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影響考察

張 帆

(安徽科技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鳳陽 233100)

“群團事業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組織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為完成黨的中心任務而奮斗的重要法寶”。[1]在黨成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由于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①之間存在被領導與領導的關系，因此，黨的群團事業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共產國際這個外部因素的影響。就此問題，學術界研究尚不充分，專門性的研究成果不僅數量少，且多為個案研究?；诖?，本文擬就這一論題作一嘗試性研究。

一、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路徑考察

首先，共產國際直接通過與中國共產黨的一般聯系途徑，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實現對黨的群團事業的指導，且這種聯系途徑和指導方式是多樣和變化的。黨史專家黃修榮曾指出，由于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要負責人的布哈林認識到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在指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因此，他在出席中共六大時宣布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代表，改為通過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此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聯系的方法發生了重要改變。[2](P46)更多地是“通過一系列的指示、命令或決議來強制中共執行”。共產國際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領導方式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一些區別與變化：從建黨初期到黨的“六大”，共產國際主要是選派代表來華指導革命；黨的“六大”以后主要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在整個共產國際存續期間，共產國際通過電報、指示信、命令和決議等直接或間接指導中國革命。[3]

其次，共產國際還通過其領導下的各種國際性群眾組織等對黨的群團事業進行指導。共產國際在指導各國革命過程中，為了動員和組織各國群眾參加其所領導的革命斗爭和運動，先后成立了各種國際性群眾組織作為輔助機構，如赤色職工國際、國際工人救濟會、農民國際、國際婦女書記處、青年共產國際(少共國際)等。這些國際性群眾組織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對各國的革命群眾組織及其斗爭進行領導和指導。例如，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前，赤色職工國際曾派出代表尼科爾斯基參加中共一大并對中國工人運動提出了意見和建議。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過渡和臨時機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后也曾把自己的工作向赤色職工國際作過書面匯報。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后便決定加入赤色職工國際，從而使中國工會組織與赤色職工國際正式建立了組織領導關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通過決議宣布加入青年共產國際，承認為其“之一部”，從而與青年共產國際也正式確立了組織領導關系。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群團組織也就與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各種國際性群眾組織形成了一種制度上和組織上的被領導(指導)與領導(指導)的關系，并成為共產國際指導和影響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重要途徑和方式。

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內容分析

(一)一般性的革命理論和政策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般性理論和政策，對黨的群團事業產生重要影響。例如，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認為“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4](P436)因此，中國共產黨應建立和參加反帝民族統一戰線。在這一理論和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開展群團工作過程中，除了大力發展革命的無產階級群眾組織——工會外，還發展了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群眾組織，如婦女團體、學生團體、農民協會等。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還先后提出并根據“不斷革命論”“第三時期理論”②等指導中國革命，受這些理論的影響，黨領導的白區群眾組織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共產國際的“下層統一戰線”③政策也對中國共產黨的群團事業帶來了影響。受共產國際此種認識和政策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在開展群團工作中，排斥中間性的群眾組織，在對白區群眾組織的統戰工作中，采取單純的下層統一戰線政策。20世紀30年代以后，共產國際開始調整前期的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要求各國共產黨摒棄左傾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偏向，并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則要爭取建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共產國際這一政策的轉變，對于中國共產黨糾正和克服群團政策和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具體性的群團政策和策略

1.黨的早期。從黨的成立至國民革命這一歷史階段，共產國際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論并結合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形勢從以下方面對黨的群團事業進行了指導：(1)幫助建立發展群眾組織。針對中共早期在動員組織群眾方面的經驗不足，共產國際積極幫助建立和發展各類群眾組織。例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籌備成立過程中曾得到了青年共產國際(也稱少年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達林的積極指導和幫助。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發展過程中也曾得到赤色職工國際的關注、指導和支持。(2)推動確立工作路線。例如，針對中國青年團初期只重視狹窄的青年學生運動而忽視廣大工農勞動青年工作的偏向，為了幫助青年團組織盡快確立正確的工作路線，青年國際代表達林曾于1922年5月13日向青年團中央執委會致函指出此項問題。同年12月，青年共產國際“三大”期間也向中國青年團致函指出了這一問題和不足，強調和要求盡快完成“自學生界移向農工青年間”。(3)幫助理順黨群關系。黨的群團事業初期，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部分群眾組織與黨的關系并未正確建立起來。例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時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僅保持著一種松散的“協定”關系，尚未無條件接受黨的政治領導，這既不符合共產國際和青年國際的有關規定，也不利于形成革命合力。在青年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青年團在南京召開的“二大”上正式通過了《本團與中國共產黨之關系的決議案》，規定團在政治上完全服從黨的領導與保持組織獨立性的關系，從而對于理順黨團關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的指導。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就中國共產黨在白區和蘇區開展群團工作給予一系列的指示和指導。

