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中的空間流動性與身份認同

方幸福 聶施雨

內容摘要：在美國文學中，旅行敘事往往伴隨著征服自然、西進神話、尋求財富等話題，但從女性主義地理學來看美國非裔女性作家的旅行敘事，對于美國非裔女性而言，追尋自我與構建身份認同才是旅行敘事之要義?！段抑阑\中鳥為何歌唱》是美國非裔女作家瑪雅·安吉羅的首部自傳，作品重現了安吉羅幼時的旅行成長經歷，顛覆了以往失真的非裔女性形象。本文以《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為例，從旅行敘事和女性主義地理學的角度探討美國非裔女性跨越傳統性別空間與塑造自我形象、構建身份認同之間的關系。非裔女性在旅行敘事實踐中超越傳統的性別空間壁壘，逐漸掌握空間流動自主權，構建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與堅實的身份認同。

關鍵詞：《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非裔女性形象；身份認同；旅行敘事；女性空間流動自主權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美國民權運動時期非裔女性作家政治書寫研究》（19BWW06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方幸福，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興趣：文化研究、族裔文學研究。聶施雨，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國文學。

《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以下簡稱《籠中鳥》）是美國非裔女作家瑪雅· 安吉羅（Maya Angelou）的首部自傳，安吉羅在故事中講述了她從三歲到十六歲的成長經歷。在自傳女主人公瑪格麗特（Marguerite）的成長歷程中，安吉羅以旅行敘事的手法描繪了民權運動前后美國非裔女性普遍的生活境遇以及她們為爭取自身權利進行的不懈斗爭。國內外學界聚焦安吉羅作品中所內涵的性別平等與種族融合訴求，如，西多尼· 安· 史密斯（Sidonie Ann Smith）的《籠中鳥之歌：瑪雅·安吉羅自我接納后的追求》（“The Song of a Caged Bird： Maya Angelous Quest after Self-Acceptance”）側重分析文本所蘊含的性別平等意識，史密斯認為《籠中鳥》講述了“ 黑人女孩瑪格麗特在成長歷程中逐漸接受黑人女性身份并認識到自我價值”，最終打破社會對非裔女性的固有藩籬（Smith 366）。包麗麗在《沖破囚籠的歌—— 評< 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一文中強調安吉羅在創作過程中擺脫了性別二元對立的理論束縛，“ 以一種成熟達觀的語調” 描繪瑪格麗特的成長，“ 而非男性與女性間的整體性對抗”（包麗麗 90-91）。皮埃爾· 沃克（Pierre Walker）在《瑪雅· 安吉羅〈籠中鳥〉中的種族抗議、身份、語言與形式》（“Racial Protest， Identity， Words and Form in Maya Angelous I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一文中指出，“ 安吉羅的自傳成為她政治抗議的載體，其自傳呈現出三種應對白人種族主義壓迫的方式—— 無助的憤慨、微妙的抵抗和積極的抗議”（Walker 92）。郭哲韜在研究中認為有別于黑白對立的種族觀，安吉羅以一種寬容、平等的態度對待不同種族，爭取化解黑白種族沖突與矛盾（郭哲韜 64）。目前學界鮮有學者對《籠中鳥》中非裔女性的性別空間與空間流動性進行研究。性別空間是女性主義地理學探討的核心議題，該領域的學者們認為傳統的性別空間限制了女性的活動范圍、壓抑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萌發，因此女性主義地理學呼吁女性跨越傳統的性別空間、重新定義女性的空間屬性和自我身份。女性主義地理學雖然強調空間流動性對女性個人命運的重要性，指出“ 限制婦女在身份和空間中的移動性是維持女性隸屬地位的關鍵”，但并未明確女性跨越性別空間桎梏的手段（Massey 6）。這一點在旅行敘事中得到補充與明確，旅行敘事（travel writing / travel literature）給予個體在身份和空間中的移動性，對于女性而言，旅行敘事更是為其提供了跨越傳統性別空間的途徑。因美國完善的公路交通系統與獨特的地域風貌，美國文學中的旅行敘事強調汽車等交通工具對女性實現空間流動的重要意義，認為“ 旅行” 是女性跨越傳統性別空間、擴大空間流動范圍、審視自我存在意義的主要途徑（Roberson 215）。旅行敘事又可稱為旅行文學、旅行書寫，因其內容的龐雜性，波爾姆認為旅行文學“不是一個文類，而是一個集合術語，指那些以旅行為主題的虛構或非虛構文本”（轉引自田俊武 8）。旅行敘事包含兩種范式，一是“關于旅行的直接反映，也就是旅行者本人通過日志、書信、游記等形式記載他們在異域他鄉的所見所聞”，二是“關于旅行的虛構性敘事”（田俊武 8-9）。作為美國非裔女作家安吉羅的首部自傳性作品，《籠中鳥》屬于第一個范式下屬的美國女性作家“非虛構旅行書寫”（non-fictional travel writing）。

