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及其理論超越
——基于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視角

董志勇 沈 博

2023 年6 月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皟蓚€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這一重要論述啟發我們，應注意從中華文明的坐標觀察中國式現代化議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傳承和更新自古老的中華文明，蘊含著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思想理論秘鑰。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實則對應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選擇及其特征的深層次邏輯，沉淀著中國式現代化對于西方現代化模式多重超越的創新根基。

一、道路選擇：中華文明特性蘊含的方向指引

“文明”一詞，通常用于描述一種“有組織性的社會生活狀態”，涉及“任何‘確立的’社會秩序或生活方式”[1]?！拔拿鳌弊鳛椤爱惡鯇こ５膭撛煳铩盵2]，并非天然自生，更非永不朽滅，而需經由每一個世代的不斷更新，尤其是將利于世代因襲的全部文化遺產（包括語言和知識、倫理和風俗、技藝和藝術等）傳給后代，形成“世世代代種族的靈魂”[3]。身處神州大地、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就是一代代中華兒女在前赴后繼的傳承中，創造出了多姿多彩的中華文明。而沉淀著最深層精神追求、代表著獨特民族標識的中華文明，則為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豐厚滋養”[4]。即使國家和社會處于現代化進程，古老的中華文明也始終不斷地“通過‘分割’出其固有過去的一部分”[5]，逐漸走向現代形態。正因為“每一個復雜的有機體、每個人和每一個社會都帶有過去的痕跡”[6]，布萊克強調，“一切現代化都是歷史遺產的急劇轉化”[7]，未來和過去密切相連。這意味著，雖說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對應著中華民族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但其在深層次邏輯上仍離不開中華文明特性的滋養，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隱含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方向秘鑰。

（一）連續性蘊含著自主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8]。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特征，不僅體現于中國古代帝制背景下一系列史學典籍對中華文明歷史進程的完整記錄，還彰顯于中華民族社會生活中的語言文字、思想觀念、倫理習俗、組織制度等方方面面。在近代早期中西交流方興未艾之時，狄德羅、伏爾泰等思想家就相當推崇中華文明。歷史持續性正是他們對于古代中國的深刻印象之一：“這個國家已有4000 多年光輝燦爛的歷史，其法律、風尚、語言乃至服飾都一直沒有明顯變化?！盵9]縱觀漫長歷史，中華文明像世界其他文明一樣，在曲折的發展中積攢經驗，在各種可用資源和可能性中持續不變地選擇，最終形成具有自我典型特征的單一實體。相較于世界其他文明，中華文明出色地展現了文明歷史延續性中相對穩定的一面，不曾出現種族遺傳基因和民族文化基因傳承的斷裂。時至今日，盡管現代中國面貌煥然一新，但邁向現代化所獲得的成就和所承受的代價，相當程度上仍仰賴于“中國生活和中國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10]。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盵11]

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賦予中華民族積淀歷史實踐智慧、形塑核心文化基因、涵養文明傳承邏輯、構筑自主發展路徑的時間基礎，進而“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盵12]連續性一面連接中華民族自主發展燦爛文明的過往歷史，另一面指向中國式現代化自主開創新人類文明形態的未來方向。諾思在考察人類社會制度變遷時，就強調“路徑依賴”的存在，即“從過去衍生而來的制度和信念影響目前選擇的路徑”[13]。斯威德勒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論，則闡釋了文化發揮作用的可能潛在機制，即文化能為人們在選擇解決問題的行動策略時提供情境化的“工具箱”。[14]這些關于過往信念、文化、制度的歷史影響的討論都表明，社會過往路徑與未來方向選擇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社會發展面臨歷史特性問題的約束。

