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多重維度及其具體展開
——論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鮮明理論品格

楊洪源

理論品格是一種理論或思想所應具備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判斷觀點和論斷是否升華為理論乃至思想的重要標準。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習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鮮明的理論品格，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當前，理論界將此普遍解釋為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和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創新。同時，學者們也對“體用”這對中國哲學經典范疇的多種含義，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察，論述了其所表征的主體與功能的關系、本質與現象的關系、原則與方法的關系，為準確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鮮明理論品格，提供了必要的學理性支撐。從“體用”范疇的上述三個維度出發，本文力求全面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品格，更好地理解這一思想在文化理論上的創新突破，進一步明確其在文化建設上的布局要求，不斷推動文化建設基礎上的文化理論創新，實現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

一、把握主體本位和功能客位的內在聯系

作為中國思想的固有概念和體現中華民族智慧的重要范疇，“體”首先指代實體、主體、形體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者具有獨立性的東西；“用”則意味著該事物的作用、功能、屬性等?！盾髯印じ粐分赋觯骸叭f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盵1]即認為萬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體各不相同，雖不能主動地迎合人們的需要卻對人都有用，這是一個客觀的規律。具體到文化這一事物上，“體用”范疇首先強調的是文化主體性和文化功能之間的內在聯系。近代以降，“體用”與“古今中西之爭”問題相交織，被中國知識分子賦予文化的主體本位與功能客位的含義，以此回應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試圖破解追求近代文明之“用”同維護自身文明之“體”無法兼得的困境，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論爭，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理論主張。

文化主體性與文化功能的相互關系，也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要點之一。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發展樣態，它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體現著人的本質和人的發展。馬克思早在青年時期就嘗試擺脫德國觀念論的影響，從人的主體性而非絕對精神或絕對觀念出發來把握文化，指明人的主體性能夠使人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形成了關于文化即人化的認識。立足滿足人的需要、人的社會活動或社會制度安排，馬克思探討了文化對人的需要的價值規范和個體行為的作用，特別是對人的教化，使之不斷實現本質的自我確證；考察了文化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包括文化在無產階級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宗教文化對資本主義文明起源的塑造功能等。恩格斯揭示了文化與經濟、政治的辯證關系，指出“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2]延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觀點，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始終主張文化功能的發揮有賴于堅持文化主體性，并且把文化的功能拓展為傳承社會經驗和知識、維持社會歷史連續性、增強各民族自我意識、為社會發展凝聚力量等。

習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的主體性和功能的基本觀點、中國傳統體用論的主體與功能的關系以及實現這兩者的有機結合，從文化自信的高度出發理解文化的功能，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體性確立和鞏固，從而深刻把握文化的主體本位及功能客位的內在聯系，使之成為這一重要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主要表現。

堅定文化自信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題之一，彰顯對文化的地位及作用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這一重要思想不僅用“靈魂”來描述文化在一個民族和國家中的地位，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且創造地提出堅定文化自信，將它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闡明其重大意義，即事關國運興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獨立性。中國既是一個擁有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國家，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對如何使中國從文化大國走向文化強國，如何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凝聚力量等重大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把堅定文化自信，進一步歸結為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所應當遵循的原則，認為唯此方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與發展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文化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展現新氣象新作為。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習近平文化思想系統回答了為什么要有文化主體性、什么是文化主體性、怎樣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問題。這一重要思想指出，一種文化只有具備主體性，才能夠形成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才能立得住、行得穩、走得遠。沒有文化主體性，就不能更好汲取自己的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對一切人類文明成果擇善而從，也難以具有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的決心和意志。有了文化主體性，便有了文化意義上的堅定自我與肩負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覺。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即作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以國家形式發展至今的文明形態，充分表明它的“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3]。換言之，整個中華文明發展史即為中華文化主體性不斷塑造、完善、鞏固、變革的過程。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再到明清樸學、乾嘉之學，其間雖歷經焚書坑儒、五胡亂華、靖康之恥等浩劫，卻始終屹立不倒、文脈賡續。究其原因，就在于積淀了特色鮮明、底蘊深厚、根基穩固的文化主體性。

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的侵襲下，中華文明遭受難以賡續的深重危機，全盤西化的社會思潮一度盛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占據主導，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日漸式微。為了破解中國自近代以來面臨的“古今中西之爭”，解決這一重要問題背后體現的文化主體性強弱難題，中國共產黨人歷經百年奮斗，成功探索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正確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同時，不斷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4]，體現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

