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和合”優秀傳統文化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思考

周 鵬 楊建平

(1.山東警察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2.貴州社會主義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5)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埋頭苦干、同心同德,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趨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結晶。和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與內核,也是中華民族的致思趨向。以和合理念開展民族工作,將助益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做深做細做扎實,讓中華民族共同體牢不可破。

一、和合文化的本質特征

梳理中國古典文獻中關于和合的大量論述,可以看到,和合的本質是包容開放,要義在于辯證地處理了“異”與“同”、“分”與“統”這兩個普遍存在的關系,實踐原則是“和而不同”,其邏輯進路包含如下三個層次。

首先,承認差異性,更強調共同性。既然是世界萬物,那么,差異性的存在是絕對的,否則就不能稱為“萬物”,世界也失去了多姿多彩。因此,和合理念首先承認了萬物間存在差異這一客觀事實。就物體存在而言,“陰陽變化,一上一下”[1]。物體在不同的時間段、不同的地點都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就人的存在而言,人在不同的時間段,也會因環境的變化產生自身的差異性;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2]。即使是最親近的人之間,都有可能因為利益的糾紛而產生離散之心;就政道而言,“秦國失理,天下大敗”[3]。統治者關注的是盡可能攫取財富以養尊處優,而百姓關心的是如何過好日子,統治者和百姓關注的焦點往往不一樣;就“天地”之分而言,“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4]。生成萬物之氣因形態相異而分為天、地,人處在天地之間。和合理念首先看到了世界萬物的多變性、萬物變化的多元性、社會關系的多樣性,承認了差異性這一客觀事實。

但是,存異只是一方面,世界多元性也必然決定了各元素之間存在著共通的地方,和合理念更為強調共同性這一萬物之間的聯系。就物體的存在而言,物體自身的共同性使本體得以繼續存在,保持常態;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社會關系的多樣性,必然導致人類的喜好、利益等有共同處,從而為人類合作共事提供可能;就政道而言,“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5]。政治穩定和國家發展是統治者和百姓的共同需要;就“天人”關系而言,“夫明白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6]天人之間有共同的德性,人要遵守共同的德性,才能立足于天地之間。在和合視域下,盡管世界萬物復雜多變,但萬物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和普遍聯系性,這種共同性和普遍聯系性也為和合的深入發展打下了基礎。

其次,互補互濟、生生不息。既然萬物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和普遍聯系性,那么在共通的地方實現互動合作就是萬物自然的需要。在自然界中,這種互動合作表現在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完美閉合的食物鏈循環,一生命體需要另一生命體供給才能生存下去,同時,此生命體又是其他生命體的供給方,各生命體間存在著自發的、無意識的互動合作。在人類社會中,面對自然界的復雜多變,人類整體上就需要互動合作來抵御自然風險,同時,在人類社會內部,單個人、群體獨占全部自然和社會資源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發展需要,人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7]。正是這種必需的互動合作從而使得人類獲得了抵御自然風險并壯大自身的能力。

這種互補互濟也成為世界萬物生生不息的不竭動力。自然界各元素的互動合作使得各生命體成為整體食物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使得自然界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在人類社會中,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通力合作使得彼此間能感受對方的倫理觀念、情感態度、審美情趣、利益需求等,共同營造一種適合彼此生存并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氛圍,進而被整合進一種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共情”能力不斷增長,為成為共同的“我們”打下堅實的基礎。

最后,實現和合狀態,形成更高層面的共同體。在和合語境下,共同性基礎上的不斷互動合作最終產生共生的效果。和合雙方經過不斷地調和、互動和適應,最終成為更高層面的共同體。這表現在,對于人自身而言,“知”與“行”合一,內心與外在經過不斷地調適,最終達到孔子形容的“從心所欲,不逾矩”[8]的境界,并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實現“君子和而不同”[8]的和美之境。對于客觀世界而言,客體經過組合整合,形成更高層面的有機整體。比如說,宮、商、角、徵、羽不同的音調組成一部優美的完整的音律。對于“天-人”關系而言,天人的共生造就了一個天、德、禮相結合的思想體系。

