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脈絡及當代價值研究

羅章松,蘇雪芹

(1,2.青海民族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寧 810007)

2016年我國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脫貧攻堅相互促進,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同時也實現了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及壯大是提高農民收入和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實現“農業、農村、農民”走向“強、美、富”的必由之路,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具有盤活農村集體土地資源資產,釋放農村土地、勞動力等重要功能。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提升貧困人口兜底水平,從而有助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能有效提高村集體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從而有助于實現農業現代化;能有效緩解貧富差距,從而有助于推動農民共同富裕。深刻認識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脈絡對新時代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全面推動鄉村戰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梳理農村集體經濟的歷史脈絡可以為理論界提供進一步研究的基礎素材,也可以為相關學者提供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理論與實踐進展研究的重要參考。

一、農村集體經濟的理論淵源

(一)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危機的根源

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增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和技術進步,但資本主義制度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和矛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其內在的矛盾和不可持續性,他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1]47?！褒嫶蟮纳唐范逊e”內化為工人的勞動所產生的產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被少數人所占有,當工人失去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時,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存,“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1]208。此時,工人的勞動力則成為可以買賣的商品,而工人創造的價值是超過資本家所支付的工資的部分。因此,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在占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對工人進行剝削,這種剝削關系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存在并得以延續。正因為如此,私有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產生了內在的矛盾,一方面,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通過壓榨工人的剩余價值來實現這一目標;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勞動是生產的源泉,但工人階級卻被排除在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控制之外。資本家在不斷侵占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基礎上,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從而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逐步變成擴大再生產。工人的消費能力有限,但是資本家所生產出來的產品逐漸增多,便出現了生產相對過剩的現象。所以,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2]。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主要變現為大量商品找不到銷路而堆積在倉庫里,此時企業資金得不到回籠,生產能力下降,很多企業無法完成再生產而走向倒閉,失業人數激增。隨著企業的倒閉、失業人數的增多,很多失業的資本家也逐漸加入工人隊伍里。對此,馬克思所說,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3]。有產者階級由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地主等組成,他們擁有生產資料并通過控制和運營生產資料獲取利潤成為社會財富的占有者,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并不斷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工人階級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價值,但他們無權決定生產和分配,只能面臨剝削和壓迫。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及生產關系最終會導致社會階級的對立和分化,而在這種對立中,有產者階級以追逐利潤為目標,不斷剝削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會日益尖銳。在面對經濟危機時,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和緩解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但“事情就這樣不斷地繼續下去,繁榮之后是危機,危機之后是繁榮,然后又是新的危機”[4]。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已成為社會化大工業發展的桎梏和枷鎖,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個人經營和自由競爭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使得經濟危機成為不可避免[5]。