一、性別空間中的非裔女性形象

在美國旅行敘事中，美國女性作家“非虛構旅行書寫”尤其可以展現美國女性作家眼中的非裔女性形象。作為一個由殖民者和移民建立發展起來的國度，美國具有發展旅行敘事的天然沃土。在十九世紀，因美國人民日益頻繁的旅行實踐，旅行敘事已經日漸發展為一個獨具特色、海納百川的文學樣式，但此時的旅行探險者和執筆者主要是白人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美國上層階級白人女性才得以獨立開展旅行敘事，獲得“建構她們的自我意識、自信和自我賦權的一種獨特和重要的方式”（轉引自王晶 47）。二十世紀下半葉，隨著汽車的普及以及中產階級的擴張，美國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有機會獨自駕駛汽車，書寫有別于男性的旅行敘事。這些中產階級白人女性借助汽車成功地跨越了傳統意義上的性別空間，從家庭等私人空間中獲得解放，贏得與男性同等的社會空間享有權及空間流動權。然而，因性別與種族的雙重壓迫，美國非裔女性“尋找自我”的旅行實踐一直到民權運動時期才有所發展（Mason 337）。在美國白人作家的筆下，美國非裔女性往往都被局限于家庭等傳統女性空間，進而被塑造成逆來順受、體態臃腫、手腳勤快的單一化保姆或女仆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非裔文學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其中的非裔女性形象仍停留在舊有的認識，且多是作為男性主人公的陪襯。隨著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越來越多的美國非裔女性作家逐漸發出自己的聲音，對以往片面化的非裔女性形象進行糾偏，展現出更為多元、立體的美國非裔女性形象。對此，安吉羅在《籠中鳥》一書中以瑪格麗特青少年時期住處的幾次變動為切入點，借助獨有的女性敘事視角，書寫美國非裔女性在旅行敘事的實踐中跨越傳統性別空間，構建嶄新的形象，以此來顛覆過往失真、片面的非裔女性形象。

傳統的性別空間視域主要是以男性人物為主角、男性視角為敘事聲音、宏大事件為書寫背景，而女性作家在記述旅途見聞時往往以日常生活為線，描繪主人公在旅途中的見聞。就美國非裔女性作家而言，其筆下的旅行敘事更是將非裔女性的個體性成長融入非裔群體的共同經歷，以非裔女性的獨特視角塑造更加客觀、多元的非裔女性形象。

