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國主權理論”

楊 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帝國主權”究竟為何物

“帝國主權”是晚期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奈格里和邁克爾·哈特在《帝國》一書中對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的判斷。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民族—國家主權已經開始逐漸衰落，作為一種全球性的主權——帝國已然形成。民族—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基礎，帝國則是帝國主義衰落的替代物:“通往帝國之路出現在現代帝國主義的衰落之時?！盵1]帝國主權是一個無中心、無疆界的全球性的統治機器，這是對帝國主權最宏觀的界定。具體來說，首先，帝國主權是一種新的主權形式，與民族—國家的主權相比，帝國主權的統治范圍不僅僅限定于某一領域或領土，而是屬于一種生命政治統治和全球性的統治；也不屬于超國家組織，而是一種不可見的世界主權，以一種非集權式的、開放式的、多元化的方式在無形中實現統治。帝國主權是一種發散型的權力網絡，構成一個全球體制的金字塔。其次，帝國主權形式下的統治無內外部邊界，將作為資本主義最新發展階段。資本邏輯已經擴張到全球范圍內，使得內外部邊界逐漸模糊，這種具有整一性的統治權即是帝國主權。需要重點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內外部邊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資本邏輯的擴張使得外部的自然存在已經逐漸變成內部的人的存在，這即是說，資本對勞動的吸納使得自然物質越來越多地變成社會物質，這也是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轉化過程；第二，資本邏輯的擴張使得外部公共空間私人內部化，現代社會中的外部公共空間不再是自由政治的領域，變成了私人內部空間。最后，帝國主權的統治基調是和平，帝國主義的主權統治形式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具有暴力性的侵略和搶占，其本質上屬于殖民主義，而奈格里和哈特認為，“既然全球主權代替了民族—國家主權，那么帝國實現統治的方式將不再是具有直接對抗性的戰爭方式，而是生命權利?！盵1]帝國主權的統治程序是先將一切容納進來，然后再進行區分，即將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差異區分出來，接納非沖突性的文化，遏制沖突性的政治，從而進入操控階段。帝國主權的權力網絡構成一個全球體制的金字塔，第一層是一些國際機構在全球事務中通過經濟手段行使君主權力；第二層是管理全球經濟和文化流動，構成一種貴族制；第三層是由無線電通訊主導的民主制的形式。帝國主權的此種統治邏輯，使得統治景象呈現出一片和平。

二、“帝國主權”是如何布展的

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過去，國家的邊界確定了權力的中心，與此同時，這些邊界也成為了阻礙資本擴張的壁壘，而現在帝國主權的出現對世界的控制擊垮了這些壁壘，即超越了一定領土之上的民族—國家主權控制范圍。那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帝國主權呢？首先，“是資本對全新的經濟政治遠程在場存在進行支配和控制的需要”，[2]使得民族—國家對自己的領土以及意識形態的統治權逐漸減弱。其實，對于這一點我們不難聯想到詹姆遜的一句經典論斷，即“后現代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帝國主權這種無形的全球性的支配權力，以開放性的統治程序將具有差異性的民族—國家交融起來，以富有彈性的統治方式將社會結構聯結起來，以多樣化的控制方式將權力網絡覆蓋起來。其次，帝國主權生成的根基在于勞動霸權的轉換，即從工業勞動到非物質勞動。兩位作者認為，這種交流性的、合作性的、富有情感的非物質勞動是以生產非物質產品為內容的勞動?？傊?，所謂“非物質”強調的只是它的勞動結果，即產品，因此奈格里和哈特將非物質勞動理解為“生命政治勞動”，以此來彌補非物質勞動概念的局限。而這里的生命政治勞動則重點強調對主體性的直接生產的勞動。據此，奈格里和哈特將這種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稱為“生命政治生產”。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從非物質勞動之中孕育出的帝國主權是如何進行統治的？兩位作者將帝國主權具體表述為“生命權力”。生命權力不僅沖破疆界操控著全世界，而且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控制著人類的交往活動，以及人的價值觀念，奴役著人性，實現對人的生命的全面支配。與此同時，生命權力生產出安置自身的世界?？傊?，生命權力的統治對象是完全的社會生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深入地說明帝國主權的統治基調是和平的景象。