誠然，從傳統農業社會走向現代工業社會，是現代化的整體趨向，但由于文明的連續性基因會烙印在民族國家的轉型選擇中，如何在傳統基礎上實現現代化，則因時因地而異。無論是內源性現代化的英國，還是后發現代化的日本，它們的一些傳統因素（比如王室），都貫穿于現代化進程而留存至今。它們的很多現代化實踐，其實也是轉型啟動前已具備的諸多先決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反觀中國，傳統社會同樣存在一些助推現代化轉型的條件基礎，[15]潛藏著文明內在合理的選擇邏輯，串聯起過去、現在與未來。譬如，除救亡圖存的客觀需求外，千百年來不斷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均平”傳統和對“小康”與“大同”的殷切向往，一直形塑著近現代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與踐行共同富裕的觀念情感基礎和政治文化基礎。這顯然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所強調的理性至上和推崇效率的理念，充分彰顯著“義利兼顧”的傳統經濟倫理所具有的跨越時空的影響。類似例證不勝枚舉。有鑒于現代化啟動前的傳統包含“現代化過程的重要變數”，實現現代化面臨的能力約束，就將更多源自“現代化以前的形式”和“現代化形式的生命力”[16]。不同的文明基因和文化基礎由此區分出不同的現代化類型。[17]這意味著，中華文明歷史連續性所鍛造的傳統根基，蘊含了自主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方向選擇，引導新一代中華兒女沿著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引線”前進。

（二）創新性塑造著全面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華文明突出的歷史延續性，并非意味著在歲月長河中一成不變，陷于停滯和僵化。相反，文明的傳承和延續得益于“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18]中華文明的創新性，滋養著“世世代代種族的靈魂”的頑強生命力。世人對于中華文明歷史延續性的刻板印象之一，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即古代中國曾在漫長的兩千多年里，一直呈現為由小農經濟、中央集權的帝國和官僚制度、儒家文化組成的社會結構形態。[19]然而，結構的超穩定實則還暗含著傳統社會通過社會結構的周期性調適維持穩定的內在機制。這種動態的適應和調整，自是離不開中華文明創新性特性的涵養，展示了文明傳承深層邏輯中一以貫之的變通與革新力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的先民們就依據觀察到的自然世界，領悟到變通與革新的思想精粹?！兑捉洝返那杂醒裕骸熬咏K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乾文言則進一步明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由此表達世間人事“與天時俱不息”，并引申出變通的觀念啟發：“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20]。革、鼎二卦則揭示革新之義：“革去故而鼎取新……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以成之焉。變而無制，亂可待也；法制應時，然后乃吉?！盵21]這種關于變通和革新的認識論，深深注入到古代中國的政治意識中：“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盵22]《管子》的“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23]，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24]等，都成了指導和推動古代中國變法革新的至理名言。時至近代，康有為的“變者天道也”[25]以及梁啟超的“惟進取也故日新”[26]等都在表明，中華文明內在的變通和革新精神，依舊在激發著中華兒女為救亡圖存而努力開啟現代化轉型進程。

（三）統一性助推著多元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不僅得益于創新性所觸發的因時而進、因勢而新，還在于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盵28]統一性深深印刻于中華文明的基因中。畢竟，族群和文明延續的首要目標就是獲得生存。在小農經濟時代的風險面前，個體力量相當有限，唯有進行集體組織的動員，以發揮規模優勢，應對和分擔風險。文化與政治的統一，則有利于減少集體行動的協調成本。于是，布羅代爾在介紹古代中國政治文明時便提到，“統一是帝國君主制存在的理由”，而“帝國在中國是一個長時段現象，是一個軸心，圍繞著它，中國的歷史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地緩慢運轉”[29]。伏爾泰也就這一問題分析道：“如果一個民族最早的編年史證明確實存在過一個強大而文明的帝國，那么這個民族一定在多少個世紀以前早就集合成為一個實體”[30]。雖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代中西激烈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自在的民族實體，實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31]。