從上述意義上講，中華文化主體性中的文化，不僅僅是歷史的、民族的，更是當代的、世界的。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就在于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主義思想這個“兩個結合”光輝典范。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文化思想創造性地將“第二個結合”作為又一次思想解放，從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自信的關系維度闡述了它的標志性意義。不論是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還是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抑或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讓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更加鞏固。

二、堅持透過外在現象看內在本質并揭示規律

在中國思想體系中，“體用”范疇的第二層內涵是本質與現象的關系。這里的“體”不再是獨立的主體、有形的實體，而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質、最高本體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事物內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綜合反映。與之相對，“用”則指代本體派生出來的具體事物，是在事物產生、發展和變化中表現出來的外在聯系和客觀形式。宋明理學經常在上述辯證的意義上使用“體用”范疇，并以此建立起儒學的本體論。例如，程頤在解釋《周易》時以“理”與“象”說明體用關系：“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盵5]這就是說，“體”和“用”既有密切的關聯，又分屬不同的層次，前者具有形而上的優先性。秉承這一思路，朱熹進一步指出雖“體用一源”，卻始終存在“體”和“用”的先后之分、精粗之別，這兩者之間有著邏輯展開上的因果關系。不僅如此，朱熹還對“體用”范疇進行了廣泛運用，甚至擴展到關于心性的闡釋。顯然，“體用”范疇同樣適用于對文化的理解，因為文化現象在人的世界中無所不在，需要人們打破習以為常，形成對文化本質的深刻認識。

從紛繁復雜的文化現象或文化存在形態中把握文化的本質，揭示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與內在規律，是馬克思主義關注的重要問題。根據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文化不論是表現為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形態，在本質上都是人的類本質活動（勞動）的對象化，也就是內在于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并在實踐結果中變成現實的人的意識。因此，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必然存在著同這個階段的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文化現象。簡而言之，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起初，人們把自身生活的決定力量歸結為各種自然物，將自然神化為宗教信仰和崇拜對象，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隨著人的生產實踐的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其生活從根本上取決于他們自身，進而形成關于文化的初步概念，在文化與自然之間作出區分。到了階級社會，文化從對自然的崇拜中擺脫出來，逐漸受到統治階級的影響，繼而發展到同它的創造者相對抗甚至異化的程度，并且在資本主義社會達到頂點。

相比于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使人脫離直接的相互依賴，因而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勞動，讓人徹底陷入物的依賴關系中。它否定無產階級文化，是工人階級發展的思想阻礙。因此，批判資本主義文化、使文化復歸其本質，建立更為先進的文化形態以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在未來理想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中，文化真正成為人的自由自覺活動的對象，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6]。在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能夠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強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條件。

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的本質、文化發展及其規律的認識，貫穿著堅持本質與現象的辯證統一。這與中國傳統體用論中的本質與現象的關系是彼此契合的，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觀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前提條件。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這種結合從可能變為現實的明證。這一重要思想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全面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建設這樣的文化的重大問題，進一步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和發展方向，深刻揭示了文化發展和文化建設的一般規律，實現了透過文化的現象認識其本質和規律，極大地展現了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理論品格。

究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一提法中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本身即已指明了它的本質所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盵7]在五千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產生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共同匯聚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我們要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了。

就其發展方向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面向而非背離現代化、世界、未來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而非媚外的愚昧的小眾的。其中，面向現代化意味著我們的文化發展必須同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堅持與時俱進，充分汲取現代文明的成果，推動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面向世界表明了我們的文化發展必須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深化交流互鑒，積極吸收世界各國的優秀文化成果，推動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面向未來昭示著我們的文化發展必須具有前瞻性和創新性，緊跟時代步伐，積極探索新的文化形態和文化模式，激發全社會的文化創新活力，為未來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時起，就把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作為使命，先后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積極推動文化建設和文化發展。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文化思想創造性地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命題，賦予文化建設更加重大的使命任務，使之成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全新內涵。