三、帝國主權統治下的帝國時代真的到來了嗎

奈格里和哈特以宏大敘事的方式所勾勒的帝國統治的圖景，讓我們對全球化背景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感到極為震撼。難道資本主義真的已經進入帝國時代了嗎？不得不說，資本確實沒有國度，但是帝國的本質是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主權卻有自己的界限。在民族—國家牢固的疆界面前，政治全球化真的可能嗎？首先，誠然，資本邏輯想要擴張，就只有不斷地把非資本主義的地理空間和人口納入到市場的范圍之內，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會不斷變革自身的剝削和統治方式，當資本的擴張擴展到了全球時，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也將會就此完成。但是，這并不足以說明民族—國家的主權就此衰落。事實上，民族—國家之所以會順應全球化的潮流，讓渡一部分主權，恰恰是因為需要更進一步地鞏固自己的國家主權。這是因為民族—國家為了本國的經濟發展，不得不順應全球化的潮流，甚至不惜暫時讓渡一部分主權，如果利益關系有所變動，民族—國家極有可能就此“收回成命”。反觀現實，大多數獨立的國家在響應全球化的過程中依然堅持主權獨立的原則。據此，可以說當下的確正在生成資本的全球性支配趨勢，但并不能就此斷言民族—國家的主權已經逐步被帝國主權所取代。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奈格里和哈特之所以認為帝國主義的主權形式已經被帝國主權形式所取代，是因為他們僅僅將帝國主義的主權形式定義為民族資本以大規模的、激烈的、直接的、可見的行徑對其他的民族—國家進行強占和掠奪。因而相對于去中心化、去領土化的統治機器——帝國主權來說，兩位作者認為帝國主義的主權形式已經被超越，新帝國主權已經形成。事實上，奈格里和哈特是將帝國主義簡單理解為殖民主義。殊不知列寧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疆界的劃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預見到的是革命的到來，而不是進入帝國主權統治的時代。這實際上回到了考茨基的超帝國論，即考茨基認為資本主義的壟斷使得從戰爭走向和平，其本質是各個國家的金融基本形成國際聯合，來剝削全世界。但是，這里需明確指出，按照張一兵對晚期馬克思主義的界定，奈格里和哈特主張帝國主權是資本邏輯擴張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形成了新的主權形式，正是由于兩位作者對政治的考察立足于資本邏輯，因此才被納入到晚期馬克思主義?？梢哉f，兩位作者堅持著晚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底線。

其次，并非帝國主權布展的格局使得內外部邊界模糊，因為內外部邊界模糊本身就是資本邏輯不斷擴張的必然趨勢和結果。資本對于活勞動的吸納會使得自在的自然在最大程度上成為屬人的自然，這是工業生產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來的趨勢，并非帝國主權的特色，只是在全球化時代，這一趨勢顯得格外明顯而已。還有由外部公共領域內部私人化的帝國主權布展格局的判斷可以說是完全不正確的。事實上，反觀現實，不難發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無線通訊發達、信息共享，更多的是內部私人空間公共化，在信息網絡化的時代下，社交軟件的普遍應用就是很好的證明。據此，不得不說，奈格里和哈特關于內外部邊界逐漸模糊的觀點僅僅是指明了經濟全球的趨勢。

最后，關于帝國主權的統治基調表現為和平這一觀點是不夠深刻的。因為只要資本邏輯的擴張還沒有停下來，資本邏輯自在的矛盾和危機永遠都不可能消失，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資本積累所造成的不平衡發展的經濟政治局勢、失業、生態危機等會在全球范圍內以更嚴峻的形勢存在。因此，帝國主權還是一種充滿危機的統治方式。

