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國家—社會”視角下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百年探賾

王 雯

（蘭州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引言

在比較政治學的視角下，傳統的國家現代性理論存在著國家中心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兩種基本主導范式。為彌補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在后發國家建設研究中的缺陷，楊光斌提出“以政黨為中心”來進行國家現代化研究［1］。以“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為核心的社會中心主義理論體系和以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為核心的國家中心主義理論體系，這兩種分析范式都建立在西方“國家—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內，都忽略了政黨作為一種超越了國家與社會的整合性力量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更未充分認識到政黨在領導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的主導作用。由于現實的需要，政黨一般都在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不僅進行了組織動員，還進一步構建了國家，成為合法的權威來源。由此，“政黨—國家—社會”三維分析框架超越了西方“國家—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從堅持黨的領導的認知角度來說明眾多后發國家怎樣走上現代化道路。

政黨是理解政黨制度變遷的關鍵變量。鴉片戰爭拉開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序幕，面對西方強勢文明的全面沖擊，中國傳統的社會秩序面臨嚴峻挑戰。伴隨著帝制的結束，中國由此陷入了“一盤散沙”式的“總體性危機”。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舊中國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力量來解決其所面臨的內外困境?？v觀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進程，從清末革命黨人到軍閥混戰時期的多元政黨，再到國共兩黨角逐，直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政黨—國家—社會”視角下，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是基于承擔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2］663而產生的政黨，因而，其要擔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將自身嵌入社會和國家體系之中，成為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力量，不斷發揮主導作用，以實現政黨、國家、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目前，在“政黨—國家—社會”視角下進行中國式現代化研究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同，其中已有一些直接涉及本文的話題。如林尚立認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與社會主義發展之間有深刻的內在聯系，主張從政黨角度來思考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3］。李新廷在詳細論述西方比較政治學研究視角的轉變和“政黨”這一第三維視角的引入的基礎上，認為“政黨—國家—社會”分析框架對于中國經驗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解釋視角，有助于了解中國共產黨在制度變遷中的地位［4］。王侃認為“政黨—國家—社會”視角在中國的興起、發展，最終形成了當下中國“以執政黨為中心、為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和理論［5］。張偉認為“政黨—國家—社會”視角關注了中國政治情境下的政黨對政權、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組織與引導，用實踐證明了這一分析框架與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實際的契合性［6］。以上這些學術成果為從“政黨—國家—社會”這一視角研究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從實踐歷程來看，我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發展路向，既凸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領導地位，也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逐步將自身嵌入社會、國家體系中，兩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政黨—國家—社會”視角下研究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如何通過不斷調適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來堅持和發展其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核心領導地位，更符合中國實際。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革命方式重構社會關系，走向革命立國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化，首先要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然后才能進行現代化建設?，F代國家的構建與基層社會的改造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體兩面。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的方式打碎舊中國的社會關系結構，建立新的社會關系和國家體系，以三大法寶有效整合中國社會各革命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一）推進土地制度變遷——引領社會變革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便進入了深入農村不斷積累發展革命力量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依據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及革命主要任務的變化，不斷調整土地政策，團結更多力量，擴大革命的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推進的土地政策，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建立逐步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瓦解了農村傳統經濟基礎。由于農村經濟關系的變化，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社會關系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具體來說，伴隨著土地政策的推進，地主、士紳和宗族在鄉村社會的治理權威逐步被瓦解，在農村延續上千年的宗法家族制度被徹底打破，各階層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改變，大量的地主階級被消滅，堅決執行中國共產黨土地改革政策的農民成了農村新的力量。土改運動的發展表明，在中國革命不斷推進的同時，中國的社會變革也在深入發展。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在經濟和政治上翻了身，其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自覺地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團結起來。

