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企業合規制度的價值定位與路徑構建
——以大型企業、國有企業為視角

胡 騁 方 悅

（浙江工商大學 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2；浙江省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浙江 杭州 310012）

一、緣起：知識產權保護與企業合規改革的多重需求

涉案企業合規制度改革歷經多年的實踐探索，已創設了第三方機制委員會、合規考察驗收聽證等一系列制度，司法紅利不斷釋放，為涉罪涉案企業提供了完善自身治理體系、預防犯罪風險的良機。當前，對涉案企業合規制度的研究更多著眼于改革頂層設計的宏大論述，對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刑事合規差異化問題尚未深入探討。

知識產權涉案企業合規制度是刑事合規制度的重要場域與組成部分，且有著不同于其他領域企業合規制度的獨特價值?！吨R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明確提出要“健全公正高效、管轄科學、權界清晰、系統完備的司法保護體系”。黨的二十大再次明確提出要“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強知識產權戰略的實施，實質是政府通過構筑有機統一的政策、司法體系，在頂層設計、機制貫通、制度演進等方位推動配置各類資源，提升知識產權制度的建設、實施和運用能力，服務和保障市場主體的健康發展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等目標。

然而，與知識產權司法保護與企業合規制度改革在各自領域內熱火朝天的研究現狀相比，鮮見有融合兩者并展開系統研究的著述，現有之研究，或受“西方中心主義”之思維定式影響，將英美知識產權事前合規計劃直接用于規訓我國本土實踐，脫離企業合規改革之實際，或各自為政，囿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導致相關理論成為空中樓閣，無法落地，如何幫助企業預防、控制知識產權法律風險方面的研究鮮有人問津。

對知識產權涉案企業刑事合規制度展開研究，符合“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的政治要求，契合優化營商環境服務經濟發展大局的政策導向，在企業合規制度改革走向深水區、面上拓展轉為點上深化的當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本文旨在通過分析該制度的特殊性與獨特價值，為大型企業、跨國企業涉知識產權合規改革的體系架構、機制建設、理論證成等方面展開探索、提出構想。

二、現實之維：外向與內向多重困境下的破局關鍵

（一）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的積極應對

知識產權保護工作關系國家安全。知識產權保護以著作、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為核心，其中對專利技術、商業秘密的保護不僅是企業間的利益糾葛，亦是關乎國與國之間較量的關鍵底牌。①陳心哲、魏漢濤：《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商業秘密刑事保護的美國挑戰與中國應對》，《學術交流》2023 年第1期，第57—68頁。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走在前面的歐美諸國，歷來高度重視企業核心技術與商業秘密的保護，建立了攻守兼備、層層設防的保護體系，打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同時，也將之作為長臂管轄、司法霸凌，遏制別國發展的有力武器。結合當下緊張的中美經貿關系來看其針對性不言而喻。按照TRIPS和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商業秘密系企業的內部機密、關鍵數據、核心技術等，而大型企業、國有企業的商業秘密，往往直接關系國家安全。如力拓案②參見（2010）滬一中刑初字第34號判決書。中，中國鋼鐵企業關于進出口鐵礦石的談判信息被泄露，導致20余家企業多支出預付款10.18億元，嚴重損害中國鋼鐵企業的利益，更對我國礦石資源安全和海外國有資產產生嚴重威脅。

目前，我國主要依靠刑法第三章侵犯知識產權罪一節打擊涉知識產權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雖新增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商業秘密罪，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打擊商業間諜犯罪的空白，但從整體上看，我國刑法保護知識產權的著力點仍在于應對國內內部犯罪，在保護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的海外利益方面仍稍顯不足。涉案企業合規制度可以充分發揮企業合規制度的預防功能，幫助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根據自身規模、行業特點、業務范圍等因素，建立針對性應對涉外知識產權風險的專項合規制度和知識產權管理體系，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靈活運用刑事政策和司法手段破解該困局較為有效的做法。

