文，總計623篇文獻作為本次課題的研究對象。

1. 研究熱點

關鍵詞是一篇論文的核心概括，對關鍵詞進行分析可以對文章主題進行窺探。經CiteSpace計算，本研究搜集的文獻中共出現161個節點，即出現了161個關鍵詞。下圖圓圈的大小代表關鍵詞出現的頻數，頻數越大，圓圈就越大。同時，表1總結了在統計時段中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中出現頻率大于10的關鍵詞。

由表1可見，譯介、翻譯、翻譯策略、接受、翻譯家、出版、傳播為近年來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的熱點，翻譯研究不再局限于傳統研究對單個文本對或多個文本對之間語言轉換研究，而是將翻譯活動研究回置到真實的文化歷史背景中，研究主題和研究焦點逐漸呈現豐富多元的特點。

2. 研究內容

在關鍵詞共現圖譜的基礎上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旨在從更加宏觀的視角觀察當前研究領域的各大“疆域”。經計算，得到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分析，如圖2所示。

本次聚類以關鍵詞K為聚類方式，經計算，在圖1關鍵詞共現網絡的基礎上一共聚成了八類，分別是譯介、翻譯家、翻譯、譯介學、語料庫、英語世界、副文本、中國?？紤]到逐個分析八大聚類結果過程煩瑣且效率較低，因此筆者在聚類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以下四個研究內容進行分析，分別是譯本研究、文化研究、譯者研究和出版傳播研究，通過對四大研究內容進行分類統計，得出表2。

如表2所示，譯本研究的文獻量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占比最大。由于每部小說的語言使用各具特色，文本形態豐富，因此研究不可避免地集中于專業術語、雙關語、典故、隱義、詞語重疊、詞類活用、舊詞新意、幽默語、語氣詞等特殊字/詞英譯研究。如夏歷（2020）基于英譯《豐乳肥臀》探討祈使句末“吧”字的意義功能及英譯；陳吉榮（2010）基于《干校六記》分析疊詞翻譯與翻譯體驗性的關系。作為文學作品重要的表現手段，各種各樣的修辭手法不只是一種微觀的言語修辭，還是一種宏觀的思維方式，它是詩學的問題，也是文化的問題，對原文修辭的處理反映著譯者的詩學觀。如王樹槐（2021）通過分析葛浩文反諷翻譯藝術，以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外譯提供借鑒。還有一部分學者對英譯底本展開研究，分析英譯本中人物、情節和環境中發生的改寫、扭曲和變形。如徐敏慧（2013）立足《柏子》英譯本結尾的改變，從譯者立場、翻譯評價諸方面入手分析討論譯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隨著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和“社會學轉向”，翻譯的文本研究逐步融合翻譯社會學、翻譯文體學、認知語言學等學科，完成了一次由本體到主體、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如孫琳、韓彩虹（2021）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切入，以劉宇昆英譯本《北京折疊》為例，闡述如何基于翻譯生態整體環境，分析四類文化負載詞在譯文中的翻譯效果。針對文本的大部分研究是定性研究，也有一部分采用語料庫研究方法，開展定量的實證對比。

目前對于譯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譯者的文化身份，分析譯者的離散、政治和個體文化身份對翻譯活動的影響。如朱春發（2012）把《四世同堂》的翻譯視作譯者浦愛德建構其文化身份的文化實踐，從文本內外來分析《四世同堂》的翻譯如何體現她建構這種身份的訴求；黃勤、謝攀（2019）分析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在研究和譯介沈從文小說的職業生涯中，因自身特殊的社會軌跡形成的他者文化態度對他的翻譯行為以及他作為譯者對他者文化形象的構建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還有部分學者將目光放在了譯者功能身份的轉變，突破了僅在翻譯過程中討論譯者主體性的局限，從傳播學的觀照放大了譯者主體性在不同階段的發揮，以及文學翻譯中的作用。如劉雪嵐（2014）分析譯者在對譯文進行語境重構時必須要充分“顯形”，翻譯實踐是譯者的創造性勞動。

