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演變邏輯

付洋洋

(黑龍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自人類社會步入20世紀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革命性變革和生產方式的極大提高，資產階級開始轉變策略，逐漸從剩余價值轉向通過意識形態的方式，對大眾展開新一輪的剝削。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一支勁旅，在面對不同時代人類生存困境的時代背景下，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從意識形態領域出發展開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人的異化生存模式的深刻剖析。在法蘭克福學派成立至今的近百年的演變歷程中，主要經歷了四次重大的理論演變：“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正式形成(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多諾以及馬爾庫賽等人為代表，側重于批判理論建構與工業文明批判；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轉向(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以早期的哈貝馬斯的理論為代表，側重于批判理論的重建與現代性批判；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的重建(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以霍乃特、奧菲、維爾默等人為代表，實現了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1]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旨歸(21世紀初至今)，是以拉埃爾·耶吉、哈特穆特·羅薩等人為代表，側重于批判理論的旨歸與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新異化現象的批判。通過研究歷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對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問題的總體性批判，能夠看到每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在堅持其本質內涵的基礎上，都會賦予社會批判理論以新的時代內涵，其蘊涵的批判精神能夠幫助我們分析和思考資本主義社會的時代病癥以及啟示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具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研究意義。

一、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在邏輯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核心是批判理論，這一理論是“自馬克思、經盧卡奇、柯爾施等人的中介，再到法蘭克福學派思想發展的一條核心紐帶”。[2]自馬克思從資本邏輯視域切入資本主義社會現狀展開批判伊始，經由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從物化和人的主體性視域深化發展了馬克思理論的批判理念，再到堅持馬克思人本學立場的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研究，體現了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對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時代價值的彰顯，也展現了他們與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一脈相承的哲學理念。

從馬克思理論產生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發展至今，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興起、機器大工業的繁榮以及數字化信息革命的興盛，學者們也逐漸從最初馬克思所探討的剩余價值學說轉向了對不同時代背景下的社會病癥的解答，其社會批判理論的演變邏輯也恰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不同時代的理論效應與時代價值。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在探析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歷史演變邏輯的基礎上把握其理論的內在意蘊，即無論是馬克思本人的批判理論，還是第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對社會的剖析，亦或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研究，他們的理論所蘊涵的價值都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從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狀況出發，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時代病癥的基礎上，透析不同歷史時期下的人的異化生存狀態，并探討人的自由與解放何以可能。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一方面秉承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特質，其理論的演變與歷史的發展相行并進，另一方面，其理論也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傳統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廣泛的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精髓以擴充和豐富其理論體系。這一社會批判理論的演變邏輯不僅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俱進的拓展深化研究，也展現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時代效應。

二、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演變邏輯

(一)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框架建構

霍克海默作為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領導人物，奠定了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基調，并在1937年發表的《傳統的和批判的理論》文章中明確提出“批判理論”這一概念。隨后，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馬爾庫賽等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理論建構中奠定了早期批判理論的框架，為后來的學者研究制定了大致的理論綱領。

在《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一文中，霍克海默將傳統理論定義為“一個封閉的科學命題的系統整體”。[3](P199)他認為這種傳統理論規定了社會運行的普遍概念，是大眾經常討論的一種普遍事實，所以，不可否認，傳統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對大眾的生活實踐和內心體驗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但是在社會不斷地發展中，傳統理論卻顯示出了與社會發展不相時宜的矛盾，從而展開批判“資本主義世界以及傳統理論為文化和意識形態工具進行的一切舊的不合乎人發展的東西”。[4]向我們展示了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最初的批判向度，即反對科學的操作模式，批駁實證主義，并著手研究人的主體生存狀態，堅持人本主義、堅信理論的批判性?；艨撕Ｄc阿多諾合著的代表作《啟蒙辯證法》中就清晰的指明：“今天，盡管機器供養了人們，但它使人們變得軟弱無力?！盵5](P34)其展現了這樣一幅景象，即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社會上出現了機械化生產，這些現代化工業一方面在促進生產力與生產水平提高的同時，卻將人束縛在了機器上，造成了人與自己創造出的勞動產品的異化。有些人拿著低于自己勞動所得的工資，一部分人脫離生產線卻掙著剩余勞動的價值，以積累社會財富，導致貧富分化越來越大。人的自由越來越被束縛住，而其勞動換取來的僅夠維持生存需要，遠遠達不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賽在其作品《愛欲與文明》中，從心理結構理論出發，認為人的本質的實現其實質就是推翻統治階層的利益，使愛欲得到自由與解脫。

