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特性、價值：羅城紅色文化研究

莫妮　李加才旦

［摘 要］ 作為全國革命老區縣之一的廣西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羅城”），擁有相對豐富的紅色文化。文章從時間和地域上、物質形態分布上梳理羅城紅色文化的內涵，進而探析羅城紅色文化所具有的特性。從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和共同體認同視角探究羅城紅色文化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作用；從自主創新意識和全局意識兩個維度探究其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羅城仫佬族自治縣；紅色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青海藏族地區紅色文化及傳承研究”（17XDJ018）；青海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創新項目“河池紅色文化資源的價值及傳承探析”（38M2023011）

［作者簡介］ 莫妮（1997— ），廣西河池人，青海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黨史；李加才旦（1965— ），青海循化人，青海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DOI：10.16743/j.cnki.cn45－1357/d.2023.04.012

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在廣西考察時指出：“廣西是革命老區，鄧小平、張云逸、韋拔群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這塊紅色土地上領導了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盵1]作為全國革命老區縣之一的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羅城”），其紅色文化離不開鄧小平、張云逸等人率領紅七軍開展革命斗爭的艱辛歷程，更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帶領羅城人民反抗國民黨暴政的英勇無畏。羅城紅色文化是廣西紅色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時代記憶，彰顯著時代內涵。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堅持理論武裝同常態化長效化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相結合，引導黨員、干部不斷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盵2]深入挖掘羅城紅色文化資源，實現紅色文化與其他優勢資源的整體開發、優勢互補，有利于打造羅城當地紅色文化名片，講好廣西故事。

一、廣西羅城紅色文化的形成

以紅色資源來指稱紅色文化，凸顯的是紅色文化的資源屬性，即稀缺與有用，凸顯紅色文化在教育、藝術、旅游休閑等產業和相關的文化產業領域中的可用性。羅城雖是一個小縣城，但在革命戰爭年代也留下了許多紅色文化資源，而羅城的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人民與國民黨進行斗爭、帶領當地人民反抗暴政過程中形成的，有其深刻的內涵。

（一）羅城紅色文化的形成

羅城位于廣西西北部，云貴高原苗嶺山脈九萬大山南麓，是全國唯一的仫佬族自治縣，截至2021年，全縣常住人口27.21萬人，其中仫佬族人口9.59萬人，占全縣常住人口的35.15%[3]。羅城自古以來與漢族、苗族、瑤族等12個民族交錯雜居，擁有淳樸的民風和好客之道，羅城人民對于壓迫和剝削也富有反抗精神，堅持正義，堅決維護本民族尊嚴和利益，敢于同惡勢力進行斗爭。作為一方紅色熱土，2013年羅城被列入全國1599個革命老區縣之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經過一系列努力，于1925年10月建立了中共廣西地方組織。自此，八桂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在中共廣西地方組織直接領導下，投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斗爭。1929年百色起義后創立了紅七軍。1930年5月8—22日，紅七軍第一次到達羅城的三防鎮，其間，紅軍積極深入群眾中，開展了一系列“聯系群眾、發展群眾、團結群眾”的工作。一方面，紅七軍通過本地向導用當地方言講清黨的政策和紀律，逐漸消除了群眾戒備。另一方面，幫助群眾克服困難，解決當地群眾受地主鄉紳欺壓問題。同年11月14—18日，紅七軍第二次經過羅城：“他們大多是青年人，也有少年。頭戴灰色八角帽，領系紅領帶，有的穿軍裝，有的穿便服和學生裝，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腳?！敝泄擦_城仫佬族自治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共羅城地方史資料：第1集》，1990年版第40頁。其間，紅七軍與國民黨覃連芳部隊在四把佛子坳展開激烈戰斗，饑寒交迫下的紅軍也并未打擾村民。紅軍紀律嚴明，寧可露宿街頭，也不占用民房，他們為村民掃地挑水，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對群眾秋毫無犯[4]42－43。中國共產黨在廣西羅城領導各族人民進行的革命斗爭，為廣西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偉大貢獻的同時，也在八桂大地留下了極其豐富的紅色文化。