除了譯本和譯者這兩個翻譯研究最常見的對象之外，近幾年學者們將目光從譯者本人轉移到到了編輯、出版商、國外專家及普通讀者的身上，從接受的角度反推文學外譯存在的問題和應采取的策略。如吳赟，何敏（2019）從譯介語境、譯介主體的能動作用以及譯者的翻譯策略這三方面詮釋《三體》英譯本在美國被積極接受的主要原因；黃勤，謝攀（2018）從社會學角度考察了郭沫若在翻譯場域中與不同行為主體間的資本較量及這種資本較量對郭沫若不同時期翻譯活動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通過統計圖書銷量、出版渠道、讀者反饋、作品發行量、西方主流媒體提及率等相關數據來分析譯介效果。如鮑曉英（2015）通過對莫言英譯作品受眾的問卷調查，借用OOLC、WORLDCAT、EBSCO等搜索系統，直接聯系莫言作品出版機構等方法，分析和判斷莫言英譯作品譯介效果。

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認知意象對等研究和文化負載詞研究上，即以文化翻譯理論的視角來分析譯者在處理具有中國特色的底本時，采取的翻譯詩學觀。如徐德榮，范雅雯（2020）以曹文軒的代表作《青銅葵花》為例，從方言詞、俗語、慣用語和成語四個角度探討鄉土語言在翻譯中的處理策略，從思想、情感和審美傾向等區別性特質考察譯文對原文風格再造的得失；陳保紅（2018）針對葛浩文英譯莫言作品《蛙》和《紅高粱家族》中“方言土語”的翻譯，從而把握譯者處理方言土語的特點，找出其翻譯規律，并評估其得失，以期為中國鄉土文學的翻譯提供借鑒。

3. 研究視角

在傳統的研究視角得以沿用的同時，西方文藝思潮的大量輸入為國內研究界注入了新鮮血液。此外各種自然學科、人文學科的交叉與整合，使得跨文化、跨學科的研究也日趨成熟。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這么大的互聯網絡里，任何一個作品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單點，比較視角的引入也是這一時期英譯研究的一個突出現象。

（1）西方文藝文化理論的引鑒與采用

作為一門年輕的研究學科，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在研究視角、研究內容、研究理論和研究對象上已經逐漸形成自己固有的研究體系和研究范式，西方翻譯界和文學界現行的理論思潮則為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各種各樣西方文學文化批評理論的引進，如多元系統論、女性主義、解構主義、后殖民理論等，將翻譯實踐與文化語境、時代背景緊密結合起來，拓展了國內研究界的思考維度和批評視域。如張鵬蓉，楊?。?014）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對女性譯者朱虹的系列譯作進行研究，總結其翻譯特點為：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以一種充滿友愛的方式來回避某些貶義短語，表達對女性的同情；汪世蓉（2017）討論華人離散譯者的多重身份會如何影響他們的文化譯介思想及實踐，并提出華人離散譯者的跨文化協調能力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優勢；劉云虹（2018）立足于對多元系統論的再思考，對當前文學譯介與傳播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應該以開放發展的目光來看待中國文學外譯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

（2）突破傳統文科思維模式，實現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有機互動

翻譯學的跨學科性決定了翻譯過程研究必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張思永，2020）。近些年來，學界從語言學、心理學、傳播學、符號學以及文獻學等學科視角出發，以期幫助揭開翻譯過程的奧秘。此處重點選擇語言學和文獻學視角展開簡單梳理。

翻譯研究自誕生之初就與語言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與文化差異、意識形態差異息息相關的翻譯問題歸根結底是在語言層面體現的。當前階段，學者們主要運用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多模態話語分析、生態語言學、語用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來幫助定義翻譯，解釋翻譯現象，構建翻譯理論。如鄧雋（2019）立足語用學綜觀視角，針對葛浩文英譯作品《豐乳肥臀》展開研究，從意識突顯、動態順應、文化順應多個角度分析原文和譯文，闡釋譯文在各個層面上的順應；邵璐（2020）從功能語言學視角出發，從銜接和信息性考察《格薩爾王》現代版英譯本的語篇性。

文獻學通過收集、研讀譯者的翻譯手稿、草稿、傳記、日記、訪談、譯作序跋與后記、第三方評價、與出版社和編輯之間的書信往來等各種史料，可以追溯回譯者翻譯實踐的“那時那刻”洞察譯本的生成、進化乃至成熟的過程。如許詩焱，許多（2018）以葛浩文、林麗君翻譯《推拿》過程中與作者畢飛宇之間的往來郵件為基礎，展現出翻譯過程中的譯者-作者互動對譯文生成的影響；孫會軍（2019）在敘述葛浩文與《馬伯樂》的緣分時從葛浩文1980年12月1日寫給一位德國教授的一份信件開始追根溯源，剖析葛翻譯選擇背后的文化態度。