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直接表現為政治上的國家大一統，但“統一性”的內涵遠非于此?！按笠唤y”理念很早就流淌于中華文明的血脈中，是根植于大同理想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32]?！豆騻鳌吩诮忉尅洞呵铩烽_篇的微言大義時就提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33]。對時人來說，諸侯紛爭帶來社會動蕩，而國家一統能帶來安定，“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故而不少人期盼“王者執一”[34]。這為后來古代中國“大一統”理念深入人心奠定重要的情感基礎。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甚至將“大一統”理念闡揚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35]。當然，“大一統”理念并非限于外顯于行的政治制度框架，還在于內化于心的文化意識和文明意識：“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36]。也就是說，盡管古代中國各區域尚未真正形成現代意義的“民族”或“民族國家”意識，但在長期交融中，各區域形成了向往中心和文明的凝聚力，統一于超地緣、超血緣、超族群的“天下”秩序。盡管古代中國的王朝不斷興衰更迭，但歷代王朝始終需以承繼中華文化正統來標榜自身的合法性。這就不斷激活和強化了中華文明內在的大統一動力，使中華民族在“凝聚核心”的動態接續中，自覺形成“一個相當穩定的‘文化共同體’”[37]。

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38]。西方的現代化轉型，無不是以單一民族國家的形式推進和完成的。自近代中外交流與碰撞以來，中華民族基于文化認同的文明共同體意識，進一步轉化為基于政治認同的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意識。盡管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加之現代化轉型在時空上所具有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觸及各區域、各社會群體間的利益調節與行動統籌問題，但深受中華文明“大一統”意識浸潤的中華兒女，自覺齊聚于國強民富、民族復興的統一旗幟下，在現代中外文明競逐的生存壓力中，劈荊斬棘地開拓出一條多元一體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四）包容性指向著包容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從觀念意識上整合了中華民族的多元力量，形成具有突出連續性的“政治—文明”共同體，但這不意味著中華文明是一個內部高度同質化、自我封閉孤立的系統。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統一性，實則是在“天下國家”的普遍秩序下，“容納了許多地方性的差異”。[39]這意味著，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實際上還需建立在突出的包容性之上：“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盵40]由于中華民族的凝聚過程是動態的，區域和文化的“內”“外”之分實際上也在動態調適。正如諾思分析的，既有意識形態要獲得新舊團體的擁護，都必須保持靈活性。[41]這就使得中華文明對于內部的多樣性或者外來的異域文化，都“充滿著開放、包容和探索欲望”[42]。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與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形成的特定文化認同機制密切相關，并相應地延展到中華文化對外來文化的認知態度。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一神教文明，中華民族很早就從對天地萬物的觀察和思索中意識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應該“順乎天而應乎人”[43]，做到“允執厥中”。在“天下”秩序中，盡管存在華夷之辨，但這種區分并非簡單的族群或血緣差別：“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華夷分別之明證?！盵44]由此，孔子主張的“有教無類”可被進一步泛化為文明的教化和交融，以實現“以同而異”[45]的狀態，而不致陷于極端立場。正因如此，杜贊奇認同列文森將古代中國的族群觀念視為一種“文化主義”的說法，即文化是界定群體的一種標準，并在相對化的“天下”話語中，用于“掩飾”中華文化對于與其他世界觀的沖突所作出的靈活妥協。[46]這與近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強烈排他性是明顯不同的。中古中國對佛教的吸收和本土化，以及近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與中國化，都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特有的包容性特征。

不可否認的是，在近現代中西交流與碰撞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逐漸由過往的文化認同轉向政治認同，但包容性所蘊含的“允執厥中”原則,并未曾在中華文明的演化中褪去應有的影響角色。皮爾遜在20 世紀50 年代時就提醒，人類必須學會共同生活，否則就會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狹小世界中“陷入誤解、緊張、沖突和災難”[47]。事實上，隨著全球各區域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貧富分化、經濟壟斷等問題，都是全球性難題，亟需發揮各區域、各文明的集體智慧，取長補短。這就“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48]，以期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包容性發展。

