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域下貴州“村超”出圈的啟示

駱 凱

(貴州社會主義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5)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社會事物的聯系和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著必然性和偶然性。所謂必然性是指客觀事物聯系和發展的合乎規律的、確定不移的趨勢,是在一定條件下的不可避免性和確定性。偶然性則與之相反,是指事物發展的必然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某種搖擺、偏離,是可以這樣出現也可以那樣出現的不確定的趨勢。[1]必然性體現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本質性,偶然性表現出主體性、能動性、目的性。[2]同時,必然性與偶然性是一對對立統一的關系范疇,兩者相互依存、互為補充。貴州“村超”自2023年5月13日開賽場面在網上曝光后,立即受到眾多網友關注,隨后持續發酵而爆火出圈,并逐漸引發廣大網民和各族民眾主動前往“村超”舉辦地——榕江進行沉浸式體驗、感受并參與其中。有分析認為,“……榕江‘村超’,小眾城市一夕之間爆火,具有一定偶然性”。[3]但是,從其本質來看,它向世人展現出來的是“足球+民族文化”的饕餮盛宴。那么,對于足球運動和民族文化來講,其發展均有其自身規律。這就是說,貴州“村超”爆火出圈絕非偶然,而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如何理解“出圈”,周葆華(2021)認為,從事件特征意義上講,即事件的屬性超越原本由行動者所在圈群所定義的固化特征,而具有更廣闊的社會意義;從影響意義上講,即事件的影響超越原本的特定職業、行業或興趣圈群而在不同社會圈群之間得到擴散或發生交互,從而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4]由是觀之,不管在特征意義上,還是在影響意義上,都代表著貴州“村超”的圈群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廣泛的認同,并且在不同社會群體(包括族群、職業群體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群體等)間產生了交流、互動。眾所周知,共同體得以形成和鞏固,認同是根基,交流、互動是根本途徑?？梢?從貴州“村超”的本質屬性及其出圈的雙重意義上來講,堪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典范?；诖?筆者試圖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角探求貴州“村超”爆火出圈的必然性和偶然性。(1)與貴州“村超”出圈具有同樣邏輯還有貴州“村BA”,為使行文簡潔流暢,所以僅以“村超”為例進行分析。

一、貴州“村超”出圈的客觀必然條件

貴州“村超”出圈所具備的客觀必然條件包含了各族人民共同理解的元素、可靠的制度保障、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堅強的價值引領。

第一,從足球的本質來看,貴州榕江足球運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并已形成較為濃厚的足球文化,為貴州“村超”出圈奠定了堅實根基。為什么是足球,而不是別的文化體育運動帶領榕江出圈呢?畢竟在榕江乃至黔東南地區,有著異常豐富的民族傳統文化節日和體育運動,并且,在“村超”之前,榕江也曾有過五次嘗試,包括舉辦斗牛、苗族牯藏節、半程馬拉松等,但均未成功出圈。究其原因,大抵是因為足球文化是一種全球體系的世界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足球運動是人們用身體和工具構成的運動語言,是一種世界共有的文化現象,能在全世界范圍內普及發展,其內涵如技術、戰術、規則、運動員的動作表情、比賽的環境氣氛等能被共同理解。[5]也就是說,足球運動作為一種了解不同文化特質的載體,為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必要前提。

貴州“村超”是貴州榕江(三寶侗寨)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的簡稱,原本是由榕江縣民間自發組織舉辦的,于2023年5月13日在縣城城北新區體育館開幕?，F場萬余人觀看開幕式表演和足球比賽的火爆場面被傳上網,立即迎來各方關注,并得到國家體育總局點贊。隨即,包括央視新聞聯播、《光明日報》《人民網》貴州頻道等主流媒體接連點贊報道。與此同時,其網絡關注熱度持續上升,并有網友形象地稱之為“村超”。自此,貴州“村超”持續火爆全網。截至6月20日,有關貴州“村超”的全網點擊量已超過200億。[6]

