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詩的相遇：評董伯韜譯《納博科夫詩集》

內容摘要：董伯韜的譯作《納博科夫詩集》，依據卡善選編的《詩選》漢譯而來，完整地呈現了納博科夫的詩歌藝術和詩學思想，填補了國內納博科夫詩歌譯介的空白。譯者在忠實詮釋原作的基礎上，重現了納博科夫的詩學觀念，為理解納博科夫詩歌提供了窗口。該譯作使得英文原作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煥發出嶄新的生命形態，推動了跨文化對話與交流。

關鍵詞：《納博科夫詩集》；《詩選》；納博科夫

作者簡介：張帆，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語詩歌。

2022年末，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由詩歌譯者、策劃人董伯韜翻譯的《納博科夫詩集》，填補了國內納博科夫詩歌譯介的空白。美國著名的俄裔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以其先鋒詩學實驗，成為美國小說界的傳奇，同時也遮蔽了他作為詩人的光芒。事實上，自納博科夫在十五歲那年陷入“狂暴的寫詩的癡迷”（納博科夫 i）以來，一生共創作千余首詩。董伯韜翻譯的《納博科夫詩集》源本是英國的納博科夫研究專家托馬斯·卡善（Thomas Karshan）選編的英文版詩集《納博科夫詩選》（Collected Poems， 2012），該詩集收錄了納博科夫現存最早的詩歌《音樂》（“Music”， 1914）到1974年創作的《致薇拉》（“To Véra”）長達59年間用俄語和英語創作的詩作，其早期的俄語詩歌由詩人之子德米特里（Dmitri Nabokov）翻譯成英文?！对娺x》源本完整地呈現了納博科夫詩歌創作的文化語境、詩風，成為文化對話的重要參照，而漢譯本則力求忠實地呈現了源本的“多聲道”特色。

一、漢譯《納博科夫詩集》的意義

漢譯《納博科夫詩集》建立在英文本《詩選》的基礎上，而后者基于語言的轉換，囊括了納博科夫在不同時期的俄文和英文詩歌創作，對于認識納博科夫的整體性創作經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首先，漢譯本能夠引領中國讀者重新審視納博科夫的詩人身份與俄語寫作經歷，更為全面地把握納博科夫的俄裔美國作家身份。英文本《詩選》選編的詩歌涵蓋了納博科夫早期的俄文創作和20世紀40年代初的英文創作轉向，時間跨度長達59年，涉及愛情、懷舊、自然等主題，既呈現出俄羅斯文化和歷史對詩人創作的影響，又展現了納博科夫在文化和語言轉換中的掙扎、適應與創新。從編排順序來看，《詩選》保留了德米特里所譯詩與納博科夫原作之間的清晰界限，能夠呈現詩人創作的完整性。通過譯介，漢譯本能夠幫助中國讀者從整體上把握納博科夫詩學創作的自我革新。

其次，就國內學界而言，漢譯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在作品的導入部分，卡善為英文本《詩選》親筆撰寫了近兩萬字的長篇《導言》，闡述了納博科夫的創作主題、詩歌藝術與詩學理念，對準確理解納博科夫詩歌具有重要價值。在書末，卡善又為每首詩寫下了注釋，呈現其文本生成歷程。這其中關涉到眾多專精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議題。通過譯介，漢譯本能夠為國內學界拓展研究視角，有助于中國學者更系統地審視作家整體性的創作歷程，豐富對納博科夫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發。

此外，漢譯本豐富了該詩集和納博科夫作為作家的文化維度。英文本《詩選》包含了納博科夫原創英語詩歌和德米特里的英文翻譯，展示了納博科夫詩歌跨越英、俄兩種語言文化傳播的復雜性和可能性。詩集的漢譯則將詩人納博科夫及其詩作的價值延展到漢語文化圈，并賦予詩人自身跨越英、俄的文化屬性和藝術品格以漢語文化維度?？梢哉f，漢譯《納博科夫詩集》是納博科夫及其詩歌作品價值的進一步延展，不僅有利于納博科夫及其文學遺產的世界傳播，而且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內容。

二、董譯詩集的基本翻譯策略

董譯詩集再現了英文源本呈現的詩風特征，這與譯者踐行的翻譯策略密不可分。納博科夫認為只有直譯才是真正的翻譯，強調應同時關注單詞/句子的直接與隱含意義，以“獲得語義上的精確詮釋，傳達原作的細微技藝”（Rosengrant 14）。與納博科夫的翻譯觀一致，德米特里同樣秉持著“忠實”的翻譯風格，被其父贊譽為一位“譯本中沒有任何創造性修改”（Nabokov 6）的譯者。因此，英文譯本在較大程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納博科夫的創作藝術。對照二者的翻譯觀反觀董譯詩集，可以發現，三者在翻譯活動中秉持的原則較為契合，能夠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上，實現原作在不同語言中的轉換。

