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縫群體異地城鎮化的社會融入研究
——以河北省辛集市為例

李鋆

（青海民族大學，青海 西寧 810000）

1 問題提出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不斷擴大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大規模的外商投資，大批外來務工人員涌入城鎮就業，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外來務工群體——“農民工”。顧名思義，該群體兼具農民與工人兩重屬性。這并不是一個新近的概念，中國歷史上農民一直都是兼業的，農閑時去做工一直都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1]。而如今的農民工則更多突出的是其工人的身份，通常以做工為主，無工可做時才選擇回鄉。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擴張導致大量可耕農田減少，更加重要的是外出務工能夠創造更多的收益。國家統計局“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 251萬人，比上年增加691萬人，增長2.4%。其中，外出農民工17 172萬人，比上年增加213萬人，增長1.3%[2]。如此龐大的社會群體，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

辛集市的大量外來裁縫工人正是這龐大農民工群體中的一部分。皮革制衣產業一直是辛集市的主要產業之一，素有“中國皮革皮衣之都”的美稱。因其較低的生活成本和較高的制衣價格，辛集吸引了不少來自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制衣工人。他們大都有一定的技術基礎，以夫妻或家族為單位前往當地尋求生存機會。那么這樣一個群體在流入地會經歷怎樣的適應與融入過程？還有一些工人經過積累和個人職業的發展規劃，也效仿起當地的工廠模式，紛紛組建起棲身于村落之中的小作坊，進而逐漸擴大規模。而這些工人到老板的身份轉換何以可能，身份轉換之后對自身，原有群體和當地市場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基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筆者產生了以下理論思考：裁縫群體遵循著怎樣的社會融入路徑？身份轉換之后是否會帶來融入路徑的變化？文章將運用“半城市化”概念，結合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理論，探討流動裁縫群體的融入與分化。

2 流動裁縫群體社會融入與分化的表現與特點

2.1 從單人進城到全家人進城

2.1.1 手藝傳遞

20世紀90年代開始，裁縫手藝成為初入社會的農村青年競相學習的香餑餑。相較于其他手藝，裁縫在那個年代屬于簡單易學，不辛苦還很掙錢的行當。一般上了幾年學之后父母也會鼓勵孩子去學，要么跟在熟人介紹的師傅后面學，要么進入當地的服裝培訓班，待學成之后便一個人或結伴前往目的城市。這些剛學成外出的通常都是還未成家的小伙子，一般在流入地的交際和資本也很有限，到了該成家的年紀還是會選擇老家的姑娘，這個時候便出現了手藝傳遞。也就是說成家之后女方會跟著男方外出做裁縫，無論其原先是做農活兒還是手工活兒，到流入地跟著丈夫現學現賣。

此外，這種傳遞不光發生在夫妻之間，在兄弟姐妹之間也同樣適用。往往在流入地的小工廠里，會有多個親戚團體的存在，在居住方面也都是集中在一起。其實這種在當地以親戚圈為主的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外來人口社會交往的閉合性，對他們的社會融入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筆者發現，辛集市相當一部分的外來工人，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通常是以家庭或家族為單位，進入工廠便自動成為一個工作小組，來負責一件衣服的整個工作流程。并且在有些工廠內存在著多個家庭工作小組。而在居住形式方面，也是一家人或者關系親近的人共同租住在一個院子里。這種集體形式的在當地工作和生活，減輕了以個人為單位生存的不安與陌生感，更能促進外來人口在當地的融入。

2.1.2 社會政策的放寬

外來人口的增加不光是依靠同鄉之間的信息傳遞就能實現的，更重要的是社會政策的放寬給務工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本世紀初期，外來人口需憑暫住證才能留在當地，并且不定時的還會面臨著盤查，非常不利于務工者的向外流動。河北省為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規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了《河北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規定》。另外子女教育方面，石家莊市也聯同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六部門出臺規定，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我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報名入學時，必須持有監護人雙方及隨遷子女本人于入學當年5月31日前在公安部門辦理的居住證[3]。

