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傳統與時間意識： 論五四時期《晨報》第7 版的文學生產

內容提要：報紙副刊不僅是文學傳播的載體與媒介，也是文學的一種生產方式?！冻繄蟆返谄甙妫?918年12月1日—1921年10月11日）存在于《晨報》復刊到《晨報副刊》正式命名之間，與新文學的生成、發展呈現出一種互動共生的復雜關系。受“史傳傳統”與時間意識的合力作用，《晨報》第七版與新聞版密切相關，具有追新與趨時的時間意識，注重新思潮的引介，把時事新聞融入作品主題，滿足讀者現時性需求。同時，“史傳”傳統也發揮著作用，記錄當下的歷史意識與寫真實的衡量標準，削弱了小說的文體性，模糊了虛構與現實的界線。

關鍵詞：《晨報》第七版 “史傳”傳統 時間意識 文學生產

報紙由新聞、社論、副刊、廣告四個部分組成，副刊多刊登在正文最后一版（僅在廣告之前），因此被稱為“報屁股”或“報尾巴”。關于副刊的起源，有人說是中國報紙所特有，因為西方“一般新聞學里說組織成報紙的元素是新聞、評論及廣告，并沒有副刊在內”①；也有人說副刊在英美叫做“Fea?ture Artcles，Special Artcles或Feature Special Artcles”，翻譯為“‘特別作品或‘特寫”②。副刊雖以“副”字冠名，卻是報紙不可缺少的要素。文藝副刊，指刊載文藝思想和文學作品的副刊，無論在硬性新聞后“調劑讀者精神”③“補正刊的不足”④，還是傳播新思想、啟發民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以《晨報》第7版為研究對象，具體來說從1918年12月1日到1921年10月11日這一階段，即《晨鐘報》復刊、更名《晨報》到《晨報副鐫》正式獨立。⑤提到《晨報》，文學史上通常側重研究獨立發行的《晨報副刊》（本名《晨報副鐫》，后更名為《晨報副刊》），《晨報》第7版（逢周一為第5版）乃其前身。在以往的史述中，將《晨報副刊》視為新文化運動的催化劑，且不論《晨報副鐫》這一名稱于1921年10月12日才正式誕生，單就其所刊內容來看，舊文學與軟性文字占有一定篇幅（越早期越如此），這樣一種初創探索形態，很難說起到了強大助推作用，實際上，《晨報》第7版與新文學的生成、發展乃是一種互動共生的復雜關系?！冻繄蟆冯m稍嫌稚嫩疏淺，卻提醒我們，文藝副刊并非生而有之，《晨報副刊》并不因魯迅起了“晨報附鐫”的名字就落地誕生，文藝副刊是逐步走向成熟的，這一過程正是新文學生成的路徑之一。

本文的研究思路在于，不止于將《晨報》第7版作文學傳播的載體與媒介，更視作一種文學生產方式，以此考察“五四”新文學如何生產與傳播。文學不僅是一種文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它形式并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形式”①。將文學視為一種社會生產的形式，意味著在報紙上所刊登的文藝作品，不僅是傳達作者思想觀念的載體，也是一種社會意識的產物，作者在進行思想文化實踐的同時，也在進行商品生產，出版社則為了經濟利潤而進行商品銷售。

報刊往往被視為文學研究的原始現場，這一研究視角也正在更新，正如陳平原所說：“將報刊作為文學及史學研究的‘資料庫，或借以‘觸摸歷史，與將報刊及出版本身作為文學史或文化史（新聞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對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雹?這意味著，將文學文本還原到報紙副刊當中去，文本不單是文學資料或史學現場，而是置于報紙這一文學生產方式之下的欄目化形態，如在新文藝、翻譯、介紹、評論、爭鳴、廣告等欄目劃分下的文化形態，且處于不斷進行中的生產、傳播、消費的動態過程。也像李歐梵所總結的：中國的報紙副刊，“它非但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化的獨特傳統，而且也提供了一個‘媒體的理論”③ 。

一 “新聞文藝”與“文藝新聞”

當新聞初現于人們視野中，“無異于史”是一種普遍理解，如蔡元培就持此觀點：“余惟新聞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非猶今之新聞中記某某之談話若行動乎。不修春秋錄各國報告，非猶今新聞中有專電通信若譯件乎。由此觀之，雖謂新聞之內容無異于史，可也?！雹苷J為新聞根源于傳統史學，大概于中國新聞業的初創階段，為報社記者如何寫新聞提供方法，即借鑒中國史傳散文，在文體學上尋找源頭。當然，以今日眼光視之，新聞乃是一種報學與文學的交叉。

中國史傳傳統非常強大，對新聞文體影響有兩點：第一，體現在“寫什么”上，新聞要么記事，要么記言，而中國古代的左史、右史，于此已有明確分工；第二，體現在“真實性”上，早有杜預對春秋筆法的贊嘆，稱“實錄”筆法為“盡而不污，直書其事”，而新聞的生命正是真實性。同時，史書在中國傳統文人心中位置甚高，因此，從一開始新聞這一西方舶來品就被拿來與中國史書相類比。但二者畢竟不同，新聞離史而獨立，有四點原因：