1946年廣西省工委書記錢興到達羅城的鄰縣融水縣永樂鎮西寨村，向莫矜傳達廣西省工委關于“深入群眾，開展武裝斗爭”的指示。莫矜等人開始在柳北地區（含羅城縣）組建柳北游擊隊。此后，柳北游擊隊肩負起了秘密建立發展組織、發動并帶領人民反“三征”和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的使命。1949年9月，廣西省保安隊蒙復渠營和羅城縣吳渭濱、夏建延、韋家恩等國民黨軍隊對柳北游擊隊根據地融水縣永樂鎮發動第二次“圍剿”。在敵眾我寡局勢下，永樂附近的各村村民和民兵不懼強敵前往支援，“古老村群眾迫切要求在村上與敵決戰……”中共柳州地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融水、融安、羅城、柳城、三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柳北黨史資料選編：第二集》，1998年版第242頁。在軍民協作下，敵軍倉皇遁走。柳北游擊隊帶領當地村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暴政的光輝歷程，是羅城紅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羅城縣紅色文化的內涵

羅城紅色文化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包含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帶領羅城各族人民創造的一系列的歷史文化及其革命精神載體。首先包括與之相關的一些文學作品、當時與國民黨展開斗爭的戰爭遺址或者紀念地，其次包括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堅定理想信念、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為獨立和解放、英勇奮斗的優良革命傳統，最后包括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紅軍在革命戰爭年代中一些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形態、規章制度等等。前者是羅城紅色文化資源的具體體現，是紅色文化活動方式的現實載體；后兩者是紅色文化的精神指向，體現了深層內在的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不僅是羅城紅色文化的主體精神，還是其精髓所在。羅城紅色文化資源是羅城歷史文化的一部分，利用這一優勢，大力推廣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紅色文化，從而煥發紅色文化的生機。

羅城紅色文化從時間和地域上看，主要是從1925年10月中共廣西地方組織的建立，到解放軍解放羅城縣全境，即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羅城縣紅色文化的主體部分。包括在這期間所發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帶領羅城縣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在此留下的革命遺址和遺物。同時，當地老百姓為我黨創作的革命文章、山歌、戲劇等作品也是對當時革命人物事跡及其精神的反映。

羅城紅色文化資源在物質形態分布上，主要體現在中共與國民黨的對抗和中國紅軍“發動群眾、深入聯系群眾”的一系列活動中，這些舊址主要分布在龍岸鎮、小長安鎮、四把鎮、三防鎮以及羅城縣城中。較為著名的有四把鎮佛子坳戰役遺址。四把鎮佛子坳戰斗是紅七軍北上過程中受局勢影響轉戰羅城，在今四把鎮思平村佛子屯與覃連芳教導師展開的第一場惡戰，紅七軍浴血奮戰、英勇無懼。還有羅城仫佬族博物館、龍正博物館。羅城仫佬族博物館位于羅城縣內，館內收藏著相對比較齊全且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物、圖片、史料、陳列品等宣傳資料。龍正博物館位于羅城龍岸鎮榕山村白牛屯，是民間收藏家何述茂創辦的，主要是為紀念柳北地區人民革命武裝斗爭而建，同時館內也收集和保護著一大批散落民間的文物。以及羅城烈士陵園。羅城烈士陵園建于1957年，是羅城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墓前的烈士英名碑共刻有羅城籍、外地籍在羅城犧牲的170多名烈士名字，他們或為龍岸、羅城解放而無私奉獻英勇犧牲，或參加羅城“剿匪”斗爭英勇獻身等。

二、羅城縣紅色文化的特性

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豐富的紅色歷史。羅城紅色文化是我國民族傳統和人文精神的深厚沉淀，其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其獨到的特性，主要表現為契合了優秀壯鄉文化和以當地山歌等形式為載體的民族特性、情況急、時間短狀況下對革命堅定和不怕犧牲的斗爭性和堅定站在人民立場獲得仫佬族在內的各少數人民支持的人民性。

（一）民族性

可以從三個維度理解羅城紅色文化的民族性：首先，羅城紅色文化與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優秀傳統文化是羅城紅色文化的思想根基，羅城紅色文化從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了精神養分，并從傳播途徑、承受載體、表現形式等方面發揚光大。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各族兄弟更是親如一家，共同為各民族的解放、進步和繁榮不懈努力。龍岸鄉、天寶村定居著仫佬族、壯族、漢族、苗族、瑤族、侗族6個民族，少數民族人口占全村總人口的57%，這個大隊的各族兄弟就有30多人一同參加了黨領導的柳北游擊隊。在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爭取各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中，他們互相關心、親密合作，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團結戰斗的歷史篇章[5]。其次，羅城紅色文化的載體體現了民族特性。仫佬族、壯族等少數民族熱愛唱山歌，革命戰爭年代當地人民通過山歌等形式直接歌頌和贊揚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的堅定，同時還用山歌表達自身參與革命的熱情。用仫佬族方言演唱的《黨和仫佬親又親》，僅用短短四句歌詞，就唱出了仫佬族人民對黨的感恩之情。最后，羅城紅色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精神。具體體現為堅定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為獨立和解放英勇奮斗的優良革命傳統等等，如紅七軍在四把鎮佛子坳戰斗的英勇斗爭、不怕犧牲。