其實,榕江足球文化由來已久,自上世紀40年代算起,有近80年的發展史。據1999年出版的《榕江縣志》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廣西大學遷入榕江,將足球運動傳入榕江。就這樣,足球運動在榕江深深地埋下了種子。此后,50-70年代,榕江足球運動興起,包括機關、企事業單位、青少年在內的足球運動逐漸發展并組建球隊,參加全州、全省的足球比賽,還曾獲得過冠軍。改革開放后,榕江積極發展足球運動。80年代,榕江曾舉辦包括全州、全縣各類足球運動會或足球賽,培養和成長起大批足球運動員、裁判員、工作人員和熱心觀眾,為榕江足球發展培育起肥沃土壤。90年代,盡管榕江經濟仍較落后,但是榕江足球運動的“正規軍”和“游擊隊”(2)“正規軍”和“游擊隊”的稱謂來源于1991年4月24日《貴州日報》對當時“榕城杯”足球賽的報道。爭相發展、齊頭并進,逐漸形成了濃厚的足球運動氛圍和足球文化。1990年8月,榕江足球愛好者自發成立榕江足球協會,此后,在組織球賽、培育群眾基礎和打造足球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即便在沒有規范足球場的情況下,村民們還是在河邊的草地上“自制”簡易露天足球場,盡管如此,也并未影響球員的比賽激情和村民的觀賽熱情。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各種足球賽在榕江從未間斷,并且榕江校園足球隊在各類省、州官方賽事上獲得不俗成績,得到包括央視等權威主流媒體公開報道。2021年,榕江縣還被評為首批全國縣域足球典型縣。目前,榕江全縣有25塊足球場,光縣城的就有14塊?，F有國家一級足球運動員20人,國家二級足球運動員147人,在榕江足協注冊球隊達35支,球員1200余人。[7]

可見,貴州“村超”之所以爆火出圈,是因為作為人們共同理解的世界文化現象——足球運動在榕江有著數十年發展而形成的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不斷培養起來的足球文化,這是其歷史客觀性所在。

第二,從當今世界民族問題發展態勢來看,我國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為貴州“村超”出圈提供了制度保障。進入21世紀,世界民族問題發展新態勢表現出高度的復雜性和內在沖突性[8],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思潮在全球范圍內活躍泛濫。我國民族問題既有現代性所帶來的世界民族問題的普遍性,也有自身的特殊性。[9]因此,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0]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使其成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重要內容和制度保障,堅持做到“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和區域因素相結合”。[11]這樣,既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又實現了自治地方自主發展的權利;既照顧了民族的差異性問題,又考慮區域性的共性問題。從全局的層面看,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民族區域自治,既有文本規范明文規定的正式制度規章,也有流傳并生長于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觀念、慣例與習俗。[12]正是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制度保障。貴州“村超”作為榕江基層群眾自發組織、自主參與的鄉村社區體育賽事,不光表現在足球比賽中的激情四溢和井然有序,而且還體現在民族歌舞表演上的活力四射和精彩紛呈。如此這般景象,均源自于其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文化內涵和發展特征。為傳承和發展民族優秀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發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點的……民族文化事業加大對文化事業的投入,加強文化設施建設,加快各項文化事業的發展”“繼承和發展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并且“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條例》據此作出相應規定。所以,在“村超”現場,人們欣賞了侗族琵琶歌、水族蘆笙銅鼓舞、瑤族舂杵舞、苗族蘆笙舞等民族歌舞和特色樂器,如此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讓人目不暇接、大為震撼,成為貴州“村超”現場的一大特色。