(二)社會主義公有制:人類社會的必然選擇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論述了資本家為了追逐剩余價值,將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無償占有,不斷剝奪工人的勞動成果和財富。長期地壓榨和剝削使得工人生活水平陷入困境,長期處于貧困的處境?！皠趧訛楦蝗松a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瓌趧由a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盵6]49隨著剩余價值的不斷產出,工人被迫進行更長時間的勞動,但相應的工資并未得到相應的提高,資本家通過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從而加劇了工人的剝削和貧困,因此,“殘酷的剝削和奴役使勞動變成了僅僅勉強維持勞動者肉體生存的手段”[6]3。然而,盡管是工人創造了商品的價值,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價值并不完全歸屬于工人自己。相反,資本家占有并支配著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并通過這種占有關系來剝奪和掌控工人創造的價值,因此,工人的勞動成果被剝奪,并轉化為資本家的利潤?！吧a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工人注定要終身從事雇傭勞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相對立”[7]。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必然引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種危機反映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加劇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8]34。隨著階級矛盾的日益激化,覺醒的無產階級意識到自己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弱勢地位和被剝削的狀況,并意識到只有通過聯合起來進行斗爭才能爭取自身權益和改變現狀。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公有制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只有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消除剝削和壓迫,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在馬克思看來,公有制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制使得生產資料集中于少數資本家手中,他們通過剝削工人的勞動來追求利潤。相反,公有制通過集體或國家的形式,將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所有,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和使用權將不再由個人利益決定,而是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決定。公有制意味著資源的公平分配,社會的財富將更加公平地分配給全體人民,而不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從而實現社會的平等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8]42。共產黨人要廢除的是建立在階級對立和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在馬克思看來,公有制是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產生的,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具有歷史必然性。馬克思用“兩個必然”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導致社會主義的出現,用“兩個決不會”解釋了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過程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三)農村集體經濟思想的形成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土地集中在少數富人或資本家手中,這種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造成了財富和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使資本家能夠享受土地所帶來的經濟收益,而工人則面臨著土地的剝奪和貧困。馬克思關注土地集中的問題,是因為他認為土地是生產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社會的經濟運作和個體的生存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會導致資源的不公平分配和社會的不穩定。他批評資本主義社會土地集中的現象,主張通過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實現土地資源的公平分配。1869年,馬克思在談到土地所有制時,表示“大家都承認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所招致的害處”[9]。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逐漸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同時,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業機械化進程也在不斷加快,農業經營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這致使資本主義社會中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逐漸分離,資本家獲得土地的所有權,而農民雖然有使用權,但其在農業中產生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所剝奪,農民逐漸走向貧窮和破產。對于這部分農業資本家,恩格斯認為其出路在于“把各個農戶聯合為合作社”[10]。

當然,還有一些“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11]358,也就是恩格斯說的小農,他們擁有著不足以讓他們養家糊口的土地。那么,農民往往面臨生產成本高、生產效率低的問題,難以在市場上與大資本家競爭,導致他們漸漸被淘汰。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小農的地位逐漸下降,他們會漸漸失去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最終走向滅亡。對此,馬克思強調,應當促進土地的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12]。通過這種“經濟的道路”,能夠為農民提供了更大的生產和發展空間。對此,恩格斯也指出,對于小農的任務,要“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11]370。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農業合作化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他們認為合作社可以通過集中農民的勞動力和資源,實現農業生產的規?；透咝Щ?。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沒有直接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論述,但是他們的公有制思想、農業合作化思想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并與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核心價值和發展目標相吻合,同時為我國農村發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經驗指導。

二、列寧、斯大林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實踐探索

(一)戰時共產主義時期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列寧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問題。到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把共耕制作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其特點是:不僅土地國有,而且農具、牲畜和其他勞動資料均為公有,集體勞動,統一分配,單一層次的、大規模的集中經營。他強調,“只有實行共耕制才是出路”“公社、勞動組合耕種制、農民協作社,——這就是擺脫小經濟的弊病的出路”[13]。為此,蘇維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保證共耕制在全國范圍內的推行。然而,共耕制在實踐過程中由于農民的不同需求和利益沖突,加上政策執行的不完善,共耕制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列寧也逐漸發現了共耕制的弊端,“當人們滿懷著善良的意圖和愿望,到鄉村去組織公社和集體耕作,但是因為沒有集體工作的經驗而不善于經營時,這些試驗也起了不好的作用”[14]。但是,共耕制在特定歷史背景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過集中農民的土地和農具,充分利用生產資料,實現了對農業生產的有效管理,這使得農業生產和資源分配變得更加有組織性和高效性。同時,通過國家管理和征購糧食,支持了工業和戰場需求的穩定供應。