教育政策的放寬讓更多的外來人口可以將子女帶在身邊，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父母也通過學校的媒介有了更多的社區參與。而這種從單人進城帶動全家人進城的例子在當地屢見不鮮。

2.2 工人變老板的階層流動

市場是動態的，裁縫群體也并非一成不變。最初到當地都是從工人做起，經過一段時間有些人可能成為了車間管理，更加不滿足于現狀的人有自己當老板的“野心”。而這光有“野心”是不夠的，還需要積累相當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他們是敢于跳脫出同鄉圈，主動融入當地社會的先行者，對于他們來說更多的是一種“混得開”式的融入。

2.2.1 對原有群體的影響

成為小老板是需要相當的機遇和魄力的，這群人從原有的工人群體分化出去，很難不對停在原地的人產生影響。在一次與張老板同鄉的工人閑聊時談到對其的看法：“這個人鬼點子多，剛來的時候還是個娃娃，也不好好學手藝到處混，那時候好多做不來的事還找我們嘞，東竄西竄的在這里找了個老家的媳婦兒，沒做幾年手藝就開始搞廠……”當被問及是否會去他廠上做事時則持否定態度?？梢钥闯?，對原有群體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一種心理落差，對于比自己晚到當地的后生做出了更大的成就，會有一種心理不平衡的感覺。小老板們實現了社會地位的爬升，而工人群體依舊停在原地，這種不對等的關系使原有群體漸行漸遠。場域理論認為場域是充滿力量的，個體在場域中展開競爭，每一個場域中都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任何統治都隱含著對抗[4]。如若工人進入老鄉或者熟人工廠，二者便形成了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從原先同級的工友關系轉化成不平等的勞資關系，這其中的力量表現為一種“誰都不服誰”的暗自較勁。所以工人則更不愿與同鄉熟人小老板處在同一場域將這種不對等暴露并放大。

2.2.2 對當地行業市場的沖擊

“安徽的老板是最壞的，把工價壓低，壓榨工人……”這是在與一位安徽籍工人的閑聊時聽到的?？梢钥闯?，在工人看來外地人工廠形成了一定規模，對當地的影響是很大的。其實造成這種影響的當然不止安徽籍老板，來自其他地區的老板也發揮著作用。有一種說法是南方人精明，北方人率直，不同地區的人心性也不一樣。像來自于安徽、江西、浙江這些南方地區的人在北方地界做生意，不同的脾氣稟性展現在經營理念上。正如上面那位工人所說，存在相當一部分老板惡意壓低工價，市場上的其他工廠也紛紛效仿，這也讓工人們感嘆手藝不好做，一年不如一年。此外打破市場平衡的還有類似于去其他工廠“偷樣子”的惡性競爭行為，這樣的案例多發生于同鄉工廠之間，一是這樣的工廠好進入，二是同鄉之間的競爭意圖更迫切。

3 流動裁縫群體階層流動分化與社會融入差異的歸因分析

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這一概念確切地表達出流動人口游離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邊緣化現象。呈現出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不完全性，其特征是：農民雖然已從農村遷往城鎮，但其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仍處于不完全的階段，以及在住房等其他領域都無法享受到與城鎮公民一樣的待遇，更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無法真正地與都市生活融合。這里的半城市化更多的指向為學者定義的社會融入諸方面的個別層面融入，如依照經濟—社會—心理—身份四個層次的遞進關系融入?？梢哉f大多都停留在經濟融入層面，因為辛集市作為一個縣級市，以皮革生產作為支柱型產業，其城市規模遠不如北京、上海的那種大都市，消費水準等方面也基本與流動人口的流出地基本持平，所以不存在有經濟方面的差異帶來的融入困難問題。而且在經濟收入方面遠比老家高出好幾個層級，富足的收入能夠帶給流動人口更多的幸福感和融入感。對于外地的小老板而言，他們的融入層級可能會達到社會層面，畢竟他們是一種“混得開”式的融入，這種“混得開”是需要一定的社會資本作支撐的。

