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歷史演進、基本特征與發展路徑

劉 暢 王馨雨

一、問題的提出

政治監督是保障全黨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有力舉措，是健全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關鍵環節。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歷程中形成了重視政治監督、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傳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系列重要部署更加明確了政治監督的戰略方向，為黨和國家開展政治監督提供了根本參照和行動指南。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增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實效”[1]，進一步細化了政治監督的著力點、目標和重心，這既是對開展政治監督提出的更高要求，也表明強化政治監督是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所面臨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政治監督是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依托于專門的組織，針對黨組織和黨員以及黨的領導干部，圍繞政治信仰、政治領導、政治能力、政治生態等政治內容展開的具體化、常態化的監察和督促活動。近年來，國內學者從多個維度對政治監督展開研究，在理論層面聚焦于政治監督的概念內涵、理論根基、基本特征和發展路徑。概念內涵以結構性視角對政治監督的主體、客體、內容、方式和標準進行界定[2][3][4]；理論根基注重挖掘列寧[5]、毛澤東[6][7]、鄧小平等監督理論的價值，從馬克思主義監督理論中探索政治監督的邏輯基礎[5][8]；基本特征建立在對政治監督演進歷程的研究基礎上，注重以發展的眼光提煉制度特性[9][10]。制度層面著眼于政治監督制度體系的內部結構、外部關系、保障機制：內部結構旨在通過對政治監督主體及其關系的界定和區分，建立起獨立、科學的監督體系[11][12]；外部關系強調以政治性為主軸實現政治監督制度體系與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融貫[13][14]；保障機制的研究則與實踐路徑的研究緊密結合，呈現出多維度、多層次的特征[15][16]。學界關于政治監督的研究產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政治監督的內涵模糊、理論研究落后于政治發展實踐等問題，尤其是圍繞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治監督的時代內涵、精神實質和實踐創新的研究還存在著明顯不足。究其原因，雖然政治監督始終以夯實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目標，但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任務內容，伴隨著黨和國家戰略布局的動態調整和全面從嚴治黨內在要求的不斷深化，政治監督必然在內涵、外延、監督方式、制度體系等方面不斷拓展與完善。因此，深化政治監督研究要有歷史視野，從建黨百年歷程中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演進邏輯，進而在此基礎上厘清政治監督的內涵、提煉政治監督的基本特征、探索政治監督創新之道。本研究旨在從政治監督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視角，梳理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歷史演進,厘清新時代政治監督的基本特征，探討政治監督的創新發展之道。

二、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歷史演進

政治監督最根本的目標是保證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的權威性，確保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重大決策得到貫徹落實。在建黨百年進程中，政治監督始終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政策文本的時空軌跡清晰展現出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探索、演進、發展和創新歷程。

（一）確定政治監督方向：綱領型探索轉向制度型實踐

政治監督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得以體現，在爭取國家解放、民族獨立的革命斗爭中得以形成。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重心在于嚴明政治紀律，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通過確立政治綱領、成立專門機構、創設工作機制和拓展監督內容等方式實現了從綱領型探索向制度型實踐的轉變。

第一，確立黨的政治綱領為政治監督提供根本依據。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明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屬性，將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目標，為黨開展政治監督提供了最根本原則和價值追求。1921 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理想信念是共產主義，黨的性質是工人階級政黨，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17]。1922 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愿忠實為本黨服務”，將“紀律”列為明確、獨立的章節[18]，進一步明確了政治監督的重點和方向，即以政治監督保證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和組織上的純潔性。1927 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指導原則，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專章規定“黨的紀律”，提出“政治紀律”概念[19]，并把保證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紀律放在各項紀律之首，把嚴格黨的紀律提到全黨義務層面，進一步凸顯政治紀律的重要性。

第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轉向制度實踐的重要標志。為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黨中央的權威，嚴格黨的紀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專司監督之責。此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增設“監察委員會”章節，將紀律檢查機關的職能寫進黨章，明確規定設立中央及省的監察委員會的目的是“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20]，保證全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對未能執行黨的決議，或者未完成工作任務的黨員嚴格問責，并按照黨紀嚴肅處理，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自此，黨的政治監督有了正式的機構、組織和人員配置，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有組織、有依據、有制度地開展政治監督的新紀元。

第三，創設工作機制和拓展監督內容是政治監督從綱領型探索向制度型實踐轉變的重要體現。一方面，政治監督從建立請示報告制度入手探索創設工作機制。1948 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開始建立一套完整的請示報告制度體系。請示報告制度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機制，對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保證全黨團結統一和行動一致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政治監督的內容從維護黨的政治路線、政治方向和政治紀律原則的紀律監督拓展到對違紀、貪污等違紀違法行為的監督。全國解放前夕，面對部分解放區在革命和土改中暴露出的有些黨員干部思想不純、成分不純的問題，黨中央深刻認識到，實現全國執政之后，黨員干部掌握權力可能會出現違紀、貪污的行為。為此，1947 年至1949 年，中共中央開展“三查三整”運動，頒布一系列條例法規，以“有紀必執，有違必查”為原則開展監督工作，嚴懲違紀行為，拓展了政治監督的內容。