從本質上看,這一和合狀態,并不是對各元素簡單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各元素之間的機械同化,而是在保留各元素個性的同時,促使各元素成為更高層面的一體。這一過程同樣也不是元素間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元素間的有機整合,是一種存有互動合作的雙方經調試產生新的共同體的過程。這個共同體超越了原有的個體的存在范疇,是一種本質屬性的變化。

總之,和合的本質是包容開放,要義在于存異求同,存分求統。作為行動指南,指向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作為狀態,本質表現是更高層面的共同體的形成。作為中國文化的元認知理論,這一理念同樣適用于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關系的處理上,從而有力支撐了中華大地上各民族在相互合作交流中日益深化為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蘊含內部多民族和合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體包含多元,多元組成一體,一體離不開多元,多元也離不開一體,兩者辯證統一”[9],“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盵10]這就指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和合形成過程——中原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在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一)政治大一統格局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和合形成

大一統是中國歷史的主線,這在民族關系上的鮮明體現是“華夷共源”和“華夷一體”。漢族(先民)和諸多少數民族(先民)共同把黃帝、炎帝等認為是自己的祖先,這就是華夷共源思想。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毙倥藢⒆约阂暈橄暮笫弦簿褪谴笥淼暮蟠?。同理,在如今山東省一帶建立南燕政權(公元398年-410年)的鮮卑人慕容德,認為自己是軒轅之苗裔。這樣,各民族經選擇、修改、妥協而形成共同的族源歷史記憶,以凝聚彼此。在這種歷史書寫中,華夷都是中華先祖的后人,華夷都被串聯到以炎黃、盤古、女媧等為先祖的“年表”里,成為中華先祖“族譜”中的一員。王朝統治者對中原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一視同仁,這就是“華夷一體”思想。在天下之主看來,要不斷推行斷王者之政、禮儀之化完成“華夷一體、禮教四方”的大一統格局。如,滿族政權就秉持“華夷一體”的觀念,通過大力宣揚儒家文化、設立理藩院、聯姻蒙古族、尊崇藏傳佛教等一系列手段,完成了“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盵11]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盵10]中原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共同追求疆域領土統一、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助推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二)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和合形成

中華民族半封閉型的生存空間預設了中國古代民族間的聯系,并隨著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這種聯系愈發頻繁和密切,使得中原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共同性不斷增長。中華民族的生存區域,是一個四周為自然屏障、內部卻地域相連的地理空間,形成一個自成結構體系的地理單元。在這樣的地理單元下,漢族要先開發適宜農業種植的黃河流域,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生產工具的革新,逐步開發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對于生活在四周的少數民族而言,周邊自然屏障的存在決定了少數民族進一步向外發展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所以,他們需要通過互市貿易、朝貢賞賜、戰爭掠奪等多種途徑從中原地區獲取農業和手工業產品以彌補自身經濟的不足。這樣,在半封閉型生存空間的地理單元中,因中原漢族和邊疆少數民族間的生產生活方式的互補性,雙方存在著持續不斷的貿易往來,助推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三)社會層面的遷徙流動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和合形成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統一或分裂,各民族存在著持續不斷的遷徙流動,共同書寫悠久的祖國歷史。以匈奴為例說明這一點。公元前三世紀,匈奴崛起于我國的北方。秦朝時,派蒙恬“北擊胡”,收復河套地區。此后匈奴屢次侵擾漢族居民,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反擊匈奴,使匈奴遠遁。東漢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奉行與漢朝和好政策,北匈奴繼續反抗漢朝廷。南北匈奴分裂,各為擴大勢力、爭奪地盤,加速了匈奴族的衰落和解體。三國以后的南匈奴,主要居住在今山西省境內,由于曹魏的控制,其部族組織還存在,但事實上南匈奴已亡。然而,匈奴人作為一種社會力量或社會實體,仍延續很長時間,他們在與各族統治階級的角逐中,除南匈奴外,又形成了西北沿邊地區的屠各胡、張掖一帶的盧水胡和鐵弗匈奴。在兩晉時期,屠各胡與南匈奴以今山西省為中心建立了漢和前趙政權(304年-329年),盧水胡以河西走廊為中心建立了北涼政權(401年-439年),鐵弗匈奴在河套地區建立了胡夏(407年-431年)。南北朝以后,匈奴作為一個社會實體,遂不見于史。驍勇善戰的匈奴從歷史上消失,是由于其不斷遷徙,與各族雜居,融合到其他民族。其主要去向為:首先,入局“塞內”的匈奴,在漢文化的影響下,成為漢族的一部分。第二,相當一部分匈奴人加入了鮮卑族?！靶倥喾N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12]。也就是說,很多匈奴人加入了鮮卑,成為鮮卑族的一部分。第三,繼續留在塞外的匈奴人,在匈奴潰散后,又凝聚為新的共同體?！杜f唐書·回紇傳》記載:“回紇,其先匈奴之裔也”。這就是說,匈奴成為回紇族的祖先。第四,西遷的匈奴人,皆加入了西域諸族。匈奴的經歷并不是個例,突厥、回紇、沙陀、吐蕃、黨項、契丹等民族都有這樣的類似經歷,或者與漢族自然同化,或者融合到其他民族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盵10]中華大地上各民族誕育、分化、交融,逐步形成了與當代基本一致的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助推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四)文化層面的兼收并蓄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和合形成