新聞文學與史學之別，其最著者有四焉：史之所記，不嫌其舊，而新聞唯求其新，此材料去取之異一也；史記事結論于末，新聞記事擷綱于端，此體裁先后之別二也；史之作窮年以成，而新聞記事一揮而就，此著述時間之殊三也；史乃史家之專業，新聞則具營業性，此性質上之差四也。因此四種之不同，遂促其離史之范圍而獨立。⑤

這四點本質上指向同一問題：時間意識。史書講述事情，必從頭說起，層層鋪敘，且有始有終?！蹲髠鳌烽_篇第一句“初，鄭武公娶于申”，便是一例。新聞不同，它追求新材料，寫新不寫舊。在寫法上，開篇明義，開頭就擺最重要的部分，從新處、近處說起，文末帶一筆旁枝末節。至于大筆一揮而就，“朝甫脫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內，遍天下矣”①，更是新聞出版的必然要求?！盃I業性”追求利潤，時間就是金錢。這四點看似是寫作方法的討論，實際上是時間意識的轉變。對于傳統文人來說，他們不重文章數量，而慕求傳世之文，時間對他們而言，用來檢驗作品能否流芳百世，所以他們希望超越時間，得到后世眼光的認可。而新聞不求傳世，它的目的在于干預現實，強國新民以“警世”，因此力圖緊貼時事，緊追潮流，具有強烈的時間敏銳感以及“在場”的現實感。

新聞的導源是《察世俗每月統記傳》②，這是以中文出版的第一種現代報刊。中日甲午戰爭后，有志人士有感于國家衰微，誕生了“誹議”時政的“時務文章”，“光緒以后，誹議雜興，或以桐城派局于議論，遂有復尚龔自珍、魏源之文，恣為馳騁開闔之致，于是新聞評議之書，競盛于世”。③“時務文章”是新聞文體的濫觴，受此啟發，梁啟超隨后創辦了《時務報》。不僅從名稱上看出“時”的迫切感，而且在文體上受“誹議”時政的“時務文章”影響，自稱創造出一種“新文體”：“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雹苌踔翑嘌裕骸白詧笳屡d，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雹?因“報章”而新變的“吾國文體”，變在哪里？胡適說：“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雹捱@是從辭章之學著眼，而從時間意識上看，“時務文章”帶有強烈的時間性，它感召時間興革，密切關注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不談歷史而議論時事，以新民為目的，所形成的新文風，不僅豐沛了作者筆鋒的情感，也一反封閉的歷史陳舊感，刺激了讀者的現實感受。

繼而，“時務文章”忽然消失⑦，報紙副刊興起。副刊是報紙的一部分，之所以稱之為“副”，乃相對于新聞之“正”而言，因此被稱為“余興文學”：“新聞文學之二大潮流，一為政論之文章，一為新聞之通信，茲二者外，又有馀興文學出，即新聞紙之副刊及獨立之小報是也?！?/p>

“報紙上為什么要有副刊呢”，劉半農在《世界日報》副刊的發刊詞里如是發問，“這個問題是誰也回答不出來的，不過好像是報譜上寫著，有報必有副刊”。有人以此推斷，“倘若這句話是正確的，那么，副刊的誕生可以說是與報紙同時了”⑨。然而，二者似乎并不是同時誕生——副刊較晚才獨立。有經驗的老牌《申報》編輯回憶，副刊起源于一些“詩詞唱和”①，版面上與新聞不分欄。這些“副”的舊詩詞，往往是文人的自娛自樂、筆墨游戲，而報紙出于補白版面目的，則樂意提供一個免費發表園地，如1872年《申報》發刊條例有一條啟事：“如有騷人韻士有愿以短什長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區竹枝詞及長歌紀事之類，概不取值?！雹谝庀氩坏降氖?，“副”竟比“正”還受歡迎，便從不分欄到另成專欄《自由談》。其他報紙也隨之仿效，紛紛成立附張，即便沒有附張，也添設《雜俎》《文苑》等欄目。③

經新文化運動洗禮，附張也改變了品格，胡適說，“從前的日報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④。胡適當然以新文化革命觀來評價副刊。就報紙整體而言，副刊之“副”，始終有正刊參照，不能脫離正刊而單獨存在?！八拇嬖?，正像它所從屬的報紙的整個幅面一樣，是被噓拂于現實社會之呼吸而產生的?！薄皥蠹埜表摰字饕康氖茄a電訊不足，它是利用文藝化的方法，加強報導現實，并批判現實，引申言之，在一定的范疇內，副刊必須是個‘新聞的注疏?！雹輷Q言之，副刊文藝與正刊新聞是共生的關系，它不可避免帶著新聞的性質，密切關注現實，用文藝的方式，作“新聞的注疏”。

