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南昌方志學家胡元煐的方志理論

王志強

(南昌師范學院江右文化研究與傳播中心,江西南昌 330032)

胡元煐(1791—1847),字昆來,號小碧,南昌新建人,嘉慶二十三年(1818)舉人,累官至甘肅靖遠知縣。胡元煐在為官期間,先后主持修纂了《輞川志》《藍田縣志》《涇陽縣志》等多部志書,是清代江西較有影響力的方志學家,尤其是他主修的《藍田縣志》深得后世好評。目前學界關于胡元煐的討論較少,僅有劉奕《胡元煐生平事跡簡介兼考》一文對胡元煐的生平作了簡要的考證,學界整體上對胡元煐的方志理論置之闕如,因而很有必要對胡元煐的方志理論與方志實踐進行考察。

一、胡元煐的方志修纂實踐

有關胡元煐的生平資料,主要集中在各地的方志以及《胡元煐生平事跡簡介兼考》一文中,據胡元煐七世孫胡位福介紹,胡元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農歷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府新建縣儀鳳鄉四十二都三圖鴉洲村,現綜合以上材料的記載,為胡元煐編纂一個簡要的修志年譜。

道光十七年(1837),胡元煐47歲,修纂《重修輞川志》。胡元煐于道光十四年(1834)擔任陜西藍田知縣,任期至道光二十年(1840),光緒《藍田縣志》卷四《職官》“知縣”條載:“道光十四年,胡元煐,新建……道光二十年,胡元煐,調涇陽縣?！盵1](P137)胡元煐一直對大詩人王維所居的輞川神往已久,剛一到任,便閱讀了輞川的相關圖刻,并親歷其地考察,由此生發了編纂《輞川志》的心思,“甲午春,余承乏斯土,遍閱輞川諸圖刻,復親歷其地,亟欲纂輯成書”[2](P1)。道光十五年(1835),胡元煐和友人們再次游玩輞川,留下了《石刻題熊墨樵重摹王邦才輞川全圖后》《石刻題熊墨樵重摹輞川圖后》等文章。此后,胡元煐又多次游玩輞川,羅文俊的《重刻輞川圖序》說道:“吾友筱碧胡君飛舄玉山,綰符藍縣,著作盛于邱錦,循政美于潘花,判牘筆閑、退衙鼓罷時,則命儔嘯侶臨水登山,訪孟城之故居,游輞莊之勝境?！盵2](P376)然因政務繁忙,直到道光十七年,他才有余暇編纂《輞川志》,“丁酉夏,年豐人和,城務將竣,爰因省邑二志匯而集之”[2](P1)?！吨匦掭y川志》共六卷,分為圖考、名勝、人物、金石、雜記、文征錄六部分,該志有道光十七年刻本,現藏于陜西省圖書館。在文獻價值方面,《陜西省志·著述志》稱該志的“文征錄輯錄了唐代以來歷代名人游輞川的詩歌,較為豐富”[3],是后世游歷和研究輞川不可或缺的資料。

道光十九年(1839),胡元煐49歲,主修的道光《藍田縣志》正式完成。在修纂好《重修輞川志》后,胡元煐便開始了《藍田縣志》的修纂,“于茲兩載,始有成書”[2](P371)。為了修纂好《藍田縣志》,胡元煐還特意聘請陜西的方志大家蔣湘南來擔任主纂,“又得友人固始蔣君為之訂正”[2](P371)。蔣湘南,字子瀟,回族,河南固始人,先后纂有《魯山縣志》《藍田縣志》《涇陽縣志》《留壩廳志》《同州府志》等十余部志書,“纂修方志是蔣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業,他前后纂修志書十余部,構建了系統完善的方志觀念”[4]。道光《藍田縣志》共十六卷,具體分為十圖、四表、六志、八傳四部分,卷尾另附有《文征錄》《輞川志》兩部分內容。該志目前有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現藏于國家圖書館。在文獻價值方面,后世稱“從歷史的觀點看,胡元煐重修藍田縣志無論在方志理論與修志實踐方面,都有著重大的發展和進步……道光重修《藍田縣志》達到空前水平”[5]。