在進一步闡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同時，習近平文化思想還深化了對文化發展和文化建設的一般規律的認識，尤其是準確把握到文化傳承、文化創新、文化交流的相互關系。歷史和實踐表明，繼承、創造、互鑒是文化得以延續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內在動力、必由之路。一方面，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相互關聯、互為前提，文化傳承的重要目的在于更好地進行文化創新，唯有在傳承基礎上的文化創新方為真正意義上的創新。習近平文化思想辯證地闡釋了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創造屬于當今時代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間的關系，既肯定文化的傳承性又強調文化的選擇性；充分認識到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本質在于創造性實踐，著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堅持在“兩個結合”中實現文化的推陳出新。另一方面，文化的傳承和創新都離不開文化交流。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有差異、相互交流和借鑒才得以存在。習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強調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8]。必須更加廣泛地同世界各國進行文化交流，更加充分地借鑒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斷推動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三、實現根本原則同具體方法的有機結合

原則與方法的關系，是中國傳統體用論的第三個維度。除卻本體和實體、本質和本原，“體用”范疇中的“體”還有根本原則、內在目的之義。相應地，“用”則為根本原則的具體運用、內在目的之實現方式，也就是具體方法、外在手段。先秦時代同“體用”意義相近的“本用”，早就表達出根本原則及其具體運用的含義。人們所熟知的清末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起初被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揭示出來，經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概念的正式提出，最后由張之洞作出了全面闡釋，即“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9]所謂“中學為體”，是指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根本；“西學為用”則意味著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根本原則的“中體”，絕不意味有一個自我封閉的、僵化的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發展的體系，因為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中，實現傳承、發展、創新的。

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同樣有著作為前提的一些根本原則。誠然，對文化自身的內在邏輯、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等的考察，構成了文化理論的普遍性內容。但是，文化從根本上只有置于社會歷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唯物史觀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一大基本原則。依據這一原則，每個個體在社會中所處的環境或地位不同，使得他們的意識之間出現差異，形成各種各樣的文化觀念。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盵10]為了給予社會存在以合理性的論證，每個時代都會有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并由此產生了文化領導權。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列寧始終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對文化建設的領導，總結了掌握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包括在同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文化特別是以階級政治意識為代表的先進理論“從外面灌輸給工人”[11]等。同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也是適用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根本原則，它內在地要求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導向。

習近平文化思想把適用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傳統體用論中的原則與方法的關系相結合，系統闡述了文化建設中的若干根本原則及其具體運用，諸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宣傳文化思想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基本遵循與方法路徑等，充分彰顯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理論品格，譜寫了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新篇章。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仡欀袊伯a黨百余年奮斗歷程，掌握文化領導權始終是黨的一項重要任務。黨的一大決議中就明確提出了迅速占領文化思想陣地的要求。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黨對思想文化的領導決定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從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再到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文化領導權建設。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洞察時代發展大勢，把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黨的文化領導權理論，既有“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12]、“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13]、“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14]等帶有原則性的重大判斷，又有“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5]、全面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加強黨中央對網信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和改善黨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領導、牢牢掌握黨對高校工作的領導權等方法論意義上的具體部署，表明了對新時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體現了對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科學把握。

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性和原則性問題。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場。黨性和人民性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有機的統一性。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是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本質要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必然意味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不斷滿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強人民精神力量、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確立上述根本原則的基礎上，習近平文化思想進一步提出了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相結合、滿足需求同提高素質相結合的方法，要求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的偉大斗爭和火熱生活”“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16]。關于新時代文藝工作，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一方面，要守住為人民服務的初心，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把人民作為藝術表現的主體，推出更多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另一方面，堅持養德、修藝相統一，引導文藝工作者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培育大批德藝雙馨的文學藝術家，造就規模宏大的文化文藝人才隊伍。

除此之外，習近平文化思想還從理論與實踐、歷史同現實、國際和國內的結合上，闡明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應當遵循的原則和方法，即堅定文化自信、秉持開放包容、堅持守正創新。具體而言，堅定文化自信，就是堅持走自己的路。要立足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并提升為中國理論，絕不一味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照抄外國理論，從而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同時，要把文化自信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與文化品格中，全面養成昂揚向上的民族風貌和理性平和的民族心態。對內提升先進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對外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內在要求。秉持開放包容，意味著“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17]，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形成一批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的文明成果。對于文化建設而言，守正是確保不迷失自我和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創新則是為了把握及引領時代。不僅要守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守住“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守牢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而且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努力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機銜接。