（3）比較視角的引入

比較視野的引入有助于厘清翻譯的本質，揭示語言和翻譯背后隱藏的奧秘。早期的比較翻譯一般聚焦于微觀的譯本對比和理論比較，如王建國，謝飛（2020）從邊城的四個譯本入手，結合漢英語用差異，探討譯者母語語用習慣對于翻譯實踐的影響；陳順意（2021）以《荷塘月色》七譯本為例，從意義和風格兩方面討論文學翻譯的忠實問題。比較翻譯研究發展至今，其研究對象與范疇、研究范式與方法等已發生諸多變化（夏天，2018），比較翻譯研究開始從文化、外交、歷史的角度出發，將翻譯看作是文化交際中雙向互動的結果，把譯者、贊助人、讀者、專家、出版商，源語/譯入語文化語境、審美取向、詩學價值等都納入比較的范圍。如張曼，查詩怡（2018）從伊文·金和老舍兩位譯者的翻譯意圖出發，解讀政治意圖和審美需求在兩個文本中的復雜體現；劉萍（2021）立足比較文學視域，對翻譯家朱湘的翻譯思想進行梳理和評析。

4. 研究方法

（1）思辨性研究法

目前國內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以定性研究的理論推理和譯例分析為主，思辨性大于實證性。近年來學界主要針對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了思辨性研究：一是現當代文學譯介模式和策略研究，二是重要翻譯家及其翻譯模式研究。

考慮到目前只有少部分文學作品在海外受到熱烈歡迎，大部分作品最后都只能被海外圖書館束之高閣，因此有必要對在譯介全過程中涉及的譯介主體、譯介選材、譯介渠道、譯介受眾和譯介效果展開深入研究，具體而言，則包括鉆探中外譯者合作機制、摸索譯本篩選機制、探索如何運用多模態融媒體出版模式開拓新局面、了解受眾群體主流意識形態和詩學觀念，挖掘譯出行為遇到的障礙和機遇，如蔣夢瑩，孫會軍（2018）以蘇童小說《妻妾成群》為例，借用符際翻譯的概念和文化翻譯相關理論，探討小說英譯版本與電影改編版本、芭蕾舞劇版本如何通過不同媒介再現小說，讓原著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得以延續。

近年來，翻譯研究正經歷著從文本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譯介主體研究的轉變，譯者隱身的“咒語”被逐漸打破，譯者主體性的地位逐漸凸顯。目前國內現當代文學譯者研究主要從不同類型譯者的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思想等維度出發（邵璐，2022），具體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大類：一是對國內成功翻譯家或者具有多重文化經歷的華人離散譯者進行分析，如黃勤、信蕭蕭（2021）以沙博理和王際真英譯《家》為例，針對文化外譯中譯者身份與譯者行為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二是關注海外著名翻譯家及其翻譯作品，如甘露（2017）立足葛浩文的詩學翻譯觀，探討葛的翻譯詩學觀是如何操縱他的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的。三是開展類型文本和譯者研究。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和移動端閱讀的盛行，以玄幻、仙俠為主要賣點的網絡“草根”文學得以出海；以《三體》為代表的中國科幻文學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人類共同體的共鳴感主題引爆海外市場。針對該類出海傳播范圍廣、反響好的文學英譯作品及背后作者進行分析有助于為其他類型文學作品提供借鑒和啟示。

（2）實證性研究法

與思辨研究不同，實證性研究可以讓模糊的研究結論轉向客觀科學的數據分析和事實呈現。目前，學界占主流的實證性研究法為定量分析法。目前定量研究法主要應用于譯者語言風格研究、海外傳播效果研究、研究成果評價等方面。

譯者的語言風格研究主要是采用語料庫方法，通過建立語料庫，可以對譯本的詞性、平均詞長、句長、段落長度、具體實詞、虛詞、高頻詞分布、詞類共現以及標點符號等代碼參數項進行統計，從而窺探譯本的寫作風格。對譯者翻譯風格進行語料庫分析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最早用來研究《紅樓夢》的作者歸屬問題，近年來開始延伸到現當代文學領域（楊建軍，2016）。如許明、蔣躍（2020）基于自建的小說《阿Q正傳》漢英平行語料庫，從詞匯豐富度、活動度、主題集中度、文本相似度以及文本可讀性五個計量風格學指標進行不同翻譯方向譯本的風格計量學對比研究。

