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三重邏輯論析

耿百峰

(濟南市社會主義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3)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概念,并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1]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具有深刻的內在歷史邏輯,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又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歷史、理論和文化三重邏輯相互作用、合力催生的必然結果。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歷史邏輯

政黨制度的產生是在本國歷史傳承基礎上自主性建構、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孕育于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發展進程,深入剖析這一歷史發展進程,不難發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歷史邏輯決定了該項制度必然成為世界政黨政治文明的新創造。

新型政黨和新型政黨制度的產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20世紀初葉,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為挽救多災多難的祖國和人民,無數仁人志士在不屈不撓的斗爭中逐步認識到,要挽救中國,非立大黨不可,政黨及其制度由域外輸入成為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走向。1905年,孫中山建立中國同盟會,中國走上了政黨政治的發展道路。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政黨林立,亂象百出。民國初年,孫中山試圖以西方政治制度為楷模,設立議會,實行多黨制,但是最終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這讓他深刻認識到,“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歐美?！盵2]歷史證明,西方議會政治和多黨制并不適合中國,根本無法完成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更不可能實現民族的復興。近代中國呼喚新型政黨和適應中國國情的新型政黨制度。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政黨觀念轉型與政治實踐探索相互激蕩的產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勇擔民族復興歷史大任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是在世界政黨潮流中產生的新事物,為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準備了重要的領導力量 ,可以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從此,中國人民的偉大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經驗教訓,使得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要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必須從中國社會的階級階層出發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1922年,在中共二大上,中國共產黨就提出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主張,1923年,中共三大正式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方針。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政黨制度類型探索方面具有重要開創性意義。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確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從此開啟了國共合作的實踐探索歷程。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成立南京國民政府,實行獨裁統治,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的政黨政治進入了一黨專政的階段。當時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形成了國民黨、共產黨和中間黨派三種代表不同政治勢力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斗爭中,真正認識到了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建立工農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人數眾多的農民階級,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力量得到不斷發展壯大,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奠定了最根本的歷史前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促成了中國政黨制度中多黨合作理念的萌芽。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9月,蔣介石不得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標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和支柱。中國的民主黨派大多在抗日戰爭中誕生和發展起來,它們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支持和幫助,在患難與共中,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堅持抗戰、團結、民主、進步,以其獨特的地位與影響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1940年,毛澤東首次提出了“三三制”原則,規定在抗日民主政權的構成中,共產黨員、非黨員的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占1/3。此后,各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實行了“三三制”原則,這與當時國民黨實行的一黨獨裁專制政權形成了鮮明對比,蘊藏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萌芽。

“五一口號”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具有重要催化作用?？箲饎倮?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一致呼吁結束一黨訓政,實現國內和平,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但是,國民黨為了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不惜發動內戰,并宣布民主黨派為非法組織。各民主黨派正式放棄了“第三條道路”的幻想,開始真正把握自己的前途命運,積極向中國共產黨靠攏,其他民主黨派大多在這一時期相繼成立。隨著解放戰爭的發展,為順應廣大人民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新中國的熱切期盼,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自覺主動完成自身定位和角色的歷史性轉變,相繼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在政治上樹立了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立場,這是歷史的選擇、正確的選擇,為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和召開奠定了重要基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勝利召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終于水到渠成地正式確立了。

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盡管從制度要素來看,“政黨”這個概念來自于西方,但是,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歷史邏輯看,新型政黨制度不是中國從西方照搬過來的“盆栽”,而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一道“亮麗風景”,它的出場具有客觀的必然性,是歷史的正確選擇,是中國人民的自主選擇,它的確立具有深厚的歷史基礎,有其自身的歷史生成邏輯。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理論邏輯

政黨制度的確立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中國共產黨是依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自始至終都高舉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必然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理論等為指導,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而形成的重大制度成果。

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主要創始人。盡管他們并沒有明確使用過“統一戰線”這個術語,但是他們論述了很多關于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在《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等著作中,馬克思提出了工農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前提;無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與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聯合具有必要性等思想。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是整個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有著神圣的歷史責任和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谶@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馬克思、恩格斯的統一戰線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淵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就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先進性和各民主黨派進步性有機結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