前兩次的被捕都只是被短期拘留之后就被釋放了出來，然而1930年5月又一次被逮捕，只是這次不像前兩次很快就被釋放了出來，中野重治在監獄里待到同年12月，直至被保釋出獄。以這次八個月左右的入獄經歷為素材，中野重治于次年1931年6月在雜志《改造》上發表了短篇小說《菊花》。

（五）和平性決定著和平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蘊含著中華民族在處理內外異同問題的靈活性和開放態度，由此形成以和平、和睦、和諧的態度來應對群己矛盾的策略傾向?！岸Y之用，和為貴”[49]，是和平性貫穿于中華文明生成與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凇爸轮泻?，天地位焉，萬物育焉”[50]的基本認知，傳統儒家思想將中庸之道奉為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強調“因中致和”和“和而不同”的“中和”思想，從而避免在知識上或精神上出現否定“他者”的絕對沖突傾向。正因如此，不同于西方基于“人”的主體視角去看待世界，將上帝和“他人”視為絕對外在的“超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一大潛在認知在于，“對于任何他者，都存在著某種方法能夠將它化為和諧的存在”[51]，進而形成了有別于西方在“自我”與“他者”對立中思考沖突的思維模式。

中華文明這一突出的和平性，是在中國古代農耕經濟形態及其文化精神的不斷發展中積淀而成的。從唯物史觀的視角看，“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之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盵52]作為世界農業的起源中心之一，古代中國很早就出現成熟的農耕經濟形態。對農業生產活動而言，氣候、土壤、生物等自然條件都是關鍵卻不為當時人力所左右的要素，“而若冥冥中已有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為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克服”[53]，這就使得“物我一體”“天人感應”“順”“和”等理念深入人心，由是形塑著中華民族農耕文化的和平傾向。相較于傳統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古代西方的商業經濟形態存在明顯而強烈的向外拓展需求：“起因于環境的生產可能性決定性地影響了對區域專業化的選擇”[54]，故而需要“吸收外面來營養他自己的”[55]。這亦使得相應的文化精神內在形成“天人對立”“敵我對立”的強烈對立感，進而形塑了偏重競爭、惟求富強的侵略性取向，尤為注重空間擴張與權力征服：“歐洲性就在于有組織的拓殖史的形式”[56]。

盡管中華民族正在由傳統農耕社會大步邁向現代工業社會，但文化基因中的和平性卻并未因此消逝。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歐洲經由地理大發現、殖民擴張和奴隸制，披著“自由貿易”的神話外衣，讓海外殖民地“空前比例的地球生物資源為了一個文化，以史無前例的、不可重復的規模被攫取了”[57]。從相當程度上講，新大陸的開發，為西歐跳出原始工業的“死胡同”，在技術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手工業勞動力轉向現代工業生產，創造了更為寬松的生態制約條件，[58]為現代化的啟動積累了必要的原始資本。相比之下，中國的現代化起步并未遵循對外殖民擴張與掠奪的發展路徑，而是更多地依托內部的農業集體化高積累與外部的全球化經貿合作。正因為近代中國已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苦難，中華民族才更加迫切地希望在和平環境中謀求獨立自主的發展，“倡導交通成和，反對隔絕閉塞；倡導共生并進，反對強人從己；倡導保合太和，反對叢林法則”[59]。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到新時代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無不對外昭示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和平發展取向。

二、理論超越：中華文明特性奠定著創新根基

作為新時代基于中國國情和實踐而提出的最新重要理論命題，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擘畫著中華民族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走向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還描繪著人類社會超越已有現代化敘述話語的光明未來。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在目標、路徑、模式、動力、愿景等關鍵議題上，向世人展示著不同于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的嶄新圖景。而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不僅描摹著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前進方向，還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構建奠定了重要的創造根基，讓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對經典現代化理論的超越成為可能。

