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戰與試飛：我與抗美援朝戰爭*

★ 吳克明（口述） 檀 松 郎煜萱（整理）

一、小時候的飛行夢想

我是浙江蕭山人，從小成長在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1937 年，我8 歲時插班進入蕭山倉橋小學三年級讀下學期，七七事變后，蕭山在11 月30 日遭日機毀滅性轟炸，于是開始輟學逃難，算起來小學在校時間總計不足二年，其余學業均由父母在家輔導完成。小學畢業后又因經濟困難未能外出升學，在家種地二年。1943 年蕭山辦中學才進蕭山中學學習，1946 年夏畢業，同年考入浙江省立湘湖師范普師科，在校曾參加過1947 年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1948 年擔任湘師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主席，接觸一些進步人士，實際上大都是我黨地下黨員，如復旦大學張鳳翔等。經他們介紹，閱讀了一些進步書籍，如《共產黨宣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資本論》等。當時不管看懂看不懂，統統啃讀，于是了解了一些有關解放區、共產黨的情況，這對個人人生觀的形成影響比較大。加上當時國統區政治腐敗，我對沒有人剝削人的解放區是非常向往的。1948 年，我特別關心國內戰場的戰況，從國民黨報紙的字里行間，看出了人民解放軍從一個戰場到又一個戰場的勝利，認識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垮臺和江南很快要解放是歷史的必然。

1949 年浙江解放前夕，我從浙江湘湖師范普師科畢業。我幼年接受的教育其實以封建思想居多，這和家庭環境分不開，父親希望我能光宗耀祖，至少按著儒家思想要能夠獨善其身，母親在我幼年時，經常給我講一些忠君愛國的英雄故事，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岳飛傳》。這些思想，從積極意義方面講，使我幼小心靈種下了自律思想和對外族入侵的仇恨心理，幼年眼見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立志要成為岳飛式的“抗虜”英雄。

我在湘湖師范學習時名列前茅，但并未培養我對教育工作的愛好，我自小歡喜搬弄機械，對工科有興趣，當然我更愛好歷史，但從未想過要去治史，愛好做工程演算和機械裝修，為后來當飛行員打下了思想基礎。我進入空軍以前，見過天上飛的飛機，但見得最多和最令人憤慨的還是肆虐轟炸無辜百姓的日寇飛機。1937 年11 月30 日，我的家鄉蕭山縣城遭日機毀滅性濫炸，全城2/3 房屋被毀，百姓死傷不計其數，日寇與中國軍隊隔錢塘江相持3 年，由于中國軍隊沒有空防，蕭山成了日寇駐杭州筧橋機場飛機的活靶場，幾乎每個晴朗的日子都遭襲擾，使我從小就盼著有朝一日中國人能開著自己的飛機把日機打下來。是共產黨毛主席把我過去的夢想變成了現實，不但把我培養成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還趕上抗美援朝，有機會和美帝侵略者展開了空戰。

二、航校畢業后走向抗美援朝戰場

1949 年5 月，我的家鄉迎來了解放，這時，我已有革命思想啟蒙，高中畢業時，我懷著從小就有的報國夢想，毫不猶豫就到杭州去準備參軍，后來進入浙江干校。杭州浙江干校，是一所軍隊干部短期培訓學校，負責為軍隊選拔輸送各類干部。8 月初，我在浙江干校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在浙江干校時，有一天，班長告訴我如果體檢合格的話，就能到北方參加航空工作。結果，我順利地通過了體檢，進入航校學習，先是分配到中央航校第四大隊（即后來長春預校）。11 月，航校擴編，我被分配到濟南第五航空學校學習飛行，從此開始了20 余年的飛行工作。

航校是一所培養殲擊機飛行員（當時還培養過機務人員）的初級航空院校，1949 年12 月1 日開學，首批飛行學員100 名，包括在老航校已飛過的16 名速成班學員。1950 年初開始上機訓練，由于身體及其他技術等原因，初教機訓練結束時，只剩70 余名飛行學員了。1950 年6 月下旬，朝鮮戰爭爆發，由于戰爭需要，訓練加緊進行，航校從學員中挑選出36 人，一邊學習當時密級較高的噴氣式殲擊機米格-15的飛行原理，一邊加速中級教練機的飛行訓練，并增加了訓練科目。10 月，我以優秀成績修完雅克-18初級教練機、雅克-11 中級教練機的飛行課程和米格-15 殲擊機的飛行理論，通過機上實習后畢業。聽從組織分配，提前把我們6 人調赴東北抗美援朝前線（其余30 人后來去上海組建空2 師6 團），實際上就是加入了抗美援朝部隊。