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各地區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逐步互通互鑒而形成的有機文化整體。歷史上,各民族共同創作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作品,共同傳承了《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清代編譯的《五體清文鑒》是由滿、藏、蒙古、維吾爾、漢五種文字合璧寫成的,今天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6萬余件古代文獻中,就有漢文、吐蕃文、龜茲文、焉耆文、摩尼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等多種文獻。漢語言文字是我國使用人口最多、使用范圍最廣的一種語言文字,也是我國各族同胞共同豐富發展的語言文字。在詞匯方面,北京話的“胡同”“敖包”等詞匯來自于蒙古語,“悖?！?、糕點“薩其馬”等詞匯來自于滿語。這都充分說明,中華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傳承和弘揚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中華文化歷久彌新”。[10]各民族文化匯入中華文化,鑄就了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也助推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三、構建和合的中華民族內部關系,助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13]。和合的本質是包容開放,要義在于存異求同、存分求統,與“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重要原則相契合,將助益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牢不可破。

(一)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法治環境

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在兼顧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差異性的基礎上,體現國家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安排?！懊褡搴献鳌薄肮餐l展”,深化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關系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承載的重要國家使命。這一制度既是對中國傳統“羈糜”制度和因俗而治習慣的學習和承繼,也是當時具體社會環境決定下的最佳政策選擇,集中體現了既承認差異性又強調共同性的和合特征。

看待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的“異”與“同”、“分”與“統”時,就要看到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具有特殊性,但和其他行政區劃一樣,都是受中央政府管轄的一片區域,是各族同胞共有的一塊地方。自治機關具有變通執行權,但不得違背法律、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盵9]

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落實好,關鍵是幫助自治地方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盵14]在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十二個必須”中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內容是“必須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實施,支持各民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盵13]這能看出,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法治環境,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政治的關鍵是要“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同時針對“三個特殊”(特定地區、特殊問題、特別事項),繼續制定和完善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以推動統一與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相結合。

(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一個民族都不能少,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經濟環境

中國式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推進各族群眾實現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只有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經濟,提升各族群眾生活水平,使各族群眾能夠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才能夯實各族群眾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的經濟基礎。

看待各民族經濟發展上的“異”與“同”、“分”與“統”,主要要看到,民族地區集“六區”于一身,而且受歷史、地理、區位等因素影響,相對于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但是,各族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同,融入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是統。

