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受害對青少年內化問題影響的中介和調節因素

張夢潔，趙獻梓

1 引言

內化問題指個體所經歷的消極情緒感受或被干擾的情緒狀態，如抑郁、焦慮、孤獨感、社會退縮等（Zahn-Waxler et al., 2000），這嚴重阻礙了青少年的心理發展與社會適應。青少年處于身心快速發展階段，面臨著來自生理、心理等多方面的挑戰（燕凌 等, 2023），其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穩定性導致其成為內化問題發生的高危群體。元分析顯示我國學生內化問題總體檢出率為20%，其中初高中學生檢出率占比最高（俞國良, 黃瀟瀟, 2023）。校園欺凌作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已被大量研究證實是導致青少年出現內化問題的重要風險因素之一。

校園欺凌是發生在青少年群體中的普遍現象，指一名或多名學生對另一名學生進行的具有明確惡意的攻擊性行為（Olweus, 2013）。美國的數據記錄顯示約20%的兒童和青少年在過去一年中曾受到同齡人的傷害（Lebrun-Harris et al., 2019）。國內數據表明71.8%的青少年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校園欺凌，其中44.3%遭受過長期侵害（Zhu et al.,2020）。遭受欺凌會直接導致青少年出現自殺意念等內化問題（Choi et al., 2023）。不僅如此，欺凌受害對不同群體青少年的內化問題均會產生影響，中國彝族、藏族青少年以及少數群體青少年的抑郁風險或抑郁癥患病率均與欺凌受害呈現正相關（唐程夢 等, 2022; Kirklewski et al., 2023）。除實證研究外，元分析同樣表明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有著正向預測作用（廖友國 等, 2022）。

欺凌受害與內化問題的相關性研究證實兩者之間密切相關。然而，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影響機制是復雜的，國內外研究傾向于探究不同中介因素與調節因素。如欺凌受害通過降低個體心理韌性間接引發其內化問題（謝家樹, 梅里, 2019）。父母監控緩沖了欺凌受害對個體內化問題的影響（Hong et al., 2021a）。盡管當前實證研究眾多，但大多集中于某一個或某幾個變量的作用，中介與調節機制的整體框架尚不清晰，缺乏對研究結果的系統整合。此外，部分研究之間存在不一致與沖突，可能因研究對象不同、地域差異、教育方式不同等諸多因素影響導致。因此，從系統視角厘清青少年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的中介與調節因素，分析不同研究之間出現差異的原因，澄清具有沖突的研究結果對推動研究進展至關重要。此外，從實際出發，本研究也能從不同視角為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提出針對性干預措施的建議。

風險-保護性因素模型提出青少年的發展和適應是風險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Hawkins et al., 1992）。從生態系統理論視角出發，個體的發展受到家庭、學校等多層嵌套系統的影響。因此學校、家庭、社會中的積極方面往往會抵消欺凌受害的消極影響。此外，與外部環境相對應的個體內部因素對青少年發展的保護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因此本研究將考察家庭、學校、社會三種環境因素與個體內部因素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調節作用。再者，欺凌受害會對青少年有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影響，這可能會間接導致其內化問題的出現，因此個體內部因素的中介作用也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2 文獻檢索策略

文 獻 篩 選 以 關 鍵 詞“bullying victimization”“peer victimization”“internalizing problem”為基本條件，檢索Web of Science、SpringerLink、EBSCO 和Elsevier 數據庫（截止到2023 年9 月23 日），共檢索到981 篇英文文獻。在中國知網平臺以關鍵詞“校園欺凌”“霸凌”“欺負”“同伴受害”“內化”檢索（截止到2023 年9 月23日），共檢索到81 篇文獻。按以下標準納入文獻：以中文或英文出版、符合研究主題的理論綜述?；趯π@欺凌與不同內化問題的中介和調節機制的研究，共納入文獻50 篇，包括35 篇英文文獻，15 篇中文文獻。其中近五年文獻40 篇，占比80%。

3 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的中介機制

心理中介模型假定壓力環境和個體反應在決定心理健康結果方面同樣重要，其中壓力（風險因素）是導致個體出現病理性結果因果鏈中的初始起點，心理中介因素則是近端影響因素，即壓力事件通過影響個體的態度、信念或認知等心理因素繼而影響其心理或行為（Hatzenbuehler, 2009）。同時，鑒于欺凌受害對青少年生理與心理造成的雙重影響，本研究經過對國內外文獻的系統搜集分析，發現睡眠質量等生理因素以及自尊、心理韌性等心理因素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影響中存在中介作用。