1948 年4 月1 日，毛澤東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村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進一步明確了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正確政策的貫徹執行，保障了這一時期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到1948年秋，在老解放區和半解放區，約1億人口的區域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7］。黨的土地政策的落實，帶來了農村生產力的大解放、農村經濟的大發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大提高，為我國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掃清了障礙。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切實利民的土地政策和土改運動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重大現實關切，人民群眾才積極主動跟黨走，自覺自愿投身中國革命實踐。

（二）靈活運用三大法寶——凝聚動員社會力量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建設“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8］，從而掌握“統一戰線”與“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實現了對中國社會各方力量的凝聚和動員，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基本勝利。

為堅持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中國共產黨自創建后就對加強自身建設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其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是重要內容。黨的思想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著重提出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強調通過教育“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2］87，重視實際調查和研究，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2］92，把黨員、干部錘煉為“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9］。組織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重視黨員發展、基層黨組織建設，強調“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2］89，即堅持民主集中制。黨的作風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一基本方針，團結全黨進行作風建設。1945 年黨的七大總結了我們黨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三大作風。正是基于在革命實踐過程中對黨的建設這一偉大工程的實施和推進，中國共產黨才能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提出和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實現了對社會思潮的引領，取得了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保?0］609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了中國要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這一革命道路的貫徹執行實現了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深刻改造。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將武裝斗爭這一主要斗爭形式同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一切人民的斗爭配合起來。同時，強調讓軍隊在擔負起戰斗、籌款的同時堅持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就是要讓軍隊成為黨和人民政權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幫助地方人民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權以至建立黨的組織。具體來說，思想方面，充分發揮思想宣傳工作的能動性。如開辦夜校、農講所、半日制學校等教育機構，讓工農群眾獲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權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群眾；設計推廣簡單易懂、朗朗上口的革命宣傳口號，出版《斗爭》《紅色中華》《青年實話》等報刊，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動員工農群眾參加革命，支持政權建設。組織方面，要求紅軍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和群眾團體，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紀律要求，發揮榜樣示范作用，以先進形象凝聚力量。正是通過這種有組織的、持續不斷的宣傳動員，黨和國家的意志得以滲透至鄉村社會并內化于農民心里，進而建構起農民的政治意識，特別是對黨和國家的認同。

統一戰線作為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其出發點在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強大自己，削弱敵人，從而形成強大的領導優勢、組織優勢和社會優勢。毛澤東曾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懂得：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保?0］645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根據不同革命階段的戰略目標需要，適時制定了靈活的統一戰線政策。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國共合作的方式建立國民革命聯合統一戰線，開始在工人、學生、農民、青年、婦女以及知識界等各群體中開展活動。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將統一戰線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之上，進行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斗爭?？谷諔馉帟r期，形成包括一切抗日階級、階層和力量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解放。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堅持革命領導權的基礎上，與各革命階級聯盟，建立了以全民族絕大多數人為主體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爭取革命最終勝利。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統一戰線組織形態的轉變和應用，使得中國社會各革命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得到有效整合，為革命取得最終勝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為“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10］663而不斷奮進。歷經28年的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11］3。

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制度建構形成“總體性社會”，邁向發展興國

“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統一紀律?！保?2］為在短時間內實現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這兩個重要任務，中國共產黨運用國家體系對整個社會進行全面改造，構建“總體性社會”。

（一）建立公社體制和單位體制——構建一體化“總體性社會”

為構建一體化的社會組織體系，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人民公社體制來實現社會全盤性的組織化改造。在農村基層社會，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實現有效統合。人民公社體制以社隊共同體取代傳統的血緣共同體，使得國家力量直達基層，農民與國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結關系。在城市基層社會，中國共產黨則是通過建立以單位制為主，以街居制為輔的管理體制，實現對城市社會的整合。具體來說，首先在城市基層社會設置單位機構、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等機構組織，又借助單位、街道等機構組織的資源分配及社會管理等功能，將城市單位職工和無單位的群眾全部納入國家管理范圍，以便后續進行社會動員。1958 年形成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城鄉二元分治的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鄉人員的流動，反映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快速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戰略意圖。另外，隨著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形成了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構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新中國在幾年內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迅速建立起了一個高度組織化和一體化的社會。這一社會組織結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相匹配，也就是說，所有機構組織均以黨的意志為意志，社會成員的所有資源都來自其歸屬組織的配給。這樣的一體化社會形態被稱為“總體性社會”，社會從個人到組織都在國家的整合之下，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個人高度依附于國家。