安吉羅的《籠中鳥》顛覆了以往留守村鎮、相夫教子的非裔女性形象，構建了以喬伊斯（Joyce）為代表的勇于打破傳統性別空間的束縛、掙脫社會規約、外出拼搏、追尋個人夢想的新非裔女性形象。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因新興資產階級對勞動力的需要，一些生活在村鎮的非裔男性進入城市謀生，但深受種族隔離桎梏的斯坦普斯小鎮（Stamps）束縛著同齡的非裔女性。村鎮居民仍舊恪守女子在家看護、撫養下一代的傳統規約，這種盲目守舊的社會氛圍和經濟上的弱勢導致大批年輕的黑人女性沒有其他人生選擇，只能留在家中，承擔起照顧年長者和孩童的家庭責任。在斯坦普斯，喬伊斯是小鎮里最受年輕男性歡迎的少女，因其姑母古德曼（Goodman）夫人與瑪格麗特的祖母之間的友誼，喬伊斯與貝利（Bailey）相識相知。但喬伊斯因無法忍受村鎮生活的貧苦，最終選擇與一名陌生的鐵路工人同行前往大城市。喬伊斯出逃這一行為在其姑母看來有違社會規約，其姑母的態度反映了民權運動時期南方黑人社區對非裔女性的普遍要求。家中的長輩鼓勵年輕的非裔男性外出打拼，擁有更滿意的工作和更舒適的生活，而同齡的非裔女性則被社會規約限制向外流動。如果她們忤逆長輩的意愿私自出逃，那她們在村鎮里也會背負上歪曲的名聲。安吉羅正是意識到了非裔女性外出追尋自我的過程中會受到社會規約等阻攔，才刻畫了以喬伊斯為代表的新一代鄉鎮非裔年輕女性形象：她們打破了傳統的性別空間認知，在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雙重困境下走出舊有的性別空間，勇敢外出追尋自我理想，爭取與同齡非裔男性同等的權利。喬伊斯外逃一事讓瑪格麗特意識到非裔女性可以突破已有的性別空間，塑造了以瑪格麗特為代表的勇于突破傳統女性空間、積極融入主流社會的新非裔女性形象。

安吉羅借助獨特的敘事視角對新非裔女性形象加以塑造，她將非裔女性成長小說與布魯斯自傳傳統相結合，以瑪格麗特、祖母、母親和外祖母等女性角色作為主要人物，不僅將以往非裔成長小說的敘述者擴展至女性，更真實地再現了多元化的非裔女性形象，促使非裔女性人物從邊緣走向中心。在以往的成長小說中，女性角色多處于失語的處境或不在場的狀態。但在非裔女性成長小說里，非裔女性躍升成為故事的敘述者，以個體在社會上所遭遇的種族性別雙重壓迫為故事情節，控訴社會的不公平現象。格雷厄姆（M. Graham）和沃德（J. W. Ward Jr.）在《劍橋非裔美國文學史》（The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中認為，“ 婦女尋找聲音的斗爭包括表達自己的自由，打破歷史上的沉默。這些沉默在過去強加給非洲婦女，讓她們淪為二等公民。文學作品清楚地反映了婦女被迫噤聲的困境，比如《我知道籠中鳥為什么歌唱》中年輕的瑪雅· 安吉羅”（Graham & Ward 380）。傳統的成長小說多是以一個少年作為敘述對象，以他的某一個人生階段作為主要情節，記述他在成長過程中經歷的各種遭遇。與傳統的成長小說有所不同，美國非裔成長小說大多以“ 迷?；蚧貧w傳統作為兩條成長模式，講述主人公在成長過程中遭遇文化沖突的困惑，主人公多被主流社會疏離，處于黑白的困頓與矛盾中”，在不同文化的張力中尋找自我身份認同（曾健坤 120）。美國非裔女性成長小說進一步縮小其書寫對象，將非裔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她們的外出旅行作為主要敘述內容，“ 真實地再現美國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在種族主義存在的美國社會里的遭遇，揭示美國非裔民族尤其是非裔女性在當代社會中的生存困境，表征一個民族共有的嚴酷生活處境”（孟慶梅、姚玉杰 192）。安吉羅在《籠中鳥》一書中突破了已有的美國非裔男性作家的敘事模式和抗爭手段，選擇從非裔女性的視角切入，主要描寫非裔女性的日常生活體驗及外出旅行見聞，刻畫出更為客觀真實的美國非裔女性形象，表達了非裔女性對性別歧視的不滿與非暴力抗爭的訴求。