起初，我們到達鞍山蘇聯空軍師，后又轉入沈陽，與第3、第6 航校畢業的飛行員一起組建空軍第3 師7 團，在蘇聯空軍顧問指導下掌握了噴氣式殲擊機的初步飛行技術。這是一步跨越很大的冒險訓練，因為我們只在初、中兩級螺旋槳飛機上飛行過，對前三點噴氣式高速殲擊機根本不摸門，當時還沒有相應的教練機，一切都只靠飛行過70 來小時的飛行員自己摸索著飛，困難是很大的。我記得第一次飛行時，連飛機起動都是由蘇聯機械員幫助操作的，飛行指揮也是蘇聯人負責，當時語言不通，所以初飛階段起落事故不少，空中還有特技飛行中螺旋墜地的，但是我僥幸未出任何差錯。

改裝飛行訓練結束后，我于1951 年2 月調到空軍第4 師10 團28 大隊，這是一個首創空戰戰功的大隊，大隊長名叫李漢，因此當時又叫“李漢大隊”，這個大隊后來改為一大隊。李漢是我國空軍第一個擊落美軍飛機的英雄，是我學習的榜樣。當時該大隊有三個中隊，我被分配到第三中隊，編入三中隊當雙機組長。每個飛行中隊有4 架飛機：1 號機是中隊長，2 號機是飛行員，3 號機是長機，4 號機也是飛行員。在三中隊里，我負責飛3 號機，即長機。

8 月，空4 師全師到一線參加實戰鍛煉，臨戰前調整序列，這是真正要去朝鮮參加空中作戰了。當時，我被編入二大隊當僚機，首戰無功，11月部隊返回沈陽二線，后轉遼陽。1952年2月再次進安東（今丹東市）一線，在實戰中立三等功1 次。5 月底返遼陽二線整訓，1953 年4 月再次進駐大孤山一線機場，于4 月17 日及6 月22 日兩次實戰中擊落美國F-86 噴氣戰斗機兩架，立二等功1 次，獲得朝鮮三級國旗勛章1 枚，軍功章2 枚。

三、恪盡僚機職守，保護協同長機打擊敵機

我在空4 師10 團二大隊時，剛開始一直是僚機，主要負責保衛長機。1952 年3 月10 日11 時04 分至47 分，我軍先后發現13 批共172 架敵機，其中60 余架F-86 活動于宣川、新義州、昌城地區，掩護戰斗轟炸機于鐵山、定州、安州及以南地區活動，其中約20 架活動于鐵山和鴨綠江口之間?？? 師10團起飛18 架米格-15 飛機，由空10 團副團長吉世堂率領作為左梯隊配合兄弟部隊作戰，空4 師10 團剛起飛完畢，第一梯隊（二大隊）離地1200 米進入第一轉彎，全團最后一對雙機離地20 米，由于我雷達未能事先發現敵情，敵10 余架F-86 掩護F-84、F-80 各兩架，突然由海面低空進入，企圖偷襲我起飛部隊?？?0 團隨即在浪頭機場上空與敵展開空戰。我當時處于第一梯隊二中隊6 號機位置，敵機4 架F-86企圖趁我第一梯隊進入二轉彎之前從右后方偷襲。我和長機見敵插到一中隊尾后企圖攻擊，為保證長機中隊安全，長機趙明（5 號機）和我就調轉機頭向敵1、3 號機射擊，敵左轉180 度脫逃。長機和我繼續切敵內圈轉彎，我掩護長機向敵射擊7 次，擊傷敵1 架F-86，然后以左上升退出攻擊。這次戰斗，我空10 團在剛離地爬高，無高度、速度，隊形沒有編好的極端不利情況下，遭到敵機突然襲擊，但由于我飛行員警惕性高，及時發現了敵機，沉著勇敢，機動靈活，處置果斷正確，積極主動地相互掩護，密切協同，向敵進攻，轉被動為主動，取得了擊落敵機2 架，擊傷敵機1 架的戰績。

四、我打了一場1 ∶1 的空戰

1953 年3 月31 日，空4 師第四次進駐一線參戰。4 月17 日，我第一次擊落敵機。當天，我們和平常一樣從黃海北岸大孤山機場起飛，準備迎擊來犯朝鮮清川江一帶的美機。我們團起飛8 架米格-15 比斯，我當時處于一中隊4 號機位置，編隊剛飛過鴨綠江，在鐵山半島上空就被敵機偷襲了。我們中隊4 架飛機被30 多架敵機圍住。因我們剛過鴨綠江，尚未升到預定高度時，突然發現后方有敵機向我們雙機襲來，長機何有珍立刻進入下滑倒轉作擺脫，我也跟隨而行，在攻擊過程中，忽然見到左前方又出現敵雙機，我立即追上向敵機瞄準射擊，敵機當場被擊落。在我追尋長機過程中，由于疏于防范，又遭后上方敵機攻擊，飛機中彈。我覺得敵機是從右后方開火的，子彈打進了我的座艙，我的手臂負傷，牙齒也被打掉4 個，我現在的門齒都是假的。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后來我再次被打中，發動機停止工作了，我沒有辦法了，只好跳傘。我跳傘時正好趕上快過鴨綠江，本擬從朝鮮一方飄回鴨綠江北我國一方，但由于鴨綠江兩岸山高，降落傘飄浮在鴨綠江上空時，風向順流向下，接近水面時，我打開攜帶的救生船，棄傘落入江中，結果，正好掉到了鴨綠江中間。當時想方設法爬到救生船上面去，結果卻沒勁了，怎么也上不去，只好扒著救生船，后來朝鮮的小船把我救起來了。