（二）規劃政治監督藍圖：全面執政條件下管黨治黨模式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監督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程中得以發展完善。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監督模式隨著“全面執政”而發生轉變，呈現出“全面”“嚴格”等鮮明特征，主要表現為采取高效的監督方式、建立規范的制度體系、抓住關鍵的監督領域等三項內容。

第一，以“運動式”監督方式高效開展政治監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執政之后出現的黨員思想意識松弛、忽視政治紀律的問題，政治監督工作在重視紀律監督的同時，突出保持優良傳統和整肅政治作風，采用“運動式監督”推進政治監督。1949 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要求中共黨員務必保持優良傳統和作風。1950 年中共中央開展整風整黨運動，嚴肅黨風黨紀，強調政治紀律是黨的政治監督的核心任務。1954 年中共中央為全面增強團結，突出強調重大政治活動的請示匯報和意見反映制度，強化政治紀律維護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地位。以“運動式監督”開展的政治監督體現出推進迅速、落實有效等優點，但也反映出持續時間短、規范化法治化程度低等顯著問題。因此，黨中央逐步認識到完善政治監督組織體系、建立長期穩定的監督體系，是政治監督發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以監督機構為載體推進政治監督從黨內監督向公權力監督全面擴展。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區域執政向全國執政的轉變，為迅速成長為擔當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重任的執政黨，完善黨的組織體系、健全黨紀黨規成為黨開展政治監督的基礎任務。1949 年11 月，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1955 年經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履行政治監督職責，并將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作為首要任務[21]。隨后，黨的八大正式確定了監察委員會“雙重領導體制”，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明確了黨的監察機關的組織體系、規章制度、工作原則等重要內容。此外，為加強對國家機關和公務人員的監督，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1949 年在政務院下設人民監察委員會，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務院監察部代替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至此，黨的政治監督組織體系、規章制度初步建立，并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實踐不斷完善發展。

第三，對標人民性的根本要求，嚴格監督脫離群眾、貪污腐敗的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部分黨員干部表現出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傾向，出現了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問題，因此黨中央在政治監督中強調群眾路線，始終保持人民性的政治本色。1951 年黨中央作出關于開展“三反”運動的決定，嚴肅警告全體黨員，一切濫用職權和貪污浪費的行為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并成立各級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開展反貪污浪費斗爭[22]。1952 年1 月，黨中央正式下達發動“三反”運動的指示。1954 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旨在通過運動式監督，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政治監督的人民性融貫于黨內監督體系與國家監督體系之中，在“讓人民監督政府”思想的引導下，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黨內政治監督與民主監督、群眾監督等外部監督體系貫通，保障了黨為人民服務的紅色政黨底色。

（三）拓展政治監督內容：改革開放布局下聚焦拒腐防變

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物質水平提升，但權力腐敗、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等現象也有擴大勢頭。在此背景之下，提升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拒腐防變能力成為黨的政治監督的主要任務。政治監督的指導思想突出反腐敗任務、監督實踐強化反腐敗實效、監督體系法治化程度提升。

第一，以政治綱領和專責機構的重建確定政治監督的功能定位。1978 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缺乏黨的領導就會產生分裂，重新將黨的領導置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位置[23]。1979 年十一屆中央紀委一次全會提出，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為政治監督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基本原則和遵循[24]。1980 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為黨的政治建設與政治監督提供了基本參照。同年，鄧小平明確提出，各級組織、每個黨員都要按照黨章的規定，一切行動服從上級組織的決定，尤其是必須同黨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25]。將政治方向重新確立為紀檢工作的核心地位，為政治監督提供了標準。1978 年，作為黨內政治監督的主要組織機構，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重建，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體系得到全面重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政治監督發揮了把握政治方向、糾正歷史錯誤、維護黨中央權威的重要作用。

