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合治理視域下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路徑研究

史亞博　李曉媛

［摘 要］ 復合治理是一種權責體系與運行機制系統化的新模式，在理念、形態、責任和空間上的特性價值，與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邏輯相耦合，既促進了基層黨委、政府、市場、社會、村莊的多維轉換，也有效回應并契合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實踐要求，以多元主體推動鄉村“共建”，以多維結構促進村務“共治”，以復合目標實現成果“共享”?，F階段的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應遵循“理念—場域—主體—規則”的行動邏輯，加強理念重塑、制度共建、主體復合、機制協同，整體性再造鄉村治理的價值共同體、地域共同體、組織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全面開啟鄉村治理現代化新局面。

［關鍵詞］ 鄉村治理共同體；復合治理；組織化；多元協同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黨領導基層治理的政治整合機制研究”（21CZZ015）；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城鄉融合視野下廣西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研究”（21FSH012）

［作者簡介］ 史亞博（1988— ），河南舞陽人，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廣西社會科學院黨群處副處長，副研究員，研究方向：城鄉基層治理；李曉媛（1986— ），廣西賀州人，廣西社會科學院人事處副處長，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鄉村旅游。

DOI：10.16743/j.cnki.cn45－1357/d.2023.04.014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健全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為新時代社會治理現代化擘畫了宏偉藍圖。作為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具體實踐形式，鄉村聯結著共同的價值、責任、利益和目標，隨著鄉土社會變遷而演繹成不同傳承關系與制度形式的組織化利益聯合體。學術界以復合治理模式闡釋鄉村治理共同體的建構機理和運行機制，重塑一個相互交疊的網絡化結構形態[2]，在基層黨委、政府、市場、社會與鄉村間形成穩固、互信的關聯結構網絡，從而實現村莊的再組織化，為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提供一種理論借鑒和路徑參考。

一、出場與定義：復合治理的內在特性

復合治理的興起，源于治理對象即公共管理事務集技術、形式和價值的復合性，要依靠治理手段的多元協同。所謂復合性，指現代社會轉型中思維意識、制度規范和行為活動同時受到多因素的影響，表現為異質性、重疊性和形式主義，破壞著社會治理的權威性和法治根基。在風險社會中，楊雪冬提出了復合治理，以應對國家中心治理的失效[3]、多主體間的責任模糊。后來，復合治理被部分學者應用到鄉村治理視域，并逐漸演變為一種鄉村治理理論模型，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維度：在價值上，多元復合主體以合作、協商的方式參與共同治理[4]，以鄉村現代化為目標，形成“強政府、強社會、強村莊、強個人”的現代化模式；在路徑上，聯結村莊集體利益，吸納村民共建[5]，完善動力機制[6]，促進公共權力、社會組織與村民之間的關系調適。

面對日益多元化、異質化的鄉村治理需求，復合治理突破了治理理論的一般特征，在理念、形態、責任和空間上展現自身特性，并通過協調治理規則，拓展治理時空，不斷增強治理模式的協同性、靈活性和開放性。

（一）復合理性的治理理念

復合治理追求多主體復合治理思維或復合理性，凝聚理性共識以提升身份歸屬感，使復合理性具備一定的集體約束力?；鶎狱h委、政府作為主導者，引導行政部門、群團組織、社會市場組織遵循現代性治理規則，發揮村民代表、新鄉賢、鄉村自治組織、社會民間組織等主體的能動性，并借助組織調整、技術創新和資源整合而共同行動，達成一致的需求鏈接和力量支撐，從而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吸納力和組織力，不斷提升村民的政治素養和公共精神。

（二）立體聯動的治理形態

復合治理嘗試建構政府、市場、社會等多維結構，由不同治理主體復合成一種新的多元化利益聯合體?；谔囟ǖ募w行為規則，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在統一體系中調適互動，形成網狀的關聯模式和組織形態，每個主體都是一個網格點，通過適應、調控與反饋機制，能夠快速回應多維的需求，便于整合分散的資源，避免了大量信息的多層級傳遞。于是，復合治理重塑了治理結構和手段，系統性構建了權責體系與運行機制相統一的新型網絡化治理形態，成為一種與新時代鄉村場景相適應“中國化”產物。通過基層政府主動作為，引導并吸納多元主體增進合作、共享資源，以對話、協商和互動的方式實現政府與市場、社會的多贏局面。

（三）多元協同的治理責任

隨著社會力量的增強，鄉村治理正轉向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在民主、制度與技術相結合的鄉村治理實踐中，復合治理主張橫向整合與縱向精簡并進的整體性行動，構建一體化的結構體系，以打破組織間的權利邊界和行政壁壘。于是，基層黨委、政府向社會、市場放寬了更多的治理權，以自上而下的“主導—協同”機制推動社會協同與技術創新，設立多元化的協商載體、治理流程和責任體系?；诤暧^性制度框架和行動規則，基層黨委、政府提供經濟、管理、法律等多種政策手段，規范多元主體的合作互動關系，并與市場主體形成委托代理的關系，與社會民間組織打造能動性合作的關系，與個體形成服務購買及監督的關系。所有參與者在各自領域搭建協商平臺，擴展信息來源，承擔公共責任，相互引導監督，共同推進鄉村社會的多元協同治理。