二、流動空間下的非裔女性身份認同

作為非裔女性作家，安吉羅在《籠中鳥》中以“布魯斯自傳”（blues autobiography）與成長小說結合的形式闡釋非裔女性在空間流動過程中逐步獲得身份認同。第一人稱回溯性敘事是布魯斯自傳的主要特點之一。美國非裔作家通過這一敘事視角將自身的成長經歷與黑人社區的變化發展融為一體，不僅能確立個體的身份認同，更能表達自身與黑人群體的共同希冀。伊麗莎白·舒爾茨（Elizabeth Schultz）在《黑色與藍色的結合：美國黑人自傳中的藍調體裁》（“To Be Black and Blue： The Blues Genre in Black American Autobiography”）一文中認為“布魯斯自傳包含了主角發現自我的過程。在布魯斯敘事模式之下，非裔作家一般是將作家本人在黑人社區的經歷和不斷發展的自我意識相結合，形成一種嶄新的敘事視角”（Schultz 85）。個體的不幸遭遇通過布魯斯自傳擴展至美國非裔民族所遭遇的困境。在《籠中鳥》一書中，雙重敘事視角具體表現為第一人稱回溯性敘事，作為作家的安吉羅和主人公瑪格麗特兩種敘事聲音在文中交織出現?，敻覃愄氐囊暯莻戎孛枋鲋魅斯珎€體和黑人社區的變化歷程，而作家安吉羅的視角強調對具體事件的評價與反思?，旣悺ず啞だ掌疹D（Mary Jane Lupton）就安吉羅寫作的敘事視角展開過論述，她認為安吉羅將一種新的敘事視角引入美國非裔文學，即“從一位南方黑人女性的視角展現她的生活經歷，而這個敘述者時而是孩童，時而又是一位母親”（Lupton 52-53）。布魯斯自傳式的雙重敘事視角為安吉羅的《籠中鳥》增添了別具一格的藝術效果，安吉羅“用她成人口吻的諷刺和智慧來消解一個孩子無助的痛苦”，將自己的個人經歷放置于所有美國黑人女性的斗爭之中，不僅構建了自我的身份認同，也反映了美國非裔女性的群體性身份認同（Arensberg 111-127）。

主人公瑪格麗特在旅行實踐中不斷進行文化上的調整與適應，追尋自我身份認同。在受教育方面，瑪格麗特從斯坦普斯小鎮的黑人學校一路走到加州勞工學校（California Labor School），先后求學于黑人學校、白人學校和黑白融合學校，以旅行敘事的方式探索學業、教育上的自我。在年幼時，瑪格麗特沒有得到系統性的學習機會，斯坦普斯小鎮里的教學只能滿足基礎教育階段，在家中她還需幫助祖母算賬，但瑪格麗特并未放棄受教育的機會，平日里她也會通過閱讀文學作品汲取知識。正是這種持續學習的習慣促使瑪格麗特日后可以走出偏仄小鎮，獲得更多更優質的受教育機會。在喬治·華盛頓中學（George Washington High School）讀書時，大多數同學都是白人，但由于種族融合趨勢與瑪格麗特的優異成績，她先后獲得了兩筆去加州勞工學校進修的獎學金，在那里，瑪格麗特接觸到了系統性的戲劇和舞蹈培養，為以后熱愛的事業和良好的生活環境提供了基礎。對于非裔女性而言，受教育權的獲得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種族隔離學校進入種族融合學校，甚至是在種族融合學校中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更多、更優良的教育資源。在求學期間，瑪格麗特接觸到了黑白不同的文化，在汲取兩者優秀文化精髓的同時肯定了自我的“ 黑人性”，在文化上逐步確立黑人身份認同。