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元煐51歲,主持的《涇陽縣志》完成編纂。道光二十年,胡元煐從藍田知縣調任涇陽知縣,任期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宣統《重修涇陽縣志》卷十《官師表》“知縣”條云:“胡元煐,江西新建舉人,二十年任。馬國翰,見前,二十四年復任?！盵6](P173)胡元煐剛一到任,便籌劃修纂《涇陽縣志》,因與蔣湘南在修纂《藍田縣志》時有著良好的合作和志同道合的修志理念,因此他再次邀請蔣湘南擔任《涇陽縣志》的主纂,“以授簡于友人固始蔣君湘南,參同考異,改弦更張”[7](P351)。道光《重修涇陽縣志》共三十卷,分為紀、圖、譜、考、略、傳六種體裁,卷后附有《后涇渠志》三卷。目前該志有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在陜西省圖書館、陜西師范大學圖書館等地都有存世版本。在文獻價值方面,后世以為其體裁優秀,是難得一見的良志,“該志尤為講究‘體例’,采用‘紀、圖、譜、考、略、傳’各體,做到了圖文并茂,層次分明。同時,以經緯度確定建置、山川、城池、渠道位置,較為準確細致”[8]。

胡元煐自道光十年(1830)開始其仕途,先后暫代過鄠縣、永壽縣、合陽縣、盩厔縣等地的知縣,“(胡元煐)由教習官陜西知縣,歷權雩、永壽、合陽諸縣,代理盩厔”[9](P6018),因時間短暫,他在這些地方的事跡不詳。他正式開始其仕途之地為藍田和涇陽,而在這兩地,他都纂有方志,可見其對于地方志的重視。在修纂地方志的過程以及與蔣湘南的交流討論中,胡元煐也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論。

二、胡元煐在志書體例方面的創新

在修纂志書時,胡元煐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他曾在《重修涇陽縣志序》中說道:“俾后之讀是書者,有以見不剿襲不雷同之心焉?！盵7](P351)不茍同于他人,不抄襲于舊志,而自成一家,乃胡元煐編纂志書時的自覺追求。這種創新意識,具體體現在志書實踐中,就是編纂文征錄以及繪制地圖。

胡元煐所修的《藍田縣志》,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即在卷末設置“文征錄”,以收錄當地的藝文資料?！拔恼鳌斌w類,是由清代方志學大家章學誠所開創。章學誠以為傳統方志中所設置的《藝文志》不合體例,“近人修志,藝文不載書目,濫入詩文雜體,其失固不待言”[10](P840),故他在修纂志書時,創造性地開創了“文征”類體裁,“又取一時征集故事文章,擇其有關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類相從,別為奏議、征實、論說、詩賦、金石各為一卷”[10](P840)。在《方志立三書議》中,章學誠再次批判傳統方志中《藝文志》的荒謬之處,“志既仿史體而為之,則詩文有關于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為藝文志,是《宋文鑒》可合《宋史》為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為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10](P575)在章學誠看來,藝文乃是文學性質的書籍,地方志是歷史性質的書籍,二者的性質完全不一樣,將文學性質的詩文辭賦混入歷史性質的地方志之中,只會導致體裁模糊,令人難以適從。

章學誠自創立“文征錄”以來,并沒有引起方志學界的積極響應,大部分學者在編纂方志時,依然以“藝文志”為主流。胡元煐對章學誠方志理論的回應,在當時來說還是比較罕見的,也有較高的意義。胡元煐對于章學誠設置“文征錄”的做法深以為然,他獨自編纂的《輞川志》便設有文征錄,和蔣湘南共同編選的《藍田縣志》也有文征錄,并將其分為掌故、敘述、詩賦、雜識四部分,這種分法即是源自于章學誠的做法。胡元煐說道:“乾隆中,章進士學誠撰《永清志》,始則為文征錄,而志書世不概見,今之所編未知同否?要非空襲之也?！盵11](P331)從胡元煐的話中,可以看出“文征錄”較為罕見,以至于他根本找不到參照的標本,也不知道自己所編的“文征錄”體例是否符合章學誠所描述的模樣。他根據自己的理解,設置了“文征錄”這一模式,可以說是根據章學誠的方志理論來自行設計體例,其對章學誠理論的響應以及對方志編纂的用心可見一斑。