關于黨在白區的群團工作，共產國際認為，應根據總體革命形勢和任務，利用各種機會和條件大力發展和鞏固革命性的城鄉群眾組織，或利用或打入其他性質的群眾組織爭取群眾，以準備、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革命斗爭。例如，對于黨在白區城市中的工會工作，1929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在《關于中共在職工會里工作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基于“中國工人運動底新高潮是正在增長起來”，“中國共產黨現在應該用一切方法，去發展赤色工會，使赤色工會變成真正的群眾組織”。同時還應該“反對黨內那些輕視黨在黃色工會和國民黨工會內的工作的輕視態度……必須消滅在共產黨員底工會工作里還存在的關門主義的殘余……同時必須仍在黃色工會和政府工會里工作，本著革命政策來爭取這些工會底群眾”?！皼Q議”還提出了建立“工廠委員會”，使赤色工會公開，反對“命令主義”和“工會底上層主義的建設”，組織發動和獨立領導“正在增長的經濟斗爭”等。[5](P366-370)

關于黨在白區農村的群團工作政策和策略，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通過的《關于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1)白區農村群團工作的基本組織任務：應堅持公開與秘密相結合，采取多種名稱和形式組織廣大農民?！盀橹M步地奪取在反動統治之下的鄉村中的廣大農民群眾，黨應當設法組織各種群眾的團體。一切群眾團體(除黨外)必須盡可能地爭得公開(缺字)此應當運用各種公開的方式與名稱，以便(缺字)。在不能公開的地方，其組織應當是秘密的或半公開的?！?2)白區農民組織的成員成分：應以廣大貧苦農民群眾為基礎，爭取中農，洗刷富農?！班l村中的富農土豪與政府的官吏都不許加入農民協會。假使發覺某一鄉村的農民協會有富農在內，黨應當努力把富農洗刷出去。假使這樣作不通，雇農苦力及貧農退出這個農民協會，另行組織自己的革命的協會，同時把中農抓取過來?！?3)白區農民組織的地位作用：應當成為未來建立革命政權的基礎?！坝勺詈玫呢氜r與中農所組織起來的精練的農民委員會與農民協會，在農村暴動或紅軍占領該地的時候，必須成為建立臨時革命委員會或臨時蘇維埃(但只是臨時的)的基礎?！?4)白區農民組織與黨的關系：應當使其始終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之下?！拔覀儽仨毰κ惯@些農民團體都在我們的政治與組織影響之下，為此黨應當在農民團體之下組織黨團?！?5)對于白區其他性質農民組織的態度：應打入其中，分化瓦解，爭取群眾?！俺M織各種在我們影響之下的貧民團體外，黨還須到所有在國民黨或汪精衛派(改組派)以及譚平山派(第三黨)影響之下的農民群眾組織中去工作。到這些組織中去工作，不是說去鞏固他們的組織，恰恰相反，而是去使他們分裂，爭取其中的貧農等等?！盵6](P251-252)