（一）連續性破除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迷思

中華文明特性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超越的創新根基，首先體現于突出的連續性對經典現代化話語中有關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迷思的破除。

在西方社會看來，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就是從一個階段變動進步到另一個階段。具體到現代化議題的探討，“現代化”對應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革命性轉型。這一過程中，“傳統的社會或前技術的社會逐漸消逝，轉變成為另一種社會，其特征是具有機械技術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態度，并具有高度差異的社會結構”[60]。按照構建早期現代化理論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說法，現代社會轉型的實質在于結構的分化與功能的專門化，并具化為從傳統性一極向現代性一極的轉變。這一解析在很大程度上將傳統與現代置于“社會變遷線性理論中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隱晦表達著傳統的制度、文化、價值觀等內容是現代化變遷的“障礙”。[61]更關鍵的是，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路，西方思想家把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視為人類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態，甚至抽象為一種形式主義的理想類型，認為西方走向現代化的實踐經驗是普遍有效的，力主非西方社會應沿著西方已有的現代化足跡，完成現代化轉型。然而，這一主張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非西方社會已有的傳統狀態并不等同于西方在現代化啟動前的原始狀態。這使得“西化”的現代化路徑加劇了非西方世界在傳統性和現代性問題上的斷裂，由此在實踐中大大削弱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普適性。日本、俄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已然表明，本土的傳統基礎在現代化進程中具有特殊的角色和作用，傳統性與現代性并非全然對立。即使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生成和發展，其內在的理性精神，同樣是“由歐洲精神的深處發生出來的”[62]。如此便揭示出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話語固有的、卻不易被發覺的迷思：思想家們“試圖在思想中反抗傳統，而同時又采用了傳統本身的概念工具”[63]。

在此理論情境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所包含的中華文明底蘊，恰好有助于重新連接經典現代化理論話語中出現的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不僅在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而未曾中斷的歷史傳承，還在于中華文化精神內在地對于“時間的與生長的自我綿延”[64]的注重。具體而言，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對傳統的注重、賡續與超越。古代中國儒家對完美道德和理想政治秩序的闡述，是言必談及“三代”：“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65]，由此淡化時間維度上對線性進化的執念。而古人對于歷史經驗的注重，亦是中華文明連續性得以彰顯的重要動力。正因如此，儒家士人才喊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66]的壯志豪言。當傳統與現代不再徹底斷裂時，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道路抉擇，就應保有充足的自主性空間，而不是徹底忽視已有傳統根基的存在，漠視民族性的問題。

（二）創新性突破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框架局限

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將通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以變通與革新的力量，突破西方現有現代化模式和框架的偏狹局限。

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主要是根據西方在數百年的現代化轉型探索經驗抽象提煉而成。在已有的現代化理論敘述話語中，隨著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格蘭發生后，現代化潮流的引導力量逐漸由英、法、荷所在的西北歐地區，向普魯士所在東北歐地區，再向位于新大陸的美國轉移。有鑒于此，庫茲涅茨將現代經濟的增長解讀為“發達國家內部結構急劇改變的后果帶出了國境之外，引起了后來一系列的擴張”[67]?；趯ΜF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極大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肯定，馬克思亦在《資本論》中暗示了工業社會發展的擴散藍圖：“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盵68]不過，這種以非歷史性的方式將工業化與現代性加以等同的做法，一方面容易導致將西方的現代化進行模式化、刻板化，進而忽視西方歷史獨特性問題的傾向，另一方面亦容易引致對于現代化的盲目樂觀與美化，進而忽視現代化過程所附帶的生態破壞、資源枯竭、貧富分化等一系列負面問題。正因如此，當發展中國家開始不加選擇地復制西方的發展模式時，學者們便會看到，“只要這些理論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這種假定為普遍適用的理論可能就沒有什么危害”，但當將這些理論應用于并不適用的發展中國家時，“后果就嚴重了”[69]。