那天我的長機（3 號機何有珍）在擊落1 架敵機后，也被數倍于我們的敵機擊落，不幸犧牲。

五、朝鮮戰場第二次擊落敵機

1953 年6 月22 日，停戰協議簽字前，敵機活動也更猖狂了。在這天的空戰中，我已經開始飛長機，這時才真正開始有機會攻擊敵人，我抱著拼命的決心發揮優勢，又一次擊落敵機。

那天，我方剛進入清川江地區上空，前方就出現敵機群，其中左前方一對敵雙機正和我們相向而遇，雙方從戰術考慮，均未先行攻擊。敵我雙方一直僵持、周旋，都想取得有利作戰位置。我們飛行大隊派出了6 架飛機，分為3 對雙機組，我是最后雙機組的長機。當時隊形沒有編好，敵機從一側過來，另一側的飛行員都看不見，因為大家都向長機看齊，所以只有我們最后面的兩架飛機注意到了。于是，我們2 架就要對付4 架敵機。我們很早就發現對方了，但不敢輕舉妄動，動手早了反而會吃虧，因此一直等待對方飛過來，飛到與我們的位置平行時，再來對付他。

這時候的情況是：4 架敵機也不能都保持住隊形，我們對付的是最前面的2 架，但是他也保證不了他僚機的位置，長機在上、僚機在下相互間沒有靠得太近，所以我們可以對付敵人的長機。我們為了逼他再靠近一點，就長時間跟著他，敵機也用最大的力量在那轉彎，雙方各向對方急轉彎，以便繞到對方后部，取得進攻良機。

我和僚機鄒廣儒以最大轉彎角速度飛行，由于離心力太大，飛機已出現輕微顫抖，在堅持轉彎幾近一周，我機已略占優勢，基本已繞至敵后，但尚不能構成射擊前置角。在這關鍵時刻，我發現敵機已略微減少了轉彎角速度，我抓住機遇，猛拉一桿，機頭迎角增大，構成了射擊合適的前置角，立即三炮齊射，敵F-86 飛機迅即中彈下墜。我猜想敵機之所以減少轉彎角速，估計是難以承受長時間高負荷，因為在高速度大角速度旋轉時，飛機承載力已達6—8 倍，大迎角飛行飛機幾近失速，飛行員承受力也達極限，我之所以拼戰勝利，除衛國決心和克敵意志主導外，本身高承載能力也是重要因素。敵僚機見長機被擊中就迅速逃走了。

那時候的飛機既沒有導彈也沒有別的先進武器，只有炮和機槍。我們米格-15 上裝備的是3 門航炮：2 門口徑23 毫米的炮和1 門37 毫米的炮。美軍F-86 裝備的是機槍，每架飛機上裝有6 挺口徑12.7 毫米的機槍。敵我雙方都沒有朝后開火的武器，所以在空戰過程中，無論是開槍還是開炮，一定要對方在前面才可開火，對方在后面就無法攻擊，所以大家都盡最大努力要繞到對方飛機后面去。這需要飛行技術和自己的身體情況，要盡可能讓飛機達到最大的旋轉速度。當飛機達到最大旋轉速度時，飛行員身體一般要達到6G 以上的載荷，也就是說在飛機加速時候要承受6 倍身體的重量。一般情況下，這種壓力很難承受。由于我的身體抗過載方面比較好，我曾經在地面檢查有9.4G 壓力下堅持30 秒鐘的記錄。第二次擊落敵機，既靠飛機的性能，也靠我們自己的意志和過硬的身體素質。

六、志愿軍飛行員打仗靠的是堅強意志

在抗美援朝戰斗過程當中，我只擊落了2 架敵機，但經歷了多次的險境。美國空軍最強的隊伍是第4 聯隊和第51 聯隊，當時的敵人大部分是參加過二戰的飛行員，飛行時間有二三千小時，比我們在航校里面飛幾十小時的時間要長得多。