（二）適應國家創新驅動新發展格局的有效手段

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市場主體必須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半p循環發展將為企業帶來技術、理念與創新三大機遇”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在《雙循環新經濟格局》演講中提到，雙循環將為企業帶來技術、理念和創新三大機遇。，知識產權企業合規是保護科技創新企業、以新理念服務新發展格局的應需嘗試。一是應優化營商環境、護航企業發展的頂層設計所需?？萍紕撔缕髽I需要通過技術創新保持持續的競爭優勢，而科技研發和模式創新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使科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試錯、反復探索。呵護“幼苗”成長的過程，刑法的懲治需要保持克制，具有中國特色的涉案企業合規制度是通過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的優惠獎賞，激勵涉案企業積極進行合規化改造，①葉良芳：《刑事一體化視野下企業合規制度的本土化構建》，《政法論叢》2023第2期，第113—123頁。在一段考察期內，引導企業完善自身知識產權體系建設，使科技企業得以在正確、合法的軌道上健康運行，是激勵企業創新、包容試錯的良方。實踐也證明，較之于嚴格的行政處罰與刑事制裁，合規制度將企業從避免懲罰的層面提升到主動合規的層面，對于建立市場友好型、主動防御型的軟法體系助推作用明顯。二是應增強企業主體國際市場競爭力之需?！吨袊圃?025》指出，中國制造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弱、創新體系不完善、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等問題②《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載國務院官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年8月15日。，在知識產權日益成為國際經貿摩擦和產業鏈競爭的焦點的當下，企業規模越大，遭遇海外知識產權糾紛的概率越大。以知識產權為武器的瓶頸效應（Chokepoint Effects）日趨顯現。所謂瓶頸效應，即在國際科技創新領域中占據優勢地位的領先國家，以知識產權為基點，構建大國博弈下的新型非對稱性貿易格局，掌握核心技術后向他國企業強加成本、任意制裁。③王哲、隆云滔：《中美知識產權博弈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23第4期，第21頁。據調查，2022 年中國企業在美知識產權訴訟新立案共986 起，涉及中國企業9569 家，其中98.16%的中國企業為被告，大多數企業缺席應訴被判決敗訴，在判決賠償的案件中，專利訴訟平均判賠額為382.1萬美元。④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發布《2022 年中國企業在美知識產權糾紛調查報告》，載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官網http：//www.cnips.org.cn/a18319.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3年06月29日。制度順差情境下，我國企業必須適應發達經濟體下知識產權法律風險管理手段，才能融入全球化的市場競爭。知識產權合規制度可以幫助國有企業、大型企業、跨國企業重塑管理模式和運營方式，為中國企業融入國際市場提供保護。

（三）順應數字經濟時代知識產權治理現代化的應然之舉

隨著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數據已成為市場經濟中的基礎資源與核心競爭優勢，圍繞數據誕生了全新的商業模式與經濟形態，數據已成為企業贏得市場競爭、搶占市場份額的戰略性資源。同時，數字技術打破了知識流動的壁壘，在數據流通與科技創新的市場競爭中，專利、商標、版權侵權行為在非傳統環境下呈現出不同樣態，企業侵權易、被侵權更易，每一個市場主體都在侵權人與被侵權人的不確定風險之中。為此，國家層面在《推動知識產權高質量發展年度工作指引（2022）》明確提出“加快數據產權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研究論證，適應新領域、新業態發展需要”，以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現代化保障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多元主體參與、多種治理方式并舉、治理依據多樣的組織形式。⑤戚湧、鄧雨亭：《數字經濟背景下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現代化研究》，《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第32頁。檢察機關以“數字檢察”為履職依托，四大檢察綜合履職為保障的知識產權企業合規制度，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檢察機關以“數字檢察”作為實現高質效法律監督、促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撬桿，利用數據不斷更新迭代的大數據監督平臺，及時回應新領域、新業態的企業知識產權保護需求，檢察官得以從海量的數據中識別知識產權領域的涉罪涉案風險抓取法律監督線索，通過四大檢察綜合履職，從辦理個案“治標”延伸至類案“治本”，以“個案合規—行業治理—市場優化”的履職路徑，規范創新市場競爭環境，減少企業創新過程的溢出風險，增強企業的經營實力和創造力，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完善優化知識產權治理規則與制度政策的履職創新，是以檢察履職現代化服務于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生動實踐。