而在這里對裁縫群體而言，他們的半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種行業內的融入。裁縫手藝是當地市場需要的，工人穿梭于各個工廠之間，可以很自然的詢問到自己想要了解的情況。各廠服裝的做法技藝也都大同小異，進入一個工廠無需再面臨著適應的問題，很迅速地就能融入進車間這個場域。手藝是通用的，以手藝作為融入媒介無疑能更多地減少疏離感。其實探討融入問題，不光要考慮客觀因素，也要結合他們的主觀意愿。流動人口是否愿意融入當地社會是值得考慮的。大多數流動人口都呈現出一個季節式流動的趨勢，每年只在旺季來此工作，租有固定的住房，有固定的工廠或聯絡人。這樣的要么是單人要么是夫妻群體，對他們而言，是否能融入當地社會顯得不甚重要，只要能在當地有一個迅速投入工作的條件就已知足。而對于那些拖家帶口的，子女在當地接受教育的，他們對于融入的主觀意愿更強烈且有必要。

流動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重構他們社會網絡的過程。社會網絡指的是社會成員之間由于互動而產生的較為穩定的關系體系，所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和聯系，社會互動會影響人們的社會行為。關系可分為強、弱兩種類型，強關系維系著群體、組織內部的關系，弱關系在群體、組織之間建立了紐帶聯系[5]。對于辛集市的裁縫群體而言，同鄉之間是一種強關系，通過同鄉的介紹來到此地結識當地的工人或老板靠的是一種弱關系維持。流動人口在城市中二次建構社會網絡的基礎是鄉土社會中的初級社會網絡，進而不斷建構次級社會網絡。通常認為初級社會網絡的構建是出于“情感性動機”，次級社會網絡的于“工具性動機”，但這樣一個流動群體，他們與同鄉的初級社會網絡建立聯系主要是想利用他們在當地的社會關系，是一種“工具性動機”。他們的次級社會網絡構建也是有選擇性的，通常要看是否可以達到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城市居民或者流動人口之間形成了互動關系，引起兩者之間資源的流動，會造成雙方的收益不平衡，這時收益少的一方就對收益大的一方產生了期望，而收益大的則對收益小的有一種義務[6]。

社會網絡的成功建構能夠帶來一定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這里借用林南的觀點：社會資本是期望在市場中獲得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或者說是在目的性行動中被獲取的和/或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7]。相較于裁縫工人，裁縫老板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本，他們社會資本的獲取也多是帶有目的性的。凡是對他們經商有益處的，這樣的關系都會去拓展。類似于皮革展會、服裝博覽會等對他們來說是最好的擴大社會資本的時機。交往范圍也是一種資本，如果過于狹窄則意味著資本缺失[8]?；诖瞬每p老板會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交往范圍，經商本就是個不進則退的過程。當然交往范圍的逐漸擴大也帶來程度更高的社會融入。

4 結論

結合以上研究發現，辛集市的外來裁縫在自身的職業發展過程中分化為工人和老板兩個群體。兩個不同群體不止表現在經濟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社會融入程度不同。裁縫工人小富即安的生活態度讓他們保持在經濟融入的層面，裁縫老板渴望獲得更多的財富，也促使他們主動去拓展社會網絡并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其融入也包括了經濟和社會兩個層面。而不論是裁縫工人還是老板，他們的生活和生產都是圍繞著制衣展開的，其融入也是一種基于行業內的半融入。而探討這一群體的社會融入，不光要考慮客觀因素，還要結合他們的主觀意愿，因此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入主要從勞動保障的視角切入。流動人口的權益得到保障了，幸福感提高了，他們對于當地社會的融入也更主動和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