由于我們師把美第4 聯隊“王牌飛行員”戴維斯打下來了，所以第4 聯隊專門對付我們空4 師。只要我們空4 師一起飛，美第4 聯隊就跟進攻擊。有一次，我和僚機結束戰斗返場，回來時飛機油量比較低了，經過指揮所時，地面指示我后方有敵人，我就選擇向沈陽方向飛，但敵人一直跟在我們后面，發現我們向北飛行沒有向基地飛，就準備攻擊我們。我通知僚機：“我們趕快拉起來擺脫他！”就在我們拉起來的瞬間，敵機就開火了，擊中我的僚機，但問題不大，我們還是擺脫了。敵機隨后向大海方向飛去，我們追過去攻擊他，但也沒有成功，就回來著陸了。這一次非常危險！

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打出了威風，打擊了侵略者，提高了國際威望，中國人民志愿空軍敢打能拼，在空戰中成長，完成了捍衛祖國領空的使命?？姑涝瘧馉?，我方以犧牲116名飛行員的代價，換來了擊落敵機330 架的戰果，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S.范登堡都驚呼：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變成了世界空中力量最強國家之一。

可以說：我們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完成了保家衛國的重任。

七、在試飛工作中延續抗美援朝戰斗作風

朝鮮停戰后，8 月，部隊返回遼陽，我們開始加訓晝間復雜氣象和夜間飛行，我被調入空軍當時唯一的夜航大隊任中隊長。1954 年轉唐山、通縣和廣東沙堤、白云等地。去唐山時，我的任職命令是空4師12 團領航主任，但仍在夜航大隊工作。年底我到12 團赴任，在團長李永泰同志指導下鍛煉成為飛行指揮員。1955 年初，部隊調回鞍山，改裝第一批進口帶加力的米格-17 殲擊機。同年秋天，我又以教員身份幫助空16 師46 團改裝，圓滿完成任務。11 月，去沈陽幫助國營112 廠試飛新機，為劉少奇、鄧小平同志作新機試飛匯報表演，這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我國航空工業及空軍部隊裝備的關懷。劉少奇曾指出：我們要有自己優秀的戰斗機；鄧小平也曾強調：為了建設強大人民空軍，就是要有自己的航空工業。兩位領導的指示，成為我以后獻身航空事業的動力，我當時就暗下決心，只要黨需要，我決心為祖國航空事業作出貢獻。

我的部隊駐地和112 飛機制造廠同在沈陽，當時飛機制造廠指名要調我去試飛，但部隊領導考慮到作訓的需要不愿放，后來工廠還是把想調我的事上報了。在彭總辦公室指示下，我在鄭家屯機場接到主持工作的李永泰副師長的電話通知：你立即去沈陽飛機工廠報到！于是我離別了已經熟悉的部隊飛行作訓工作，投身到和平時期的飛行探險——試飛中去了。

1956 年6 月，我正式調任國營112 廠試飛主任，這是一個雙重領導單位，建制和業務屬沈陽軍區空軍，使用、供應和組織關系屬工廠。112 廠是我國最早和規模最大的殲擊機制造廠，當時我的主要任務是擔任國產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的首席試飛，并培養飛行員以適應新機試飛。經過認真的理論學習和對飛機制造過程的了解，第一架國產56 式噴氣式殲擊機終于在1956 年7 月19 日飛上了藍天，從此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作戰飛機的歷史。該機不但性能良好，完全符合國家驗收標準，而且還是當時先進機種之一，經過緊張的飛行包線試飛和各種設備試驗，國產56 式（即后來統一命名的“殲五”）殲擊機得到批量生產許可，為國防建設增添了力量。在以后十余年的試飛工作中，我先后完成了殲-6 甲、殲教-1、東風102、殲-6 丙等新機的首次試飛，定型試飛和批量生產試飛，以及各類實驗性試飛等千余架次，累計飛行時間近千小時。同時，還為當時友好國家黨政首腦，如伏羅希洛夫、于哥夫、哈達等參觀航空工業的外賓作過專場飛行表演，還為我黨我軍領導人如朱德、董必武、彭真、賀龍、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同志作過試飛匯報表演，不僅圓滿完成了任務，而且都保證了安全，得到領導同志的好評。

1958 年3 月，空軍在國營112 廠設置建制試飛大隊，我改任空軍駐112 廠試飛大隊副大隊長，1963年6 月任大隊長。1956 年秋至1960 年初，我參加沈陽市401 業余工學院飛機設計專業學習，我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用近4 年的時間業余攻讀，修完飛機設計專業基礎課程，個人試飛理論和實踐積累有較大的躍升。

1963 年5 月，由試飛大隊政委高建筑和大隊長婁連仲介紹，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個新起點，也是我為之奮斗和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