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作品海外傳播效果研究，或是直接采用調查問卷、深入訪談的方式，或是間接通過統計圖書館館藏數據、頭部圖書銷售網站銷量、讀者評論與評分、圖書出版渠道、西方主流媒體提及率等數據，考察某部現當代文學英譯作品的海外出版和接受情況。如劉國芝、池昌海和李清柳（2022）運用定量和實證法，查究《紅高粱》在美國圖書館館藏量以及讀者評分數據，發現書目前是莫言在美國傳播范圍較廣，接受程度較高的作品；曹進、丁瑤（2017）以讀者反應理論和奈達的測試理論為依托，選取了《豐乳肥臀》英譯本的一個章節，以完形填空測試和閱讀日志記錄為手段，調查了譯本在潛在目的語讀者中的接受情況；王汝蕙、張福貴（2018）通過與美國數據測量公司Nielsen取得聯系，獲取莫言譯著銷售數據，調研美國書評網站Goodreads、綜合美國Amazon網站以及相關研究資料的數據，考察莫言文學作品的美國接受和傳播情況。

研究成果評價屬于綜述類研究，這類研究一般依托CNKI、ProQuest、SSCI等數據庫和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館藏資源，檢索符合條件的文獻資源，隨后進行數據梳理和分析。研究內容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整體概況做鳥瞰式梳理和歸納，總結目前研究取得的主要理論成果，呈現研究的前沿動態，并一般對該研究領域的未來趨勢做出合理展望，如李琴、王和平（2018）對2007—2016年間CSSCI源刊發表的翻譯與中國文學走出去相關論文進行的共詞可視化分析，梳理得出目前中國文學走出去研究的主要熱點和突出問題。另一種是單獨考察某一個英譯作品或是學界對某一翻譯理論研究的發展和進化史，如操樂鵬（2019）對魯迅譯論在當代（1949—1966年）的接收和重組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5. 標志性成果

（1）莫言作品譯介研究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莫言研究是近些年來的重頭戲，其研究成果最突出體現在對其譯作為何得以成功傳播和接受的探討上。值得注意的是，對莫言獲獎背后翻譯問題的討論，早以脫離了傳統語言層面討論的藩籬，而是進入了譯介學的領域，從傳播和接受效果上展開研究?！罢l來譯”“誰來出版”“如何推廣”這些以往在思考、翻譯問題時被忽略的問題逐漸引起了學界的注意。

莫言的“破局”為學界加深對譯介主體模式研究打開了新思路。學界分析發現，莫言的作品基本都是由海外著名漢學家和翻譯家翻譯，拋開國外翻譯家天然的語言和文化優勢不言，這些知名學者在海外早已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他們的選擇，實際上就為莫言作品在海外傳播打下了良好的輿論基礎。目前，學界已經逐步形成了獨立的譯者模式研究理論，如胡安江先后提出了漢學家模式（2010）和中西合譯模式（2012），張倩（2015）在綜述胡安江譯者模式觀的基礎之上，探索海外華人為主體的離散譯者模式；宋慶偉（2018）從葛浩文英譯本中明明存在翻譯失當和誤譯等問題，但仍然在西方世界擁有較為廣泛的讀者和受眾這一現象出發，提出和諧達致的譯者模式和循序漸進的翻譯策略。

在傳播和接受效果研究方面，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關注到贊助人、圖書經紀人、編輯、出版商、讀者等譯介活動中的重要中間人。此外，通過研究發現，漢學家、西方文學和文化界批評家們的評論和推介對于譯作能否在西方文學場域獲得一席之地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如邵璐（2011）曾提到王德威、葛浩文等知名漢學家的大力推介為莫言作品創造了更大的曝光量，使其作品譯本有更大機會被西方頭部出版社出版并加以宣傳；王啟偉（2018）從譯者的贊助、權威評論家的贊助、專業期刊和出版機構的贊助、文學獎項和影視媒介的贊助等方面，探討了莫言作品的贊助人體系；韓雪（2019）以《師傅越來越幽默》英譯版出版過程為例，考察在推出英譯版時，出版者是如何創造性地對作品進行重構，從而使譯著既傳達了原文的主旨和意蘊，又能受到西方讀者的青睞。

（2）科幻小說譯介研究

近年來小說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對科幻小說的譯介研究上。2015年，劉慈欣的長篇科幻小說《三體》榮獲雨果獎，中國科幻小說的譯介研究也因此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關注，成為新的研究亮點。近年來，科幻小說英譯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宏觀層面對譯介歷史進行梳理，二是選取經典科幻英譯作品作微觀分析。