第二，將反腐敗上升到戰略高度作為政治監督的重要任務。在防腐拒變的大背景下，改革開放后的反腐敗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十四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了反腐敗斗爭的六項原則，著重做好“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查辦大案要案”“剎住不正之風”三項工作[26]；三次全會提出了要建設“廉潔自律、落實責任、糾正風氣”三項反腐敗格局[27]。黨的十五大正式確立了“黨委—黨政—紀委—部門—群眾”的反腐敗主體體系；十五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了“標本兼治—源頭預防”的工作部署，黨中央決定關鍵機關不再從事經商活動，開展大規模的反走私行動[28]，正式拉開國有企業反腐敗序幕。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已經成為保證黨的人民性和執政地位的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29]。黨的十七大將反腐敗制度建設提升至戰略決策高度，持續推進反腐敗國際合作，探索中國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第三，構建科學化規范化監督體系提升反腐敗實效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政治建設開始探索規范化、法治化路徑，建立權力監督和制約體系成為提升政治監督水平的新切入點。隨著對政治監督的把握和理解更為全面深刻，黨中央開始積極探索黨內政治監督與國家監督體系的關聯與融貫，從更為宏觀的視角推動權力配置與有效監督相結合。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30]。2004 年頒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對黨內監督的原則、制度、職權、任務等作出明確規定。2005 年黨中央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反腐敗的懲治和預防體系，明確了黨的反腐敗制度要素與體系結構。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從決策、執行、監督等維度全面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權力體系與運行機制，聚焦于濫用權力問題[31]。黨中央逐步建立起以黨內監督為引領、各類監督方式充分發揮作用的全方位、全過程監督體系。

（四）提升政治監督能力：全面從嚴治黨背景下注重監督的全面性與質效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監督伴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與全面從嚴治黨的持續推進，實現了全面縱深發展，開始向高質量政治監督模式轉型，呈現出功能多元化、反腐敗實效化、制度體系規范化等基本趨勢。

第一，注重政治監督頂層設計，提升政治監督戰略定位。新時代政治監督體系規范化程度提升，與黨內監督體系、紀檢監察專責監督體系、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形成了多層次、立體化的制度規范體系。明確政治監督在黨內監督的核心地位與引領作用，將政治監督作為紀檢監察專責監督的重要內容和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重要切入點，并將政治監督貫通于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全過程，開啟了規范化、法治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建設實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32]。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作出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強調，黨委（黨組）要發揮主導作用，統籌推進各類監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33]。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對推動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作出部署，要求按照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要求，推動完善紀檢監察專責監督體系、黨內監督體系、各類監督貫通協調機制和基層監督體系，形成監督合力，推動監督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34]。

第二，拓展政治監督功能，形成多元化監督格局。新時代黨的政治監督具有引領、規范、懲戒功能。引領功能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長期政治實踐中總結出的“兩個維護”的政治監督根本導向[35]，“兩個維護”是政治監督的綱領和宗旨，為黨的政治監督、黨內監督、政治建設指明了正確方向，要求黨員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始終按照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針對“七個有之”提出“五個必須”，強調管黨治黨要從政治上看，不能僅停留在反腐層面[36]。黨的十九大提出把政治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中心位置[37]，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監督、政治建設的認識更加深入，形成了高層次、科學化的戰略布局。政治監督的規范功能體現在政治監督的具體工作中，聚焦于發現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在政治方向、原則、道路上存在的問題，提前預防、及時糾正。黨中央明確提出政治監督要緊跟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政治監督的實效靠日?；?、精準化的監督方法實現[38]。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提出，推動政治監督向具體化常態化方向發展，聚焦于日常工作和黨員生活之中，將政治問題作為切入點，注重建立規范體系，從源頭上預防、遏制違反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行為[39]。政治監督的懲戒功能體現為黨對違反政治紀律、政治規矩的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給予及時、必要的懲戒，突出政治性，保持高壓態勢，形成強有力的政治威懾，懲戒功能與新時代反腐敗斗爭緊密相連，在一體推進“三不腐”進程中得以體現。

第三，提升政治監督實效，在反腐敗斗爭中形成強力震懾。新時代黨的政治監督融貫于反腐敗斗爭的全過程，反腐敗效果是政治監督實效的有力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規模持續擴大、領域逐步實現全覆蓋、反腐敗不斷向縱深發展。其一，政治監督與反腐敗斗爭呈現出從側重“事后懲戒”到重視“事前預防”的轉變。2018年至2022 年，運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第二種形態處理的人數占比達到90%以上[40]，體現出紀檢監察機關抓早抓小、防微杜漸，逐步實現政治監督常態化、精準化。其二，把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作為政治監督的具體行動，從作風上看政治站位、政治態度、政治擔當。2018 年至2022 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享樂主義、奢靡之風問題28.6 萬件，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39.8萬人，其中給予黨紀政務處分28.5 萬人；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8.2 萬件，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42.5 萬人，其中給予黨紀政務處分25.3 萬人[41]。這也向全黨全社會釋放出“越往后越嚴”的鮮明信號。其三，以政治監督統籌“四項監督”，共同擔負“兩個維護”重大政治任務，合力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政治監督不斷強化，“四項監督”本質上都是政治監督，其中巡視監督對其他三種形式的監督起到引領作用，填補了兩種“監督空白”，推動了監督體系從有形覆蓋向有效覆蓋的發展[42]，反映出以堅持政治監督導向醫治沉疴痼疾的巨大成果、堅持懲前毖后的正確方向、不斷走精走細的演進特征[43]。