在胡元煐的認知中,藝文資料非常重要,不但能夠資助政事、了解人物,而且能夠陶冶性情,“其文有關乎政事者,非考其文則原委不知;有關乎人物者,非據其文則事實不著;有刻畫山水、吟弄風月者,足以供陶情之資;有諸于寓言、齊諧、志怪,足以備適野之樂也”[11](P331),因此不能夠偏廢。但同時,胡元煐又以為傳統方志中的“藝文志”與史例不合,“藍田志不載詩文,別作文征錄,以與正志相輔,其例創自章進士學誠,亦猶夫子判十五國風于春秋之外,左氏判十三于內傳之外,史之體不可雜也”[7](P6),胡元煐很是認可劉知己將史書中的詔令奏疏等資料匯為一體的態度,“欲取詔令章奏等仿表志專門之例,別輯為類,其法甚善”,以為這樣做才能夠簡潔明了。此外,胡元煐還認為傳統的“藝文志”蕪穢雜亂,“藝文志”的核心在于一個“潔”字,“潔之道如何?曰:不蕪惡而已矣。何以謂之蕪惡?曰:敘次不文,一也;征引小說,二也;冒史中藝文志之名,而以流連景物之詩辭當之,三也?！盵11](P331)要想讓“藝文”保持簡要的狀態,就要敘述有章有法,且改掉征引小說的習慣,那就只有將“藝文志”換成“文征錄”。

胡元煐對文征錄的編纂態度,深切影響了蔣湘南的方志編纂。蔣湘南后來在編纂《留壩廳志》《大荔縣志》等志書時,普遍會設置文征錄,以記錄當地的藝文資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胡元煐在主修《涇陽縣志》時,并沒有設置“文征錄”,而是將詩文設置于相關內容之下,“今志于序記之有關考證者,散附各門類中,而不別作文征錄,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7](P6)。這種根據現實需要選擇體裁的做法,反映了胡元煐對于文征體例的靈活運用,這也是其創新意識的一大反映。

在文征錄之外,胡元煐求新意識的另一重要體現就是對地圖的重視。胡元煐認為地圖是了解天下的重要工具,“夫古人所恃以周知天下者有二物:曰圖、曰籍”[7](P351),他指出隨著歷史的發展,地方志越來越偏向于重視文字記載而輕視地圖的繪制,他對此深惡痛絕,“明而后方志之例嚴,不至于摘比,如類書記注,如簿冊空疏蕪雜,為文苑所唾棄也”。鑒于當時的方志普遍不重視地圖,胡元煐有著強烈更改這種惡劣現象的沖動,“元瑛之摭覽舊志,而必欲改弦更張者此也”[7](P351),以重新恢復早期方志圖經與文字并重的局面。

在修纂《藍田縣志》時,胡元煐和蔣湘南共同以為舊有的志書僅有一幅似是而非的地圖,大謬特謬,“前志卷首載縣治一圖,略具形似,非地理家法也,今志仿圖經例,以圖冠首,別為一卷”[11](P1),在卷一《圖》的序言中,胡元煐再次說道:“自圖學亡而志乘之法廢,于是有摩繪景物、默綴山水以為志圖者,史部之鴻裁變而為丹青之末技,廁諸序目,無關典要?！盵11](P11)胡元煐為了改變這種情況,他采用當時最為先進的經緯度繪圖法,精心繪制了疆域圖等十幅地圖,“非標其經緯不足以辨其華離”[11](P11)。在《涇陽縣志》中,胡元煐又繪制了地平經緯圖、縣境全圖、漢池陽縣圖等二十三幅地圖,并在序中說自己要實現“城郭涂巷不易其規,堤堰溝澮不愆淇度,鄰里村社不越其區,由近以綴遠,引尺以知尋,俾入其境者如自觀其掌紋”[7](P351)的既定目標。古人常云,不出戶而知天下,這依靠的就是地圖,入境而對地理環境了如指掌,依靠的亦是地圖。事實上,早于《重修輞川志序》中,胡元煐就說道:“俾古來勝跡,一展卷而了如指掌,庶幾謝公之屐、盧生之杖,不致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挾策而當臥游矣?！盵2](P1)這鮮明地表達了胡元煐對于地圖的重視程度,在當時輕視地圖的思潮下,這種銳意革新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

三、胡元煐的修志動力與修志特色

胡元煐以為志書具有存史、資政的效用,這也是其耿耿于修志的動力所在。而在其所修纂的志書中,有著尊崇皇權、堅持史法史例以及求真務實的內容特色,這讓他所修纂的志書取得了較高的成果。