對譯介史進行回顧與梳理有助于展現不同時期科幻小說譯介的發展演變軌跡和流變規律，幫助我們把握翻譯與歷史、社會之間微妙的關系，如王雪明、劉奕（2015）通過梳理中國科幻小說百年譯介歷史，總結其發展特點與趨勢并反思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梁昊文（2019）從譯介內容、譯介主體、翻譯策略、傳播途徑和譯介接受四個方面對本土科幻作品外譯的現有研究進行綜述；高茜、王曉輝（2021）系統梳理了2000—2020年中國科幻小說在英語世界的譯介情況，并分析譯介熱潮背后的影響因素。

對典型科幻英譯作品進行個案分析近些年來也逐漸深入，其中學界最關注的是劉慈欣的《三體》和郝景芳的《北京折疊》。這兩部作品的成功輸出與譯介的關系密不可分，如顧憶青（2017）圍繞譯介過程、翻譯策略和接受效果三個維度展開描述剖析，探究《三體》三部曲英文版的成功緣由；徐松健、孫會軍（2018）關注《北京折疊》英譯本對原文引語的處理，認為將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改作自由直接引語可以提升了譯本的文學性和可讀性；吳赟、何敏（2019）從譯介語境、譯介主體的能動作用以及譯者的翻譯策略這三方面詮釋《三體》英譯本在美國被積極接受的主要原因。

三、中國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的問題和展望

（一）研究過于聚焦獲獎作家作品，忽略了其他小眾文學與譯者

小眾文學與譯者被忽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個別譯者與譯本的關注度過高，針對非“大熱”譯者和譯本的研究寥寥可數。從近十二年的數據來看，譯者研究主要集中在葛浩文（Goldblatt）、藍詩玲（Julia Lovell）等國際知名漢學家、翻譯家。但事實上，除葛浩文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中國文學的知音和積極傳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邁可、戴靜等（陳嵐，2008）。杜邁克（Michael Duke）為揭示中國文學的藝術價值，編選了《當代中國文學》（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詹森作為中國當代作家殘雪較早認識的一位美國漢學家，參與翻譯了殘雪的兩本小說集《天堂里的對話》和《蒼老的浮云》。譯本方面，莫言的系列作品是當之無愧的研究大熱之一，老舍、魯迅、賈平凹、沈從文的作品英譯研究也占到了一席之地，但是更多的國內優秀現當代文學英譯作家及作品卻少有學者問津。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突破選材局限，拓展選材范圍，關注廣闊天地下其他現當代文學的英譯情況。（2）不同文體和體裁研究成果比例失衡，近九成的研究集中在小說和詩歌的英譯，戲劇和散文的英譯研究門可羅雀。在小說英譯研究中，又以莫言、賈平凹等主流作家為代表的嚴肅文學英譯研究占比最大，似乎以武俠、玄幻、網游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網絡文學難登大雅之堂。但實際上，中國的網絡武俠小說早已在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國武俠熱”。例如RWX（任我行）在2014年創立了WuxiaWorld網站，上傳以《盤龍》為代表的中國網絡武俠小說。目前，該網站已發展為全球瀏覽量最大的中國網絡文學英文翻譯網站。網文出海對傳播中國文化的意義不言自明，道教修行、武術文化、玄學風水、巫鬼文化、神鬼志怪傳說等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化符號借“船”（網絡文學）出海，或將開辟一條“走出去”的新路子。（3）各大地域文學英譯現狀針對性研究起步晚、發展慢。譯介出版和傳播研究一直是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者們感興趣的話題之一，但是近些年來，鮮少有學者對國內不同區域文學作品的海外譯介展開分類研究。不同的地域文化會孕育出擁有不同文化心理和文化性格的作家。任何一位作家都出生、生長在某一地域，該地域的文學元素必然植入其記憶和心靈之中（朱萬曙，2014），如江蘇作家蘇童的寫作貫穿了南方氣質和南方想象，陜西作家賈平凹筆下的農耕世界樸素卻又充滿靈氣，西藏作家阿來的作品帶有雪域高原獨有的傲寒。那么這些寫作風格和敘事方式迥異的地域文學在海外譯介和傳播的現狀如何？是否遇到了困境和障礙？有無針對性策略來促進傳播深度和廣度的進一步拓展？這些都是值得深挖的話題。中國文學“走出去”落到本質其實是由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作家不斷創作文學作品，進行譯介，最終實現傳播。從各個地域文學譯介和傳播的視角不斷深入，可以為我們研究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了一個合理且有效的介入方式，減少文學傳播的盲目性。