面對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情況,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經濟環境既要做好“輸血”工作,繼續加大對民族地區的支持力度,強化幫扶舉措,完善幫扶機制,完善沿邊開發開放政策體系,實施好促進民族地區和人口較少民族發展、興邊富民行動等規劃;更需要民族地區立足自身實際情況,充分發揮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好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積極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新發展格局,優化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實現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確保全面建成現代化強國的路上一個民族都不能少,不斷提升各民族群眾獲得感,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三)推動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社會環境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與發展,各民族大流動大融居,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群眾從西部來到東部,從鄉村來到城市,越來越多的社會空間成為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場所,我國大散居、小聚居、交錯雜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更為明顯。

看待各民族的社會交往層面的“異”與“同”、“分”與“統”,就要看到民族身份有“分”,但公民身份是“統”,民族身份要服從于公民身份;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但是學好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憲法規定的各族公民的責任;各族群眾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有差異,但都要接受共同的社會規則、法律制度的約束,同時要向現代化邁進。

這就要在尊重各民族差異性但不是強化差異性的基礎上,引導各族群眾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法律意識;在尊重少數民族群眾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權利的同時,全面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閡;依法妥善處理涉民族因素的事件,推動民族事務治理法治化,同時,唱響互聯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輿論主旋律,推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四)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文化環境

中華文化是各民族賴以安身立命的共有精神家園,是對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既有各民族文化的個性內容,也有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盵15]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才能推動各族群眾形成破除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合力,加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構建各民族和合發展的文化環境,就要看到各民族文化是形態不一的枝葉,但中華文化是眾多枝葉得以生發的主干;各族群眾有自己的民族歸屬,但本民族意識要服從和服務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族群眾在宗教信仰、審美情趣等方面有差異,但都要向現代化邁進;各族群眾有自己的身份認同,但增進“五個認同”是各族群眾必須堅守的政治底線。

新時代新征程上,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充分尊重各族群眾在宗教信仰、飲食習慣、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差異,同時加強現代文明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設,引導各族群眾全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樹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充分展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有機性;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用各族群眾更加喜聞樂見的方式,不斷增強各族群眾的“五個認同”;要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工作做細、做實,促使所有民族成員在日常生活中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使得民族成員在擁有個體層面充分發展權利的同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四、余論

“不同的民族結合在一個國家是文明的生活之必需,也是人結合于社會之必需……同一國家內的多民族的并存,既是其自由的檢驗,也是其自由的最好保障?！盵16]在現代主權國家絕大多數是多民族國家的既成事實下,如何保障國家內多民族之間的和諧共處是對一國自由程度的衡量。同時,多民族和諧共處目標的達成也是國家這一政治體成為真正自由之體的保障。歷史已經明證,民族之間的殺戮、戰爭只會帶來長久的仇恨和更大規模的循環性殺戮和戰爭。各民族間融合的深化,只能是一個長期而溫和的涵化過程,它需要各族人民持久和堅韌的共同努力,而且最終的理想也不應是消除各民族的個性,而是在保持和發揚其各自優美特性的同時,不斷增強彼此之間的共同性。

如果將“同”理解為同質,那么就會犯下強制同化的錯誤。西方歷史上屢屢出現的種族滅絕、屠殺宗教異見者等就是這種強制同化的結果。前蘇聯曾自以為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問題,推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人為地抹殺民族特點,為日后蘇聯解體埋下了隱患,這也是將“同”理解為“同質化”的體現。而如果只看到“異”和“分”,不強調民族間的共同性和國家的統一性,那么就走向另一極端。南斯拉夫“對地方民族主義采取了一再妥協讓步的政策,縱容了民族分離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不斷發展”[17],最終走向解體。因此,在對待“同”與“異”、“分”與“統”的辯證關系上,要秉持和合理念——存異求同、存分求同,尊重和包容差異性,增進共同性。這是中國古人的智慧結晶,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案選擇。

以和合為精髓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內在于人性、內在于歷史、內在于主體選擇的生命本身。這種文化特性決定了中華民族自身本來就內在地蘊藏著解決民族問題的條件和能力,延續至今的各民族團結統一就是最好的例證。在“世界向東看”的今天,在西方國家飽受族裔沖突進而導致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的現實背景下,“和合”這一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念必將為世界其他國家貢獻中國智慧,提供可行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