胡元煐有著強烈的文獻保護意識,這是他修志的動力所在。胡元煐以為保護地方文化,傳承鄉土文脈,乃是地方官員義不容辭的責任,當看到既有的文獻湮沒于歷史之中,他便憂懼不已,如他修纂《輞川志》時說道:“輞川舊志,前明榮御史華所撰也,是書久已失傳。甲午春,余承乏斯土,遍閱輞川諸圖刻,復親歷其地,亟欲纂輯成書?！盵2](P1)舊有的《輞川志》已經尋覓無蹤,現在如果不抓緊將輞川的風土古跡記載下來,那么以后再要去尋找舊跡,也許只能望洋興嘆了。胡氏修纂《涇陽縣志》,亦是有著這種心態,“元煥末學膚受,受糈茲土,簿書之暇,時覽舊章,深以久缺弗修為憾”[7](P351)。及時修纂方志,搶救地方文獻,傳承地方文化,讓其在歷史發展中歷久彌新,是胡元煐殷切的渴望,他對于清朝下令按時修纂方志的舉措自豪不已,“我朝定為功令,州縣之志十年一修,蓋懼忠孝節義之行久而成湮也”[7](P351),只有定期定時地修纂方志,才能夠將地方的忠孝之行和節義之舉記錄下來,讓他們的高尚事跡不被后世所遺忘。

胡元煐在其他類著作中,也多次抒發自己保護文獻,記載歷史的心態。如他說自己創作《重修藍田縣青泥坊渠碑記》的緣由是“爰述顛末,以示來者”[11](P353),說自己將歷代《涇陽縣志》序言記錄下來的原因是“取屠志、葛志中所載舊序錄而存之,勿使就湮”[7](P351),只有將歷史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后來者才有所憑依,才能夠知道曾經發生的事情。概言之,胡元煐的記錄,都是立足于當下而規劃于未來,希望志書能夠在未來有所裨益,他在《重修藍田縣城碑記》說:“然則后之處斯城而樂樂利利者,其亦毋忘修造之艱,遇有損缺而即為補葺歟!爰為之記?！盵11](P354)他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將修建經過講述出來,就是要讓后世知道修建城墻之艱難,然后能夠保護城墻和及時修繕城墻。

胡元煐所修志書另一大特色就是對史法史例的重視。在胡元煐看來,地方志是歷史類書籍,他在《藍田縣文征錄敘》中曾說:“志者史也,史之體貴潔?！盵11](P331)在《重修涇陽縣志序》再次說道:“州縣之志,古者外史、小史之所掌也?！盵7](P351)他以為自己修纂志書,就是在做修史工作,“然后本一人蠡測之私,發千古史臣之義”。胡元煐之所以對方志的性質反復敘說,是因為在學界剛爆發過一場方志性質的大討論。乾隆時期,戴震和章學誠爆發過一次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的方志大討論,戴震主張方志是地理性質的書籍,“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競。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10](P934)“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為重”[12]。章學誠則主張方志是歷史屬性,他批判戴震理論的荒謬不經,在《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中云:“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11](P869)在《和州志政略序例》他又重申道:“夫州縣志乘,比于古者列國史書,尚矣?！盵11](P664)戴、章二人的討論,很快在方志學界引起了狂風巨浪,各式學者紛紛發言立論,支持戴震的有洪亮吉“一方之志,沿革最要”[13],胡虔“志乘為地理專書,其要尤在郡縣沿革”[14](P10)等人,支持章學誠的有傅應奎“夫邑志之作雖屬一隅,然搜討援據,即史臣記載之義也”[15](P3)等人。這場討論余波不絕,直至清末民初,依然有不少學者投身于其中。正是因為方志性質的討論是方志學界的一大盛事,關心方志學界發展動態的胡元煐在修志時,便積極參與其中,闡述自己的觀點。

胡元煐堅定地支持著章學誠的方志是歷史性質的觀點,并以為修纂地方志,最為要緊的事情就是要有自成系統的史法史例,“修志在于別偽體,別偽體在于知史法也”[11](P331)。史法史例,亦是章學誠所反復宣傳的理論,“志為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10](P861)。在和蔣湘南制定《藍田縣志》和《涇陽縣志》的“凡例”時,胡元煐又多次主張方志的史法史例,“州縣之志,古者列國諸侯之史也,史必有例。史必有例,不合例者非史;例先辨體,不得體者非例”(《涇陽縣志·凡例》)[7](P3)、“方志之例,宜以圖經為主,而參用史法,俾紀綱法度與凡忠孝節義之行無不燦然畢具”[11](P1)(《藍田縣志·凡例》)。有了史法史例,修志就有了提綱挈領之能,就能夠很好地將內容展示出來。

