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代化：理解維度、治理結構與發展趨勢

朱 濤

社會治理是一個極富中國特色的概念，在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將不斷發展和完善。黨的二十大明確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提升社會治理效能”[1]，而一國的社會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選擇的，與該國的歷史進程有深刻關聯[2]。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社會治理大體經歷“革命型”“管控型”“管理型”“治理型”等階段[3]。面向新時代新征程，社會治理面臨的國內外形勢更為復雜，治理任務依然繁重，需居安思危，調整優化治理結構，走社會治理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一、理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雙重維度

基于國情和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對現代化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既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有共同點，也具有自身鮮明特色，這就需要超越西方視野，構建中國的話語與解釋邏輯[4]。在當代中國，諸多研究試圖通過“社會治理”來探求中國社會保持長期穩定的“密碼”，使得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連接歷史、面向未來的雙重維度。一是“兩大奇跡”中的社會治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這其中，伴隨著深刻的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結構巨變，我國不斷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兼顧社會穩定與活力[5]。在治理歷程中，我國的社會治理既植根于國家發展的具體階段，又致力于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發展與秩序的“轉型悖論”，實現了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二是未來“共同富?！敝械纳鐣卫?。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拔覀冋谙虻诙€百年奮斗目標邁進。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6]。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方能持續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此，新時代新征程需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使社會文明程度有新的提高，治理效能有新的提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7]。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路徑。

二、構建現代化的新型社會治理結構

社會治理既要賡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又要助力實現共同富裕。在完善社會治理進程中，不同的社會形勢要求有相應的治理結構來應對，才能充分發揮社會治理效能。當前，隨著數字社會、老齡社會、中產社會的到來，各類新型風險挑戰不斷生成，各項社會治理任務日趨繁重，需更加注重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力求形成“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力社會”的共同體治理格局來妥善應對風險挑戰。

（一）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形勢

1.數字社會全面到來

“我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深刻改變人類交往方式，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發生深刻變化”[8]。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競相涌現，由人、物理世界、智能機器和虛擬信息世界構成的“四元社會”應運而生[9]，這對社會治理對象、內容和方式都帶來巨大沖擊。特別是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發展，數字社會將不斷深化拓展，社會生活場景、公共生活空間的虛擬化程度將不斷提升，數字空間將大量涌現并常態化。人類將同時生活在傳統真實世界和虛擬信息世界兩個世界，而且在虛擬信息世界花費的時間將超過傳統真實世界。據估算，2023 年全球互聯網使用人數已超過53.8 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67.9%[10]。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79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6.4%[11]，是全球網民人數最多的國家?；ヂ摼W普及的廣度與深度正在加速擴展，而數字社會是比現實社會更加復雜的技術結構兼社會結構的非線性運作狀態[12]，其治理運作需要特定的治理模式、治理結構的支撐。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緊密聯系，將給公共生活和社會治理帶來革命性影響，并帶來新的治理風險。

2.老齡社會迅速轉型

當前我國人口家庭狀況正急劇變化，已處于快速老齡化階段。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 年末，我國60 歲及以上人口28004 萬人，占總人口的19.8%，其中65 歲及以上人口20978 萬人，占總人口的14.9%；同時，我國人口總撫養比連續多年上升，而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2022 年僅為6.7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出現了人口負增長[13]。超常規老齡化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深刻背景。在家庭結構上，“七普”數據表明我國家庭戶人口已降低到2.62 人，比“六普”時的3.1 人下降了0.48 人，且大城市的男性女性初婚年齡已普遍推遲[14]。家庭結構的變化使得整個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個體化趨勢，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發分散，個體生涯進入了“選項生命史”[15]，標準化人生變成了選擇性人生、自反性人生。個體化給越來越多的男女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嘗試自由但也安排了后果[16]。在個體化社會中，風險不只單純在量上有所增加，同時新型的個人風險在質的方面也不斷生成[17]。

3.中產社會培育興起

中等收入群體與中產階層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收入維度的“擴中”與階層維度的“中產化”具有重疊性。關于中等收入群體，國家統計局提出的絕對標準是把家庭年收入在10 萬到50 萬之間的家庭定義為中等收入家庭，并按該標準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占總人口的28%，這是常提到的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 億人的來源。但在國際比較中，學術界更傾向使用相對標準，即將居民收入中位數的75%～200%定義為中等收入群體，按此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約40%，約5.6億人[18]。吸取一些國家中產階層塌陷、社會撕裂的教訓，黨中央已將“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19]作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戰略?，F代化往往伴隨著中產化過程[20]，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與中產階層的崛起，既會強勁發展動能，形塑發展動力，也會因不同階層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埋下社會沖突隱患。風險與機遇并存于中產社會興起中，開展有效的社會治理，才能彌合社會階層裂縫，促進社會團結。