三、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基本特征

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44]。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時代背景和歷史任務為依托，適時調整政治監督的核心任務、重點內容和監督場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監督制度。從歷史與實踐的發展中提煉政治監督的基本特征，是把握政治監督邏輯和規律的必要環節，是探索政治監督科學發展路徑的重要基礎。

（一）夯實政治監督的基礎：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核心強化政治權威

政黨作為現代社會最重要、最核心的政治團體，通過特定的組織、綱領、目標、規范、紀律等發揮政治作用、爭取執政地位、強化政黨的權威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既是現代政黨取得并維持執政地位的前提基礎，也是督促一個政黨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基本保障[45]。中國共產黨開展政治監督必須以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核心，以黨中央權威為最高表現形式，以民主集中制為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三者結合構成維護黨中央權威的有機統一整體。

從理論維度看，強化政治監督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保持集中統一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條件，“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全部力量”[46]，從黨員個體到黨組織集體的政治監督，是無產階級政黨保持集中統一、保證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有力保障。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政治監督的思想，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都注重通過政治監督夯實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鞏固黨的團結一致，推動黨的部署全面落地，保證黨的政治綱領和政治目標實現，彰顯出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和治國理政的巨大政治優勢和成功經驗。

從歷史維度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深度融貫于政治監督、政治建設的全過程。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先進的階級和政黨作為領導核心以凝聚力量[47]。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誕生伊始就承擔著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歷史任務，肩負著比其他政黨更為艱巨、宏大的革命責任。面對“一盤散沙”式的舊中國，中國共產黨最根本、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成為集中、統一、強大的領導核心，團結一切力量，完成歷史使命。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核心的政治監督既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團結一致的基本條件，也是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根本保障。歷史發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政治監督解決了偏離方向、破壞團結、分裂領導核心的最根本政治問題，維護了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實現了重大歷史轉折、化解了重大政治矛盾，為強化黨中央的政治權威奠定了核心基礎。

從實踐維度看，以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目標的政治監督貫穿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實踐之中。政治監督在初建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確立黨中央的領導核心，遵義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糾正了黨內存在的方向性錯誤，初步建立起政治監督的組織體系和基本規范。發展階段致力于完成黨的領導從區域向全國、從局部到全面的轉變，提升黨中央的領導能力和水平，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以運動式、高效動員的政治監督及時糾正和遏制黨員出現的理想信念動搖、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等問題，不斷強化黨員的政治信仰，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謴碗A段聚焦于糾正黨內出現的重大失誤，糾正審查錯誤案件，恢復重建黨內的紀律檢查機關、建立外部監察機關，政治監督重心向拒腐防變、廉潔建設方向轉變。深化階段提出“兩個維護”的政治監督根本任務，將黨的政治建設提升至黨的建設首位，以政治監督作為政治建設的抓手，推進政治監督的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監督新格局。

（二）錨定政治監督的標準：以人民為中心堅定政治信仰

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決定了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和最高價值追求。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最顯著特征，黨在政治監督過程中始終堅守以人民性為主線，以是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政治監督的最根本標準，不斷強化黨的人民性，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

從理論維度看，“為了什么人而奮斗”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性質問題，是黨開展政治監督的核心問題。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本質屬性，《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為絕大多數人”和“為少數人”是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根本區別[48]，明確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精神宗旨與人民性之間的關系。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黨性與人民性之間的內在聯系，無產階級要足夠強大以取得勝利，必須建立與眾不同的“為絕大多數人利益而奮斗”的特殊政黨，并與其他政黨形成鮮明對立[49]。人民在政治監督中承擔著多種角色，既是監督的主體，也是監督所服務的對象，更是監督效果的檢驗者和評價者。因此，政治監督要最大限度發揮無產階級政黨密切聯系群眾、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政治優勢，防范化解政治危機，預防遏制政治風險，營造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

從歷史維度看，政治監督呈現出統一、繼承、創新性特征，不斷強化人民主體地位以保障其基本權利的實現。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守、踐行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立場的思想，始終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開展黨的工作和政治監督的根本點和出發點。從“人民監督政府”到“人民至上”，從“以人為本”到“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從“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到“堅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清晰地展現出黨的政治監督在變化與創新中始終堅守人民主體地位的精神，不斷豐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具體內容和價值目標，建立起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為核心的政治監督體系，致力于解決人民群眾關切的重大問題，人民性始終是黨開展政治監督的最根本的內在驅動力，也是黨立于不敗之地的強大根基。