三、角色定位：現有知識產權法治保障體系的彌合者

知識產權治理體系現代化與企業合規改革耦合視域下的知識產權合規制度，融合了知識產權強保護時代需求、企業合規改革類型化探索和檢察服務大局、積極參與社會治理職能的有效延伸，有著獨特的法律定位。

從現實看，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采取的是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兩條途徑、并行運作”的“雙軌制”模式，①吳漢東：《中國知識產權法制建設的評價與反思》，《中國法學》2009年第1期，第58頁。有學者以2413 家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從行政執法、司法保護與執法效果三個維度構展開研究，證實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司法保護的加強，可以有效激勵企業創新生產。②吳超鵬等：《知識產權保護執法力度、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經濟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25—139頁。但從實證案例反映出的情況來看，現有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仍存在較多亟待解決的問題。③張志成：《新時代知識產權法治保障若干問題初探》，《知識產權》2022年12期，第3—22頁。

一是行政保護在制度供給、基礎配置等方面尚有不足，執法管轄權缺乏明確規定。具體分為三點。第一是行政保護主體的多元分散，影響了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效能。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一直采取單行法立法模式，對專利、商標、地理標志等幾類知識產權分類別管理，執法權分屬不同行政主管機關。④易繼明：《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知識產權體制改革》，《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同時，根據中央深化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要求，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將商標、專利等領域執法職責進行整合，組建了統一的市場監管綜合執法隊伍，執法力量下沉，由市縣兩級綜合執法隊伍統一行使行政執法權。這種“類別管轄+地域管轄”模式，導致執法靈敏度不足、重復執法嚴重、跨地域執法協作難等局面。第二是執法人員專業知識欠缺，基層執法力量不足。知識產權的范圍與侵權與否的判定往往是一個系統、復雜的過程，需要專業知識的支撐，只有具備相當高的專業素質的執法人員才能正確認定假冒和侵犯商標、專利、地理標志等知識產權的違法行為，但綜合執法體系下，執法人員的數量少、執法能力欠缺，導致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執法動力不足、效果不佳，降低了知識產權行政保護的整體效率。第三是現有行政執法體系僅針對國內創新市場，針對涉外知識產權侵害的調查制度仍為空白，實踐中有較多情形是：涉外知識產權權利人向相關行政主管部門投訴侵權人并要求開展行政調查，保護自身權益。⑤張臻嫻：《論我國涉外知識產權行政保護機制的完善》，《科學發展》2023年第5期，第54—62頁。我國尚未建立起較為成熟的涉外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隊伍和執法體系，涉外糾紛中行政保護的協調性平衡性較弱。

二是司法保護在運行效率、執行效果上仍待提高。中國早已建立起符合國際先進標準且門類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⑥曹文澤、王遷：《中國知識產權法制四十年：歷程、特征與展望》，《法學》2018年第11期，第3—16頁。但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成效與創新主體的期待仍存在較大差距。從市場主體私力救濟的角度看，企業維權存在訴訟成本過高、維權周期過長、取證舉證過難、損害賠償難以到位等諸多困難，①詹映、張弘：《我國知識產權侵權司法判例實證研究——以維權成本和侵權代價為中心》，《科研管理》2015年第7期，第148—150頁。往往“贏了官司、丟了市場”，這些問題都嚴重挫傷了企業從事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積極性。從刑事司法角度看，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時，往往被害企業的損失已經造成，如粗暴地將侵權人動輒立案、構罪即訴、一判了之，不僅對受害企業的既有損失于事無補，也讓各類市場主體在創新發展中束縛手腳，陷入人人自危之境地，不利于開放、有序、活力的營商環境的構建。刑事手段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應當來自其嚴厲后果的威懾力而非滯后的懲罰性。