（二）理論創新過程中本土資源開發不足，跨學科研究亟待加強

近些年來，各種各樣的西方文學和翻譯研究理論得到了引進和譯介，翻譯學界內部也表現出一種對于新理論的熱情追求，但是“為理論而理論”的現象也的確存在。解釋和引入西方的翻譯和文學理論固然重要，但是在總結自己的翻譯實踐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才是真正的創新。任何理論創新都必須有其思想基礎（許鈞，2023），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重視本土翻譯實踐，回望中國傳統譯論，嘗試挖掘、利用好自身的翻譯資源便是理論創新的靈感來源之一。學界如張柏然先生的翻譯思想便源自中國傳統哲學，張柏然（2001）曾從中國傳統哲學的整體觀、漢民族的綜合思維和模糊思維層面出發，解釋英漢語言之間為何會出現形合和意合的重大區別?？梢砸姷?，挖掘中國傳統翻譯理論的當下意義，對于形成具有中國批評話語特征的翻譯理論至關重要。學者們應該重拾高度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在跟蹤國際學術前沿發展狀況的同時，批判地借鑒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在揚棄和交融的基礎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批評理論和研究范式。

翻譯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與諸多學科之間存在理論的交叉和互鑒，使得自身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但是跨學科的合作，不僅要實現理論互通，還應該及時溝通理論成果。例如，我國部分文學作品較之英語國家，在法國傳播和接受效果更好，那就有必要將英譯情況和法譯情況做對比分析，從而更加明確面對不同國家、不同群體受眾、不同區域的譯介策略。

（三）海外譯介策略仍然存在爭議

中國文化（學）主動 “走出去”，既表達了中華民族推進世界各種文明交流交融的美好愿望，也順應了豐富世界文化（學），維護文化（學）多樣性的時代要求（龍曉翔、胡牧，2021）。但關于中國文化（學）是否切實、有效地走了出去，近年來引發了學界部分學者的焦慮。為了減少譯入語讀者閱讀作品的異質感，改變寫作和翻譯模式是頻繁被提出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在翻譯模式方面，要盡量迎合西方詩學價值觀，讓譯本在語言風格、敘事策略、寫作方式等方面無限貼近用譯入語寫成的作品。但是此觀點被另一部分學者所駁斥，認為在此翻譯價值觀的指導下，譯出語譯者必然會選擇符合譯入語國家讀者閱讀期待的作品，從而迫使作者為了翻譯而寫作，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因此被扼殺在搖籃中。實際上，中國文學保持自身，其實就是對世界文學的貢獻，因為差異本身就是價值（曹丹紅、許鈞，2016）。如果為了走出去而一味迎合西方詩學觀，丟棄掉中華民族特有的敘事方式，那無疑會令一批真正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報以好奇的海外讀者失望。翻譯和所有的跨文化實踐相同，永遠充滿了矛盾，譯者的異化翻譯和出版社要求的歸化翻譯要求總是沖突的，最好的出路便是尋找到“中間道路”，探索如何在保持中國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礎上吸引海外讀者，在動態發展間取得平衡。

四、結語

從2010年到2022年，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內容呈現多元化趨勢，不僅涵蓋了宏觀的文本翻譯策略探討、文化差異，還出現了針對譯者主體性、譯者文化身份、譯者批評、讀者接受情況的描述性微觀研究。英譯研究逐漸擺脫了學科分野的束縛，通過大量吸收融合國內外新理論、新思想、新學說，將西方文藝理論學說、跨學科理論與比較視角應用于現當代文學英譯研究，使得研究視野更加開闊。研究手段更加多樣，思辨研究和實證研究相輔相成。未來研究建議擴大研究對象范圍，大力挖掘本土資源實現理論創新，加強跨學科理論共享，在動態平衡間尋找合適的譯介策略，以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加穩健地在世界文學之林綻放光彩，為世界讀懂中國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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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CiteSpace （2010-2022）

Lv Chenghui Wang Shirong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and making Chinas voice heard， studies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become a hotly discussed topic in China. Recently， the field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research contents， covering translated scripts， culture， translators，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Research horizons have become more inclusive， including Western literary and art theorie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peculative stud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are progressing at a similar pace， while the research on representative authors and works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rehend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field， it is imperative to undertake a systematic sorting and summary. By utilizing CiteSpace as an aid，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discer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is field from 2010 to 2022， with the aim of capturing the trend and subsequently formulating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research; Review; Cite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