從實踐維度看，“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是政治監督動態調整的關鍵性變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誕生之初就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黨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提出“讓人民監督政府”的基本理念，貫徹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確保黨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人民性。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府成為群眾的根本需求，政治監督及時覆蓋到拒腐防變領域，時刻警惕脫離人民性的危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民為中心”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開展政治監督的根本遵循，將脫貧攻堅等關系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歷史任務納入政治任務的范疇，擴展了黨的政治建設任務清單，并圍繞民生領域和國民經濟發展重點領域開展專項政治監督，集中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切實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刻彰顯了黨的人民性根本屬性和高尚情懷。

（三）堅守政治監督的主線：以政治紀律統籌階段性任務提升政治能力

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就是嚴明政治紀律[50]。政治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規矩，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證[51]。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政治紀律為主軸，結合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進程中不同階段的實際情況和主要任務，不斷拓展政治監督的內涵邊界與實踐路徑，切實提升政治能力，推進政治監督向縱深發展。

從理論維度看，政治紀律是政治監督的重要內容，政治監督是對政治紀律的再監督。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紀律與政治監督在維護黨的核心領導地位中有機融合并發揮重要作用。列寧明確提出要加強政治監督、嚴明政治紀律，強調黨組織和黨員須反對派別主義，維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核心地位[52]。政治紀律具有約束力，對黨員個人而言，要求黨員必須擁護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態、政治主張，與政黨共進退；對于黨組織而言，要求其堅定全黨政治方向，加強內部團結統一。政治監督通過具體化、常態化的監察和督促活動對政治信仰、政治立場等政治紀律問題進行監督，并通過政治監督保持政治紀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加強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因此，政治紀律與政治監督彼此依存、相互促進，共同保證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為方面遵守規矩，共同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從歷史維度看，政治紀律是貫通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全過程的鮮明主線，呈現繼承與發展的總體特征。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紀律，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53]。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明確提出政治紀律以實現團結統一，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強化作風建設、弘揚優良傳統，從改革開放以來以政治紀律統籌防腐拒變，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政治紀律建立起融貫各監督要素的全方位監督格局，充分體現政治紀律在政治監督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新時代黨中央極其重視對政治紀律的監督，逐漸將政治監督聚焦于紀律監督，并將紀律監督作為“四項監督”之首，使黨內政治紀律的監督工作成為黨加強政治紀律建設的重點領域之一。強化對政治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已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政治紀律建設的特色之一，也是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紀律建設的創新性發展。

從實踐維度看，強調政治紀律是保障全體黨員堅持黨的領導，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要求，是政治監督的核心內容。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將黨員有正確政治立場和政治方向作為嚴密黨的政治紀律的主要目標。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不斷推進，黨中央及時、準確地處理了破壞黨內團結、不服從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無視請示制度擅作主張等政治紀律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將政治監督的重點定為“一條主軸”（政治紀律）、“兩個任務”（作風建設和優良傳統），開展了全方位、多領域的整風整黨運動，對黨員的作風進行強有力的政治監督。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監督在貫徹政治紀律主軸的基礎上進一步聚焦于拒腐防變，從黨的十四大到黨的十七大，黨中央提出了反腐敗主要原則，形成了初步的反腐敗格局，并開始探索跨國反腐合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面向全體黨員干部的“兩個維護”“四個意識”“五個必須”，從維護政治領導、強化團結一致、遵守政治紀律、加強作風建設、持續拒腐防變等方面全面加強政治監督，豐富并拓展了監督內容，建立起以政治紀律為軸心，統籌其他各監督要素綜合發力的全方位、體系化政治監督格局。

（四）營造政治監督的環境：以持續深入的反腐敗斗爭凈化政治生態

腐敗現象嚴重侵蝕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危害國家政治安全、破壞政治生態、影響社會穩定，反腐敗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立場，是黨必須長抓不懈的重大政治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以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為制度推動，持續強化政治監督，持續、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積極營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會清朗的政治生態。

從理論維度看，腐敗主體和腐敗行為是政治監督的重點人群和重點場域，以政治監督推進腐敗治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管黨治黨的有效方式。馬克思主義政黨致力于建設以人民為中心的無產階級政黨，政黨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腐敗行為則是對人民授予政黨的權力的濫用、對人民基本權利的破壞與侵犯，因此腐敗及其治理問題是關系到無產階級政黨存亡的根本政治性問題。馬克思主義腐敗治理理論在深度剖析腐敗現象產生的根源的基礎上，提出了權力制約監督與權利保障兩種腐敗治理路徑。權力制約監督理論高度重視人民監督，積極探索建立黨內監督和國家監督相結合的監督體系，積極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極大豐富了權力制約監督理論的內涵與方法[54]。權利保障理論認為，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權利保障理論的起點，保障公民權利是馬克思主義的追求目標，以權利制約權力是實現持續高效反腐敗的有力舉措，更是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必要環節。馬克思主義關于腐敗治理的學說和理論為中國共產黨開展反腐敗斗爭、凈化政治生態提供了理論基礎。