（二）斗爭性

羅城紅色文化是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帶領羅城人民創造的寶貴財富，具有顯著的斗爭性，這種斗爭性作為歷史的生成和展開，體現在精神引導和改革創新兩個維度上。第一，精神引導體現在羅城縣紅色文化中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為革命事業的犧牲奉獻精神和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紅七軍兩次經過羅城，盡管情況危急、時間較短，但是中國共產黨仍以自身行動，宣講革命思想、幫助村民打土豪、解決生活困難，促進當地群眾提高革命覺悟和反抗意識。羅城仫佬族博物館陳列的紅七軍宣傳標語中就有“人民是可以擁有美好生活的！美好生活必須靠自己創造出來！”第二，改革創新既體現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紅色文化的挖掘保護和傳承上，又從羅城紅色文化自身的性質、內容、形式等方面體現出其特有的時代價值。羅城紅色文化同樣也蘊含著重要的時代價值，在形式和內容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帶領羅城人民在反抗封建勢力壓迫過程中形成的堅韌品質，在新時代則有不同的體現，即中國共產黨人帶領羅城人民乃至中國人民通過堅韌不拔地持續奮斗，開拓創新，創造美好生活，實現民族獨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三）人民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紅色文化的重要論述中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盵6]首先，羅城人民創造了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孕育羅城紅色文化的主體是羅城人民，當地的人民在英勇斗爭無私奉獻中滋養了羅城縣紅色文化的土壤。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柳北游擊隊曾多次受到羅城吳渭濱、夏建延、韋家恩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多次處于敵眾我寡的境地。當地村民為保護共產黨人不怕流血犧牲毅然決然與共產黨人一道抗敵。當時永樂鎮古老村的村民迫切要求與敵決戰，“周崗、黃日清、周依仁等同志只好一面勸說撤退，一面作好戰斗準備?！敝泄擦莸匚h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融水、融安、羅城、柳城、三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柳北黨史資料選編：第二集》，1998年版第242頁。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柳北游擊隊是在反“圍剿”過程中發展壯大的，而究其根源正與毛澤東提出的“兵民是勝利之本”所對應。其次，羅城縣紅色文化與生活息息相關。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帶到這片土地上，給當地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以希望和曙光。在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下，當地的青年積極加入這支隊伍，并為“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進行著艱苦的革命。柳北游擊隊的第一大隊第三中隊有70%以上成員是仫佬族的子弟，仫佬族人民子弟與各族人民一起團結拼搏、浴血奮戰，一同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三、羅城紅色文化的當代價值

羅城紅色文化中蘊含的民族性、斗爭性和人民性等對廣西的當代建設有著深厚政治與社會價值，主要表現在強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想信念兩個方面。

（一）強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鮮明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論斷。此后不久，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提出：“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秉h的十九大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式寫入黨章。隨后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加強和改進黨的民族工作，全面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盵2]如何理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內涵？可以從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的“五個認同”中加以詮釋?！拔鍌€認同”主要指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本質要求在于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與認同，羅城紅色文化的當代價值主要從三個視角加以理解。

從文化認同的視角看，集中體現在當地居民對羅城紅色文化的高度認同上，這是最深層次的認識。羅城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羅城地區各族人民以謀求獨立平等、實現美好生活為目標，團結了瑤族、壯族、仫佬族、苗族等各族群眾主動作為、艱苦奮斗、勇于創新，創造性地形成了具有區域特色的集物質與精神為一體的紅色物質文化及其精神載體。這里的每一處紅色遺跡、革命故事，都是中國共產黨帶領羅城人民為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生動體現。作為多民族聚居地，羅城現今生活著12個世居民族，以“大雜居、小聚居”的生活模式相處，彼此親如一家。每逢“三月三”“走坡節”等都會相聚一堂，以羅城特色文化形式如對唱仫佬話、土拐話山歌、各色彩調等促進交往和溝通，歌頌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創造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如用仫佬話歌唱黨與仫佬族人民“魚水關系”的《黨和仫佬親又親》、彩調中反抗壓迫與強權的《劉三姐》等。