在這一偏狹的限制約束中，中國要真正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愿景，就必然需要充分發揮變通與革新的精神，闖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道路。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70]，正好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提供了精神指引、注入了精神動力。相較于西方現代化模式，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擁有顯著的“后發優勢”，即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不同于以往從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的串聯式發展路徑，而是在時間和空間上面臨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并聯式發展路徑。相比于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內外部環境，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并非簡單的生產力提升過程，還包括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與偉大復興、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與自由發展等的奮斗過程。這意味著，政治和經濟理性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效率至上理念，并非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部核心內容。中國式現代化的探索不應該受到已有現代化模式的束縛，而是“將這少數人的經驗用作判斷時必須萬分謹慎并要加以充分修正”[71]，尤其要注重以新的理念精神限制政治和經濟理性的過度擴張，遏制現代性對效率的過度強調而對社會不平等、區域不均衡、生態破壞等問題所造成的傷害，進而向世人展示一幅更加和諧美好的現代化藍圖。

（三）統一性整合多元現代化主體的話語權

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有利于通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整合現代化多元主體的話語權，真正把所有力量團結和統一到現代化建設事業上。

現代化在推動社會由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過渡和轉變時，還牽涉社會的整合問題。20 世紀50年代初，劉易斯闡釋了現代化進程中勞動力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制造業部門之間的轉移問題。[72]在這一過程中，整個社會由以往相對自主的地區化、組織化、職業化的結構，轉變為高度分散的結構，“個人與地方性、地區性或其他中間性結構的聯系被同時削弱了”，但“大的也更分散的都市和工業網絡的聯系卻被加強了”[73]。這一方面迎合了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了個體的相對分離，不僅將現代化轉型的很大一部分陣痛轉移給背井離鄉進入城市艱難謀生的農民，還加劇了社會中不同種族群體、利益群體的糾葛。對于早期發展起來的歐美國家而言，雖說奴隸貿易和外國移民在相當程度上舒緩了這一負擔，但類似情況仍舊存在：“倫敦的東頭是一個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時期那里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饑餓，在有工作做的時候又到處是肉體和精神的墮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樣……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地區情況也是這樣”[74]，以致讓馬克思發起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時至今日，盡管西方現代化已走過數百年，通過現代經濟增長和信息技術傳播等優勢，暫時規避了馬克思預言的處境，但這“并未改變資本深層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現實”，進而仍在根本上不斷瓦解“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75]。正因如此，西方左翼一直延續著現代性批判的傳統，形成了對于現代資本主義問題的多元批判話語。但這些批判卻也因政治共識的困境和后現代主義對現代社會的解構，淪為碎片化和空洞的規范性知識，弱化了現代性批判本來應有的社會效應。

相比之下，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能夠為統籌和整合現代化進程中的多元主體提供必要的思想共識和情感基礎。這種統一性不僅基于實在的政治認同，還立足于長久的文化認同，并生動地體現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所謂“多元一體”，既充分彰顯著中華文明對于“多元”的尊重，又凸顯了中華兒女對于“一體”的高度認同，在平等和諧之中形成同心聚力。具體到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事業上，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不僅包含著中華兒女對現代化美好愿景的憧憬，還充分保持著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改造世界的初衷，由此協調和匯聚著社會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政治共識和共同追求，在精確把握社會矛盾運動的基礎上，形成一系列頗具實踐指導意義的行動綱領，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進而構筑起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統一戰線，齊心聚力共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藍圖。

（四）包容性消解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情結魔障

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有助于突破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話語所隱藏的西方中心論情結，消解文化中心主義的優越情結所帶來的文明沖突，讓現代化的多元生成真正成為可能。