20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框架建構的基礎期，霍克海默、阿多諾以及馬爾庫賽等人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基調，把經濟發展作為解讀現代性歷史軌跡的基礎，把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重要的理論武器，因而“工具理性的批判構成了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批判整個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石和出發點”。[6]從而造成了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理論基本都是一種禁錮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生產力批判，沒能超脫傳統批判理論體系。

(二)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重建

哈貝馬斯作為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領軍人物，其理論研究在繼承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成果上，提出了主體互動的交往理論，實現了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在研究方法上的超越，以及從語言學角度出發對“理性”概念的重構的理論轉向。哈貝馬斯的理論核心——交往理論體現了哈貝馬斯從早期的意識哲學研究轉向交往哲學的研究，從“工具理性轉向交往理性”[7]的思想轉變。

在研究早期，哈貝馬斯秉承著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傳統，嘗試著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識哲學角度為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奠定基調。20世紀70年代后，哈貝馬斯認識到自己的意識哲學研究已經處在瓶頸期，需要為其理論注入新鮮的血液才能激發起理論的批判潛能。因此，他逐漸從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固定框架中脫離出來，將目光投入現代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逐漸將其意識哲學的理論研究視角轉向交往理論研究，并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完成了其認識論向交往理論的研究轉變，完成了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重建。哈貝馬斯的社會批判理論的重建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用科學技術的批判取代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批判。他指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到來之后，科學技術逐漸成為第一生產力，也逐漸成為意識形態的新形式，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對科學技術本身的批判研究也就成了解決社會矛盾的關鍵因素。其二，把左傾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引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哈貝馬斯秉承改良批判理論的政治立場，認為資產階級本身是可以通過改革該階級的管理系統以消解其資本統治帶來的弊端，體現了其理論的妥協性。其三，探究該學派的批判理論與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關系。在他看來，為了彌補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閉門造車的理論缺陷，需要將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思想糅合進該學派的批判理論思想中，增添其理論的合理性。其四，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過時性理論。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是對當時的社會情況的反映，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能夠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在各個時期出現的時代危機，也無法找到擺脫現代性困境的出路，所以必須用符合時代的社會科學的新進化理論和結構主義研究成果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增添新的時代內容。這與法蘭克福學派老一代研究學者的觀點大相徑庭，一度被指責為其思想是背叛該學派的理論的研究初衷。但總體來看，哈貝馬斯的思想早期是深受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思想影響的，在理論研究日漸成熟后，才逐漸認識到該學派的理論局限，而不斷發展出自己的交往理論體系，實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重建。哈貝馬斯以“交往行為為核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總體性哲學，從思想上把激進引向改良”。[8](P23)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重建時期，哈貝馬斯在研究早期接受著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和傳統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研究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與時俱進，對早期的批判理論進行批判性反思，將傳統批判理論與時代理論成果精髓相結合，實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理論重建，增添了該學派理論價值的時代效應。但因為哈貝馬斯對人的現實生產的勞動范式的忽視，從而催生出了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研究學者的理論轉向。

(三)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轉變

21世紀伊始，霍耐特被任命為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所所長，開啟了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研究的轉變?；裟吞貫榱丝朔弦淮鷮W派研究的非規范化局限，逐漸將研究所的發展方向指向了將規范性的哲學研究與經驗性的社會研究結合，以便更好地探索對社會病狀的研究，實現該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在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研究中，霍耐特的承認與多元構想理論、奧菲的福利國家的危機理論以及維爾默的政治學理論共同實現了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1]

霍耐特在繼承哈貝馬斯理論的基礎上，回到早期黑格爾的思路上，在社會多元化與物質財富激增的背景下，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和邊緣群體，指出社會病狀在于主體間際交往所產生的失落感，指出現代社會人類沒有獲得憧憬的幸福，反而出現平等缺失、不自由的景象如種族主義、環保和女性問題。因而他立足于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多元主義文化背景，深入研究個體之間、群體之間，還有研究國家之間承認的問題。他認為：“社會批判理論應該建立在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基礎上，并且將主體遭遇的‘蔑視’體驗而引起的社會沖突動力學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盵9]霍耐特的承認理論的形成主要經歷了以下兩個過程，即對黑格爾哲學中承認理論的改造運用和對自己承認一元論的思想構建。