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建呼喚一個指導無產階級政黨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領導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還積極參與、指導歐美工人階級的建黨活動。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與資產階級政黨學說迥然不同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為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一個“周詳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綱領性文獻,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原則性、崇高理想和國際主義精神。馬克思、恩格斯的多黨合作理論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3]但是,共產黨必須保持領導權。當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同其他階級、政黨結成聯盟時,就面臨著是你領著同盟者走還是同盟者領著你走的問題。若是前者,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保持其獨立性,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先進性質的體現和必然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堅決反對損害無產階級獨立性、喪失原則的聯合。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就是在結合中國國情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理論的創造性運用。

列寧結合俄國實際豐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統一戰線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具體論述過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以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后,如何認識和對待統一戰線的問題。1919年3月,共產國際在列寧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1921 年6月,共產國際三大就提出了通過建立統一戰線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的任務。1922年,在《我們付的代價太大了》一文中,列寧創制了工人階級統一戰線這個概念。列寧還提出要鞏固工農聯盟,認為工農聯盟是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但是,列寧認為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聯盟時必須保持獨立性。列寧關于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策略與理論以及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偉大口號,經由共產國際成為中國共產黨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思想動力和思想來源。

列寧創造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多黨合作理論。1903年,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建立了布爾什維克黨。列寧所建設的黨,不同于資產階級政黨,而是無產階級的新型政黨。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新型政黨建設的理論體系,集中體現在《怎么辦?》《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著作中。在這些著作中,列寧把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際相結合,系統回答了無產階級政黨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問題,為社會主義政黨提供了理論先導。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政黨要聯合一切民主黨派反對共同的敵人,但是列寧也論述了多黨合作的條件,那就是必須保持領導權,他說:“無論與其他革命派別訂立什么樣的實際聯盟,都不能而且不應當在理論上、綱領上、旗幟上實行妥協或讓步?！盵4]列寧關于多黨合作的構想與實踐,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多黨合作理論的優勢,對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

毛澤東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中國化。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深刻闡述了中國革命誰領導、依靠誰、團結誰和打擊誰的問題。鑒于大革命時期的教訓,毛澤東反復告誡全黨要努力爭取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特別是,毛澤東始終把統一戰線作為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個法寶之一。1939年,他首次提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5],這充分說明了他對統一戰線地位和作用認識的深化和升華。為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與同盟者的關系,毛澤東提出了“又聯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原則。與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知識體系和原始語境進行比較分析,不難發現,毛澤東統一戰線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既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又根據時代條件和中國國情加以創新發展,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礎,提供了直接理論指導。

毛澤東多黨合作理論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多黨合作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黨對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的探索及失誤,為毛澤東多黨合作理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毛澤東關于爭取團結各民主黨派的思想,九一八事變后開始萌芽,瓦窯堡會議后逐漸形成,抗日戰爭時期則臻于成熟。1940 年,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明確指出, 我們不贊成一黨專政,而是“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6]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政權建設中,提出了關于多黨合作的許多重要原則,指出共產黨員沒有“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惫伯a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盵7]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則明確指出,在不久的將來,會產生一個完全必要、完全合理,但又區別于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8]這些思想理念,讓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在“民主建國”的政治主張上找到了最大公約數,形成了不斷壯大的同盟軍。毛澤東在綜合考慮中國基本國情基礎之上形成的多黨合作理論,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提供了直接的理論遵循。

科學理論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理論邏輯看,這一制度具有深厚的科學理論根據,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和政黨理論與近代以來中國民主政治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偉大制度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和政黨理論中國化的政治創造,在新型政黨制度理論中進一步深化了對政黨類型劃分的理論認識,為世界政黨制度理論體系提供了鮮活的中國樣本,創造了嶄新的中國視角。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文化邏輯

文化是制度之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提供了豐厚的文化沃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9]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政治文化傳統孕育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動力源泉?！按蟮乐幸?天下為公”的精神貫穿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寄托著中華民族至高的愿景?！疤煜聻楣闭Z出《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10]這是孔子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按笸鄙鐣恢笔侵袊热俗巫我郧蟮纳鐣硐?先秦諸子百家都曾暢想過美好的“大同”社會圖景。在孔子看來,在“大同”社會中,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至高無上的原則是每個人把天下之事視為公事,將天下的公事視為個人的責任。近代以降,中華民族遭受劫難,“天下為公”的精神被進一步激活,內涵得到進一步升華,并深深融入中國共產黨人的血脈之中,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傳統文化底色。