從歷史維度看，拒腐防變貫穿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監督歷程。反腐敗作為黨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始終貫穿于黨的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腐敗現象以輕度貪污和浪費的形式存在于少數領導干部之中；新中國成立初期，腐敗現象呈現與傳統官僚主義相伴而生的特點；改革開放后，權錢交易、權力尋租、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迅速擴展，呈現出塌方式腐敗、集團式腐敗的特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持續深入，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中國共產黨緊密結合時代特征和歷史任務，及時調整反腐敗指導思想和戰略部署，從反對貪污浪費到反對官僚主義、從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到反腐敗永遠在路上，反腐倡廉始終是黨開展政治監督、凈化政治生態的永恒主題。

從實踐維度看，政治監督呈現統籌正風肅紀和反腐敗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注重對侵害群眾利益的黨員的個案處理，貪污浪費、脫離群眾等問題得到有效遏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中央重建政治監督組織體系和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初步形成統一的總體部署、工作格局、領導體制與工作機制，呈現從注重事后懲治轉向預防懲戒相結合的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注重統籌正風肅紀與反腐敗，注重將一體推進“三不腐”與凈化政治生態、優化發展環境、激發擔當作為相結合。一方面，黨中央以小見大、防微杜漸，將黨紀、作風問題作為政治監督的基本內容，從嚴制定并執行“八項規定”，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政治生態的轉變；另一方面，黨中央提出全新反腐敗戰略定位，指出反腐敗永遠在路上，通過推進黨和國家監督體系、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建設，及時有效地展開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強化制度建設以實現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為繼續深入開展反腐斗爭提供了科學的制度依據。

四、中國共產黨政治監督的發展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兩個維護”，切實強化政治紀律，以政治監督為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提供政治引領；直面“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織密監督之網，以政治監督為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提供核心驅動；持續強化法治保障，規范黨員政治行為，以政治監督為健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提供頂層設計。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監督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呈現全面性、時代性、發展性的特征，為政治監督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聚焦政治監督的場域：在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中提供政治引領

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開展政治監督的重要場域，政治監督是提升全面從嚴治黨效能的重要保障。首先，政治監督對象的全覆蓋與全面從嚴治黨中的“全面”相契合。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實現對監督對象的全覆蓋，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反腐敗要打虎拍蠅”到“監督既要抓住關鍵少數，也要管好大多數”，體現出黨對政治監督對象認識的不斷深化，監督的覆蓋面更為全面廣泛。從重點人群看，既涵蓋“關鍵少數”和“一把手”，也包括“領導干部”和“青年干部”；從縱向層級看，既包含中管干部，也涵蓋基層干部；從監督網絡看，已建立起“黨委、紀委、黨的其他工作部門、基層黨支部與黨員”五位一體監督格局，體現出全面從嚴治黨的“全面”性的具體要求。其次，政治監督是體現全面從嚴治黨中“從嚴”的有效方式。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涵蓋思想從嚴、監督從嚴、執紀從嚴、治吏從嚴、作風從嚴、反腐從嚴各環節，從“八項規定”開局到強化政治建設的統領作用，鮮明體現出政治建設已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關鍵環節，政治監督作為維護政治紀律、保障政治建設方向與成效的有力舉措，為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供政治引領。再次，政治監督是全面從嚴治黨中“治”的效能體現。全面從嚴治黨體系貫穿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等黨的建設各方面[55]，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是全黨的共同責任。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和政治建設取得系列成就，各級黨委、紀檢監察機關承擔監督責任，直面政治監督、敢于執紀問責，實現“懲治”到“治理”的轉型。