在家庭關系上，瑪格麗特在童年與祖母一家生活，青少年時期又先后與外祖父母一家、母親、父親一起生活，家庭關系的變化推動瑪格麗特逐漸明晰自己對親情的認識。在這些關系中，對母親及母女關系的認識是非裔女性尋求身份認同的重要途徑之一。在美國非裔女性文學傳統中，母親形象一直是作家們刻畫的重點，與母親形象相關的主題為“ 母性書寫”，這一主題以女兒與母親之間的關系為線索。艾麗斯· 沃克（Alice Walker）在其首部自傳文學《現在是你敞開心扉之際》（Now Is the Time toOpen Your Heart）中將自己的精神成長之旅巧妙地融入進祖母的傳記當中。另一位美國非裔女性作家牙買加· 琴凱德（Jamaica Kincaid）也在《我母親的自傳》（My MothersAutobiography）中將母親的自傳與主角的自傳融為一體?！?美國非裔女性作家之所以講述家族內多位女性的‘ 共生，是因為這一‘ 共生 關系在年輕一代的自我成長道路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有精神上的引領，也包含情緒上的支持與共鳴”（王卓56）?，敻覃愄嘏c母親的關系分兩個階段，在第一次與母親相處時，瑪格麗特對母親薇薇安（Vivian）持有淡薄的印象。在瑪格麗特和哥哥住進母親家中后，年輕漂亮的母親忙于外出工作，并未特別關注兩個孩子的親情需求。這也就給母親的男友弗里曼（Mr.Freeman）以可乘之機。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后，母親并未安撫瑪格麗特，而是又匆忙地將兩個孩子送回斯坦普斯。在第二階段，瑪格麗特與薇薇安的母女關系更為全面、真實，對母親的深刻認知推動瑪格麗特形成堅定的非裔女性身份認同。其一，母親薇薇安引領著瑪格麗特的精神成長。在帶領瑪格麗特前去參觀她的工作地點時，她展示出勞動所帶來的驕傲和自豪，這為瑪格麗特在日后萌生列車售票員的職業夢想提供了榜樣。其二，母親為瑪格麗特提供情感上源源不斷的支持與動力。在得知女兒意外有孕后，薇薇安并未斥責，而是在征求瑪格麗特本人的意愿后，選擇照顧瑪格麗特的孩子。作為一名都市非裔女性，母親兢兢業業的職業精神和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為瑪格麗特日后面對各種艱難險阻提供了精神力量。對母女關系的認知在安吉羅的封筆之作《媽媽和我，我和媽媽》（Mom & Me & Mom）中進行了更加細致的描寫，安吉羅在文中表達了“ 對母親和母愛的贊美，從最初的陌生、隔絕，到后來的理解，再到最后與母親的和解”（王卓 52）。在家庭關系中，瑪格麗特對母親的認知不斷變化，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瑪格麗特的親情關系，也象征著瑪格麗特對精神上自我身份認同的探索。

在就業方面，瑪格麗特青少年時期曾在斯坦普斯白人婦女卡利南太太（Mrs.Cullinan）家中當侍女，在祖母店中看顧生意，在畢業后又在舊金山尋求工作。在這一旅途中，瑪格麗特逐漸擴大自身活動空間，與美國社會各階層、種族的人都產生了交集，逐漸對自我身份形成了合理的認知，確立堅實的身份認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非裔女性在美國就業市場上處處受限，只能尋求女仆、保姆此類工作，用尊嚴和汗水換取微薄的薪水。因此，在民權運動與女性運動的共同作用下，非裔女性要求獲得就業擇業權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在《籠中鳥》一書中，瑪格麗特成為了一名公交車售票員，這樣稀松平常的事情竟然登上了報紙，因為她是“首位在鐵路交通系統里工作的美國非裔”（Angelou 270）。其母親薇薇安在舊金山也能憑借專業技能在醫院謀求一份工作，閑暇時在牌館、酒吧里贏得獎金，為其母和兩個孩子提供經濟支持?，敻覃愄氐耐庾婺赴涂怂固胤蛉耍∕rs. Baxter）在年輕時也在荷馬·G·菲利普醫院（Homer G. Phillips Hospital）里找到了一份護理工作。這家醫院是當時圣路易斯唯一愿意面向美國黑人開放的醫院，它不僅服務黑人病患，也為黑人醫生和護士提供培訓服務與就業機會。在民權運動期間，以瑪格麗特、薇薇安和巴克斯特夫人為代表的非裔女性勇于走出家庭空間，在公共空間里爭取更廣泛的就業機會，在不同群體中探索自我的社會身份認同。