第三,從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規律來看,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實踐不斷推進,為貴州“村超”出圈打牢了物質基礎和文化根基。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價值共同體、情感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身份共同體。[13]就價值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的外在表現而言,前者通過中華文化來實現,后者則通過經濟發展、利益和安全保障來實現。黨領導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其目的在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具體就是通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實踐來鞏固和提升?；仡欬h的百余年發展歷程,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14]成為黨領導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取得不斷發展的基本規律。正是遵循這一規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實踐得以穩步推進。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貴州在經濟、文化、社會事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極大的進步。新中國成立伊始,貴州相繼建立了3個民族自治州、11個民族自治縣和192個民族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對口幫扶、脫貧攻堅和東西部協作得到不斷推進和落實,促進貴州經濟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尤其是,國發〔2012〕2號文件明確提出將貴州建設成為“民族團結進步繁榮發展示范區”以來,我省堅決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重大決策和戰略部署,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舉措,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22年底,銅仁市、黔南州、黔西南州、黔東南州、遵義市、六盤水市和貴陽市先后被命名成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市(州),全省獲命名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單位)72個,總數位列全國第5位。鄧恩銘故居等11個博物館(紀念館)獲命名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全省先后創建10批1437個省級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單位),形成了“省、市、縣、鄉、村五級聯創”的工作格局,[15]典型示范引領效應進一步增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固,各族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具體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經濟上,一方面,貴州地區生產總值(GDP)、財政總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大幅提升,據官方數據,對2021年和2011年的四項指標各自進行對比,結果顯示,后者分別是前者的3.44倍、2.57倍、2.38倍、3.10倍。民族地區發展較快,黔西南、黔南GDP增幅均大于全省GDP平均增幅,黔東南州GDP增幅高于全國GDP平均增幅。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動能和方式發生轉變,“四新”“四化”穩步推進,進一步增強了民族同胞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融入感、獲得感。尤其是在“十三五”時期貴州實施的易地扶貧搬遷中,黔東南、黔西南、黔南三個州的城鎮化集中安置率分別為95.5%、99.8%、99.5%,“三州”易地搬遷人口中少數民族人數占比分別為82.80%、65.44%、69.03%,(3)數據來源:根據各州政府門戶網站相關數據整理。極大地促進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為貴州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共同團結進步的生動寫照。

文化和旅游上,上千個民族傳統節日在貴州各地延綿不絕,“大節三六九,小節天天有”,各種民族文化活動頻繁,多元文化要素并存,形成“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多樣化民族特色,且互不排斥“和而不同”,多元文化融合、包容,形成了多彩貴州這一深具文化價值和旅游吸引力的“文化大觀園”。[16]近年來,貴州在民族文化保護傳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生態博物館模式、中國歷史名鎮名村保護模式、中國傳統村落保護模式、少數民族特色村鎮保護發展模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等。[17]為打造民族文化旅游品牌,2006年貴州推出了大型民族歌舞史詩《多彩貴州風》。為保護傳承和弘揚民族民間文化,2002年貴州頒布《貴州省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后,省教育廳和省民族事務委員會聯合下發了《關于在我省各級各類學校開展民族民間文化教育的實施意見》,在全省推行民間文化進校園(課堂)活動。以榕江縣為例,全縣有16所中小學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主要開展侗族琵琶歌、侗族大歌、侗族牛彈琴、刺繡、苗族服飾、苗族蘆笙舞等民族文化培訓,并取得良好效果。[18]2008年黔東南州頒布《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村寨保護條例》(《條例》修訂案于2021年重新頒布施行),該《條例》有力地促進了民族文化村寨文化遺產傳承人才的扶持和培養,提升了傳統建造技藝的傳承和發展,支持和引導了傳統節日、慶典、祭祀、娛樂、競技活動的有序開展,傳承和弘揚了《苗族蘆笙舞》《侗族大歌》《岜沙漢子》等一批優秀少數民族歌舞,等等。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成為人們走進貴州、了解貴州、認識貴州最好的一張名片。

基礎設施上,交通、電力、通訊等基礎不斷完善。2015年,貴州省在西部欠發達地區率先實現縣縣通高速,截至2023年5月高速公路里程突破8368公里。截至2021年底,鐵路建成規模達4019公里,其中高速鐵路1608公里,鐵路通縣達52個,高鐵通縣36個。實現“組組通”硬化路,已建成7.87萬公里,惠及1200萬農村群眾?！笆濉逼陂g,貴州電網公司累計投資超330億元實施農村電網改造工作,截至2019年底,全省農村供電可靠率達99.81%、綜合電壓合格率達98.89%、戶均配變容量達2.28千伏安,三個核心指標均已超過國家標準。到2020年所有30戶以上村組通4G網絡,2021年所有鄉鎮通5G網絡,城鄉“數字鴻溝”不斷縮小?；A設施的改善,是民生領域最直接、人民群眾最得實惠的事,也是最得人心的事,大大提升了人民的獲得感、公平感和幸福感。