一直以來，由于西方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在先性”[76]，工業革命道路被理所當然地賦予了現代化戰略“藍本”的定位。這種模式地位的確立，是經由西方現代社會科學話語的層層累積而形成的，并憑借西方在世界范圍內的超群競爭力而得以強化。受物理學和數學等現代科學的啟迪，社會科學家致力于思索人類社會發展背后的通用法則。特別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敘述話語中，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線性演進過程，而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則被描繪成科學、民主、世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勝利，西歐工業文明繼而被標榜為人類文明演化的最高形態。因此，西方構筑的經典現代化理論，本身就在以“發展”這一帶有強烈正向目的取向的規范性概念中，潛藏著西方站在進步制高點上對于世界其他種族和文明的優越心理。即使在意識到自身文明發展前景可能出現的問題時，這種優越心理始終未曾放下：“印度人和古典人沒有想到世界是進展的，一旦西方文明順次消滅之后，說不定就不會再有一種文化和人類，能讓‘世界歷史’成為醒覺意識的如此有力的形式了?！盵77]更有甚者，借助這套進步與落后的二元對立話語，西方將西方式現代社會提升為一種普世的理想類型，讓被貼上“落后”標簽的非西方世界在看到“現代性的過去充分有效”時，產生了追求“進步”的希望?！耙驗槲鞣皆谑澜绶秶鷥热〉昧顺晒Α?，其真理性似乎“看來是無可辯駁的”[78]。由是，凡是偏離西方已有現代化路徑的做法，就被視為“發展的缺點或錯誤的發展”[79]。這套漸趨固化的意識形態圖式，在強調“唯我獨尊”時，便在有形無形中忽視乃至抹殺現代性的多元生成路徑。

西方中心論的這種文化中心主義優越情結，顯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發展與完善，加劇了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沖突。相較之下，中華民族突出的包容性，則能夠為現代化理論的完善營造一個更為寬松且有益的思想環境。盡管古代中國同樣存在華夷之辨，存在對于文明的高低判別，但由于突出的包容性的存在，中華文明并未因此隔斷對于各地文化和外來文明的接納和吸收，所以才最終形成一個“由許多不同的亞文化構成”[80]的新文化綜合體。在邁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中華文明特有的包容性在“兩個結合”的充分加持下，將有助于構筑一個融通古今中外人類社會文明智慧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破除已有現代化議題的二元對立思維定勢。尤其在經典現代化理論相對忽視精神危機和生態危機的背景下，歷經了對物質價值的狂熱追求后，現代社會將可能越發重視那些由人類創造的“知識與智慧的價值”[81]。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中那些看似與現代工具理性相左、不符合西方價值取向的人文思想和精神智慧，反而有可能在超越現代化的階段中獲得新活力，從而為全球現代性多元化的發展作出新貢獻。

（五）和平性掙脫零和博弈的現代化競爭思維

中華文明特性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超越的創新根基，還包括中華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對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所包含的二元對立、零和博弈等博弈競爭思維的調適與舒緩，進而讓人類社會在和諧發展中整體走向現代化、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成為可能。

無論是西方走向現代化的過程，還是從現代化實踐中提煉出的經典現代化理論，都包含著濃厚的零和博弈競爭思維。這種思維源自西方文明中固有的“自我”與“他者”的對立、天人對立的邏輯理路，進而導致了經典現代化理論話語中，廣泛存在技術工具與人文價值、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效率與公平、傳統與現代、西方與非西方等二元對立概念和命題。比如，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多是強調勞動、資本乃至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并極力希望在資源有限的約束條件下尋求模型的最優解。其中隱含的“競爭”主線和效率邏輯，卻也暗合近代西方通過殖民擴張和掠奪性貿易的方式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做法。[82]這種對“異端”的敵視情緒，還彰顯于西方經典現代化模式對一元單線發展圖景的強烈執念。在西方主流的慣有觀念中，全球的現代化模式最終應該是趨同的，符合從西方現代化進程中抽象出來的現代社會理想類型。正如“歷史終結論”的鼓吹者福山所闡述的：“人類與其說像是會開出千姿百態美麗花朵的無數蓓蕾，不如說像是在同一條道上行進的一長列馬車……馬車處境之間的顯著差異所反映的，并不是駕馭馬車的人之間的永久的、必然的差異，而只是它們在同一條路上所處的不同位置而已”[83]。這一觀念漠視了其他非西方世界在文化傳統方面的歷史性存在，將其他偏離西方現代化路徑的探索視為“非此即彼”的競爭“異端”。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更將西方的這種敵對心理顯露無疑。20 世紀初“對西方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充滿自信，但在結束時似乎又重新回到起點：不是像早先預測的那樣，‘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趨同，而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毫不掩飾的勝利”。[84]正因如此，當西方基于現代文明的超越地位，強調“西方的力量和文化與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屬于當今“文明世界最為普遍的特征”時，由此帶來的結果是，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理念，“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85]。