以政治監督為統籌，強化全面從嚴治黨，需從政治領導與政治能力兩個維度同向發力。一是堅持基本方向，強化政治領導。堅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首要條件，是政治監督的根本任務。首先，“兩個維護”是政治監督的核心內容，是在全面從嚴治黨進程中強化政治領導的關鍵靶向。政治監督以“兩個維護”作為監督的關鍵發力點，統籌構建政令暢通的體制機制，從推動黨的二十大精神和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情況、黨中央提出的重點任務、重點舉措、重要政策、重要要求貫徹落實情況、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職責擔當情況等方面進行嚴格監督，聚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顧大局等突出問題，切實打通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中的要點、難點與淤點，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奠定堅實基礎。其次，“關鍵少數”是政治監督的重要切口，是在全面從嚴治黨進程中落實政治領導的重點人群。黨中央提出抓住“關鍵少數”，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聚焦黨員領導干部在政治信仰、政治領導、政治能力、政治生態方面的表現與行動，開展嚴密科學的政治監督，進一步建立起監督“關鍵少數”與“絕大多數”之間的邏輯關系，“從黨中央做起、從高級干部嚴起，一級示范給一級看、一級帶領著一級干”[56]，推動形成教育、規范、懲治的監督閉環，確保全黨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是提高戰略高度，提升政治能力?！罢涡浴笔侨鎻膰乐吸h場域和背景下監督工作的根本性質，強化政治監督，轉變監督、治黨的戰略視角，凸顯政治性是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有力保障。首先，提升各級主體的政治能力，發揮政治監督在管黨治黨中的實效性。落實政治主體管黨治黨的責任，解決的是“誰來管”的根本問題，管黨治黨從來都不僅是紀檢監察機關的專門職責，黨委是從嚴治黨的核心主體，紀檢監察機關是政治監督的主要力量。黨中央切實強化主體責任，以責任為政治監督的牽引力，逐漸形成了各級黨委集中統一領導，以合署辦公的紀檢監察機關為關鍵力量，黨代會與全委會、黨員以及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政治監督主體格局。其次，推進政治監督與日常監督、“四項監督”的全面貫通。新時代監督工作充分遵循問題導向，無論是日常監督還是“四項監督”，在監督導向與內容上皆體現為政治監督的底色。一方面，逐步實現政治監督與日常監督融貫，將政治監督融入日常工作，在日常監督中及時發現和遏制出現的苗頭、問題，推動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實踐化，真正做到防微杜漸，持續發揮監督效能。另一方面，推動政治監督統籌“四項監督”，以政治監督為主軸，探索建設“四項監督”的聯結機制，實現與政治監督的融貫、銜接，強化各項監督的系統性、整體性、綜合性，形成體系完備、銜接順暢、功能落實的政治監督體系。

（二）錘煉政治監督的力量：在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中強化內驅動力

政治監督是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內在要求，政治監督與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體系具有內在耦合性。首先，政治監督契合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內在要求。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包含黨自發進行的“凈化—完善—革新—提高”四大制度子系統：自我凈化的主要內容是正風肅紀與反腐??；自我完善的目標是實現黨的監督制度規范、機制的完善與發展；自我革新的目標是創新制度規范、提升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自我提高的最終目標是提升黨的理想信念與使命擔當，全面提升黨性與人民性[57]。這四大子系統皆從不同方面體現出政治監督的內涵，與政治監督的本質、目標相一致。其次，政治監督是影響黨的自我革命質效的關鍵因素。黨的百年征程中形成的敢于刀刃向內的勇氣和決心是新時代開展自我革命的精神根基，刀刃向內指向了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歸根結底瞄準的是黨員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紀律，即政治監督的核心內容。政治監督體制機制是自我革命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監督的效能發揮標志著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部署得以落實，黨員的政治意識得到提升、政治紀律進一步強化，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遵循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因此，政治監督是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的重要環節，政治監督能夠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強大的驅動力。

以政治監督統籌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主要體現在黨性與人民性、組織建設與黨員教育的兩對關系之中。一是促進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是開展政治監督工作的動力，是政治監督的原則遵循，是自我革命精神的重要根源。進入新時代，黨中央將人民群眾滿意與否作為衡量黨的政治監督工作實效的重要標準，作為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根本追求。政黨的清正廉潔是人民群眾評價政黨的重要維度，體現在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和黨的正風肅紀日常行動之中。一方面，腐敗的本質是政治變質，反腐敗斗爭是黨的自我革命最直接、最徹底的表現形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以反腐敗斗爭為抓手同步推進政治監督，一以貫之地推進反腐敗斗爭的常態化、穩定化、持續化、深入化，建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整體格局，提升一體推進“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對全體黨員產生了強有力震懾，極大嚴肅了政治紀律。另一方面，黨員作風問題從根本上來講是政治問題，黨的正風肅紀行動是自我革命的常態內容，是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重要紐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四風”問題與八項規定，嚴查黨風黨紀問題，深入推進正風肅紀工作，將發生在群眾身邊的、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作為主要抓手開展政治監督，逐步構建起事前教育引導、事中規范遏制、事后懲戒警示的體系化監督模式，在常態化的監督工作中做到具體化、精準化，極大提升了全體黨員的政治意識，切實強化了政治紀律。