2023年5月13日至7月29日的“村超”比賽期間,精彩的民族歌舞演出讓人目不暇接,如潮般的游客和觀眾能夠方便快捷地趕往現場觀賽體驗,現場場面能夠通過自媒體平臺實時廣泛地對外傳播,均得益于上述各方面建設成效的共同支撐,成為“村超”爆火出圈的客觀基礎和必要條件,同時也為貴州民族文化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架起了快速通道。

第四,從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發展規律來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斷鞏固和發展,為貴州“村超”出圈提供了價值引領?；仡櫚倌挈h史,可以發現,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是中國共產黨在處理我國民族問題的過程中不斷調適的結果,并且“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百年流變下來就形成了一個內在價值歸旨一致的共同體規范體系,將中華各民族更加緊密地規范、團結為一個整體?！毙旅裰髦髁x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在蘇區的少數民族地方政府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執行平等、和睦的民族政策,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各族人民空前團結。新中國在成立之初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實行團結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和各民族內部的人民公敵,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20]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我國“結成了社會主義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并且將“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寫入82年《憲法》。到2005年,胡錦濤同志正式提出,“堅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盵21]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必然要求。[22]所以,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不僅成為處理我國民族問題的價值準則,而且成為當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價值引領。

貴州“村超”所提供的獨特而生動的范例,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理念在現實社會中的實際應用?！按宄爆F象,既源于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價值引領,又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這一價值觀念。首先,“村超”是不分民族、不分職業并且打破地域和社會階層界限的各民族狂歡盛宴,是“純粹的足球”,真正體現了民族平等。其次,“村超”現場精彩紛呈的民族歌舞、絢麗奪目的民族服飾以及風味獨特的民族美食,使各族同胞通過觀賞、參與和體驗,進一步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尊重和認同,增進了各族群之間的友誼,形成了各族人民團結和諧的民族關系。尤其是,外地(含省外)民族同胞到榕江“村超”現場表演民族歌舞,甚至出現了貴州與內蒙古兩地同胞雙向喊話的感人場景——村超現場數萬群眾喊話內蒙古:“歡迎內蒙古的朋友來做客”,而內蒙古同胞也通過網絡視頻積極回應:“奶茶已備好,酒肉管你飽”。再次,在“村超”現場,外市(縣)民眾到比賽場地免費打掃衛生,外省游客帶來家鄉特產供觀眾免費品嘗,同時,在兩個半月的“村超”比賽過程中,未發生安全事故,如此等等,都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互助的價值體現。

所以,“村超”的出圈并非偶然,它凸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核心價值理念——平等、團結、互助、和諧——在現代社會的活力與影響力。反過來,這種價值觀也通過“村超”活動進一步深入人心,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推動力。