（二）發揮“總體性社會”優勢——開啟現代化建設的全面探索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一元化的意識形態控制機制的整合，共同形成了“總體性社會”結構。在此結構下，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黨領導國家，國家主導社會，黨通過國家或自身組織主導社會［13］。這一結構的形成，凸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其執政領導能力及成效決定了能否發揮這一體制的最大優勢——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翱傮w性社會”結構下，國家社會建設與政治高度統一，以政治整合替代社會整合，國家整體效能得以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利用黨內集中統一的組織機制和黨政組織對社會全面領導，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實現社會動員。具體來說，通過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和高度統一的財政體制實現了國家對社會資源的計劃性管制，為進一步進行社會動員提供體制保障。通過宣傳“勞動光榮”等理念，樹立李永、王進喜等勞動模范，學習大慶、大寨等典型地區，激發人民群眾向榜樣學習，將精神感召轉化為實際行動，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利用《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在全國范圍內引領社會輿論，進行宣傳動員。這一階段，群眾運動式的社會動員貫穿于政黨活動和政府施政的全過程。據統計，從1950 年到1976 年，中國共產黨共組織發動了75 場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內容涉及領域廣泛［14］。中國共產黨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有效發揮了社會資源集中的規模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落后的經濟文化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制約，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5個五年計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標志著我國開始系統建設社會主義，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奠定了良好基礎。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繼續進行的基礎。經過實施5 個五年計劃，我國建立起了獨立且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了很大發展［11］11。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總體性社會”結構的形成，使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領導能力及成效直接決定現代化建設的水平?！八膫€現代化”戰略目標和“兩步走”戰略安排的逐步提出，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最初探索，極大豐富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認識。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11］14。

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制度變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致力于改革強國

中共中央基于對國內經濟落后狀況的深刻認識和加快發展的緊迫感，決定進行一場深刻、全面的社會變革，理順新時期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以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1978 年12 月，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實現黨和國家工作中心戰略轉移，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一）進行制度變革——加快實現經濟社會現代化轉型

制度變革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通過經濟體制改革，逐步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改變黨、國家與社會三位一體結構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為與市場化發展相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在農村展開。以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濟改革，改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為合同制、實行市場價格，使農村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隨后，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改革農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被提上日程，開始有步驟地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和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在借鑒農村改革的基礎上，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在全國展開。在城市，隨著市場化和自主性因素的進入，國家對資源配置功能的弱化，社會保障社會化的改革，傳統單位、街居體系的社會管理功能被削弱。與此同時，體制外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大量涌現，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溢出傳統基層管理的控制。二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黨政分開，從而改變黨、國家和社會三位一體的體制基礎。首先，通過恢復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為不斷深化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奠定基礎；其次，通過改革黨的干部人事制度，如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實行退休制度、設立顧問委員會，建立干部考核制度，確立干部隊伍建設的“四化”方針——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為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強化保障；最后，通過推動中央和地方各級領導機構改革，推動黨內監督制度化、黨政職能分開、政企組織分開進程，為黨的領導制度改革提供支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動下，我國經濟社會轉型不斷加快，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迎來了新局面。

（二）完善執政方式——協調推動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和完善，形成了新的經濟秩序與社會結構，中國共產黨所處的執政環境、肩負的歷史任務以及黨自身的狀況，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此時黨和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內在政治邏輯轉變為：“黨領導國家，國家主導社會，而社會決定黨的領導?！保?5］如何探索和建構黨、國家和社會三者的關系，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重要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立足世情、國情和黨情變化的新現實，調整自身定位，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取向下，通過轉變其執政方式，強化其同時代發展相契合的政治能力，來追求國家的一體化建設與社會的多元化發展的有機統一。