尊崇皇權,亦是胡元煐所修志書的一大特色。胡元煐在安排志書的體例時,往往將有關皇權的內容單獨成卷,設置在卷首。如在《涇陽縣志》卷首,胡元煐安排的是《圣制紀》《恩澤紀》,其中《圣制紀》記載的是清代皇帝祭祀陜西諸帝王的祀文,胡元煐解釋該卷的編纂理由時說:“崇陵貞陵在唐畿縣,惟我圣朝祀典,聿煥巍巍,天章棢鼓,比燦寵此涇千,云日俱爛,臣元煐謹述?！盵7](P11)《恩澤紀》則是輯錄清代皇帝減免涇陽賦稅、指導修建溝渠的詔令,胡元煐以為這些詔令反映了清代皇帝恩及四海的狀況,“浹隨淪肌,元元和會,外史恭書,以照無外”[7](P15)?！稕荜柨h志·凡例》也對卷首記載皇權恩典作了細致的闡釋,“《春秋》之法,歲首必書春王,大一統也。方志于皇恩慶典必詳錄之……若因類附見,不足以昭慎重。今皆尊為外紀,弁諸卷首,其曰紀者,取史本紀名也”[7](P3)?？梢哉f,胡元煐的內容安排,深切反映了中央集權制度影響下的士民意識,在他們的眼中,記錄皇權的恩澤是臣子義不容辭的責任,“小臣雖無紀事之職,尤樂與斯民共沭生成也”[7](P351),胡元煐言辭懇懇地說道:“卷首二紀足以感萬世之臣民,而況生當其世者哉?”[7](P351)

事實上,尊崇皇權乃是江西方志學家一個獨有的特征。早在嘉靖年間的贛州學者董天錫,在修纂《贛州府志》時,也是蘊含著濃厚的王權尊崇意識。在《恩典》中,董天錫說道:“自七品以上恩命,皆得以及父母妻室,其最隆者及三代,蔭子孫身后祭塟,何其厚也,為人臣者感激當何如耶?”[15](P273)董天錫殷殷勸導各級官員,要思報效國恩,拱衛皇室。不僅如此,董天錫的王權尊崇態度,還體現在以宮宇來展現王權的威嚴上。在《公署》的“小序”中,董天錫說道:“公署視官之崇卑以為大小,然政令胥此焉出,得失系民之安危,居是者當仰體創設之意?！盵15](P132)在古代知識階層看來,只有把權力治所建造得富麗堂皇,才能讓百姓生起敬畏之心,才能讓百姓服從王權的馴化。董天錫亦是以為縣署的建造,關乎縣域的治理,關乎政治的得失,這映射的就是王權崇拜下的士人政治心態。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胡元煐求真務實的修志態度。胡元煐對于材料的運用十分謹慎,“爰訪詔紳耆,旁采里諺,上稽二十三史,下逮胥吏檔冊”[7](P351),他往往是將紙上材料和口述材料結合起來,以求得最大限度的歷史的真實。在志書的“凡例”中,胡元煐多次道出他對于真實的渴望,《藍田縣志》的“凡例”指出“無本之說不可以示后,凡所征引,皆標出處,或有訛誤,后人得辨而正之”[11](P3)。只有保持真實,才能在歷史長河中傳承下去,發揮出方志應有的功能?！稕荜柨h志》“凡例”再次說道:“舊志雖有征引,不注出處,今詳注原書,以示實事求是之義,倘有訛誤,來哲正之?！盵7](P7)方志要保持真實性和可靠性,才能夠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才能夠流傳久遠。明代楊慎在修纂《云南通志》時,當時有鄉紳想要冒充傅友德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家族聲望,縱然這位鄉紳是朝中權臣的親戚,楊慎還是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鄉大夫厶有欲冒嗣潁鄉侯傅友德后,以覬世爵者,升庵不可。時張羅峰(張璁)復相,與厶故內戚也,流言欲中傷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歸”[16](P16)。雖然楊慎因此遭到打擊報復,但他毫無悔意,依然堅持著嚴謹審慎的史法史例,這反映的就是傳統時代方志學家對實事求是的堅持。

總而言之,胡元煐為官期間,熱衷于修纂志書,而且在修志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論。他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敢于否定既有的方志體例,而采用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志體例,在他的努力下,他所修的方志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同時,他與方志學家蔣湘南的互相交流方志體例、共同探討方志性質等事跡,反映了清代我國方志學家群體的合作面貌,值得引起我們進一步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