(二)新經濟政策時期

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前,列寧認為小農經濟的唯一出路就是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集體勞動的共耕制。當時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內面臨著內戰后的經濟破壞和不穩定,農業生產和工業產出大幅下降,社會秩序紊亂。為了恢復經濟,列寧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的核心是糧食稅,即是通過征收農民所產糧食的一部分,這樣,農民仍然保有自己的剩余產品,可以自由支配或用于交換,一定程度是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緩解了農民的負擔,為農民提供了一種更具靈活性和激勵性的糧食征收方式。1921年4月,列寧撰寫了《論糧食稅》,這篇文章主要討論了糧食稅作為一種對余糧收集制的替代方案,他認為,在糧食稅可以作為調控農產品供需、調節農業生產的重要工具,通過征收糧食稅,國家可以根據實際需求來確定糧食征收比例,保證糧食供應的穩定性,并確保農民有足夠的動力繼續發展農業生產。但是他也強調了,“在一個小農生產者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通過一系列特殊的過渡辦法”“把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要有強大的物質基礎,要大規模使用農業機器,大規模實現電氣化,才能根本改造小農。而現在必須給農民一定的流轉自由,使農民獲得同他們的經濟基礎即個體小經濟相適應的刺激和動力”[15]。因此,在列寧看來,糧食稅的實行是從公有制經濟向私有制經濟的退步,但是這是由國情決定的。

1923年,列寧發表了《論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為,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無產階級國家的一項基本任務,要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推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合作社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同時,該文還重新界定了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性質,并提出發展合作社需要堅持農民自愿參與原則、提倡國家財政對合作社進行支持原則以及循序漸進地發展的原則。在《論合作社》的開篇,列寧就講到,“我覺得我們對合作社注意得不夠”“合作社在我國有了非常重大的意義”[16]365。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列寧對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給予了肯定,當然列寧也強調,“在新經濟政策中,我們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讓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作了讓步;正是從這一點(這與人們所想的恰恰相反)產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義”[16]366,正是由于新經濟政策的實踐,列寧才更加認為合作社作為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重要性?！拔覀兏男行陆洕邥r做得過頭的地方,在于我們忘記了合作社,在于我們現在對合作社仍然估計不足,在于我們已經開始忘記合作社在上述兩方面的巨大意義”[16]367。列寧批評了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忽視合作社的作用,對發展合作社的深遠意義重視不夠、估計不足的傾向,從而進一步論述了合作社的性質和通過合作社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路。列寧還提出了一些關于合作社發展的具體觀點。如:合作社應該是農民自愿組織起來的社會經濟組織,而不是被外力強制實施的;合作社應該為農民提供技術、貸款和市場等方面的支持,以幫助他們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生活條件等。此外,列寧也提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包括節約成本、減少中間商的利潤以及增加農民的經濟收益等?？傊?列寧的《論合作社》強調了合作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合作社可以提高農業生產力、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還可以推動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這篇文章在當時蘇聯農業發展問題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在促進農業合作社的發展上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三)農業集體化運動時期

1926年末,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實施在客觀上具備了重要條件。首先,蘇維埃政權已經基本掌握了國家經濟的主導權,工業恢復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并且工農聯盟也得到了鞏固。其次,就農業而言,蘇聯的農業生產在完成恢復任務的基礎上不斷增長,許多指標都超過了之前的最高水平。但是,1926年蘇聯西南部的烏克蘭和莫斯科等地遭受了連續的干旱和水患,嚴重破壞了農作物的生長。這導致了糧食產量的大幅下降。同時,由于農民在前些年的負擔很重,他們開始抵制交售糧食,而是選擇將糧食留給自己或者轉售至黑市,這造成了國家糧食儲備的嚴重不足,造成了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種種原因使蘇聯出現了糧食危機,這一年農業生產出現了大幅下滑,導致糧食供應短缺和物價上漲。在這個背景下,1927年12月召開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把個體小農經濟逐步聯合和改造成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的任務[17],從此蘇聯開始了農業集體化運動。