二是推動黨員教育與組織建設融會貫通。黨員教育的根本目標是提升全體黨員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紀律，強化組織建設是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功能、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載體依托，以政治監督推動黨員教育和組織建設相融貫，為自我革命奠定堅實基礎。各級組織是夯實黨的全面領導、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基層黨組織是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十九屆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和黨的二十大都提出強化基層黨組織及共產黨員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明確指出政治監督需進一步糾正基層黨組織不正之風，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58]。在組織建設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組織著力推動黨建工作與日常管理、隊伍建設相結合，將黨的政治建設各項要求真正落到實處，通過有力有效的政治監督，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差；在擴展組織生活方面，創新性地開展了各類專題教育、主題教育、學習教育等學習實踐活動，注重將黨的精神與光榮傳統注入每個黨員的思想之中，以強有力的思想建設筑牢黨員的理想信念，提升黨員的政治意識；在提升干部隊伍建設水平方面，將政治標準作為黨組織選人用人的第一標準，將黨員的政治意識作為考核的最關鍵要素，推動政治考核的具體化、精準化、科學化，切實從源頭上抓住了政治監督的核心要義。

（三）穩固政治監督的依托：在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中搭建制度載體

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是推動政治監督發揮實效的規范依托和制度保障，政治監督是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首先，政治監督的本質目標與黨內法規的服務宗旨具有一致性。黨內法規作為體現黨的統一意志的規則與規范，服務于黨的根本目標和宗旨，鞏固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強化黨的建設、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升黨的執政合法性是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價值所在，這些內容與政治監督的本質目標具有高度重合性。其次，黨內法規需要依靠切實的監督發揮作用。一方面，依據黨內法規啟動政治監督，增強黨內法規的執行力與權威性。通過嚴格執行黨內法規體系夯實黨內治理根基，以思想教育、黨風建設優化黨內治理環境，進一步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嚴肅性和能動性。另一方面，監督黨內法規的執行也是政治監督的應有之義。黨內法規體現黨的統一意志、規范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活動，監督黨內法規的執行其實質是監督黨的統一意志、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落實情況，是監督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履職情況。再次，政治監督需要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作為制度載體和堅強依托。黨的政治監督標準的科學化依托于黨內法規體系的完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體系趨于完善，各級各類章程、準則、條例等成為政治監督的基本參照。同時，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紀國法的銜接與融貫，形成了規范化、法治化的政治監督法規體系，以及符合中國政治實踐的政治監督標準。

以政治監督為主軸推進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主要體現在制度體系建設與法規內容完善兩方面。一是以政治監督統籌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切實強化政治統領，把握不同層級的法規的特殊定位，實現政治監督的有機融貫。黨章與準則是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具有宏觀性、抽象性、根本性的特點，起到整體布局、引領方向的作用。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修正案）》，增加了“兩個維護”、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等內容，為制度化、規范化開展政治監督提供了權威性依據。條例在整個體系中處于“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是宏觀層面的法規與具體的細節、規定等相銜接的橋梁，是從宏觀到具體的關鍵節點[59]。黨中央持續推動政治監督的核心任務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黨內條例的制定與實施全過程，為政治監督提供基礎性依據。規則、辦法、細則是具體化的工作辦法和參照，是政治監督落到實處的最實用、最基本的依托和載體，既要探索制定和完善政治監督的具體規則規定，為政治監督工作提供精準的法規依據，也要嘗試將政治性貫穿于其他規則、辦法、細則之中，結合不同細則的應用場域和主要任務，將“兩個維護”和貫徹黨中央的決策部署重要內容靈活轉化為具體的工作辦法。

二是以政治監督為核心，精準聚焦政治內容，瞄準政治監督的構成要素，拓展完善黨內法規的政治意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針對政治監督的主體、客體、內容、機制、標準等相繼出臺法規、條例、細則，精準指向黨員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為開展政治監督提供了有效載體，同時為建立健全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拓展了內容和邊界。從主體層面看，推動強化黨委主體責任與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責任，建立科學、嚴格的問責機制，同時兼顧建立健全容錯糾錯機制，為責任落實提供保障。從客體層面看，及時出臺條例與細則，明確政治監督的覆蓋對象，進一步探索將黨任命的非黨員領導干部納入監督范圍的合理路徑，在保障政治監督工作順利開展的同時，兼顧被監督對象的基本權利。從內容層面看，“廣”而“泛”是政治監督目前存在的棘手問題，為明確政治監督的內容，黨中央推動建立層級分明的黨內法規體系，各層級監督主體以“兩個維護”和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情況為基本依據，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治監督實施意見、細則和辦法，為本地區、本部門開展政治監督提供科學參照。從機制層面看，監督機制運行梗阻制約著政治監督職能的發揮，黨中央一方面建立起“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監督格局；另一方面逐步探索健全各類監督的協同貫通機制，從黨內法規體系的各層級實現各類監督的銜接融合。從標準層面看，判斷政治監督的有效性是落實監督質效的前提，黨中央一方面在具體工作意見和細則中明確政治監督的任務和目標，以提供基本參照；另一方面推出政治監督的“負面清單”，明確監督標準，并逐漸探索建立“嚴管與厚愛結合、約束與激勵并重”的獎懲制度和激勵機制，推動政治監督的法規設計與制度安排的有機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