對比西方社會觀念意識中對“異端”的潛在敵視，中華民族突出的和平性，反而在對“大同”理想的追求中呈現出包容和諧的可貴屬性。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認為世界上不同文明間的交往本就存在著沖突傾向。暫不論該觀點的對錯，就經典現代化理論而論，其間存在的零和博弈競爭思維，本就給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帶來類似難題：如何協調和解決后發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所需的各種稀缺性資本和資源？若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那么世界將陷于無盡的爭奪；若純粹任由優勝劣汰的市場競逐，則南北分化的裂痕將越發難以彌合?；谡魏徒洕硇詷O度擴張所帶來的悲觀后果，西方思想家盡管很早就意識到，隨著理性的肆意擴張，西方現代化前景籠罩著難以散去的陰霾，但在樂觀情緒高漲之時，卻仍選擇性地“對現代性未來的潛在可能性不作任何想象”[86]。有鑒于此，中華文化所推崇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理念，恰恰為解決現代化的資源困境問題，協調不同文明間的沖突與爭執，提供了一個文明間交流互鑒與共建共享的新思路，由此將現代化前景具化為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愿景。中國式現代化的和平發展道路，將為這一思路的可行性提供強有力的現實佐證。

三、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87]。自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中華民族就已匯入現代化的歷史潮流中。只不過，由于內外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程頗為坎坷曲折。曾幾何時，中國也一度在進步與落后的殘酷現實中，在關于本土和西化間徘徊不定。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就不存在能夠實現現代性轉化的根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以及由此滋養的強大韌性，讓中華民族在時代洪流中逐漸找到屬于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尤其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為主心骨和領導力量后，中華民族更是在滿路荊棘中，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中國已走過的現代化探索歷程表明，反傳統在現代化啟動之時自有其必要性，但傳統作為“隨著時代不斷生長的有機體”[88]，在現代化轉型進程中并非真的一無用處，而是經由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更新與發展中成為現代文明的組成要素，完成了對傳統的超越。具體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已然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指明了前進方向：連續性蘊含著中國式現代化在路徑選擇層面的自主發展方向；創新性塑造著中國式現代化在框架設計層面的全面發展思路；統一性積淀著中國式現代化在建設主體層面的多元一體格局；包容性涵養著中國式現代化在戰略安排層面的包容發展特性；和平性則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在價值取向層面的和平發展選擇。

由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所蘊含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信息看，中國式現代化并非某一特定領域或單個面向維度的現代化，而是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其終極目標不僅指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實現，更是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展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依托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積淀，中國式現代化具備了超越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創新根基：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有助于破除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迷思；創新性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拓展已有現代化的模式框架；統一性為整合多元現代化主體的話語權提供必要的共識與向心力；包容性為超越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情結魔障創造了可能；和平性則能協助中國式現代化掙脫零和博弈的現代化競爭思維的束縛?？偠灾?，在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涵養下，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事業已具備了超越西方現代化視野格局與思想境界的基礎條件，不僅與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相呼應，還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崇的“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天下觀的傳承與發揚，彰顯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國擔當和天下情懷，為創造新的現代文明形態提供了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