3.1 個體心理因素

3.1.1 自尊

自尊是個體對自身價值的總體評價，對個體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低自尊意味著個體對自身的不滿，長時間處于低自尊水平會對青少年身心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遭受校園欺凌會降低個體自尊水平，進而導致其問題行為的出現（Pan et al., 2019）。以抑郁情緒為例，欺凌受害通過降低個體自尊間接提高其抑郁情緒水平，自尊中介效應占比為11.43%（劉燊 等, 2022）。此外，Mullan（2023）等人的元分析結果表明，欺凌受害會導致個體出現高水平內化問題與低自尊，而自尊水平的降低會導致內化問題水平的提高，自尊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中介作用顯著。綜上，國內外不同類型的研究皆證實了自尊的作用，因此，反欺凌計劃可以考慮在欺凌受害者中納入建立自尊的練習。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可以進行以自尊為主題的心理課程與團體輔導以提高全體學生的自尊水平。

3.1.2 心理韌性

積極心理學的發展使人們越來越重視個體積極心理因素（如心理韌性）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Rutter（2012）提出的敏化效應認為，壓力性事件會增加個體的脆弱性，降低其心理韌性水平，從而影響心理健康發展。對不同城市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遭受校園欺凌會降低個體心理韌性水平，從而增加了其抑郁傾向與焦慮水平（張瑞平, 王亞兵, 2022;Anderson et al., 2022）。更有研究直接證明了欺凌受害通過降低初中生心理韌性水平間接提高其內化問題水平，盡管其統計方法為傳統的回歸分析，但根據數據可計算出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占比為2.56%（謝家樹,梅里, 2019）。然而，韓國一項調查結果卻顯示心理韌性在欺凌受害對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響中不存在中介作用（Hanju Lee, 2017），出現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對象、國家文化、教育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異。此外，盡管上述大部分研究為心理韌性的中介作用提供了證據，但都停留在橫斷層面，其縱向作用還有待驗證。綜上，心理韌性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視，未來研究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縱向設計，運用多種統計方法進一步驗證。

3.1.3 核心自我評價

核心自我評價是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控制點和神經質四種人格特質背后更深層次的人格資源結構，指個體對自身所具有的能力和價值的基本評價（Judge& Bono, 2001）。青少年對自身最基本的評價對其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更為深入，這提示我們核心自我評價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影響中的中介作用不容忽視，以不同內化問題指標對不同青少年群體進行研究的結果均證明了這一點。如核心自我評價在留守聽障學生欺凌受害對抑郁的正向預測作用的中介效應占比為26.5%（賈金玲 等, 2023）。以河南、山西和福建三省學生為對象進行的研究證明了核心自我評價在欺凌受害對自殺意念的正向預測作用中存在中介作用（楊邦林, 黃瑾，2021）。上述研究均為橫斷設計。一項縱向研究發現負面自我評價在欺凌受害與焦慮、抑郁中起到中介效應，進一步明確了核心自我評價的中介作用（Taylor et al., 2013）。這提示心理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應幫助青少年樹立自信，形成積極的自我評價可以降低欺凌受害的消極影響并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

3.1.4 其他個體心理因素

除上述所列舉的心理中介因素外，還有其他中介因素同樣值得引起重視，如自信、注意控制也在欺凌受害對抑郁等內化問題的影響中發揮著中介作用（周珂欣 等, 2023; De Sousa et al., 2021）。短期縱向數據顯示公正世界信念在中國青少年欺凌受害對抑郁的正向預測作用中存在縱向中介作用（Xiong et al., 2022）。此外，還有研究發現抑郁和孤獨感在欺凌受害對自殺意念的正向預測作用中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石二春等, 2023; Cao et al., 2020）。這說明不同內化問題行為之間也存在關聯，其不僅可以作為欺凌受害的不良后果，還能作為中介因素對其他內化問題行為產生影響。

3.2 個體生理因素

3.2.1 睡眠質量

神經內分泌應激反應模型認為應激激活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軸，具有干擾睡眠穩態的潛力（Lo Martire et al., 2019）。欺凌受害作為一種應激源，可能會影響個體的睡眠質量，引發睡眠障礙，從而對心理健康和日常功能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個體出現內化問題。Tang 等人（2023）同時對學生及其監護人進行問卷調查，隨后的數據分析顯示欺凌受害直接影響內化問題，睡眠障礙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39.2%。以抑郁作為內化問題指標的研究顯示睡眠質量在欺凌受害和青少年抑郁癥狀之間的中介效應占比為21.7%（俞丹丹 等, 2021）。

上述研究結果為睡眠質量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正向預測作用中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實證支持，但對于此主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內，國外研究則更加關注睡眠質量的調節作用。因此，國內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調節機制，同時從跨文化視角出發對睡眠質量的不同作用機制進行研究或綜述，以補充完善現有研究。

3.2.2 其他個體生理因素

相較于睡眠質量，當前對其他生理中介因素進行的集中研究較少。已有研究發現，在男孩中，皮質醇反應遲鈍在關系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正向預測作用中存在中介作用，但這種關系在女孩中未被發現（Sun et al., 2022）。心率變異性在關系受害和內化問題之間也存在中介作用（Behnsen et al., 2020）。對上述因素中介作用的探究普遍集中于國外研究，且研究尚未形成體系，這恰恰為后續探究生理因素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方向。