可以想象，當讀者買來一份報紙，從頭版新聞讀起，但“新聞只告訴你一些新的事實，因為新聞要簡單明瞭，故只能把事實主要之點寫出來，可是事實的周圍，有很多不重要而又有趣味的地方，是讀者想知道的，這些，應該登載在副刊上，副刊的功用就是補新聞之不足，供給新聞以外之常識，換句話說，副刊應該和新聞配合起來”⑥。讀了新聞不滿足，想要一探究竟，了解更多內容與細節，這又與傳統閱讀史書的心理有關。中國史書不僅要求有史料，還注重如何講故事的敘事手法。⑦讀者把新聞當故事讀，喜歡有頭有尾、全始全終、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習慣于一整套講故事的流程，但礙于新聞簡明經濟的文體特性和報紙的篇幅限制，不能盡覽其貌，那么細節化、趣味化的要求就落到副刊上。

主持過《京報》《大公報》副刊的老報人徐凌霄也說，“總覺得新聞紙上的文藝，以不離‘報的立場為原則?！侣勎乃?，文藝新聞互為呼應，使報上的血脈靈通，而讀者的興味亦可得濃重些”⑧。副刊文藝要以“不離報”為立場，與新聞血脈相通、同氣連枝，套用黃遵憲的話，副刊文藝乃“報館之文”，非“文集之文”。①作為“報館之文”，副刊文藝既是“新聞文藝”，也是“文藝新聞”：作為“新聞文藝”，要考慮讀者與報紙新聞日日見面，他們擁有共同的閱讀視野，生活在同一共時性空間，從而組建著“想象的共同體”，副刊文藝也應參與這一“共同體”的構建，以最新發生的新聞事件為創作背景，從時間面向考量，與讀者互聯共通；作為“文藝新聞”，強調文藝要像新聞一樣具有高度真實性，文藝要有意識地及時記錄當下，自覺已站在歷史轉折的關口，關心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關聯起過去、現在與未來，且用文藝化的方式表現，真實但不失趣味，通俗易懂，這也是“史傳”傳統影響下的審美趣味。

二 “有好思想，然后有好文章”

如上所述，“時務文章”消失，而副刊文藝蔚起。在胡適看來，包括“時務文章”在內的古文學，失敗之根本處在于“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除少數者外，大部分古文學“既沒有我，又沒有人”。② 而老報人黃遠生早在章士釗辦《甲寅》時已有先見之明，對于《甲寅》所刊的那一類政論文，他看到徒托空言的弊端：“至于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新文學入手?？傊斒刮彷吽汲?，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當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紀改革之根，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雹邸芭c現代思潮相接觸”，“從新文學入手”，這體現了追新、趨時的時間意識，是一種認識世界的現代性的認識方式，明顯受進化論影響。正如李歐梵所說，從晚清到“五四”逐漸醞釀出“厚今薄古”的時間觀念，“這種觀念認為現在是對于將來的一種開創，歷史因為可以展示將來而具有了新的意義”④。而用“淺近文藝”來“普遍四周”，也就是用更加通俗易懂的文藝，影響更多的人，這與胡適的“與一般人生出交涉”主張，又相差無幾。不久，“文學革命”遂蔚然成風，新思潮、新文藝堂而皇之鋪滿了各大報刊的版面。這場被譽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當然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人功莫大焉。而黃遠生提倡新思潮、用“淺近文藝”取而代政論文的主張，帶著史家的口吻，預言了歷史的必然，比胡適、陳獨秀等人還要早上幾年。

1918年1月5日，適逢新年，《晨報》發表祝新感言：“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團體、新事業風起云涌，氣象萬千，世界開一新紀元，在吾國辟一新紀元，在吾國辟一新生命，果能順應時變，力圖自新，則起死回生之機，又未必不在今日?！雹?中國無世紀觀，只以百年論，所謂“開一新紀元”，是西方式的時間觀念，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時間點，當順應時代，自新求變，遂發表改良預告：“本報從二月七日起（即舊歷正月初七日起），將第二張大加改良：（一）增設自由論壇一門，歡迎社外投稿，凡有以新修養、新智識、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無論論文言或白話，皆所歡迎。（二）譯叢一門擬多采東西學者名人之新著，且擇其有趣味者迻譯之。（三）劇評一門擬專擇與文藝關系比較的有高尚精神者登載之，如承投稿亦所歡迎謹啟?！雹奁渲?，思潮引介、雜感時評是《晨報》第7版除文學創作外最亮眼的成績，沈從文說：“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適之的學術論著，羅素杜威的演講詞，以及男女解放，社會改造各問題，魯迅冰心新文學作品與讀者見面，都是由副刊來負責任的。