（二）社會治理的結構要素

結構因形勢而動，社會治理結構調整需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當代中國社會治理建立在國家與社會深度融合基礎上[21]，結構調整很大程度上通過國家或正式組織機制來實現[22]。在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構建新型社會治理結構重在發揮黨委領導的關鍵作用，協調好“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力量，將民主協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撐貫穿社會治理的全過程。

1.黨委領導

在改革創新社會治理中，黨建引領已成為推動多方主體協同共治和提升治理體系整體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23]。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社會治理的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優化社會治理結構的根本保障，是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最大優勢。截至2022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9804.1萬名，基層組織506.5 萬個，其中基層黨委28.9 萬個，總支部32.0 萬個，支部445.6 萬個[24]。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能夠兼顧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群體之間、公民之間社會治理利益關系的協調，最能夠動員整合各方面治理資源。社會治理現代化要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牢牢把握黨對社會治理的領導權，在制度設計、決策主導、愿景引領上發揮“元治理”作用，體現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下的“和合會通”[25]。

2.多元主體

“政府—市場—社會”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對應著“行政—市場—社會”三大機制。第一，政府負責。政府承擔著按照黨和國家決策部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管理社會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在社會治理體系中，政府處于基礎地位，是治理的主導力量，也是執行政策的主體。積極有為的政府意味著要制定完善社會治理的相關規則體系、政策標準、總體規劃，提供相關基礎硬件設施和公共物品，依法行政，依法監督社會各類行為，保障良好的社會公共秩序。第二，有效市場。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實現市場對經濟運行、社會治理資源等方面的整合作用。社會治理需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樹立社會治理“成本—產出意識”[26]，使市場對經濟社會資源開展有效配置，促進各治理主體間的分工和配合，提高社會治理效率。第三，社會協同。社會主體包括社會組織、公眾和公民各種形式的自組織，它既是社會治理的對象，也是社會治理的主要參與者。一方面，社會主體與社會治理對象同根同源，更了解自身需要和利益訴求；另一方面，社會主體蘊含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能夠有效吸納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因此，既要積極培育鼓勵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營造良好的參與氛圍；也要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擴大構建吸納社會力量的有益載體。一般來說，社會組織具有自愿性、公益性、自治性等特點，有彌補市場、政府失靈的優勢。截至2022年底，我國境內登記的社會團體有370093個，基金會9319個，民辦非企業單位511855個，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數量達到891267 個[27]。欲構建新型社會治理結構，需通過協商、聽證、咨詢、協作等方式，協調好“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形成黨委領導下的“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力社會”的共同體治理格局。市場和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扶持，同時市場和社會又能彌補政府職能的不足，分擔治理風險。在多元主體中，黨委領導是關鍵，“政府—市場—社會”應各司其職，各顯其能，協同互促。

3.民主協商

民主協商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環節，也是將社會治理各方主體有效聯結的關鍵機制。當前，利益分化和訴求的復雜化是各類社會矛盾之源，民主協商要求多元治理主體通過協商參與，充分反映自身利益訴求，尋求最優的解決方案。要充分發揮民主協商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讓各種主體有序參與到治理過程中，使其各盡所能、各展所長，形成整體的治理合力。不僅要廣泛地掌握社情民意，實現個人或不同群體間的利益整合；也要將風險隱患化解在萌芽狀態，避免矛盾沖突升級。在當前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民主協商已發展出多種形式，典型的如黨建協調理事會、小區業主協商議事會、居（村）民議事會等，有效聯結了街道（鄉鎮）、基層黨組織、村（居）委會、群團組織、業委會、居民活動團隊等基層治理主體。面向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要求，民主協商仍需進一步完善，即尊重不同組織的意見分殊、激發參與主體活力、增強協商主體能力、完善民主協商程序等，以更好地將民主協商的制度優勢持續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