1929年10月1日,蘇聯共計有67446個集體農莊,到1930年6月1日就已是85950個,差不多建立了20000個新農莊;這個時期蘇聯集體化了的農戶從7.6%提高到23.6%[18]。1929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的商品糧食在一億三千萬普特以上,1930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提供的商品糧食將不下于四億普特[19]230。農業集體化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并為蘇聯的工業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到1930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成長并發展為一支重要的力量,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糧食生產代替了富農的糧食生產,成為蘇維埃政權重要的物質基礎?！罢驗槿绱?我們向富農舉行的堅決進攻現在取得了不容置疑的勝利。如果說的是真正的堅決進攻,而不限于空洞的反富農高調,那就應當這樣向富農進攻。這就是我們近來從限制富農剝削傾向的政策過渡到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原因?！盵19]231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經歷了從限制到排擠、到剝奪和消滅的演變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成功地消滅了富農階級,富農的土地和財產被轉移到集體農莊中,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隨著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推進和集體農莊的貢獻越來越突出,斯大林對待富農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此時他認為,對待富農只能消滅,而不能讓其加入集體農莊,原因在于“他們是集體農莊運動的死敵”[19]231。同時,他提出了并提出了“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代替富農的生產”“現在在這些地區剝奪富農財產是建立和發展集體農莊的一個組成部分”[19]231的觀點。于是,1930年6月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全線進攻、消滅富農階級、實現全盤集體化的方針[17]。消滅富農的過程中,富農的土地和財產被征收和轉移到集體農莊中,這樣可以進一步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從而實現農業集體化的目標。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在農村改造方面取得了決定性成就:大部分貧農戶和中農戶(61.5%)聯合成了集體農莊;解決了將分散的個體小農戶納入社會主義大農業道路的歷史性任務;全國大多數地區已消滅富農;在谷物和畜牧業產品生產方面建立了廣泛的新的國營農場網;在農業技術改造方面跨出了一大步。蘇聯農業堅定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但有1/3以上農戶仍是個體經濟,繼續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進行經營[20]401。到1934年7月1日止,有71.4%的農戶和87.4%的播種面積實行了集體化[20]402。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完成了農業集體化,集體農莊聯合了農戶總數的93%,占播種面積99%以上,集體農莊制度得到了鞏固[20]29,4年內(1934—1937年)集體農莊莊員的總收入增加1倍多,按勞動日分配的現金收入也有了增加[20]30。

農業集體化運動給蘇聯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集體農莊提供先進的生產設備和農業技術使農業生產的科學性和技術水平得到了提高,通過共同勞動和資源的合理利用,在特定歷史時期內實現了更高效的農業生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通過消滅富農階級,大規模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富農的土地和財產被分配給其他農民,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農民之間的貧富差距。

三、農村集體經濟在我國的發展歷程

(一)初步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前的農村集體經濟經歷了四個階段,先后以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用不到三年的時間,到1952年底恢復了原本就很脆弱、又屢經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1953年我國開始進行有計劃的國家建設,制定以工業化為主體“一化三改”的總線路,制定并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面貌迅速改變。從1951年12月開始,黨中央頒發了一系列的決議,規定了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1952年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已經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0%,在1954年又增加到將近58%[21]86。在互助組后,又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轉變。1955年7月,毛澤東同志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強調,“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22]418。同時他也提出“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偏向”[22]423。因此,毛澤東同志認為,在發展合作社的過程中,在做到合作社數量多的同時,更要保證合作社的質量。對此,他強調,“一切合作社,均應做一個幾年的生產規劃,經過社員多次討論,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實施?！盵23]在1956年6月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認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是適合于我國當前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農業生產發展的迫切需要的,它總結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中的新的經驗,反映了全國農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要求和愿望,是進一步有計劃地大規模地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徹底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保證”[24]。到1956年底,全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25]。到1957年6月間,參加農業合作社的農戶達到一億二千萬戶,占全國總戶數的96%,其中,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戶數達到一億多戶,占全國農戶的88%。初級農業合作社的農戶,只占全國總農戶的8%左右。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合作社在我國農業生產中,已經占著絕對優勢了[21]90。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原屬于高級社的生產資料歸公社所有,統一生產、統一核算、統一分配。人民公社分為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在生產資料方面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管理原則,以“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原則進行分配,并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和自留地,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傊?改革開放前農村集體經濟基本實現了全部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進行集體勞動和集體管理,實行按勞分配,實現了集體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高度融合。