對于真正以技術創新為競爭優勢的企業來說，其發展的基礎來源于新產品的研發和新市場的發現，所需要的不是通過繁雜訴訟程序獲得高額賠償，而是一個良好的創新秩序與營商環境。充分有效地保護知識產權是優化營商環境的重要方面，涉案企業合規改革是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的重要舉措。

有序的創新型市場的建設需要嚴厲的刑事手段威懾，也需要緩和的容錯機制，需要靈敏、及時、高效的公權力適當干預，也需要市場主體的自主、積極參與。民事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對創新市場秩序的作用是間接的，具有滯后性與被動性，對企業權利救濟來說缺乏可及性與便利性?，F有行政機關在執法能力、執法效率、執法效果上均有欠缺，刑事司法手段保護過于滯后，不利于企業發展中的適當容錯。檢察機關所處之地位，其主導的知識產權企業合規制度，可以在刑事處罰最終作出之前，平衡好刑法的嚴厲與謙抑，利用刑罰的威懾與輕緩激勵給予涉罪涉案企業回歸健康發展軌道的機會，是彌合現有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缺陷、實現寬嚴有度全鏈條保護的絕佳路徑。

四、制度內核：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路徑構建

（一）知識產權合規制度的內核：風險管理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技術創新、產權保護方面可能遭受諸多風險，廣義上的風險包含技術研發失敗風險，狹義上的風險為法律方面違法違規的風險，本文所指的合規風險為狹義上的風險，即法律方面的風險。當前，刑事涉案企業合規制度的犯罪預防功能已成為理論與實務界的共識②馬明亮：《作為犯罪治理方式的企業合規》，《政法論壇》2020年第3期，第169頁。，基于知識產權合規制度的法律定位，本文認為，應從結果導向和問題導向出發，將“預防風險”作為體系構建的核心，圍繞知識產權合規風險的識別、處置和預防行政違法、刑事犯罪風險，建立合規管理架構，實現內部合規風險控制與外部合規風險規避。

對司法機關、行政機關而言，引導企業建立知識產權合規治理體系，真正的價值不是以合規換取對企業的輕罰、不罰，而是通過刑罰威懾和輕緩處罰的激勵換取企業的有效合規承諾、預防未來再次侵權的風險。同時，關注案件反映出的知識產權管理漏洞和隱性風險，通過引導企業主動合規、考察合規效果、出臺行業合規指引，使相關行業形成較為有序的競爭環境，實現治罪與治理并重。企業應當在檢察機關引導下，配合整改已涉罪事實基礎上，就已產生的或者未來可能產生的違法、犯罪風險，自我梳理風險隱患，完善知識產權合規體系、風險內控體系，從而保持市場競爭優勢。

（二）以風險管理為主線的知識產權合規制度架構

“風險導向”的知識產權合規體系，應當確立“合規風險識別與評估—差異化合規管理—合規有效性考察”的合規步驟。

1.潛在風險的識別與評估

知識產權合規風險的識別和評估，是開展合規體系構建的前提，是對企業發生知識產權違法違規行為的可能性做出準確的認識和評價。①陳瑞華：《企業合規整改中的專項合規計劃》，《政法論壇》2023年第1期，第37頁。企業應當健全知識產權管理組織體系，將知識產權風險評估貫穿研發、生產、經營、市場開發以及知識產權申請、使用的全過程，根據自身規模、運營目標、市場環境及風險狀況確定合規風險，并根據評估結果采取相應預案，從而減少相關風險所帶來的損失。同時，當發生不合規行為時，企業如已經建立有效的合規管理體系并做好風險預防，可以作為減輕行政、刑事或者民事責任的抗辯理由。

如，大型企業應當建立必要的制度和流程，在作出涉境外市場的相關決策前，或者在開展海外業務過程中，收集目標市場國知識產權合規信息、檢索相關領域知識產權的糾紛及案例、分析市場所在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政策導向等，于事前準確識別目標市場的知識產權合規風險，判斷企業決策和市場行為導致法律風險的概率、可能造成的損失等，提前采取措施，阻斷風險的傳遞鏈條，降低風險發生的概率及減少損失。如知名企業海信集團，其在各類產品進入國內外不同市場之前要進行知識產權風險評估，并根據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動態和特點、不同國家不同市場的技術和市場競爭狀況分別制定應對方案和策略，保障公司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安全。②馮曉青：《企業技術創新、合作創新過程中的知識產權風險管理研究》，《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第205頁。