縱觀《晨報》第7版，有不少欄目圍繞最新思想潮流而設置，其中李大釗專門開設“自由論壇”欄目，集中介紹蘇俄的思想文化，此外，一戰后流行的社會革命潮流、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馬克思唯物史觀等悉數登場。② 其間，力求追趕最新世界潮流，如羅家倫翻譯《俄國革命史》，該書于1918年冬出版，1919年4月19日已登陸《晨報》第7版。演講是思想傳播的另一手段，相比書面翻譯，口語表達更為直接，且具有現場感。適逢“五四”運動爆發前幾日，杜威夫婦來到中國上海，《晨報》對此追蹤報道，并于第7版首開“演說會錄”欄目，第一時間刊登了杜威夫婦的演講實錄。③

對于新思潮的引進，《晨報》態度是明確的，在世界思潮越發洶涌的時刻，報刊的作用就是“修溝待水，水到渠成”④。不可逆流而上，不要用堵、溺的心態，而是事先動作，順水行舟，做時代的適應者與推動者。若執意反其道而行之，“凡與時代潮流向背馳的思想，便認他作危險思想”⑤?？粗厮汲庇绕湮乃囁汲?，“因為文藝思潮，是各種思潮的急先鋒。所以有許多思潮，在文藝上，已經成了陳跡，然而在學問上、倫理上、經濟上，方才漸次發生”⑥?！冻繄蟆返?版重視新思潮的引進，以致其數量上遠超文學創作，不少思潮翻譯呈長篇累牘式，連載以月記?！白孕挛幕\動以來，北京之《晨報副刊》，《京報副刊》，上海之《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及各種周刊新文藝思潮，亦多所貢獻。然此種于學術為近也?！雹哂行┳x者不喜歡這種“于學術為近”的取向，認為“不能深入一般的讀者層里去”，而“副刊既是這樣的產生而在給讀者趣味的紀事，那么內容和取材方面，自然要趨重于興趣化”⑧。思潮譯介偏向學術理論，固然抽象、枯燥與寡趣，《晨報》卻不以為意，“思想與文章，有血肉的關系，有好思想，然后有好文章”⑨。在富有經驗的編輯看來，思潮的引進，乃是好文章的源頭活水，也是現實革新的有效路徑——胡適之所謂“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⑩，一語中的。

順時則昌，逆時則亡。正是線性進化時間觀念下，追不上潮流的焦慮感日益增加，民眾對發生的國家大事也更加關注。與新聞版日益緊張的局勢相呼應，《晨報》第7版一邊翻譯，一邊發表合時即景的議論雜文。1919年1月，巴黎和會上，日本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日本，中國代表團毫無準備，消息傳回國內，舉國嘩然。從4月24日起，第7版連載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演講《人何時覺醒乎》。因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之前，提出《十四條宣言》，中國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研究系對威爾遜抱有很大希望，故刊登演講，以造勢呼應。然而現實殘酷，各國為了各自利益，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5月28日，淵泉特地節譯了德國匿名外交家所寫的《日本的野心》，并連載多日，以此警醒世人看清日本對中國的野心。5月4日之后，學生持續運動，通過罷課、演講、抵制外貨等實際行動表達愛國熱情，相應地第7版刊登文章，就如何抵制日貨、發展民族實業進行了討論，如陳獨秀評論道：“對外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抵制日貨底方法，我覺得我們要有有組織的運動，而且應當乘此時機振興工商業?！雹俑笨瘍热菖c時政密切相關，配合了新聞輿論，呼應民眾情感，引發“民氣”凝聚，思想與時代同頻共振動。所刊文章具有時評性、針對性和應用性，也許來不及形成高屋建瓴的理論，但卻因為合時即景而深入人心?！拔逅摹边\動期間，《晨報》銷量激增，為了應對供不應求的局面，報社從讀者手中回購舊報以再次出售。②

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發表演講《貧兒院與貧兒教育的關系》，提出實行男女同校以此促進教育，當時全國除小學外，均不能男女同校。4月，女子高等師范成立，女性能夠進入高等學校學習，5月19日，聽到蔡演講的女學生鄧春蘭，上書蔡元培，提出“國立大學增設女生”“實行男女同班”的建議③。大學開女禁，實行男女同校的呼聲越來越高。對此，《晨報》第7版特增設“婦女問題”欄目，討論相關問題。晚清民初時，也曾經有一股倡導女學的浪潮，夏曉虹認為，“誕生于中華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著中國婦女的自由與獨立，卻只能從屬于救國事業”④。而此時的《晨報》立意新世紀，放眼世界：“婦女問題為今日世界上之一大問題”⑤，是“二十世紀”的問題，“二十世紀，就是‘人的時代的初業，這時代的女子，不比從前了。從前的女子，被男子尊為‘神，被男子視為‘物，現在的女子，要老實做起‘人來了”。⑥ 在“人”的解放范疇內，談女子解放；在世界潮流趨勢下，看到中國女性解放的“暗潮”已來。因此呼應蔡元培所提倡的大學要首開女禁，“因勢利導”⑦，基于促進人性健康發展、提倡人格平等、促進自由婚姻等方面考慮，主張男女應有正常交際關系，支持女性受教育的權利，并從男女同校做起。⑧不久，名家冰心登場。值得注意的是，冰心不是以小說家亮相《晨報》，而是以女學生的身份關注社會熱點、女性問題，以議論雜文登場，難怪其后來的小說創作，帶著強烈的社會問題意識。女性開口談解放，才是自我意識的真正覺醒。不只有男性啟蒙一種聲音，而是女性自主發聲，以促進兩性平等。⑨相比于理念啟蒙，冰心的建議更具操作性，從男女交際、閱讀書籍、培養趣味等修身方式，到結交朋友、女性著裝等生活技能，涵蓋了方方面面，可謂時代“新女性養成指南”。①