4.法治保障

法治重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社會治理的法治保障要求各類治理主體在遵守法律規定、尊重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社會治理。這要求各主體履行治理職能時必須有法律的授權，各主體的社會治理職能邊界和履職方式由法律確定[28]。法治化是社會治理“四化”（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的重要一維，法治保障需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的各個階段。一是科學立法支撐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重點是加快社會治理領域立法，解決社會治理實踐中法律依據不足、制度機制短缺等問題。同時，需兼顧各地社會治理的差異性，以“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契機完善地方性立法。二是嚴格執法體現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責任。重點是打造法治政府，持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推進負面清單管理，使政府行使權力更加公開。三是公正司法守住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重點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使民眾權利得到切實保護和救濟，違法犯罪及時被制裁和懲罰。四是全民守法鞏固社會治理的法治基礎。社會治理法治化，根本的是要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提升我國社會治理的“法律性”[29]。

5.科技支撐

面向數字社會，社會治理的科技支撐將集中體現為數字治理。數字治理是政府、公民及其他主體依托信息技術的運用而進行的參與、互動與合作，是融合信息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一種開放多元的社會治理體系[30]。數字治理不僅是廣泛的技術革命，也是深刻的治理變革；不僅是“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迭代更新，還需強調其對社會治理思路、手段的創新，融入社會治理所產生的賦能功效，是新時代的“智治”。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影響下的數字社會不再是單純的虛擬社會，線上線下的結合將使數字治理融入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科技支撐”真正成為未來社會治理的創新生長點。社會治理現代化需適應數字技術全面融入社會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趨勢，創新公共服務和社會運行方式，構筑美好數字生活新時代。

三、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領域及發展趨勢

“一個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呈現出活力和秩序有機統一”[31]。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未來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大體將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四五”時期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建設有明顯進展；第二階段是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基本建成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制度優勢充分展現；第三階段是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將為國際社會提供范例。需要說明的是，社會治理的核心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動態變化，在實踐中，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主要包含城鄉基層治理、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保障（安全生產、應急救災、公共衛生等）、網絡社會治理等六大核心領域。

（一）城鄉基層治理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工程[32]，是展現中國特色基層治理的必然要求。

鄉鎮是我國最基層的政權組織。自黨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我國城鎮化進入以人為本、規模和質量并重的新階段。2019 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突破60%，2022 年底升至65.22%[33]。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我國的鄉從2012 年的13281 個減少至2022 年的8227 個，減少約38%。鎮的數量雖然有所增加，但鄉鎮總數仍在持續下降。與此相反，城區的街道（辦事處）從2012 年的7282 個增加到2022 年的8984 個，增長約23%[34]。新增加的街道基本上源自城鄉接合部地區的鄉鎮，包括從鄉鎮整體轉為街道建制或從鄉鎮轄區劃出一部分轉為街道建制等。伴隨城鎮化、城市化的深入，未來我國鄉鎮數量將持續減少，而城區所轄的街道（辦事處）數將相應增加。

城鄉社區是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2022 年底我國有社區117938 個，農村地區有行政村489403個，合計城鄉社區達到607341 個[35]。城鄉社區活躍著大量的社區居委會（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在防控社區疫情、辦理居民公共事務、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等方面都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隨著農村人口持續向城鎮轉移，村莊合并、農轉居等繼續推進，未來村莊數量將繼續減少。與此同時，我國城市社區的數量將繼續增長，社區內部居民的異質性、社區生活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將進一步顯現。一些新類型社區的治理，如農民上樓后形成的“新村”社區的治理、超大型村莊的治理、非戶籍人口集聚社區的治理等都面臨新的調整。

需要注意的是，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我國城鄉基層治理還具有“時空壓縮”特征，即各類生產要素快速跨區域流動并向城市地區集聚，而城市規模的快速擴張容易忽視社會系統的演進規律與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將加劇社會結構（如階層分化、人口老齡化等）失調與生態系統失衡，引致復雜性強、關聯性強的各類治理風險在“城市”空間集聚。2022 年底，我國地級及以上城市297 個，其中市轄區總人口為400 萬以上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有23 個，200 萬到400 萬的有49 個，100萬到200 萬的有96 個，市轄區人口100 萬以上的城市占地級及以上的城市總數的56.6%。另外，“七普”數據顯示：我國城區人口數超過1000 萬的超大城市有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成都、天津7 個，另有城區人口數在500 萬到1000 萬之間的特大城市14 個[36]。我國人口向大中城市、中心城鎮集中的趨勢明顯，未來社會治理的重點是城鎮地區，難點是大城市社會治理。具體到基層，鄉鎮（街道）需夯實基層政權治理，增強行政執行、為民服務、議事協商、應急管理、平安建設“五個能力”建設[37]；社區需重視治理“共同體”建設，在社區場域內充分發揮各方參與主體的優勢，建立有機性社會聯結，向合作共治型治理轉變，實現以功能鏈接為軸心的“扎根式”的社區治理主體間關系運行格局[38]，使社區真正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平臺，釋放治理效能。