2.特有風險的防控——差異化合規管理

涉案企業在已經發生特定犯罪的情況下，將與所實施犯罪有密切關系的特定領域作為風險領域，在全面了解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及其傳導路徑的基礎上，所涉具體犯罪的再犯風險即為所要防控的具體合規風險。圍繞該具體風險的防控，展開針對其內部犯罪原因的差異化管理，對具體風險進行動態監控與評估，堵塞管理漏洞、消除制度隱患、去除治理結構缺陷，建立一種以預防該類犯罪再次發生為目標的專項知識產權合規體系。如，最高檢2022年4月發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假冒注冊商標案中，檢察機關綜合考察涉案企業的規模、涉及領域、行業特點、侵犯注冊商標的違法犯罪風險以及合規風險的狀況等，量身定制合規計劃，針對中某公司存在的涉案問題及合規整改目標，督促企業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等相關制度，通過不定期走訪企業，跟蹤涉案企業的合規建設情況作出最終處理。③具體見《最高檢發布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典型案例》，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官網，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9月23日。這就是較為典型的差異化合規管理。

對涉案企業來說，從已經發生的現實犯罪結果出發，在外部刑罰威懾和刑事激勵下，可以有效、有針對性地開展內部調查，梳理風險環節、風險崗位和風險人員，設立相應的知識產權合規管理機構或部門、配置相應合規人員，這種“量身定做”式的預防、監控和應對特定犯罪再次發生的專門化合規方式，更具有經濟上和運行上的可操作性。

3.未來風險的控制——合規有效性考察

有效的合規計劃，是對涉罪企業從寬甚至免除處罰的前提條件，知識產權刑事合規計劃的有效性標準是評估企業合規整改有效性的標尺。④李勇：《涉罪企業合規有效性標準研究——以A公司串通投標案為例》，《政法論壇》2022年第1期，第137頁。但在司法實踐中，不僅是知識產權刑事合規領域，大部分合規案件都處于有效性標準模糊的運行困境，有效性標準如何制定一直是困擾理論與實務的難題。本文認為，對企業未來知識產權違法犯罪風險的預防可能性才是合規有效性的核心標準，當以預防風險為目標制定合規有效性標準。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我國大型企業、科技密集型企業需要面臨應對外部嚴厲審查和內部自主創新需求的雙重考驗，因此，知識產權合規不僅需要注意企業內部的合規性管理，例如專利權屬糾紛、商業秘密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需要充分關注對外的知識產權糾紛。具體而言，可分為應對內生風險的自我修復與應對外部風險的標準抗辯。

應對內生風險的自我修復是指，通過對企業自身存在合規風險的排查與修復，避免企業后續仍因相同風險引發刑事再犯。如對侵犯商業秘密犯罪，若企業事先建立起專項合規計劃，可推定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系員工個人行為，而非單位犯罪，經檢察機關評估合規計劃有效，將不起訴企業并免除企業刑事責任；若事前并未建立專項知識產權合規計劃，檢察機關可責令企業針對與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有密切聯系的合規風險，制定專項合規整改計劃，開展差異化合規管理。

應對外部風險的標準抗辯是指，大型企業的涉知識產權犯罪，區別于其他領域犯罪，受海外國家法律法規影響大、訴訟風險高。為有效應對海外其他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濫用長臂管轄，需要制定與國際接軌的本土化刑事合規計劃標準，為企業提供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的規范參照，幫助企業降低涉外訴訟風險，使企業在海外應訴中得以有效抗辯，提升企業知識產權應訴能力，減少海外侵權訴訟、刑事處罰風險支出。