然而，“五四”運動后，青年陷入了低潮的“回旋時代”，不斷有人意外死亡，有因消極悲觀而厭世自殺的學生林德揚，有被舊家庭壓迫郁郁而死的女學生李超，引發學界關注。羅家倫、蔣夢麟、瞿秋白、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等紛紛在第7版討論青年死亡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悲劇再度發生。②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也許無法書寫兩位青年，而在時間意識的促使下，副刊及時捕捉到這一社會現象，它折射出社會心理的一個側面，也是轟轟烈烈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側影。對于兩位青年而言，頭腦已沖破舊的思想，而新的社會并未在眼前如約而至，在思想構建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極大落差使他們無法招架，他們是曾經時代的弄潮兒，也是時代的不適者。

雖然經常將報紙與雜志并稱，而在發表形式上，報紙以反應迅速、發揮自由、運用靈巧著稱。議論雜文這一文體是副刊這特定土壤所培育的產物，它適應了時代需要，茅盾稱之為：“中國新文學中的突擊隊”，“或謂這一種體裁之發展，乃因社會現象變動太快太多，為求立即反應，故不及訴諸形象，然亦未必盡然。這是在尷尬的時代，從夾縫中突現的突擊隊。如神鷹一博，既剽疾而準確，這以少許勝多許”。③ 與雜志相比，報紙副刊出版周期短，等不及在雜志回應的，可以選擇在報紙回應，《晨報》第7版就提供了這一便利。④ 在《新青年》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之時，《晨報》第7版展開了關于“的”字如何正確使用的討論，與《新青年》具有全局觀的頂層設計比，第7版的討論更為細小具體，卻實實在在地落實了文學的國語實踐?！暗摹弊诌@一話題雖小，討論者卻互動頻繁，各自主張不同，你來我往，討論充分，果真“以少許勝多許”⑤ 。

一本雜志往往有共同的宣言主張，在主題內容、成員組織、運作機制等方面更容易呈同人傾向，副刊與雜志既不相同，又密切關聯，“副刊是接近雜志的，一切新聞所不能包含的問題，它都有解答的任務，尤其是對于時事問題，各方面都要顧到，新聞是占在‘新，‘確，‘速上，副刊新聞化，也就是把新發生的問題，很迅速而正確的報告給大眾，而以含有趣味的文筆描繪出來”⑥。相較于雜志不以新聞報道為主、出版周期固定，報紙副刊貼近時事，“迅速而正確”，即實錄精神與趨時、逐新。尤其在國家危急時刻，“報紙負有辨別真偽之責任，無論世之報紙種類不一，有長有短之分，大小之別，雜志日刊之異，然發抒言論研究真理其致用則一，是以當國事紛擾之秋，群民集于報館之門，爭以先觀為快，又豈足異哉？故報紙者，先戰爭之新利器所以盡獻議論指導國人者也，使其言論而真確也，則其價值之高貴殆莫可比倫焉”①。報紙形式之豐富，速度之迅捷，消息真實可靠，是雜志所不能比擬的“新利器”。

不過，報紙副刊也有獨立發行的趨勢，1919年9月12日《晨報》刊登啟事：“啟者，本報等后幅所載關于思潮學藝之件，屢承愛讀者來函要求擇尤發刊單行本?！雹趹x者需求，或者出于營銷策略，副刊文藝雜志化，有了被反復閱讀的可能，這樣，副刊文藝在趨時逐新的同時，也步入歷史化的道路。

三 文學生產：在紀實與虛構之間

報紙副刊、文學雜志、單行本是現代文學出版的三種主要傳媒平臺，有研究者認為它們的地位并不均等，存在三級跳的差序格局，其中副刊的門檻最低，其次是文學雜志，最后是書籍——出版書籍是檢驗作者成名與否的試金石。③ 這樣一種文學秩序與權力，在《晨報》第7版尚未形成?！案笨拇_是文人發表著作的最好地方，因為它天天和社會見面，有什么優秀的作品，很容易便傳播出去?！m然，文人發表作品，可以在書籍上，或在雜志上，但發表之快，傳播之廣，則不及報紙，而且小小的意見，小小的創作，登載在副刊上很恰當的?！雹?對于作者而言，報紙副刊恐更有吸引力，日刊決定傳播速度快、范圍廣，且篇幅容量只需“小小的創作”即可，寫起來省勁，收益高。