二、正確處理好幾個重要問題是貴州“村超”出圈的關鍵

貴州“村超”出圈,除具備上述四個方面的客觀必然條件,關鍵還在于正確處理好四個重要問題。

第一,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下,論及政府作用,必須首先要弄清楚現代政府的意涵。本源意義上的現代政府應該是一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透明政府和高效政府,即實質意義上的服務型政府。[23]2004年2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高級研究班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概念,之后,服務型政府建設便成為我國政府改革的根本指向。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按宄钡某晒?得益于近年來榕江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2021年11月23日,新任榕江縣長徐勃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過去五年,我們持續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創建“榕易辦”政務服務品牌。在提及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務時,指出要深化“放管服”改革,豐富“貴人服務·榕易辦”政務服務品牌內涵。就成功舉辦“村超”而言,當地政府做好了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強化政府支持引導。作為群眾自發組織的一項足球運動,當地政府并非置之不理,而是因勢利導,將其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結合起來,在經過五次失敗后,終于找到一條符合榕江比較優勢的“足球+民族文化”發展模式,走出了“超好看”賽事、“超好吃”美食、“超好玩”美景等“超”經濟發展之路。二是分清政府權責?？h長徐勃在接受央視新聞《“縣”在出發》人物專訪系列《知縣》欄目采訪時說道,“前面五次不成功的經驗和教訓,就是我們政府用大包大攬的思維在做這個事情,有時候往往具有不可持續性?！盵24]所以,“村超”期間,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場館建設、停車場建設、攤位設置、安保等基礎設施和后勤保障方面,而賽事組織、節目排練和演出等則由群眾負責。三是強化整體性、協同性?；鶎又卫?就是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各個方面,發揮各方力量,提升基層治理的系統化、協同性。[25]“村超”的成功舉辦,不僅得益于在縣委縣政府統籌協調下的公安、交通、宣傳、文體等各部門通力協作配合,還在于高鐵、近鄰兄弟縣市的支持配合,以及上級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協調。四是回應社會關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潛潛水、聊聊天、發發聲,了解群眾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26]“村超”期間,榕江縣委縣政府對民眾的關切不光體現在賽場,而且還積極回應網友意見建議。如,網友通過“縣長信箱”留言,建言優化“村超”安保、環境衛生等問題,縣委縣政府及時逐條回復。[27]這充分體現榕江在基層社會治理中注重政府與社會互動,展現了政府親民的良好形象,從而獲得各族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進而實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

第二,充分發揮新媒體作用。當今發達的新媒體平臺成為“村超”出圈的一個關鍵推動力。新媒體平臺的傳播優勢,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之間、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打破信息文化“壁壘”,共同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8]媒體在傳播“村超”上,一是發揮官方媒體平臺和自媒體賬號的權威性,獲得包括央視、貴州省級以及全國各地官方媒體的直播或報道;二是當地媒體(包括自媒體)傳播報道的深刻性,因為只有當地人才能詮釋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的深刻內涵,所以當地媒體通過深入挖掘,對民族文化背景、民族傳統、民族風俗等精髓內容進行深度報道和傳播,從而增進不同民族間的深入理解和認同;三是大眾自媒體的廣泛性,使得“村超”開賽后,從國內傳到了海外,深受大眾認同和贊許。

其實,早在2021年11月《榕江政府工作報告》關于新一屆政府的目標中就已指出,堅持“流量為王”,建設新媒體助力鄉村振興文創產業園,計劃到2023年,實現“鄉鄉有網絡達人直播服務中心、村村有新媒體直播團隊、寨寨有網絡直播村寨代言人”,到2024年,培育本土宣傳民族文化網絡達人至少3個百萬級粉絲賬戶,力爭到2025年培育貴州超級頭部網絡達人,打造新媒體龍頭企業5家以上?？梢?榕江在培育和打造網絡自媒體方面早有布局。2023年1月《榕江政府工作報告》顯示,榕江新媒體數字經濟新賽道初見成效,引進40余家企業入駐新媒體產業園,孵化1.2萬余個賬號入駐中臺,培育2200余個網絡直播營銷團隊。所以,榕江積極擁抱新媒體時代,使得“村超”爆火出圈變成現實。