共產國際對于黨在蘇區的群團事業也進行了指示和指導：(1)蘇區黨的基本組織任務：應大力發展各種群眾組織。共產國際東方部在1930年8月通過的《關于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中指出，“蘇維埃區域之中，黨在鄉村中的基本組織任務，是組織雇農，苦力工會及貧農會?！盵6](P247)(2)蘇區群眾組織的任務和作用：參加土地革命、支持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保護群眾利益等。例如，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其提綱草案《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中指出，“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內……此地紅色職工會的工作……應當十分注意農民土地革命，紅色職工會應當用各種方法幫助鞏固蘇維埃區域的國家機關及紅軍?！痹诰S護工人階級經濟利益方面，如果“工業還未收歸國有”，“紅色職工會的任務，是為生活程度實際的改善，而發展無產階級的經濟斗爭”。在“國有化的企業”里，“則紅色工會的任務，完全是另一樣，擁護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同時還必須提出積極的發展和鞏固蘇維埃的工業的任務”。[6](P244-246)1931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關于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中也指出，在蘇維埃區域，“革命的群眾團體(工會、貧農團等等)有組織地和自愿地把自己的優秀會員送到紅軍隊伍里去，這對于鞏固紅軍底社會成分有很大的意義”。[7](P401)(3)蘇區群眾組織的組織與活動原則：實施民主，倡導平等?！霸谶@里命令主義是不能有的。在貧農會之中，應當實行很寬廣的革命的民主制度。一切貧農會的領導機關，須由群眾大會選舉出來?！薄懊總€雇農苦力及工人既然都是貧農會的會員，就應當享受同樣的權利及擔負同樣的責任……在貧農會里也像在雇農工會，苦力工會及工人工會中一樣，女子得享受同男子一樣的權利?！盵6](P248)(4)蘇維埃政府與群眾組織的關系：應加強聯系與合作，相互幫助。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關于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中指出，“蘇維埃對各種社會團體的關系，必須以民族解放運動與土地革命的利益來決定?！币环矫?，村鎮與城市蘇維埃作為政權機關，應與各種工農群眾組織保持經常的聯系與合作，并在物質上幫助他們(找辦公場所、會場等)，政治上完全站在群眾組織及其所代表的勞動者一邊，對付雇主等剝削者；另一方面，工農群眾組織應在黨團的領導下“一致幫助蘇維埃與反革命奮斗與建立鞏固的蘇維埃統治”。[6](P256)

由此可見，土地革命時期是共產國際對于黨的群團事業和工作強化指導和拓展影響的重要時期，其指導內容及影響是復雜的。

3.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共產國際的指導。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共產國際及其所屬國際群眾組織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要求各國共產黨和群眾組織及時改變關門主義的政策和策略，并根據本國國情和具體條件因實制宜，以反對共同的敵人國際法西斯勢力，并逐步減少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群團工作的直接指導和干預。例如，1935年9—10月，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關于青年統一戰線任務的決議》指出，青年如果要在反對共同敵人、反對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從分散走向聯合，“必須改變青年團的性質”：一是“勞動青年的事業迫切要求把青年人聯合到真正群眾性的非黨的青年組織中去，不僅吸收共產主義的，而且吸收社會主義的以及無黨派的、民族革命的、和平主義的、信奉宗教等的青年人加入組織”；二是這些青年組織的門戶應向愿意為這些組織工作和促進其發展的廣大工、農、學生等青年人敞開；三是“各國、各地區和各城市青年團的組織形式不要求劃一，而應符合青年運動的具體條件和特殊任務?！薄皼Q議”進一步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參加青年共產國際的團組織就應當與一切群眾組織首先是與青年的民族革命組織和民族改良主義組織建立密切的聯系。吸收青年參加反帝人民陣線的任務，要求開始建立新型的民族解放性質的群眾青年組織的工作，而不是去建立狹隘的、脫離基本群眾的政治小團體。這些群眾組織應能吸收最廣泛的青年階層，以及民族革命的和民族改良主義的組織。這些組織不僅應當在城市內進行工作，而且應該在農民青年基本群眾所在的地方以滿足青年的一切生活需求為基礎進行工作。[8](P566-569)

三、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成效分析

毛澤東曾評價共產國際的工作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9](P300)因此，對于共產國際指導黨的群團事業的成效及其影響，亦不能簡單論之，必須采取歷史的具體的分析方法，分時分事進行全面客觀評價。