五、應然面向：以檢察履職為視角的路徑探索

（一）優化行刑銜接與聯動共治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肇始于檢察機關的帶頭探索，現已逐步推進至覆蓋刑事訴訟全流程，其制度效能的充分發揮，不僅需要公檢法等機關在刑事訴訟程序上的銜接推進，也需要和其他行政機關在工作機制上銜接配合、共享聯動，實現治罪與治理并進?，F有“雙軌制”保護模式導致司法與行政、入罪與出罪的銜接上存在一些機制障礙，主要表現為“行政違法向刑事犯罪遞進”的行刑銜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違法回轉”的刑行銜接運行困境。本文認為，可從以下幾方面優化。

1.完善行政執法中的行刑銜接

在案情復雜、性質難以認定、涉及國家安全等情形時，行政機關可以商請檢察機關提前參與對企業違法的行政調查活動，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并提出法律意見。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在行政執法階段聯合開展對企業違法行為和可以免除刑事處罰的企業犯罪行為的一體化合規整改，從而將涉案企業合規向前延伸至對企業違法的行政執法階段。對檢察機關經過審查認為涉嫌犯罪的，行政機關及時移送公安機關進行立案偵查。對行政機關應當移送企業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檢察機關可以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意見，要求其及時向公安機關移送企業犯罪案件。對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切實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通知公安機關立案。

2.完善審查起訴中的行刑銜接

檢察機關可以通過聽取行政機關意見建議，必要時可以組織涉案主體以及相關知識產權領域的專家召開聽證會，就是否對涉案企業啟動合規程序進行審查。檢察機關在對涉案企業進行合規整改過程中，可以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聯合市場監管、海關等有關行政機關對涉案企業共同開展合規考察監管和驗收評估等工作，在綜合各方意見后作出不起訴決定或向法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對于應當由行政機關依法給予行政處罰的，檢察機關可以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檢察意見，由行政機關繼續展開監管，行政監管機關考量企業合規情況和檢察意見對涉案企業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從而實現對涉案企業的齊抓共治。

3.探索刑行互認模式

加強檢察機關與行政機關的工作銜接，依托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財產性行政處罰措施、政務信息共享平臺等形成合規治理“一盤棋”①王貞會：《涉案企業合規行刑銜接的制度建構》，《行政法學研究》2023年第5期，第64頁。，檢察機關可以建議行政機關將涉案企業制定合規整改計劃、建設知識產權合規制度的情況作為對該企業進行從寬行政處罰的依據，行政機關在移送刑事立案材料時，應當將涉案企業開展合規整改的相關情況詳細說明，由檢察機關對涉案企業的合規承諾、合規計劃或者已經進行的合規整改活動進行審查和確認，做出相應的處理。

（二）完善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

當前，伴隨著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指導意見、專業人員選任管理辦法等配套文件的實施，以“檢察主導、各方參與、客觀中立、強化監督”為特征的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初步建立。②高景峰：《“中國式”涉案企業合規改革的探索與深化》，《中國檢察官》2023年12期，第2頁。第三方監管機構所出具的考察結果是檢察機關依法處理案件的重要參考，檢察機關應當強化在第三方監督評估中的主導職責，根據知識產權合規計劃專業程度高、涉及領域多、保密要求高等特點，完善相關機制，促進第三方監督評估的實質化專業化。

一是完善第三方機制專業人員選任方式。吸收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知識產權領域專業人員，并邀請市場監督管理局等行政監管部門指派專業人員參與第三方監督評估。第三方機制管委會認為有必要，或者經涉案企業申請，可以邀請政府工作部門中具有知識產權專業知識的人員參加第三方組織，第三方機制管委會應當與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專業人員所在單位做好協商溝通，確定選任管理辦法。建立健全知識產權專業人員準入“黑名單”制度，對有涉嫌侵犯商業秘密、侵犯專利權等違法違規行為的人員，不得納入第三方專業人員名錄，已經納入的人員，及時調整出庫。