文化基因是政黨制度確立的最深沉的文化淵源。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政黨政治實踐中,嘗試照搬西方的多黨競爭制和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然而,這兩種政黨制度下的政黨都把國家視為政黨謀取私利的工具,其最終結果也必然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與此不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秉持“天下為公”的中華文化意蘊,明確將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高追求和最終目標,這與“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和價值導向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理念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孕育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熱愛祖國、心系人民的文化基因。在中國歷史進程中,這種文化基因凝聚成他們的精神動力,使得他們始終關心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激勵著他們在國家危難時刻,自覺承擔起改造社會、拯救國家的責任,并以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為自己的初心與使命。

“整體觀”“大一統”“定于一”等傳統價值觀孕育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價值理念。從先秦的“天人合一”論到宋明的“萬物一體”論,都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整體觀”?！罢w觀”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全過程,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釋放了巨大的影響力?！罢w觀”強調整體利益和國家至上,在政治實踐中表現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按笠唤y”源于《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按笠唤y”理念貫穿中國古今,牢不可破、堅不可摧,體現了中國歷史文化中追求統一的傳統,始終維系“統一”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使得中國人民在政治制度的選擇與構建上追求統一,成為各族人民反對分裂的重要思想武器?！按笠唤y”的核心要義就是“定于一”。孟子明確主張天下“定于一”,認為要結束動亂,安定社會,關鍵在于統一天下。相對于孟子的“定于一”,荀子對于天下統一更為急切和期待,他反復強調“一天下”。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國家統一的重要性,其主導性的思維邏輯、價值取向是一以貫之、一脈相承的,始終彰顯著中華民族堅定不移的歷史文化意志?！岸ㄓ谝弧薄耙惶煜隆睘樾纬蓹嗤I導核心、整合不同黨派政治力量發揮著重要的價值引領作用 ,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生成。

不同的文化決定了不同的制度結構特征。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整體觀”“大一統”“定于一”等傳統價值觀,正是統一戰線內在的價值依據。統一戰線要完成凝心聚力的任務,就必須運用和創新中國文化傳統中“整體觀”“大一統”“定于一”的價值要素,也因此提供了整合不同黨派政治力量,形成共識的文化基因,決定了各民主黨派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獲得執政地位的重要文化因素,保證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政黨制度,其制度結構呈現出核心一元性與結構多元性相結合的特征,而不是一黨制的獨斷專行和多黨制的敵對競爭。

“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等傳統文化精髓孕育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深層密碼。漢代劉向所著《說苑·君道》中提出了“博采眾長”的觀點,意為廣泛采納眾人的長處及各方面的優點?！凹嫒莶⑿睢眲t出自明朝方孝孺《復鄭好義書》,意為把不同內容的東西收下來、保存起來?！扒笸娈悺眲t出自《禮記·樂記》,意指找出共同點,保留不同意見?！熬雍投煌?小人同而不和”出自《論語·子路》,意指君子可以與他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系,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一味地附和于對方。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具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和價值追求,形成了以合作、協商代替對立、爭斗的和諧政黨關系,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品質。在保持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尊重彼此差異,這并不影響尋求政黨合作的共同性追求,基于此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新型政黨關系。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凹嫒莶⑿睢薄扒笸娈悺薄昂投煌钡葌鹘y文化理念,是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優秀文明成果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所持有的和諧包容、民主協商、合作共贏等價值理念,與“兼容并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等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具有內在契合性,正是基于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傳承,使得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能夠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面前實現攜手合作,達成政治共識。

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文化邏輯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多黨合作政治共同體的核心價值。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基于文化自覺,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近代化轉型,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核而生長出來的全新政黨制度形態,它的確立具有深厚的文化基因,蘊含著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創新,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質孕育出的政治碩果,必將以其獨特的制度文化為人類政黨政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

探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確立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文化邏輯,不難發現中國共產黨更能準確把握中國的實際情況順應歷史潮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傳承并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和行為模式,以一個新型政黨創造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顯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確立具有歷史必然性、政治合理性和文化優越性,我們應該更加堅定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進一步增強堅持和發展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