首先，必須肯定的是共產國際對于黨的群團事業的指導包含諸多正確成分，并產生了積極成效。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和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的方針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對于中國共產黨制定正確的群團政策以及有效地開展群團工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共產國際曾派代表直接來華參加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并參與一些重要決議的起草、討論和制定。這些決議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就是論述黨的群團工作的。還有一些代表專門就群眾組織工作進行了指導。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確定發展或聯合一些具有民族民主統一戰線性質的群眾組織。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群團工作中重視和支持蘇區各種勞動群眾組織的建設和發展，并指出蘇區群眾組織的任務和功能應當是團結廣大工農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支持蘇區國家機關和紅軍、發展蘇區經濟、維護群眾利益等，蘇區群團組織和群團工作應貫徹民主、平等原則，蘇區群團組織應在黨的領導下與政權機關加強聯系與合作，相互支持等，這些指示對于推動黨在蘇區群團事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共產黨白區群團工作中也有不少正確的成分，如打入黃色工會等非革命性群眾組織中爭取群眾，在工會運動中反對強迫命令和恐怖政策，主張采取說服教育等。

同時必須指出，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中也出現了十分嚴重的錯誤，并帶來了消極影響。例如，土地革命時期，在共產國際“不斷革命論”“第三時期理論”“下層統一戰線理論”等一系列錯誤認識的指導和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在開展群團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等左傾錯誤方法。如在白區工會工作方面，曾一度拒絕利用合法和公開的工作方法，主張以左傾色彩較濃的赤色工會作為發動和組織白區工人群眾的主要組織形式；在領導工會斗爭中提出一些左傾政治口號(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護蘇聯等)，并要求工會盲目實行總同盟罷工，舉行武裝暴動，建立城市蘇維埃政權；在對待黃色工會方面，實行只要下層完全排斥上層的關門主義的政策等。另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影響下，黨的白區群團工作中還出現了不顧廣大群眾覺悟程度和中國實際情況的左的或不適宜的群眾組織形式或基層組織方式(如建立反帝擁蘇大同盟、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等)等問題。在蘇區群團工作中，也曾出現不顧蘇區實際的左傾現象，如罷工斗爭、8小時工作制、過高待遇等。在蘇共和共產國際反右傾斗爭的影響下，蘇區群團組織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等。

總體來看，共產國際指導黨的群團事業的途徑和方式是多樣變化的，涉及內容廣泛，其產生的影響也是復雜多重的。就積極意義而言，由于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思想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共產國際關于群團工作的一系列正確認識和指導在當時無異于起到了雪中送炭、傳經送寶的作用，并促進了黨的群團事業的發展和進步。從長遠來看，共產國際在指導黨的群團工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并為中國實踐所證明的一些正確思想認識和理論成分，則為中國共產黨的群團理論建設和發展提供了有效資源和養分，因此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其消極影響在于，由于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對世界革命形勢的誤判、受蘇聯革命中心論的影響以及對馬列主義的教條化運用等，共產國際及其領導的國際性群眾組織在指導中國共產黨群團工作中其錯誤也是不容回避的，并對不同時期、區域、領域的黨的群團工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和影響。當然，共產國際影響下的黨的群團事業中所出現的問題，固然與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分不開，但也是當時中國共產黨自身在思想、政治和理論上不成熟，不能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和共產國際決議和指示的必然產物。這為我們黨提出、實踐以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重要課題提供一定的反向案例佐證和實踐基礎，應該說是不利中的有利了。

注釋：

①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共產國際及其領導的國際性群眾組織是指導和影響中國共產黨群團事業發展的兩個(類)重要的組織化主體，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在使用“共產國際”這一名稱和概念時，一般也包含著其領導下的國際性群眾組織。

②“第三時期理論”是1928年7月共產國際在其“六大”上提出的對一戰后世界革命形勢進行分析的一種理論。該理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革命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918—1923)是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嚴重危機和無產階級采取直接革命行動時期；第二時期(1923—1928)是資本主義制度漸趨穩定，資本主義經濟“復興”時期，也是無產階級繼續斗爭的時期；第三時期(1928年以后)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矛盾日益劇烈，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爭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總危機不斷尖銳化，無產階級進行奪權的時期。(見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下冊，第52頁。)

③所謂“下層統一戰線”指的就是只要爭取下層勞動群眾，實際上是一種把“上層”與“下層”絕對對立起來，完全排斥“上層”、不要中間勢力、沒有聯合對象的自我孤立的“左”傾策略方針。(見黃修榮,黃黎：《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關系探源》(下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