四、帝國主權形式為什么會被誤判

在《帝國》一書中，奈格里和哈特不但用大量的筆墨描述了帝國主權為何物，而且深入剖析了帝國主權形成的原因。兩位作者正是受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關于勞動與資本問題探討的影響，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對勞動的實質吸納形式占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導地位。為什么實質吸納形式會占據主導地位？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這是由于在全球化的時代下，勞動范式已經從工業勞動轉換為了非物質勞動。關于非物質勞動的概念與生命政治勞動的概念之間存在的矛盾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但此處重點分析作為孕育出帝國主權的非物質勞動為什么導致了兩位作者對全球主權新形式的誤判。奈格里和哈特認為，處于霸權地位的非物質勞動，“已經超越了馬克思的物質生產過程的生產性勞動，而包括了一切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的‘抽象勞動’”。[3]這里需要重點指出的是，這里的“抽象勞動”并不是指馬克思的與具體勞動相對應的抽象勞動，不是強調對價值的生產，而是突出強調勞動的非物質性。兩位作者認為，正是由于這種非物質性的勞動，已經將馬克思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界限逐漸消除，商品的價值不再以物質形態表現出來，所謂的生產，是對于社會生活本身的生產，是對主體性的直接生產。據此，奈格里和哈特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根本性斷裂。然而，需要真正明確的是：首先，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剝削，是對剩余價值的榨取，是追求超額利潤，非物質勞動只是勞動范式的轉換，并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剝削的本質。非物質勞動在最大程度上也只能體現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在全球化時代下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即相區別于工業勞動，非物質勞動體現出資本剝削方式的隱匿性、滲透性。其次，上述已經指明，非物質勞動強調的是勞動的非物質性，這種非物質勞動所孕育出來的為什么一定是帝國，而不是資本的全面的、普遍的異化呢？馬克思是深入到生產方式中去探討資本主義的問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也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非物質勞動的提出實際上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回歸，可以看作是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因為也強調了文化等因素。而奈格里和哈特是將馬克思的勞動概念狹隘化理解，因為馬克思的所謂的生產也不僅僅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一般智力”可以作為直接生產力，但是這也是在創造價值的層面上提出的，就像詹姆遜說的那樣，“但是這也是在創造價值的層面上提出來的。因此不能用非物質勞動代替馬克思的勞動概念?？梢哉f，由于非物質勞動，使得資本的剝削范圍擴大到了全世界，這在本質上只能說明資本的剝削對象和剝削關系發生了改變，據此無從得知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改變?！盵4]因此不能用非物質勞動代替馬克思的勞動概念?？梢哉f，由于非物質勞動，使得資本的剝削范圍擴大到了全世界，這在本質上只能說明資本的剝削對象和剝削關系發生了改變，據此無從得知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是否發生改變。再次，兩位作者雖然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由非物質勞動所生產出的社會生活本身就是資本，但兩位作者將這種資本賦予了過多的主觀性力量，而忽略了這種作為社會生活的資本所具有的客觀性。上述也已經指明，即使非物質勞動可以是對主體性的直接生產，也只能說明非物質勞動促進了主體間交流，而這只是非物質勞動所具有的屬性而已，并不足以構成馬克思經濟意義上的生產概念。最后，反觀現實，非物質勞動得以實現的基礎仍然是由資本積累起來的物質基礎設施。據此，不難理解，奈格里和哈特由于對非物質勞動概念把握的局限性，使得非物質勞動偏離了馬克思的勞動概念，非物質勞動獲得了意外的主觀性的力量，而這些主觀性的力量一并被奈格里和哈特賦予了帝國主權之上，造成了兩位作者對帝國主權理論的誤判。

五、結語

與馬克思生活的工業時代不同，資本邏輯在全球化時代下的確以更加隱匿性、靈活性、甚至人性化的方式出現。這也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喪失革命意識的原因。奈格里和哈特雖然對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局勢——帝國主權的判斷有失偏頗或言之過早，非物質勞動也沒有能夠支撐起帝國主權理論，不能作為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基礎工具，但值得肯定的是，首先，兩位作者提出的帝國主權理論，對于全球化的透視卻是極為深刻的，為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世界政治秩序的發展態勢的認知具有寶貴的理論價值。其次，上述已指明，非物質勞動雖然不能等同于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但是卻非常具體地指明了全球化時代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方式。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立足于主體和意識形態方面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奈格里和哈特是繞到消費的背后，從生產出發，可以說兩位作者所提出的非物質勞動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回歸。因此，不得不說，這屬于一種后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偉大嘗試，啟示我們如何更好地進行后現代主義批判。最后，兩位作者對于全球化時代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態勢敏銳洞察，能夠為當下的階級問題提供一些啟示：第一，奈格里和哈特認為，資本權力通過非物質勞動對主體性的直接生產，使得生命權利融入到勞動者的血脈中。不同于工業社會通過各種規訓機構來建構思想和行為的參數與極限的統治方式下的規訓社會，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生命政治統治下的控制社會。兩位作者對當代資本主義剝削方式的這一揭露，更能讓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具有反抗資本的意識，以在更大程度上喚醒無產階級被資本所侵蝕掉的革命意識。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為了喚醒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而構建一種帝國主權理論是否有些大費周折呢？對資本在全球化時代下對勞動者帶來的普遍的、全面的、深入的異化直接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不是能更大程度實現喚醒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的目的呢？第二，兩位作者也對革命主體高度重視，將后帝國主義時代反抗帝國主權的革命主體稱為“大眾”。誠然，與工業時期相比，全球化時代下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方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那么剝削對象也必然隨之改變，即作為革命主體的無產階級要不斷地壯大自己的隊伍。當然奈格里和哈特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也給出了革命主體進行革命的具體策略，本文暫且不深入探討這一點。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兩位作者所提出的帝國主權理論，所關系到在全球化時代下需要不斷壯大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這一思想對于反抗資本邏輯是非常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