(二)深入探索時期

1978年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分給個人或家庭承包經營,使農民獲得土地使用權、經營權和收益權,從而激發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也給農民帶來了一定的收入,這對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農村集體經濟是“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分”,統分結合的發展模式,能夠使家庭經營的積極性和集體經營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從而使農村集體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關于農村政策問題》中提到,“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26]。集體經濟是農村發展的主要方向,但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是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而改革開放則為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形式不斷涌現,并且越來越多樣化,如個人承包、租賃經營,以鄉或村的名義投資興辦新的企業,以鄉或村的名義將原集體企業改制為與個體或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聯合投資的股份制企業等。1992年7月,鄧小平同志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F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27]。之后,國家出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九五”時期和今年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和政策措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一九九八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等許多關于農村發展的文件,其中都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指示。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幾年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多元化的市場主體迅速發展起來,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面臨更大的市場競爭壓力,同時由于工業化、城鎮化提速,農村老齡化、空心化問題逐漸顯現出來,對此需要農村集體經濟在公共服務和農村經濟發展中發揮引導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要繼續增強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實力和服務功能[28],之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2009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若干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等重大文件中都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進行了支持與引導,為激發農村集體經濟活力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正因為如此,一些地方逐步扭轉了農村集體經濟弱化、邊緣化的趨勢,不少集體經濟“空殼村”重新發展了起來,并探索了多元化的發展模式。200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提出要引導農村集體企業改制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企業,鼓勵有條件的鄉鎮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9],與此同時,農村集體經濟在實踐上進一步壯大,這段時期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規模上農村集體經濟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

(三)全面深化時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農村集體經濟“空殼村”逐漸清零,農村集體經濟規模不斷擴大。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其指出,要“因地制宜探索集體經濟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實力”[30]。2012年農業農村部所統計的589185個村子中,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為0的村子有31.1萬個、5萬元以下的村子有15.1萬個、5-10萬元的村子有5.2萬個、10-50萬元的村子有4.8萬個、50-100萬元的村子有1.2萬個、100萬元以上的村子有1.5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總資產達217862952.4萬元,總收入為35760206.7萬元,總收益為11091803.3萬元[31]。2017年農業農村部所統計的563225個村子中,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為0的村子有26.17萬個、5萬元以下的村子有13.7萬個、5-10萬元的村子有6.6萬個、10-50萬元的村子有6.2萬個、50-100萬元的村子有1.6萬個、100萬元以上的村子有2.1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總資產達343728734.1萬元,總收入為46275984萬元,總收益為15868651萬元[32]。從統計數據上看,從2012年到2017年,我國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為0的村子越來越少,收入在100萬元以上的村子越來越多,農村集體經濟的總資產也越來越多。

鄉村振興既是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也是共同富裕的階段性目標,無論是共同富裕,還是鄉村振興,最薄弱的環節都在農村。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帶動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推動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同時也有助于促進農村社會治理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只有補齊農村發展的短板,才能不斷縮小城鄉差距,從而進一步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33]。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等多項文件都提到了農村集體經濟,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據統計,2021年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有2031262個,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數達到了60060291人[34]30。合作社成員類型多樣,普通農戶成員占比超95%,合作社成員中,普通農戶成員5737.5萬個、占比95.5%;家庭農場成員164.1萬個、占比2.7%;企業成員26.8萬個、占比0.4%。農民牽頭領辦合作社占比超八成。由農民牽頭領辦的合作社165.3萬家,占比81.4%,其中由村組干部牽頭領辦的合作社24.1萬家[34]90。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35],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22年12月28公布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向公眾征求修改意見,其中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地位是該法的亮點。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探索建立兼顧國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調節機制”“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36],更加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是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2023年9月5日,財政部對《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財會〔2004〕12號)進行了修訂,并印發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這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的落地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對提升村級組織“造血”功能、加快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設、提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市場主體能力、培養農村集體經濟相關人才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農村集體經濟的當代價值