第三,充分調動各方積極參與?！按宄敝在A得人們的廣泛關注和喜愛,不僅僅因為它是“純粹的足球”,還因為它那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與其說“村超”是足球賽事,毋寧說它是一場民族文化盛宴,而且是全民參與其中。首先,“村超”是榕江全縣人民共同參與和支持的,從球員到裁判,均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行業、不同職業、不同村鎮,有烤魚店老板、挖掘機師傅、在外打工者、學生、教師等等,完全由當地民眾自行組織和管理,頒獎和獎品完全依照當地規則和習俗確定,民族文化節目排練、表演完全由村民自行決定,真正展現了“人民群眾當中蘊藏了無窮無盡的智慧,體現出人民主體、人民主創、人民主推和人民主接”[29]的特點。其次,“村超”良好而熱烈的氛圍吸引了一眾知名人士積極參與,包括原央視體育播音員和解說員韓喬生、原國家足球隊隊長范志毅、有中國足球“金哨”美譽的孫葆潔、足球評論員黃健翔等,以及樂隊“水木年華”的廖杰、香港明星足球隊的陳百祥等,他們或參與現場解說,或擔任裁判,或在現場演唱,或參與球隊比賽。他們的參與,將“村超”的氛圍推向新高度,也把貴州民族文化推向全國、推向世界。最后,2023年7月貴州“村超”總決賽結束后,將繼續舉辦貴州村超全國美食足球友誼賽,最終確認有來自新疆、內蒙古、廣西、青海、甘肅、云南等29省(市、區)共276支足球隊參賽。友誼賽于2023年8月13日開賽,參賽的球隊帶來了各自家鄉的美食、民族歌舞和服飾,堪稱中華民族大聯歡、大融合。因此,這種由榕江到香港乃至全國各族同胞共同參與的足球賽事,形成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壯美景象。

第四,充分注重游客體驗?！按宄北鸷?全國游客源源不斷紛至沓來。據統計,“村超”賽事舉辦期間,榕江縣累計接待游客338.42萬人次。[30]對于一個僅有38.5萬人口的西部偏遠小縣,一下涌入如此多的游客,給當地餐飲、酒店等帶來了極大的接待壓力。但是,當地仍然堅持食宿和商品不漲價,更有熱情好客的當地村民拿出自家的五彩飯、西瓜、酸梅湯等美食,免費予游客分享,有的村民還領著游客到自家免費住宿,這表現出當地少數民族“對親朋慷慨大方”和“人際和諧互助共濟時艱”的心態秩序。[31]總體來看,“村超”期間,游客主要以三種方式深入體驗當地民族習俗,一是在接受當地民眾的熱情接待中體驗;二是在熱烈的觀賽現場體驗,有的甚至“混入”村民啦啦隊;三是走村串寨觀光游覽體驗?？傊?通過多種方式,使游客與當地民眾建立了各族人民彼此往來互動的了解、體驗與印象,產生和帶動了他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集體歸屬心理,而族際間的良好互動與切身生活體驗,促成了彼此積極正面的共同印象與心理評價。[32]

處理好以上四個方面的重要問題,對每個地方的政府和民眾來講,都具有偶然性。貴州“村超”之所以爆火出圈,關鍵就在于其很好地解決了這幾個方面的問題。

三、貴州“村超”現象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路徑選擇的啟示

貴州“村超”作為一個由民間自發組織的“足球+民族文化”活動,贏得世人廣泛關注和各族人民積極參與,充分展現了全民大聯歡、民族大融合的空前盛況,從其爆火出圈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可看出,它無疑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功范例,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動力源泉、價值取向、應然狀態和正確態度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強創新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動力?！皠撔率且I發展的第一動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樣離不開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民族工作創新發展,就是要堅持正確的,調整過時的?！盵33]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創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內容創新。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鍵在于認同,其中尤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要堅持發展的觀點,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34]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傳承保護中既要堅持文化自信,又要避免孤芳自賞、封閉僵化,要主動適應時代變化,在民族歌舞、服飾、飲食習俗等方面,融入現代元素,融進現代文明,更好地增強其適應性和生命力。其次是機制創新。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為激發各族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提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成效,就要改變黨委政府大包大攬、自上而下的單一的宣傳教育模式,形成政府引導+社會協同+群眾自發組織、自下而上的參與互動模式。再次是方法創新。要善于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頭條號、百家號等新媒體平臺,充分發揮各級黨媒和民間自媒體賬號的作用,做好民族文化傳播。改說教式宣傳教育為沉浸式互動體驗,促進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消除民族心理隔閡,增進民族情感體認,提升各族人民相互認同感。最后是組織創新。通過創建各種民族民間文化組織和基地(如樂隊、歌舞團隊、民族文化技藝場館等),開展民族文化創作、交流和保護開發,傳承弘揚少數民族文化。組織創新要打破地域(包括省際,漢族和少數民族地區、不同少數民族地區)界限,實現區域融合、城鄉融合。