（二）社會組織建設

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也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制度的重要力量和載體。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 年底我國境內正式登記的社會組織數量達891267 個。從省份來看，截至2022 年底社會組織數量較多的有江蘇（79306個）、浙江（72116 個）、廣東（71607 個）、山東（66479個）；按常住人口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量看，社會組織密度較高的?。ㄊ校┯姓憬?0.98 個/萬人）、江蘇（9.31 個/萬人）、上海（6.99 個/萬人）、山東（6.54 個/萬人）、北京（5.79 個/萬人）[39]。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以及各部委、地方政府出臺了多項支持引導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政策法規，社會組織年均增加約3.9萬家[40]。

當前，我國社會組織已成為社會治理之“社會”領域的支柱性力量，但也存在地域發展不平衡、制度規范不健全等問題。面對數量龐大的社會組織，未來需開展精細的組織分類，從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社會組織的合法性[41]、社會組織的滾動性評估等方面加強引導和治理，推動社會組織發展從“多不多”“快不快”向“好不好”“穩不穩”轉變[42]，從注重數量增長、規模擴張向能力提升、作用發揮轉型，走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發展之路。

（三）社會矛盾化解

矛盾糾紛和風險隱患是社會治理的直接對象，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把問題解決在基層，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完善社會矛盾多元化解機制的關鍵。在民間糾紛調解上，2013—2022 年，十年來我國年均調解民間糾紛數約906.59 萬件，糾紛的主要類型是鄰里糾紛、婚姻家庭糾紛、損壞賠償糾紛、房屋宅基地糾紛等[43]。按糾紛所占比重排序，十年間鄰里糾紛占所有民間糾紛的25.08%，婚姻家庭糾紛占所有民間糾紛的17.40%，兩項合計約占42.48%[44]。從人民法院受理的糾紛來看，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的民商事一審案件年收案數自2015 年起超1000 萬件，2022 年已增至15827199 件。2013—2022 年，十年來我國民商事一審案件收案數年均約1202.01 萬件，每萬人民商事一審案件收案數從2013 年的56.91 件快速增長至2022 年的112.11 件，民商事訴訟案件處于較快增長期[45]。

社會學理論認為沖突與和諧是社會秩序的經典主題，矛盾糾紛內在于秩序之中，是社會的常態現象，也是普遍存在的。糾紛的發生、發展及解決，關涉規范的征引、博弈、確認，是秩序的生成，也是治理格局的形成[46]。糾紛之于社會，猶如疾病之于人體，妥善地應對糾紛，能增強社會機體功能，有助于社會穩定。當前，在全球化、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變革大潮中，我國的社會轉型必然面臨多種形式的矛盾糾紛，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糾紛的社會，而是有了糾紛可以通過有效的機制妥善化解的社會。因此，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是要求整個社會沒有糾紛，而是要妥善化解糾紛，發揮糾紛解決的正面作用，促進社會整體秩序的和諧。面向社會治理現代化，考慮到我國仍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期、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期，社會矛盾化解需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輔以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以“心理健康”促社會治理，通過落實心理健康的具體目標來防范以心態失衡等“社會心理因素”為誘因的極端事件發生[47]。為此，社會治理需建立以民情、民意、民心為根本的多渠道社會心態引導機制，充分調動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官方媒體和自媒體等多方力量，借助大數據分析平臺做好輿情分析并積極因勢利導。

（四）社會治安與犯罪防控

良好的治安秩序是有效社會治理的直接表現，最能體現群眾的安全感。理論上，一個社會無法絕對地消除治安問題與犯罪，誠如意大利犯罪社會學家菲利的“犯罪飽和法則”所言：“犯罪的產生是由于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犯罪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整體的發展相適應的?！盵48]2013—2022 年，十年來我國公安機關年均受理治安案件約1046.18萬件，年均立案刑事案件約563.85 萬件，年受理治安案件從每萬人97.32 件降至61.26 件，年立案刑事案件從每萬人48.25 件降至31.33 件，均處于持續下降態勢。此外，2013—2022 年，十年來我國各級人民法院年均刑事一審案件收案數約114.56 萬件，年均審理刑事罪犯數138.23 萬人，年收案數從每萬人7.11 件增長至7.36 件，年審理刑事罪犯數從8.47 人增長為10.14 人，嚴厲打擊了各類刑事犯罪。盡管各國的統計口徑有所差異，但較之發展中國家，而且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相比，中國社會的違法犯罪情況較少且嚴厲打擊刑事案件，是世界上最為安全的國家之一。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全國居民安全感指數為98.4%，在15 個主要民生領域現狀滿意度調查中，居民對社會治安滿意度位列第一[49]。