(一)農村集體經濟是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體現

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因此需要建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符合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脫離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是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所不符的。分配是由生產決定的,重點并不是“分配關系”,而是“生產關系”,重點不在于生產成果如何去分配,而在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脫離了以公有制為主體是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而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則組織起來,在生產和流通環節進行集體勞作,并以集體所有和集體經營為特征,使資源處于集體的控制之下,這種公有制的經濟狀態有助于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農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形式,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不斷健全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村集體經濟可以有效調動和利用農村資源,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這體現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特征。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農民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加強了農民群眾的凝聚力,通過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可以共同參與經濟決策、共同分配經濟成果,從而有利于增強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同感和參與感。

(二)農村集體經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

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共同”體現出社會全體成員的財富占有方式,反映的是生產力方面;“富?！斌w現出社會財富的占有數量,反映的是生產關系方面。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共同富裕不但要求社會整體經濟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而且要求社會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有著合理地縮小和控制。農村地區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區域,共同富裕要求農村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達到穩定增長的態勢,從而協調城鄉經濟發展。

農村集體經濟通過集體組織管理和分配資源,可以更好地配置農村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資源,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創業平臺,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減少農村勞動力的閑置和流失,讓更多的農民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來,特別是在農村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不僅有助于增加農民的收入,也為農民提供了實現自身價值和發展潛力的機遇,從而提高農民參與生產的積極性。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可以帶動農村地區發展多種產業,如農副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業、物流業等,這不僅能夠提高農村地區經濟的綜合效益,也有利于推動農村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共同富裕,還是鄉村振興,最薄弱的環節都在農村,農村集體經濟通過增強農民自主性與資源集中分配的方式提高農民收入,對共同富裕具有促進意義?？傊?共同富裕和農村集體經濟在經濟維度的內涵上具有一致性,兩者在要求、目的和方向上是統一的,農村集體經濟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采取更具體的措施,從而不斷推進共同富裕。

(三)農村集體經濟是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載體

從宏觀角度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不公平的存在也必然有其相應的經濟基礎,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物質資料生產則需要生產資料,人與人的關系決定了這些生產資料以及勞動成果歸誰所有。那么,根據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可以將人分為無產者和有產者。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作為無產者,他們沒有生產資料,也沒有生產資源,只能被資本家剝削和壓迫,本該屬于工人的剩余價值也被資本家進行無償占有,經濟地位的不平等造成了有產者和無產者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馬克思也強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37]16-17。因此,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所謂“公平分配勞動所得”只能是一種空洞的幻想[37]3。1875年3月7日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德國工人黨綱領》一文,有這么一句話,“勞動的解放要求把勞動資料提高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要求集體調節總勞動并公平分配勞動所得”[37]72,針對這句話,馬克思說應當把“把勞動資料提高為公共財產”改為“把勞動資料變為公共財產”[37]12。因此,想要真正實現社會公平,必須先使得人們的經濟地位是平等的,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才能出現社會公平的上層建筑。因此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公平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要實現社會公平,必要前提就是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

從微觀角度來看,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它在本質上決定了自身可以促進社會公平的潛質。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作模式,農民可以共同投入資金,在土地、勞動力、技術和市場等方面形成優勢,從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從而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收益所得,能夠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服務,如基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這些社會保障服務可以幫助農民解決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問題。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過程中,鄉村公路、水電、住房等基礎設施將會進一步完善和精細化。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更先進、更具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經濟形式,推動著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發展[38],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數字化設施建設,因此,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同時,農村地區不斷拓展大數據的應用,不斷優化農村金融的數字化創新,發展移動支付和手機銀行等金融服務,提高農民的金融便利和服務體驗。數字鄉村建設還有助于利用信息技術提高農村的管理效率和服務水平,從而完善農村信息管理系統,不斷實現鄉村治理的信息化和科學化。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城鄉的基礎設施建設之間的差距。

五、結語

產業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實現農村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潤滑劑,而農村集體經濟的壯大發展能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發揮村民的主動性,促進農村經濟增長,這無疑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暢通國內經濟循環的重要依托。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是適應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三農”工作的現實需要,對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進的征程中,農村集體經濟必將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