二是探索建立知識產權專業的合規委員會。協調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律師事務所、行政管理部門、行業性組織等共同建立知識產權合規委員會，歸屬于在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管理委員會，根據知識產權領域犯罪的特點，對專業人員的選任、培訓、考核、監督、管理作出具體規定，對專業人員進行分專業、有針對性的管理、培訓，由相關行業組織負責具體實施、推進。檢察機關監督合規委員會的產生、人員選任，與知識產權合規委員就涉案企業的犯罪情形、體量規模、經營業務等，選取不同領域專業人員組成涉案企業合規監督評估小組展開監督評估。

三是充分利用數字賦能。利用數字技術賦能涉知識產權犯罪企業合規監督評估，是數字檢察建設推進的應有之義。要探索建設第三方機制數字化監督評估平臺，構建監督評估大數據庫，結合企業具體經營模式，全面梳理業務流程，查找企業在經營管理中涉及專利、商標、商業秘密、反不正當競爭領域的涉罪涉案風險點，將合規要求嵌入業務流程，圍繞具體風險建立算法模型，同時，以個案積累，提煉共通風險，以相同或類似違法犯罪風險為主體建模，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對重點領域、關鍵節點進行動態跟蹤，通過數據評估、風險預警等手段，實現企業合規數據化監管、數字化治理，推動合規整改智能化、高效化。

（三）發揮檢察履職優勢

知識產權案件所涉法域眾多，因應知識產權保護現實需求，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整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四大檢察職能，以期通過一體化履職加強知識產權綜合性司法保護。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綜合保護的履職優勢與主導企業合規改革的先行優勢，準確把握知識產權涉案企業合規制度的特殊戰略定位，以“小切口”助推營商環境優化、國際競爭提能“大戰略”實施。

1.推進綜合履職、專業化履職，充分發揮自身職能作用

推動知識產權檢察業務機構和合規案件專業化辦案團隊建設，可通過掛職、借調等方式引進相關行政部門人員短期擔任檢察官助理，參與知識產權合規案件的調查核實、討論及審查工作，就技術性問題提出專業意見。強化“四大檢察”共同參與、系統推進知識產權合規治理意識。構建信息共享、協同履職模式，必要時可組成專案團隊，對每一起知識產權合規案件均實行由刑事、民事、行政以及公益訴訟檢察官同時審查。立足監督辦案職能，對案件中發現的行業監管漏洞，應向行政主管機關、行業協會提出檢察建議，堵塞監管漏洞、防范企業經營風險，對于特定領域，檢察機關可通過行政公益訴訟促使市場監管部門依法履職，對企業或行業加強監管。

2.聚焦社會治理，發布知識產權合規指引

檢察機關在個案辦理中，通過參與涉案企業合規計劃制定、第三方組織合規考察及驗收等流程，可梳理涉案企業及同類企業、所在行業的知識產權管理漏洞及“共性”風險，歸納同類企業知識產權合規義務和風險清單，明確治理路徑，積極引導行業協會制定行業合規標準，與行政部門聯合發布基于預防企業涉知識產權犯罪法律風險的合規指引，將個案合規的治理成效提煉為行業合規，從“事后合規”向“事前合規”輻射，實現“辦理一個案件—幫助一類企業—規范一個行業”。

3.與數字檢察戰略深度融合

充分利用行政執法信息共享平臺，貫通融合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數據化建設，通過數據歸集、對比，發現知識產權涉案高發領域、多發環節；接入企業數據共享平臺、打造企業知識產權風險防控平臺，對知識產權合規風險點進行量化評價；完善知識產權檢察案件智慧管理系統，實現知識產權檢察案件管理、數據匯聚、智能分析、監督制約等系統集成，為涉知識產權犯罪企業合規提供常態化的數字化技術支撐。

4.聚焦國家戰略優化知識產權檢察服務

知識產權戰略布局是企業防御侵權、占領市場和獲取競爭優勢的有效手段。檢察機關應借助合規計劃、合規有效性考察、動態監管、合規指引等過程，根據目標國的知識產權法律環境和規則，幫助企業制定知識產權的海外布局規劃，為企業加強海外知識產權保護提供法律支持，為我國企業“走出去”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