（四）開放靈活的治理空間

多主體的利益多元化會產生新的公共關系和治理空間。依據目標、任務、類型的不同，復合治理的組織形式靈活、功能作用各異，彰顯鄉村治理的開放性。在地理意義上，開放的治理空間表現為從村莊、社區到地方、國家、區域及全球范圍的縱向多層次；在時空領域，表現為由現實鄉村空間進入網絡虛擬空間的橫向多樣性。多元主體關聯密切，參與搭建以鄉村自治組織為主體、以基層行政力量為支撐、以市場社會組織為補充的治理架構，打消了農村與鄉鎮政府、社會群團組織、市場組織之間的壁壘，實現了鄉村的治理空間重組和組織關聯再造。

二、恰適性關照：復合治理對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時代價值

從歷史演進上，鄉村治理蘊含了從自主自治到國家單一治理、由社會協同向復合共治的轉型過程，逐漸形成了關聯依存、關系穩定的聯合體，即鄉村治理共同體?；诨訁f商、權責對等的原則，以解決鄉村問題、回應治理需求為共同目標，基層政府、農村組織、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民眾等主體達成了協同共治的復合治理模式?？v觀中國共產黨的鄉村治理歷史，復合治理一直合理“在場”，并與鄉村治理共同體互動演進，歷經了家族治理共同體、單位治理共同體、自治性行政共同體和包容性治理共同體等多種形態[7]。

復合治理主張構建一種打破組織邊界的權威性結構體系，促進基層黨委與政府、市場、社會、村莊、村民的多維轉換，有效回應并契合鄉村治理共同體“共建共治共享”的實踐要求。伴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大量生產要素和社會力量將流向農村，促使鄉村社會結構更加復雜、利益主體更加多元，進而要求村莊治理方式的適應性調整，形成以基層黨委與政府主導的多元復合主體協同模式。其中，基層黨委與政府具備獨特的優勢、強大的動員力，擁有豐富的資源，能夠動員農村組織、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等多主體廣泛參與、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一）以多元主體推動鄉村“共建”

在復合治理中，由黨政主導的多元復合主體，包括黨政組織、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村民、市場組織、社會群團組織等集體行為者。其中，基層黨政組織作為核心力量，具有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直接或間接介入鄉村公共事務，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建立專門機構、派駐干部，全程參與項目的規劃運行。農村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各類市場組織、村內民間組織以及外來的社會群團組織，以不同方式參與鄉村治理，成為鄉村利益的關聯者。這種“共建”形式吸納了多樣化的市場和社會力量組成多元治理復合主體，以明晰的角色定位和職責分工，實現政府、市場、社會與村莊的良性互動。

（二）以多維結構促進村務“共治”

鄉村治理追求“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共治體系，架起政府、市場、社會、村莊的立體化結構網，明確主體間的職責分工標準，建立內部運行和外部監督的復合機制，既有橫向的主體聯動，又有縱向的層級整合，有效激發多元主體活力。在基層黨委和政府的主導下，鄉村以村級社會組織和村民為基礎，積極吸納各類市場主體、群團組織等，打造成內外聯結的多元復合型治理共同體。

（三）以復合目標實現成果“共享”

一方面，復合治理以穩定有序、充滿活力的有效治理為首要目標，通過整合鄉村資源、協調主體關系，不斷滿足多元化治理需求、拓展村民參政渠道、回應鄉村利益訴求，從而激發鄉村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另一方面，復合治理以善治為價值導向，構建一種協同性框架結構和運行機制，并借助國家強有力的組織協調和資源整合能力，鞏固多元主體間的協商合作關系，達成穩定和諧的鄉村秩序。

三、組織化再造：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的行動策略

在現代社會的不同時空中，國家、市場與社會三種基本治理機制有著各自的治理主體、資源配置方式和行動價值目標。復合治理能夠及時回應民眾訴求且兼顧政府、村莊與社群的價值目標，將責任與效率、合作與競爭、封閉與開放有機統合。針對現階段鄉村治理的一些不足，遵循“理念—場域—主體—規則”的行動邏輯，將鄉村治理共同體與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等相結合，立足于公共性理念重塑、開放性制度空間、多元化主體復合、協同性機制聯結四個維度，復合再造鄉村治理的價值共同體、地域共同體、組織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全面開啟鄉村治理現代化新局面。