三、非裔女性的空間自主權

非裔女性在構建身份認同的進程、擴大流動范圍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空間流動的意識并逐步掌握了物理、精神雙層空間的自主權。物理空間的自主權主要體現在亨德森夫人（Mrs. Henderson）和弗勞爾斯夫人（Mrs. Bertha Flowers）的旅行實踐中。在《籠中鳥》一書中，瑪格麗特的祖母亨德森夫人是非裔女性享有空間自主權的代表。雖然亨德森夫人大半輩子都留在斯坦普斯小鎮里孤身撫養殘疾的兒子，但她并未固守家庭等私人空間，而是勇于進入公共空間，經營著小鎮上唯一一間由黑人開設的商鋪。這間店鋪不僅象征著祖母一生的心血，也代表了祖母的空間自主權。當白人混混前來鬧事時，亨德森夫人也能堅定保衛著自己的店鋪，以“微妙對抗”的方式處理種族矛盾。當祖母需要帶著孫輩前往舊金山大城市時，她也表現出對空間所屬權的掌握。初次來到陌生的大城市，祖母就能迅速融入當地年長的非裔女性群體，“在禮拜日的傍晚，教堂祈禱還沒有開始的時候，一群和阿媽似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老婦們會來到”瑪格麗特家中，與祖母一起共享晚餐，討論宗教（安吉洛 208）。對空間流動的非凡適應力使得祖母在陌生的環境中也能掌握空間自主權。

祖母對空間的適應與掌握能力反映出非裔女性把握空間自主權的可能性?，敻覃愄氐耐庾婺赴涂怂固胤蛉艘苍诼眯袛⑹碌膶嵺`中運用物理空間上的自主權。作為選區區長，巴克斯特夫人積極進入社會空間、參與公共事務，以幫助黑人居民解決麻煩換取黑人社區的選票。在外祖母所在的黑人社區，因外祖母對圣路易斯的白人警局有一定的影響力，所以當黑人混混觸犯了當地的法規后，“那些衣著光亮、滿是傷痕的家伙像在教堂里一樣謙恭有禮地坐著，安靜地等她回來，請她幫忙求情”（Angelou 62）。作為回報，當黑人混混得到外祖母的庇護后，“在下一個選舉日，他們會從自己所在的街區拉來選票”，以便外祖母能在下一輪競選中獲勝（Angelou 62）。這種政治利益互換的形式既是民權運動時期黑人生存境況的真實再現，也是非裔女性逐步獲得空間自主權的外在顯現。與祖母一樣，作為小鎮上為數不多的黑人女性中產階級，弗勞爾斯夫人并未將自己束縛于家庭等私人空間，而是經常外出與祖母亨德森夫人等居民相談。但有所不同的是弗勞爾斯夫人還引導瑪格麗特日后逐步確立精神空間上的自主權。當瑪格麗特受邀前去弗勞爾斯夫人家中時，弗勞爾斯夫人教導瑪格麗特廣閱書籍、多與外界交流。正是幼時女性長輩的思想引導，瑪格麗特在青少年時期才會勇敢打破黑白種族在文化上的隔離，積極汲取白人文化中的精華，深化對黑人身份的認同，逐步掌握精神空間上的自主權。不僅是祖母、弗勞爾斯夫人和巴克斯特夫人等非裔女性長輩意識到了空間自主權的重要性，以喬伊斯和薇薇安為代表的非裔年輕女性也在旅行實踐中逐步把握空間自主權。