就知識者而言，壟斷與特權也正在瓦解，與過去文人對知識的獨占不同，寫作不再為知識者所獨有，人人皆有可能?！俺斯谡f過：‘新聞紙的制作者，你若說是新聞記者，那是錯的；應該從根本上認清，我們大家都是制作者?！雹?伴隨著報紙這一新興媒介的出現，知識者與一般大眾之間的身份界限正在消弭，正如本雅明所說，報紙作為文學生產工具與傳播工具，也是一個“文學的混亂場所”，改造了舊的藝術生產方式，使“我們現在處于一個文學形式的巨大的重新融合的過程中”。⑥在此過程中，文學生產也發生著變化，“對文學體裁之間，作家和詩人之間，學者與通俗讀物作者之間的區分，而且甚至對作者與讀者的劃分也進行了修正”⑦ 。

報紙主編也不再裁奪一切，必須考慮市場需求，在迎合讀者趣味與追求理想之間平衡調節?！冻繄蟆分骶幵凇段釄笾姑分姓劦溃骸皥蠹垎渭冏兂蓤蟮罊C關，是二十世紀資本發達以后的新事實，資本制度發達的結果，社會上一切勞力的收獲，都變成商品?！緛聿皇巧唐返膱蠹?，也卷入了漩渦之中，變了以營利為專業，采集材料，不管其與社會道德上，發生如何影響，只要能迎合群眾心理，便無事不可登?！覀兿嘈艌蠹埼ㄒ坏拇嬖诘囊饬x，在實行社會教育。報紙要想盡這個使命，非先有一個大理想，排在前面不可?！雹?報紙“本來不是商品”，這恐怕是一廂情愿，按照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所言，每一種文學生產方式都由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結構構成，且統一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文學生產的社會關系中。報紙副刊作為其中一種文學生產方式，不可避免地只能適應與遵從社會關系。

不僅如此，伊格爾頓進一步指出：“形式是思想知覺方式的具體化；但它也體現了藝術家與群眾之間的某些生產關系。一個社會采用什么樣的藝術生產方式——是成千印刷，還是在風雅圈子里流傳手稿——對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的因素，也決定了作品文學形式本身?！雹?由此觀之，《晨報》第7版的文學形式，原創新文學作品數量少，遠不及文藝思潮、翻譯、議論雜文，且以小說體裁為主，其中短篇小說數量最多，長篇小說數量少。正如胡適所言：“長篇小說不但沒有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著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品文，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格外慎重起來?！雹?/p>

《儒林外史》與《水滸傳》怎樣結構、組織小說呢？胡適沒有正面談，而同列四大名著的《紅樓夢》，給了我們一些啟示?！都t樓夢》用夢、幻的方式開篇，也自道了其不同于傳統小說之處：“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并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然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雹?即傳統小說開篇要從時代、人物、來歷原原本本寫起，所寫之人是要么立功、要么立德的不朽之人，且對世人有政治教化和治理風俗的作用。曹雪芹擔心寫只有小才小德小女子們的故事，不符合讀者閱讀習慣。這背后體現出史傳傳統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小說寫人記事，要寫歷史大人物、重要人物，故事要從頭開始寫起，一路到底，最終從中汲取啟示和教訓。

突破小說傳統是“五四”時期新文學的重要成績，尤其在文體上先行自覺。不過，文體意識的覺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陳平原曾說：“‘五四作家的小說概念并不嚴格，周氏兄弟把西洋的寓言、擬曲、散文當做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胡適則把中國古代的敘事詩當短篇小說論述?！雹堋冻繄蟆返?版的小說文體也同樣如此，不過，它的不嚴格體現在，“小說”欄目下，“新小說”與現代小說并存，翻譯、評論與創作不分。⑤“新小說”使用文言，其敘事模式不外揭黑幕、擬寓言、錄游記見聞，在歷史的慣性下延續，以趣味性吸引普通讀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譯當中，以周瘦鵑譯作為代表的翻譯小說，本以單行本的形式已發表，而今重新“回鍋”。周瘦鵑所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⑥被彼時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科長的魯迅嘉獎為“近來譯事之光”，不同于一般從報刊到單行本的出版規律，在1917年本已結集出版的單行本，而今反倒再度回歸報紙副刊。當時并未有版權意識，周瘦鵑從單行本中選取部分篇目，換了筆名“冷風”“鐵”，一稿再投。相似的還有惲鐵樵，以“鐵崖”的筆名把舊作另投，再登《晨報》第7版。惲鐵樵當時為《小說月報》主編，周瘦鵑則是《申報》副刊《自由談》的特約撰述，二人為何將舊作改投他處？出于再掙一筆稿費的經濟目的？還是為了應對《晨報》的人情約稿？個中原委未知其詳，但從正文前“記者按”中，可見端倪。