面向社會治理現代化，安防技術、大數據融合、物聯網、云計算、智慧平臺建設將為治安和犯罪防控帶來新的突破，在推進治安防控體系現代化進程中，要提升打擊新型網絡犯罪和跨國跨區域犯罪的能力，推進智能安防社區建設，織牢織密社會治安防控網絡，使平安中國得到持續有力的保障。

（五）公共安全保障

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保證。交通、安全生產、防災減災、公共衛生等公共安全領域密切關聯人民群眾的生命生活安全。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交通事故萬車死亡人數從2013 年的2.3 人降至2022年的1.46 人，呈現連續下降態勢。在安全生產上，經過多年治理，自2019 年起我國每年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降至3 萬以下。工礦商貿企業就業人員每十萬人安全生產事故死亡人數從2013年的1.52 人降至2022 年的1.097 人。煤礦百萬噸死亡人數從2013 年的0.288 人降至2022 年的0.054人[50]。

風險社會是世界性的，在風險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業已進入風險社會。一方面是時時、處處、事事面臨著高風險，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的安全需求與日俱增。面向未來，需認識“風險是現代化的副產品”[51]，雖然沒有絕對的公共安全，但通過有效的社會治理卻能將公共安全面臨的風險持續降低。為此，公共安全治理需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笔录?，把安全發展貫穿社會治理全過程，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安全風險，筑牢安全發展屏障。

（六）網絡社會治理

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治理的“孿生”新場域，我國已形成了規模巨大、構成復雜、形態多元的網絡社會。未來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將對經濟和社會變遷產生全方位影響，并將極大地考驗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從互聯網發展歷史看，我國在1994 年接入Internet 的64K 國際專線，實現了與國際互聯網的全功能連接，這是我國互聯網正式運行的開端之年?！笆濉睍r期，我國網民規模增加近3 億人，從7.31 億人增長到9.89億人。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0.79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6.4%，是全球網民人數最多的國家[52]。其中，我國即時通信用戶規模達10.47億，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10.44 億，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9.43 億，網絡新聞用戶規模達7.81 億，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7.65 億，網絡游戲用戶規模達5.50 億，網約車用戶規模達4.72 億，互聯網醫療用戶規模達3.64 億，網民人均每周上網時長為29.1 個小時[53]?？梢?，十億多網民已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新底盤、新基礎，龐大的網民規模既為推動我國數字社會發展提供強大內生動力，也為數字社會治理帶來了新挑戰。如在電子政務、數字化政府建設方面，從2016 年到2022年，我國互聯網政務用戶規模從2.39 億增長到9.26 億，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實名用戶超過10 億人，其中國家政務服務平臺注冊用戶8.08 億人[54]。各地區各級政府“一網通辦”“跨區通辦”“異地可辦”漸成趨勢，“掌上辦”“指尖辦”逐步成為政務服務標配。

迎接數字時代，建設“數字中國”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社會結構轉型、治理方式轉型的大趨勢。數字技術已經并將繼續重塑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再造社會運轉機制[55]。因此，需進一步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構建數據基礎制度，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使數字治理成為社會治理的鮮明底色。面向未來，我國互聯網普及的廣度與深度還將不斷擴展，數字社會治理將影響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雙重聯結將給社會治理帶來革命性影響，同時也給個人隱私、信息安全和國家安全帶來風險。這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也是一場深刻而廣泛的治理變革。

結 論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而中國式現代化是非常罕見的巨大社會變遷，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結構轉型同時進行，跨越式發展和發展階段疊加[56]，是一項具有高度開放性、時代性的事業。為適應數字社會、老齡社會、中產社會的到來，社會治理現代化需構建新型治理結構，發揮黨委領導的關鍵作用，協調好“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力量，形成黨委領導下的“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力社會”的共同體治理格局，并將民主協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撐貫穿社會治理的全過程。當然，在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治理領域、治理重點、治理理念、治理內容、治理方式等還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更新。城鄉基層治理、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保障、網絡社會治理等六大核心領域將迎來新的治理變革。這就要求社會治理與時代同行，始終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服務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