霍耐特在構建自己的承認理論時借鑒了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承認斗爭學說，他在深入剖析黑格爾原創思想的同時，進一步發展了黑格爾承認斗爭理論中蘊含的政治思想，并增加了人類學家米德的自我意識思想中的心理學機制，展開了從自然科學的角度對黑格爾的承認理論進行創新，形成了以蔑視和反抗為主要特征的承認理論的基本框架?；裟吞氐倪@一社會批判學說不僅繼承了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傳統，而且把“承認”這一概念的理論研究放到了當代實踐哲學理論研究的中心，開辟了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發展的新方向，創造了社會批判理論的新的研究態勢。另一位該學派第三代理論研究的代表人物奧菲，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角出發并結合了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立場，形成了具有自己理論研究特色的福利國家的危機理論成果。奧菲在其代表作《福利國家的矛盾》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與福利國家之間存在著不能共存的矛盾。奧菲指出，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秩序的發展離不開其福利制度的建設，但資本主義國家因社會的本質屬性，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和福利國家不能共存，形成了獨立國家制度的獨特的批判理論視角。而維爾默則通過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研究理論是跨學科的研究策略，展開了自己的批判理論研究。維爾默“借助于對真實、表象與和解的審美表象辯證法的交往拯救為審美烏托邦尋求通達現實之途?！盵10]最終，在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研究者的學術推動下，實現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政治倫理轉向”。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轉變時期，霍耐特帶領第三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者逐漸超脫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影響，通過對時代病癥的研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體系。奧菲的福利國家危機理論、維爾默的美學理論研究與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和多元正義構想共同實現了使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向現代化的轉向。隨著歷史的向前演進，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研究也在新的時代病癥研究下悄然興盛起來。

(四)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回歸

拉埃爾·耶吉與哈特穆特·羅薩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的高足，其學術成就斐然，是獲得國內外學術界一致認可的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領軍人物。他們立足于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時代病癥，重新回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對人的異化研究的分析，提出了新異化理論思想，其目標是建立起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大綱，使法蘭克福學派倫理重新回歸批判理論基礎之上，以尋求新的時代背景下新異化思想對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理論訴求與時代回想。

作為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耶吉的異化理論既承襲了該學派的異化理論傳統，又融入了自己對新的時代問題下的新的異化現象的見解，完成了對異化理論的重構。耶吉對異化的定義是“缺乏關系的關系”，耶吉認為現當代人的異化特征不是自我缺乏與世界的聯系，而是一種被擾亂的占有關系。所以，更準確地說，耶吉所指認的異化是因為主體未能恰當的適應自己或世界，而造成了自己與世界的一種扭曲關系，造成了主體與自我、他人以及社會世界關系的異化。羅薩從時間維度切入對社會病狀的研究，立足于加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探討阻礙人們美好生活的社會病狀的根源，提出了問題的癥結在于社會加速，形成了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并指出這一加速病狀造成了新的異化現象。羅薩指出，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本應是讓人們獲得更多的充沛時間以實現烏泰姆普斯式的輕松的、愜意的理想生活，而現實社會狀況卻是生活節奏前所未有的加快而造成了人們的時間更加的緊張，變成了西西弗斯式的苦役的生活狀態，形成了人的異化的生存模式。羅薩對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病狀的研究力圖使法蘭克福學派擺脫自哈貝馬斯起日益與資本主義社會妥協的立場，使法蘭克福學派研究重新回歸批判理論思想之上，建立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大綱。

21世紀以后，法蘭克福學派新一代社會批判理論家的思想悄然興起，引領了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轉向。耶吉與羅薩在圍繞新的時代條件下產生的社會病狀，建立起自己的社會批判理論大綱，使法蘭克福的社會理論研究重新回歸批判理論研究基礎之上，指出了在快速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當中，人與自身以及外界產生的異化現象，展現了第四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對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理論訴求與時代回想。

三、結語

法蘭克學派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團體，該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經歷了產生、發展的歷史演變歷程。該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發展至今，對思考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展中出現的資本貶值、人的異化現象和科學技術的興起等時代問題依舊提供著重要的理論參考和學術借鑒。而且馬克思的方法論始終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理論背景，在該學派的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反之，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演變歷程也彰顯著馬克思批判精神的時代效應。

對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成果的研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理論研究熱點，不僅是因為該學派從產生并延續至今所呈現的學術生命力和形成的國際影響力，更是因為其理論中蘊涵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時代價值和展現出的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論訴求和時代回想。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展現出的對現代性意識形態和實踐性的深刻批判，為中國社會主義強國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11]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們黨的根本力量的根基在于扎根于人民，我們黨始終致力于為人民服務，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始終致力于謀求人們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動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行。通過對該學派思想精髓的參考借鑒，以此為參照以自省在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能夠展現出社會主義制度蓬勃不息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