先看周瘦鵑之《一吻之代價》，為塞爾維亞作家崛古立克的作品，收錄至《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且有作家小傳于正文前，而《晨報》第7版刊登之時，編輯刪掉小傳，代之“記者按”，錄兩者于下，以供對比。

1917年，《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

崛古立克氏小傳

崛古立克氏（T.Drakulitch）為塞爾維亞（Servia）近世最著名之小說家。彼邦文士，無一足與頡頏者。今其人尚存，方在培爾格來特（Belgrade，按即塞爾維亞首都）大學校中，為教授。平昔著述絕富，多激勵國人之作。①

1919年5月4日，《晨報》第7版：

記者按：崛古立克氏為塞爾維亞最著名之小說家，其父今尚存，為塞國大學校教授，平日著作絕富，多激勵國人之作，是篇意在狀奧國軍人之橫暴，讀之便知今歐洲大戰所由來矣。

除“父”字疑為“人”字之訛，兩段大同小異，最大差別在于后者最后兩句?！坝浾甙础苯梃b了1917年版中的作者小傳，顯然知道譯作出版過的事實。所刊之日恰為“五四”運動當天，中國陷入外交困局，故揭露“奧國軍人之橫暴”，以助國人更深入了解一戰，進而了解今日之中國，這大概是編輯認為作品可以重出江湖的原因。再看惲鐵樵翻譯的《沙場歸夢》，最早刊登于其主編的《小說月報》②，標明原作者為俄國Nemirovich-Danchenks著，且參照了英國Alderson的譯本。1917年收錄進翻譯集《說薈》③，1919年7月再次刊登在《晨報》第7版，編者將原著作者、譯本作者信息都刪掉了，只留“鐵崖譯”。此外，多了一個“記者識”：

此篇敘歐洲戰事之際，有一土耳基軍官，二次為俄軍所捕獲，歸于俄軍某少將某大佐所監視，三人者皆痛惡戰爭，而各有家庭之系戀，俄少將聞土軍官語，尤為同情，終有縱囚之舉。讀是篇可知戰爭之反于人道，因軍國主義實為人類之大敵也。記者識。④

正如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中的藝術作品》所說：“復制技術使得復制物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都成為視與聽的對象，因而賦予了復制品一種現時性?！雹萦∷⒓夹g使作品更容易被復制，且跨越時間、不斷被復制，因為它能夠滿足讀者“現時性”需求，具體至以上兩例，這一“現時性”需求即一戰后對自身國際處境的關注以及對日本侵略野心的警惕。這一“現時性”需求與其說是翻譯者預見的，不如說是編輯因“時”制宜、投“讀者”所好而翻新出來的，使作品有了再次刊行的必要。這樣，譯作穿梭于報、刊、單行本不同媒介之間，在生產環節結束后，通過反復復制與再三傳播，被更多的讀者消費，出版商與作者也更贏利。

至于現代小說方面，時事新聞融入作品主題，呈現出強烈的時間意識。當新聞版報道“五四”運動余波時，小說創作相繼而來?！冻抢锏墓埠汀肪褪且焕?，城里頭像辦活動一樣在“辦共和”，鄉下卻沒受影響，故吸引鄉下人進城看熱鬧，“五四運動”也是要看的“熱鬧”之一，借鄉下老人龍長興之眼，看到“滿街的軍警，瞪著眼看人，怪難受的”，“聽見滿街的學生直嚷，說‘日本又欺負我們。我簡直疑心美國的共和好，是謠言，要不然，那香廠的洋樓，街上的汽車，戲園理看戲不給錢的兵，窯子館子，進出的‘洋裝大人老爺，這不都是學外國‘辦共和才有的嗎？為什么越辦得熱鬧，百姓越苦，外國越欺負哦？”①龍長興的疑惑也是社會心理的映射，外國人富國強兵的靈藥，在中國本土失了靈，內外壓迫令人困惑與失望，歷史仿佛在重演，前途依舊黯淡。

冰心的名篇《斯人獨憔悴》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父親化卿有一段時評，脫離文本看，就是賣國求榮派的言論實錄：“要論到青島的事情，日本從德國手里奪過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是中立國的地位，論理應該歸與他們。況且他們還說和我們共同管理，總算是仁至義盡的了?，F在我們政府里一切的用款，那一項不是和他們借來的，像這樣緩急相通的朋友，難道便可以隨隨便便的得罪他？”② 正如研究者所說，冰心的小說與現實之間有“互文性”，以至于編輯為其后發表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去國》加上了“實事小說”的名頭。盡管沿用“新小說”的分類，有點不倫不類，但確實反映出了新聞時事與小說創作的互動共生。③