喬伊斯之所以不惜自毀名聲也要離開斯坦普斯小鎮，是因為在民權運動展開以前非裔女性的生存與活動范圍被限制在家庭等私密的局部空間，她們無法擁有空間自主權。因此，當民權運動的呼聲高漲時，生活在鄉鎮的非裔女性意識到爭取空間自主權的重要性?，敻覃愄氐哪赣H薇薇安·巴克斯特也在旅行實踐中不斷突破傳統的性別空間、逐步把握空間自主權，具體表現在她對婚姻自主和經濟獨立的追求。在民權運動以前，多數非裔女性會選擇步入婚姻、組建家庭，婚后側重在家培養子女，但瑪格麗特的母親薇薇安卻做出了不一樣的選擇，她雖然經歷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可她并未被束縛，而是勇敢地選擇離異，對于當時的非裔女性而言，離異意味著經濟來源的缺失和社會偏見的裹挾，但薇薇安并未顧影自憐，反而，她勇于前往陌生的舊金山，開拓自己的事業。由薇薇安的婚姻觀可以看出，非裔女性在完善自我對婚姻認知的同時，勇敢地肯定非裔女性擁有婚戀自由權。黑人母親之所以會成為非裔女性作家們的書寫對象，是因為她們代表著新一代生活在城市里的非裔女性。正如安吉羅在詩歌《非凡女人》（“Phenomenal Woman”）中所描述的那般，她們自信勇敢、受過良好的教育、善于交際。這些女性通過努力奮斗探求自我身份，進而實現人生價值。安吉羅有意逆轉以往逆來順受、缺少自我意識的非裔女性形象，成功塑造了以瑪格麗特、喬伊斯和薇薇安·約翰遜為代表的敢于跨越傳統女性空間、追尋身份認同、掌握空間自主權的新非裔女性形象。

結語

安吉羅在《籠中鳥》一書中突破了美國非裔男性作家以男性人物為中心、以宏觀事件為主線的敘事模式，以非裔女性的第一人稱回溯性視角描寫她們的日常生活體驗及外出旅行經歷，并對其進行適時客觀的評價。以瑪格麗特、薇薇安· 約翰遜、亨德森夫人和喬伊斯為代表的非裔女性在旅行敘事的實踐中逐漸掌握空間自主權，不再囿于家庭等傳統的女性空間，而是勇于進入商店、醫院、公共交通系統等公共就業場所，在爭取職業選擇權的同時不僅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實力，更擴大了非裔女性的空間流動范圍?，敻覃愄氐热嗽诼眯袛⑹碌膶嵺`中還構建了多元化的非裔女性形象。在美國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美國非裔女性大多被限制在家庭等私人空間，按照社會主流意識的期待被刻畫成任勞任怨、性格溫順的仆人形象，抑或是作為男性角色的陪襯。非裔女性在文學作品中長期遭受著不公正的待遇，但美國民權運動時期的非裔女性作家們以獨特的視角和生活經歷糾偏受到誤讀的非裔女性形象。其中安吉羅在《籠中鳥》里創新性地運用了生活片段式書寫與布魯斯自傳筆法，顛覆了過去刻板、失真的非裔女性形象，以瑪格麗特等黑人女性在性別空間上的突破為切入點，借助旅行敘事重塑擁有自我意識、敢于追尋夢想、打破空間局限的新非裔女性形象，說明非裔女性有能力獨立處理公共空間事務，確立堅實的自我身份認同。不僅如此，安吉羅還將瑪格麗特個人的成長經歷與旅行敘事有機結合，以黑人女孩瑪格麗特的個性化體驗映照美國非裔女性群體的共同訴求，將失語的非裔女性從無言的狀態解放出來，表達非裔女性對性別歧視的不滿與非暴力抗爭的意愿，恢復非裔女性的話語權和空間流動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