四、推進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

在關于體用關系的表達上，明體達用和體用貫通的內涵是一致的。明體達用出自北宋胡瑗提出的教育思想，始見于元代張光祖對其教育思想的如下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茍趨利祿,其教學者必以明體達用為本?！盵18]它的原義是將圣賢之道傳授學生，并在此基礎上用于小到為人處世、大到研究治國之道和治國安邦的實踐。換句話說，就是內在地挺立道體、堅守義理，以此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胡瑗的明體達用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黃宗羲尊其為“宋初三先生”之首、宋學第一等人物，錢穆認為這一思想代表著宋學精神。相比之下，體用貫通則是現代才有的說法。隨著時代的發展，體用貫通、明體達用被賦予新的內涵，用以表述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基本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區別于其他理論的一大顯著特性在于實踐性。馬克思主義認為，認識來源于實踐，人們通過實踐的方式取得關于世界的知識，又根據獲得的知識指導實踐，并且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改造世界，實現了實踐產生認識、認識指導實踐的辯證發展過程。理論作為認識的高級形式和系統化的理性認識，是實踐的產物。實踐是理論的源泉、基礎、前提、動力以及正確與否的檢驗標準。人們的實踐活動總是受一定的意識支配的，故而理論具有指導實踐的作用。正確的理論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指導實踐，在于它準確地反映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科學總結了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所積累的經驗。實踐是不斷發展的，這決定了科學的理論必須不斷隨著實際的變化、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創新發展。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必須真正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理論工作，主張理論必須同實踐相統一。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推動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良性互動，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強調習近平文化思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鮮明理論品格，深刻表明這一重要思想體現了“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突破，又涵蓋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實現了文化理論創新與文化建設發展的有機統一。綜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的新時代文化建設的路線圖和任務書，無論是將文化自信納入“四個自信”的創造性做法、“九個堅持”對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內在規律的概括、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提出、文化建設方面“十四個強調”的闡述、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總結、“兩個結合”重大意義的揭示、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遵循原則的闡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七個著力”目標要求的明確，還是在主持召開文化建設各主要領域工作會議中提出的一系列目標任務、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審議通過一系列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改革發展方面的規劃和方案、在全國各地考察各類文化傳承發展項目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多個重大國際場合闡明對全球文化發展和文明交流互鑒的一系列中國立場與中國方案，都展現著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特點。

問題是時代的口號，是創新的起點和動力源。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習近平文化思想及其鮮明理論品格的形成，從根本上離不開堅持問題導向。

新時代開啟之時，我們在文化建設上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形勢。改革開放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使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度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創造了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民族復興凝聚起主動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同時，意識形態領域也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亟待解決：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不足，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缺乏斗爭精神；一些人對意識形態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虛無論”“無用論”“教條論”等認識誤區與錯誤論調；一些錯誤思潮沉渣泛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有所滋長；“網絡輿論亂象叢生，嚴重影響人們思想和社會輿論環境”[19]等。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工作性，全面論述了宣傳思想工作的目標任務、原則立場、重要方針、創新要求、力量整合等，就堅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實現了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正本清源、舉旗定向之效：“黨的理論創新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弘揚，主流思想輿論不斷鞏固壯大，文化自信得到彰顯，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盵20]

進入“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國思想文化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各種觀點泥沙俱下，一些錯誤思潮乘虛而入，鼓吹“共產主義虛無縹緲”等；一些人刻意歪曲歷史、丑化英雄，甚至抱著泛娛樂化、泛物質化的態度；社會熱點表現出很多新的特點，一些孤立事件和民生問題經過網絡傳播成為輿論事件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推動新時代文化建設在守正創新中繼續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這一時期深刻總結宣傳思想工作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基本經驗，不斷深化對宣傳思想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明確提出了“九個堅持”；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系統闡述了新形勢下宣傳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務；提煉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優勢，擘畫了到2035 年建成文化強國的目標及其具體要求，創造性提出“兩個結合”的重大論斷等，“推動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顯增強、精神面貌更加奮發昂揚”[21]。

新時代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和關鍵的歷史節點。越是接近目標，越需要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強人民力量、振奮民族精神，不斷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從而更好地掌握歷史主動。針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包括世界范圍的意識形態斗爭更加尖銳復雜、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始終面臨風險挑戰以及文化建設仍存在不少難題，習近平總書記全面系統地闡釋了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刻論述了“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和重要內涵，創造性地提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則，明確提出了做好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七個著力”的方略，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了路徑方向、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實踐發展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作為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科學系統的思想體系，必將隨著實踐的深入不斷豐富發展，不僅指導我們譜寫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實踐華章，而且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世界文明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