報紙作為文學場域，的確提供了一種不同于雜志、單行本的獨特空間：新聞、議論雜文、小說三者交織成立體網絡，這提醒我們不可只就作品而論，應在三者互動中，對作品進行解讀，這樣才能發現有意味的內容?！兑患∈隆肥囚斞该鑼懭肆嚪虻男≌f，以往關注作品人道主義、勞工神圣、平民主義等主題，如果將其置于原報紙版面，則呈現出作品的生產過程。小說為紀念《晨報》復刊一周年，應編輯部約稿而做，魯迅從收到邀約，到創作出《一件小事》，大概用了五天時間。④在同一天的紀念特刊上，還刊登了陳獨秀的《告北京勞動界》和冰心的《〈晨報〉……學生……勞動者》。選題上的不謀而合，使人猜想，是否應編輯部特定主題邀約而作。對此，陳獨秀的《告北京勞動界》⑤或可見一二。他注意到兩件新聞，一是梅蘭芳集結舊劇演員，為人力車夫建休息所而義演⑥；一是《民治日報》對赤貧戶數的統計，讓他深感勞動界有三件“特別痛苦的事”，其中兩件與人力車夫直接相關。由此推想，關于人力車夫及其他底層勞動者的新聞報道，即使不能直接斷定為魯迅創作的動機，至少也是這一時段知識分子所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或可視為《一件小事》創作的潛背景。既然魯迅為邀約而作，《晨報》的整體形態、風格性質、版面特點、讀者群體都是作者的考慮要素，進而影響作品的生產過程。以此觀之，《一件小事》首先是一篇為《晨報》量身定做、應時對景的命題作文，而小說講述自己經歷的凡人小事、娓娓道來的散文化風格，又切合了報紙真實性、通俗化的要求。

就讀者而言，并不愿把作品只當小說來讀，以至寄來讀后感，打破紀實與虛構的邊界。在冰心的作品《斯人獨憔悴》發表后，有讀者寄信到《國民公報》寸鐵欄中，反映作品引人“痛恨舊家庭習慣的不良”，并感慨只痛恨無用，“請大家努力改良，就從今日起”。① 而冰心也收到同學私信，指出小說《秋風秋雨愁煞人》“多作悲觀語，令人讀之，覺滿紙秋聲也”，就連父母也擔心冰心“思想不免漸漸的趨到消極一方面去”。② 對此，冰心不無辯解意味地回應，自己并無悲觀思想，小說寫作目的也不是引人悲觀，而是著意改良現實。冰心另一篇小說《去國》，寫留學歸國的人才無用武之地，最后選擇再度“去國”，引發讀者當作社會問題來討論?！皩τ谶@篇《去國》，我決不敢當他是一篇小說，我以為他簡直是研究人材問題的一個引子，我所說的，并不是藉此發發自己的牢騷，吐吐個人的酸氣，不過是把我所曾經見過的事實，合那現在社會的狀況，大聲急呼、痛哭流涕的寫出來，與大家作為研究這個國家人材根本問題的材料罷了！我想這位冰心女士，作那篇《去國》的時候，一定也有無限的懷抱，所以才做得那樣沉痛，那樣的懇切，也是具有醒世的苦心！所以我狠希望閱讀諸君，萬勿當做普通小說看過就算了，還要請大家起來研究研究才好！”③ 把文與人、小說與現實混為一談，將小說人物與作者本人對號入座，這種做法不外乎是對小說文體的誤解。不承認小說虛構的合法性，讓小說作為生活的影子，牢牢抓著現實的大地，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小說的文體性，模糊了虛構與現實的界線。

寫真實，是史傳傳統介入小說創作的表現之一，史傳傳統的影響并不在于談古事還是談今事，“關鍵在于要實有其人其事而又不囿于其人其事”④。受此影響，讀者把小說當真事，把虛構之事作為現實問題來討論，所謂冰心“問題小說”之得名，或許正源于此。另一方面，作者也與讀者在“真實性”上達成默契，默認所寫之事的真實可靠，也難怪這一時期的作者，往往在小說結尾處，仿佛心虛般點明所寫為真人真事，以增強故事的真實感⑤，又或對照新聞報道進行創作，使讀者在閱讀新聞后閱讀小說，不知不覺地從真實世界步入虛構世界，落入亦真亦幻的藝境之中。

總體上看，這一時期的文學實踐，乃受史傳傳統與時間意識二者的合力作用。從《晨報》第7版到之后的《晨報副刊》，文藝副刊漸漸擺脫過渡形態，邁入充滿自覺意識的成熟形態，無論是孫伏園主編期內的副刊雜志化趨勢，還是徐志摩主編期內的副刊同人化特征，都促進了新文學文體的成熟，即脫離“新聞的注疏”以及擺脫“文以補史”的焦慮，不與新聞密切相關的、無時間性作品創作增多，真實性也不再是首要的衡量標準，文學生產與形式走向多元探索之路。

（張童，浙江音樂學院人文社科部副教授）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藝副刊（1898—1949）文獻的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0&ZD28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