（一）理念重塑：構建鄉村治理的價值共同體

理論來自實踐并服務于實踐，充分證明了理論與實踐的一體性。復合治理理論也不例外，致力于回應和解決鄉村現實問題。立足于中國鄉村轉型的復合性，以政府主動治理為理念重塑，突出治理“公共性”，以復合治理思維回應村民多元化需求，擴大社會參與的領域和信息公開的范圍，推動鄉村治理的決策科學化、方式精細化、效果人性化，合力共建開放包容的復合型價值共同體。

一是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導向。按照“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共同體建設目標，以村民需求為導向設計復合治理模式，加強整體規劃布局，堅持“三治”融合的實踐創新，調和多元復合主體關系，激活農村內生動力，并積極引導多主體協同參與，讓廣大村民真正成為鄉村治理效能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終評判者，逐步形成更具科學性、民主性和凝聚力的鄉村治理綜合體系。

二是增強多元主體的復合理性。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對鄉村復合治理的引領作用，將黨組織嵌入各種鄉村社會群團組織，明確職責并納入目標責任制的考核。要培育工具主義與現代價值相結合的復合理性，在競爭性壓力下履行民主法治責任，推動多元主體的目標整合。比如，鄉鎮政府、村“兩委”、村民自治組織、企業或社群精英等主體，通過信息交流、平等協商，達成鄉村正向需求和公共利益相耦合的集體化行動共識。

三是形成開放包容的理念意識。以多維視角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治理理念，主動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面凸顯共同富裕的核心價值。其一，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鄉村治理共同體建設，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打造新時代民族地區治理共同體，構建民族利益共同體、多民族文化治理共同體。其二，以實現共同富裕為價值導向建設鄉村治理共同體，有效鏈接各方社會力量，解決和分配好廣大村民的現實難題和切身權益，以看得見的民生實惠來激勵和凝聚人心。

（二）制度共建：打造鄉村治理的地域共同體

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生命力源自完備且有效的制度，包括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矛盾調處等內容。針對各地區農村資源稟賦的異質性，以打造鄉村地域共同體為目標，推進鄉村治理整體性立法，創建村民集體與個體相兼容的激勵型制度規則，增強成員間的制度認同，完善鄉村自治組織培育及扶持政策，形成村莊“共同情感聯結”的地域共同體。

一是完善制度化的參與渠道。復合治理強調吸納不同基層組織參與鄉村事務，擴大鄉村公共責任的覆蓋面，有效推動農村的資源利用和服務供給，以制度化的實現機制推動多元主體聯動。一方面，明確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厘清權責關系、權利邊界，完善主體間的協商、合作和監督機制，重點關注多主體參與治理的權責利益分配狀況。另一方面，規范復合治理的平臺屬性，建立各主體競選參與、利益表達等協商制度，明晰多元主體復合的準入規制、分類標準和重點領域，做好跨部門的協同聯動。

二是推行規范化的運作程序。打造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項目化運行方式，劃分為專項和常規兩類項目，健全民生項目的協商決策制度，明確每類項目的參與對象、程序規則，規范不同主體參與的行為評價機制，加強項目實施過程的管理、評估、反饋與獎罰等。同時，規范組織形態內部運行機制，重組黨政部門的內設機構，優化多元復合主體的人員結構，有效整合不同層級的功能，調和主體間的關系，形成統分結合、優勢互補的運行鏈，支撐多層級、專業化的組織運作架構。

三是健全法治化的扶持政策。加大地方財政支持和制度扶持，形成多元化的資金投入和培育機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鄉村復合治理，提供必要的人、財、物等保障，推動鄉村治理資源向偏遠村莊傾斜，不搞“一刀切”。完善鄉村民間組織管理的相關法規和政策，降低注冊門檻，加大財政支持，擴大民間組織的籌資渠道，引導其積極參與鄉村治理。創新委托購買、公益創投、分類分級等鄉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形成高效合理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與供給體系，全面營造多元主體平等互動、民主協商、理性包容的良好氛圍。

（三）主體復合：優化鄉村治理的組織共同體

突出政治引領、系統整合作用，協調多元化的政社關系，有機匹配鄉村事務治理與復合聯動機制。賦予農村自治組織主體性地位，培育龍頭示范型自治組織，以點帶面形成鄉村網絡化治理體系，構建村莊復合組織體系，設立日常治理平臺和項目治理委員會，促進村莊的再組織化，提升自我規范能力。

一是賦能增權實現再組織化。在復合治理中，基層黨委與政府具有強大的引導力、協調力和執行力，組建平等合作的協同網絡，提升鄉村的自發秩序生產能力。因此，在鄉村治理實踐中，要真正推動鄉村社會各主體全面參與鄉村管理、共同履行治理責任，有效激活鄉村多元主體活力?；鶎狱h政部門要善于借助合同外包、服務購買、專業社工等政策向社會市場組織讓渡一些公共職能，加大鄉村公共服務供給[8]，增強鄉村自治自主運行的多元動力。