1979年3月，鄧小平首次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16］，從“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的現實國情出發。由此，中國共產黨在科學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經驗，準確分析我國當前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對“四個現代化”進行了重新定位，先后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命題和“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展，我們黨逐步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從“三位一體”拓展為“四位一體”，有力推進了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

為進一步明確自身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發揮整合國家與社會的作用，中國共產黨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進行了探索和總結。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重新確立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1987 年黨的十三大把黨政職能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和切入點，實現黨在執政方式上的重大改革。黨的十四大通過的黨章把“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改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促進了黨執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黨的十五大“依法治國”方略的確定，是黨執政方式的一次重大改革。這一階段的政治體制改革圍繞“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17］這一主要任務不斷推進。正是在這一現實基礎之上，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18］。2004 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著重研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19］274，從社會管理方面要求“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19］287。黨的十七大在黨的十六大相關論述的基礎之上為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提出了更全面、更系統的要求。黨的執政方式的轉變是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必然產物，這使得黨統籌各方政治關系的能力有效提高，推動黨、國家和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執政領導能力建設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呈現出在互動中雙向提升的關系。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進行了一系列制度變革，成功開創、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11］15。

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多元共治，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也進入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為核心內容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環境更加復雜、治理任務更加艱巨。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和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作為新時代國家治理之“綱”，通過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不斷促進新時代黨、國家和社會三元良性互動。

（一）加強頂層設計——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行動指南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科學完整的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拓展形成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判斷，明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及“五大發展理念”貫徹舉措，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作出重要部署和安排。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完成，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式開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重申黨的十九大的“兩步走”戰略安排，進一步全面論述“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著重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九個方面的本質要求和五項重大原則，明確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和未來五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主要目標任務，為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二）全面深化改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

在確立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行動指南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由此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和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保?0］將改革開放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總部署、總動員，推出了336項重大改革舉措，實現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新局面［11］37。黨的十九大將堅持全面深化改革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著眼于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總體擘畫，明確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總結過去五年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輝煌成就，并將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之一。黨的二十屆二中全會突出問題導向，對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作出系統性、整體性的部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有力保證。

中國共產黨堅持以“黨的領導—人民中心—依法治國”為政治原則，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了黨領導下多元協作的國家治理體系，這是一種“以合法性與能力性為價值維度的‘協同治理型’的現代化治理體系”［21］。具體來說，合法性彰顯規范力，主要通過健全國家治理體系來實現。中國共產黨通過將國家制度建設提升到頂層設計高度，領導人民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套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與軍隊、黨的建設等領域的“制度叢”，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的建構適應了我國國家治理的需要?！爸贫鹊纳υ谟趫绦小保?2］。因此，必須注重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另一個方面——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時代干部要擁有“八大本領”和“七種能力”，這兩大要求系統說明了新時代干部隊伍應具備的素質和本領能力，有效提高了制度的執行力，切實將我國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作用，推動了我國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的基本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健全。特別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群團助推、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基本形成，有效推動了多元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共同推動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政黨、國家與社會是現代政治架構的三大主體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多元共治的整體合力，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時期，我們黨“采取一系列戰略性舉措，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志性成果”［23］，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24］。

結語

歷經百年，中國共產黨在整合國家與社會的過程中，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和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依靠革命手段重構社會關系，為中國現代化建設開辟道路；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通過制度建構來實現“總體性社會”，以執政領導能力及成效決定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程度；再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制度變革有效整合國家和社會，追求黨的執政能力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雙向提升；直到新時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實行多元共治，不斷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通過在現代國家建構的進程中不斷調適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凸顯其在中國式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并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