從政治化認同的視角看，集中體現在當地居民自我認知上的“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高度認同上。一方面，隨著多民族之間來往的頻繁與緊密，羅城地區原有的關于“仫佬族人”“漢族人”“苗族人”的部分歧視與偏見，逐漸被“中國人”取代。另一方面，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一直秉承初心使命，逐漸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特別是中共二大上提出的最高綱領（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逐漸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學習《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閱讀文件選編，1991年版第127－128頁。更是明確了反帝反封建的目標，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為包括羅城人民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指明了現階段革命斗爭的任務和方向，給仫佬族人民帶來了對生活的向往和曙光。

從共同體認同的視角看，集中表現為黨與當地人民親如一家。這體現在1930年冬，紅七軍到羅城時對待當地居民的態度及行為上。紅軍沒有擾民，而是在街道寬闊處休整、用獨特的說唱形式講解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村里大娘掃地等，這些都使得鄉親們逐漸親近中國共產黨。此外， 紅七軍給羅城人民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物質文化，重燃羅城地區受剝削壓迫的苦難人民對生活的希望和斗志。老一輩鄉民給兒孫輩講述這段歷史時仍熱淚盈眶：“紅軍的恩情一輩子也不敢忘咧！”當時小白馬屯的吳大娘為報答共產黨的恩情不怕國民黨的淫威，冒險救助紅七軍戰士并悉心照顧三個月之久。魚西屯、拉郎屯群眾還收留紅軍的傷員，當時紅七軍軍長張云逸的炊事員負傷后就留在了拉郎屯[4]45。更有村民吳思邦、吳思豪等人還偷偷將陣亡的紅軍戰士下葬。這些羅城紅色文化中蘊含的精神和品質，對羅城乃至整個廣西的人民而言都一直是正向引導，從文化、政治和共同體認同上引導著羅城人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堅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想信念

羅城紅色文化體現的是一種開放和發展的文化形態，反映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紅色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認識世界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有利于從大局出發，提升中國人民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底氣和實力，一定程度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動力支持和精神導向。羅城紅色文化在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過程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與價值，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羅城紅色文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一定的動力支持。一方面，羅城紅色文化主體的自主意識上。從百色起義紅七軍的創建開始，這支以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張云逸任軍長、李明瑞任總指揮的部隊就擁有較高的自主意識。當時李立三不顧實際情況，為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計劃，命令紅七軍“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但是在鄧小平、張云逸等人看來，自“南寧兵變”后，桂系軍閥已在廣西大部恢復了反動統治，局勢對共產黨極其不利。不僅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有敵人重兵把守，就是沿途也有敵軍設防堵擊，以紅七軍現有的實力，去完成這樣大的任務是比較困難的[7]。經過多方考慮和商議，紅七軍調整部署，歷經艱難北上中央蘇區，保存了實力。

另一方面，羅城紅色文化主體的創新意識上。紅七軍在駐足羅城時，結合本地習俗，通過創新思維，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曲、以派宣傳隊入村宣傳、開展文娛活動、在街道墻壁上寫標語口號等形式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等，密切了黨群、軍群關系，切實扎根到群眾中去。今天，中國共產黨對包括羅城在內的少數民族政策仍然創新性地以“尊重”為出發點“特殊”對待。這些舉措和觀念對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具有深遠意義。應深入發掘和弘揚羅城紅色文化中的創新意識，從老一輩革命家身上學習他們的創新精神，將創新意識扎根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實踐征程中。

第二，羅城紅色文化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起到一定的精神引導作用。羅城紅色文化的全局意識具體體現為革命人物的英勇事跡上。例如，革命烈士韋一平，出生于羅城四把鎮里樂村短洞屯。出身貧寒的他機緣巧合得以接觸新思想，萌生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革命思想并投身革命，他先后參加了北伐戰爭、廣州起義和百色起義等。在新四軍轉移的過程中，他顧全大局，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全力組織部隊泅渡上岸而光榮殉職。再如，紅七軍在佛子坳戰斗中被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處于極度不利局面，為防止紅七軍被殲滅于此，紅七軍部分士兵毅然決然抗爭到最后一刻，為紅七軍主力得以改道向羅城北面山區前進爭取時間。今天，羅城紅色文化在充分挖掘和傳承的基礎上，充分弘揚紅軍戰士為革命犧牲一切的全局意識，將這種意識轉化為羅城人民的精神導向、培養自覺意識，從而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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