二是完善村莊復合組織體系。根據各主體履行職責的邊界，做好主體間的分類復合，協調多元政社關系，使鄉村事務治理與復合聯動機制相匹配。比如，由基層黨組織、鄉鎮政府、新型經營主體、技術與金融服務主體、群團組織和村民代表，組成村莊復合治理委員會，設立日常治理平臺、項目治理委員會?；鶎狱h政引領農村自治組織、村民、群團組織、社會市場組織等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注重發揮財政、治安、司法等服務職能，整合鄉村社會資源，構建鄉村復合型組織形態。

三是發展壯大農村自治組織。復合治理模式的核心是自治，歸根到底靠廣大村民的自覺參與，充分激發“內源性動力”。首先，大力培育農村自治組織。黨建引領農村自治組織發展成為獨立的治理主體，壓實鄉鎮、農村的治理責任，注重挖掘和培養復合型人才，引進專業組織協助村莊成立留守農民協會、進城定居農民協會、外出務工農民協會、農業規模經營者協會、農村婦女協會、農村老人協會、村民法律政策學習組等社群組織，發揮好公益服務屬性。其次，有效整合鄉村自治力量。積極將各類自治組織納入復合治理架構，以問題、需求為導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賦予農村自治組織主體性地位，培育鄉村自治共同體。

（四）機制協同：聯結鄉村治理的利益共同體

構建多層次、多領域的復合治理機制，以復合公共責任回應鄉村治理多元化、異質性的需求。通過合理配置一系列組織整合、制度協調、權責平衡、項目治理、評估獎懲等運行體系，建立精準化的組織整合機制，完善民主化的利益協調機制，優化權威性的信任評價機制，通過限度競爭與整體合作，開展民生調查和績效評估，增進多元主體共同利益。

一是建立精準化的組織整合機制。以整合目標體系為基礎，合理配置一系列組織整合機制，推動組織整合過程精細化。注重政策的全局統籌和連續推進，構建理性的整體性運作系統，細化系列目標流程，追求整體公平和精準效率。重塑綜合化的組織結構形態，建立多元主體復合聯動機制，謀求各主體間的合作互信關系，實現風險共擔的鄉村治理秩序。

二是完善民主化的利益協調機制。借助基層黨委、政府的組織資源優勢，有效開展社會動員和經濟激勵，建立良性互動的利益表達與公共需求回應機制。通過限度競爭與整體合作，以逆碎片化的治理結構、快速反饋的制度形態和高精準的需求靶向為核心，協調各方利益，促進鄉村整體利益最大化。通過注入資金、資助扶持或購買服務等方式，依托“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在機構設置、財稅信息等方面形成自我強化的技術機制，開設鄉村治理平臺賬號，及時接收并報送村民公共事務，以信息技術化手段精準識別問題、對接需求和施策運作，使多元主體投入鄉村利益共同體的“整體性”建設。

三是優化權威性的信任評價機制。在基層黨委和政府主導下，區域行政力量、社會民間組織為村民自治提供規范化、專業化的技術支撐，使多元主體凝聚成具備集體約束力的“重疊共識”，打造以村民自治為核心的“信任—權威”共建機制[9]，強化鄉村治理共同體的權威性。通過座談會、聽證會、開放式決策會等方式廣泛征求民意，在考核評比指標中增加民意權重，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完善民意決定機制。強化村民、村“兩委”、社會群團組織等主體的監督作用，引入“第三方”組織對公共服務、民生項目、黨群關系等進行滿意度綜合測評，完善村莊項目的民生調查機制、績效評估標準和信息反饋體系，主動贏得治理信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1）.

[2]楊濤.從自主自治到復合共治的邏輯演變[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4（2）：92－96.

[3]楊雪冬.全球化、風險社會與復合治理[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4）：61－77.

[4]顧金喜.城市社會復合治理體系建設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區為例[J].浙江社會科學，2015（3）：70－76.

[5]毛一敬.構建鄉村治理共同體：村級治理的優化路徑[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56－63.

[6]陳榮卓，車一頔.利益聚合與行動協同：新時代鄉村治理共同體何以建構？：來自武漢市星光村的經驗觀察[J].中國行政管理，2022（10）：65－73.

[7]盧福營.鄉村振興背景下的村莊治理共同體重構[J].社會科學，2022（6）：146－153.

[8]王卓.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實踐路徑研究：以廣西蒙山縣農村綜合性改革為例[J].傳承，2023（1）：111－118.

[9]李傳喜，葉華剛.復合型共治：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基層實踐探析：以浙江臺州J區探索打造“義家+義圈”治理模式為例[J].治理現代化研究，2022（4）：70－78.

[責任編輯：楊 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