從理論層面上看，譯者的翻譯行為共涉及三個層次：內層，指的是詩歌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實質內容；外層，涉及詩歌跨文化傳播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間層則著重于詩歌文本語際轉換的技術層面（羅良功139-140）。從內層來看，董譯詩集能夠在復現原文直接意義的同時，根據納博科夫的創作旨意，呈現文本的隱含意義。例如，在詩歌《革命》（“Revolution”）中，譯者對諸多詞匯和短語的處理，沒有完全倚照字典詞條，而是根據原詩暗示的童書設定，在翻譯中著力再現了活潑的童話世界。通過對詞匯的創造性轉譯，漢譯既準確再現了文本的直接意義，又強化了童趣之純真與革命之壓抑的對比，更加真實地反映納博科夫的創作風格。

從外層來看，譯者深知譯語文化的接受背景，為引導目標讀者更深入地體悟英文譯本所蘊含的詩歌藝術，他在《莎士比亞》（“Shakespeare”）、《自那灰色的北方》（“From the Gray North”）、《在俄勒岡寫下的詩行》（“Lines Written in Oregon”）等詩歌中，寫下了簡明扼要的文內注解。這些文內注，主要包括對具體詩歌所涉及的西方或俄羅斯文化、歷史、地理、文學傳統的平實補充，使得翻譯的轉換能力超越語言、文化與國族的界限，為讀者掃除了閱讀障礙，搭建起跨文化溝通的橋梁。

從中間層的角度來看，譯者精妙地再現了原詩的聲音和視覺特質，在技術上成功地捕捉了詩歌的形式美感。在詩歌《雪》（“Snow”）中，譯者運用了諸多聽覺詞匯復現了原詩的聲響特質。例如，譯者將詩歌第二小節中出現的詩人自造詞語“crumpy”翻譯為“嘎吱有聲”，不僅為其后的“那聲響！”（納博科夫 121）做出鋪墊，還與首節中描述氈靴踩雪的聲音形成應和，強化了行為的音響效果。通過具有畫面感的聽覺描寫，原文所強調的童年之樂被生動地描摹出來，幫助讀者更為深入地領略納博科夫的文學藝術。

通過強調翻譯行為的三個層次，翻譯活動不僅關注語言間際的轉換，更是一種深層次的文化行為，董伯韜的譯作同樣如此。他并未止步于語言的轉換工作，而是在參與文化意義的重建，使得原作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煥發出嶄新的生命形態。

三、董譯詩集翻譯策略的價值

在翻譯實踐中，譯者董伯韜以充分把握納博科夫的詩學觀為前提，保障詩歌在“ 語言跨文化的傳播中盡量保持其本真的文學特性”（羅良功 139），對反映和傳達納博科夫的詩歌藝術、詩學觀念、社會理想具有重要意義。

一方面，譯者的翻譯策略復現了納博科夫的語言實驗，呈現出詩人致力于解構傳統詩歌邊界的藝術。在《雨》（“Rain”）中，“ 床多么飄忽，/ 入夜樹打著手勢”（納博科夫 210）這句話便是譯者營造的陌生化效果。通常情況下，“ 床” 往往以穩定性的視覺形象出現，然而，譯者將該詞放置在嶄新的語境中，強調與其性質截然相反的狀態，反轉了讀者傳統的感知模式。這也準確地再現了詩歌的主題——嘈嘈切切般的“ 雨”。此外，譯者對聲音、韻律等方面的妙譯不勝枚舉，閱讀此書，定能感受到譯者在句子層、詞組層、詞層的細致考量，更好地體認納博科夫借助文學的力量所構筑的藝術彼岸。

另一方面，譯者的翻譯策略強調對原文中蘊含的文化信息和形態的忠實呈現，準確地傳達了詩人的詩學觀。詩歌作為詩人對文化、社會、道德和美學等多方面觀念的綜合反映，飽含了詩人的詩學哲思，后者潛藏在詩歌的“ 外在表達、內在形式、美學價值”（羅良功 139）之中?？v覽董譯詩集，可以發現，譯者用詞考究，積極召喚讀者深入挖掘詩歌背后的詩學構建策略，將詩人的詩學世界呈現得淋漓盡致。在強調文明互鑒的時代背景下，譯者的上述翻譯策略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既展現了中國文化在面對西方詩歌時的開放態度，也彰顯了文化的對話和融合。

總體而言，《納博科夫詩集》在內容和形式上，全面呈現了納博科夫的詩風特征，對認識納博科夫的詩人身份、詩學觀念，以及作家的整體創作歷程都具有重要意義。正如本雅明認為譯作是原作在另一種語言中的“ 轉生”（afterlife）（Benjamin 16），董伯韜未曾止步于語言文字的對應和轉換，對譯文的文化適應性、譯者的主體性，以及原文與譯文之間的動態互動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使得譯作不再是原文的衍生品，而是成為連接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橋梁，將原文建構為嶄新語言環境中的獨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