(二)堅持人民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取向。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35]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人民性必須貫穿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始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人民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事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依靠誰”的問題。無疑,人民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創造者、推動者,而黨和政府在其中起著引導和服務的作用。所以,要鼓勵支持引導人民群眾創新創業,厚植民族文化發展的土壤和環境,讓更多深藏民間的民族文化走向大眾。其次是堅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物質利益方面,要通過改善物質經濟基礎來增進各族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進而生發密不可分的共同體意識,[36]包括前文提及的事關少數民族地區教育、醫療、就業以及基礎設施等民生領域的問題。精神利益方面,要保護和傳承能承載民族同胞精神價值的文化習俗、傳統技藝、民族歌舞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設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最后是尊重人民主創精神。只有民族同胞最能理解其自身文化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意義,所以他們的創造才最能體現本民族的精神氣質和靈魂,也只有這樣的創作才能夠打動人心、引起各族同胞內心的共鳴,這大概就是所謂“高手在民間”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在民族文化建設上,不應限制和框定民族同胞的想象和發揮,而是要培育和尊重民族同胞的創造精神。

(三)保持純粹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應然狀態。以什么樣的狀態和方式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其成效能否彰顯的關鍵之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保持的純粹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以及一個國家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和積極踐行,并對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堅定信心。[37]在民族地區鄉村文化振興上,切忌為了迎合市場和現代化,錯誤地認為現代化=西化,這樣不僅不會贏得市場和實現文化振興,反而會迷失自我。踐行文化自信,就是要對傳統民族文化進行深入研究,挖掘其時代價值,開展教育和傳承工作,進一步弘揚民族文化。二是避免資本入侵。資本是逐利的,尤其是當資本利益與社會利益相沖突時,其往往會侵蝕社會利益。所以,“要在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進程中實現好各民族具體利益”,[38]就要避免資本進入類似“村超”這類體現民族大聯歡的文體活動,只要政府營造良好環境、做好引導服務,民族同胞能從中實現就業和獲得收益,人民群眾就會積極參與其中,也能使此類活動具有持續性和生命力。三是展現真、善、美。諸多少數民族繁衍至今,都在建筑、服飾、歌舞、音樂、飲食習俗等方面反映了各自民族起源、發展和變遷的歷程,是在自然和社會作用下不斷演進的結果。所以,在民族文化表演和展示中要避免浮夸和矯揉造作,尤其要避免低俗化,要保留質樸與純真,體現出民族真情實感。同時,在體育比賽中不能弄虛作假,要展現少數民族公平正義和頑強拼搏的精神品格。

(四)尊重差異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正確態度。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是辯證統一的,沒有共同性(“四個共同”(4)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就不能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沒有差異性也就沒有必要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正是因為有各民族的差異性,才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所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是創造促進族際互動的學習、工作、生活、娛樂和消費環境,[39]增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強民族互信,進而形成各民族團結和睦的社會氛圍;二是支持和幫助各民族保護傳承其傳統技藝和語言文字,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引導各族人民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是按照社會治理法治化方向,支持民族地區因地制宜,發揮本地區傳統的鄉規民約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建立開放溝通機制,使各民族能夠及時、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形成既規范有序又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簡短結論

總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它不僅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對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作出了具體要求;它不僅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客觀必然條件,而且也強調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必須要解決好的關鍵問題。這其中,既有必然性問題,又有偶然性問題,同時還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轉化的問題。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角來看,貴州“村超”現象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因此,無論是解決民族發展問題還是強化民族凝聚力問題,無論是處理民族關系問題還是增強民族認同問題,無論是處理民族內部矛盾還是解決民族地區社會治理問題,都必須走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遵循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規律和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發展規律。同時,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實踐中,必須增強創新性、堅持人民性、保持純潔性和尊重差異性。惟其如此,才能把全國各族人民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加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