綜上，個體心理因素與生理因素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影響中均存在中介作用，但個體心理因素的作用更明顯。此外，本研究未將環境因素納入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欺凌受害作為外部負性事件，對個體心理或生理的影響較為明顯，但外部環境因素相對穩定，受到欺凌受害的影響較小。因此對于外部環境因素，國內外學者應更多地去探究其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調節作用。

4 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的調節機制

鑒于個體內部與外部環境均具有能夠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積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從個體內部因素與外部環境因素兩方面綜述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的調節機制。其中個體內部因素包括未來取向、希望特質等。外部環境因素囊括了親子關系、同伴關系、社會支持等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多方面因素。

4.1 個體內部因素

4.1.1 未來取向

未來取向指個體對未來的認知與行動傾向以及產生的情感體驗（劉霞 等, 2011），其對青少年的心理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研究認為個體對于未來的積極思考能夠減少消極事件引發的不良后果，如在控制了性別、社會經濟地位、學校動機和教師支持感知等無關因素后，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正向預測作用隨著未來取向水平的增加而減弱（Choi et al., 2023）。Hong 等人（2021b）發現在美國城市非裔青少年群體中，積極的未來取向可以緩沖欺凌受害與自殺念頭之間的聯系。盡管上述兩項研究為未來取向的調節作用提供了實證支持，但鑒于其為同一團隊開展的研究，且研究對象具有局限性，該研究結論尚無法推廣至國內。因此，國內研究可以從未來取向入手，更深入地考察積極心理資源對于降低欺凌受害個體出現內化問題的保護作用，從而深入理解欺凌受害對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影響機制，為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干預策略提供參考。

4.1.2 希望特質

希望特質是一種基于內在成就感的積極動因，包括能夠達到目標的途徑和計劃（Lisa, 2001）。青少年處于發展初期，對未來有著不同的想象，希望特質能夠引導他們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希望特質作為積極心理品質對青少年發展也具有保護作用。Ricker 等人（2022）以抑郁、焦慮作為內化問題的指標對不同種族的高中生進行了追蹤調查，考察希望特質在青少年欺凌受害與內化問題聯系中的調節作用。結果發現，對于低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對抑郁和焦慮的預測作用相對穩定；而對于中等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焦慮和抑郁癥狀；對于高程度希望水平的青少年，欺凌受害對焦慮癥狀的預測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幅度減弱。國內學者證明了個體希望特質水平較低時，欺凌受害導致的抑郁與自殺意念更嚴重（石二春 等, 2023）。綜上，希望特質作為個體內部的積極因素，對于降低欺凌受害負面影響，促進個體心理健康發展的保護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驗證，但當前國內外都缺乏對這一機制的研究，因此還需進一步研究驗證。

4.1.3 其他個體內部因素

心理韌性的中介因素在上述內容中已得到了大量實證支持，但也有學者重點關注其調節作用，并發現心理韌性緩沖了網絡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縱向影響（Fredrick et al, 2021）。此外，Tampke 等人（2019）還發現睡眠質量差加劇了欺凌受害與抑郁癥狀的關聯。求助意愿越強，經歷過欺凌的拉丁裔青少年所出現的抑郁癥狀越少，這說明青少年的求助意愿會調節欺凌受害與內化問題的關系（Robinson et al., 2021）。

4.2 外部環境因素

4.2.1 親子關系

親子關系指子女與父母在家庭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包括親子依戀、親子親合、親子沖突等方面（楊琴 等,2022）。青少年的成長始終與家庭和父母緊密聯系，因此家庭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研究發現，高質量的親子關系減弱了欺凌受害對抑郁癥狀的影響（Rudolph et al., 2020）。Tang 等人（2023）證明了無論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高水平的親子依戀都能減弱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不利影響。上述研究表明積極的親子關系能夠補償欺凌受害的消極影響，但一項最新的研究卻出現完全相反的結果，高親子親合水平下，負性事件對內化問題的影響反而更強（張雯,王振宏, 2023），欺凌受害作為學校中的負性生活事件，可能也存在此調節機制。盡管該結果屬于一種“悖論”，但究其原因，任何事物都存在兩面性，親子親合水平過高的青少年經歷的挫折可能相對較少，在遭受欺凌后，他們無法接受這種消極的同伴關系，從而更容易表現出內化問題。綜上，雖然不同的研究結果之間互相沖突，但都有其合理性，因此親子關系及其不同維度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調節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其調節作用的具體表現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4.2.2 同伴支持

良好的同伴關系對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青少年遭受欺凌后會對自己的同伴關系產生懷疑，繼而內化出不同的問題行為。但當青少年獲得足夠的同伴支持時，可能會降低欺凌受害的消極影響。Holfeld 和Baitz（2020）發現當青少年報告同伴支持水平較低時，網絡欺凌受害對內化癥狀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Bernasco 等人（2022）對497 名荷蘭青少年進行了6 次問卷調查研究，每次間隔一年，結果表明，欺凌受害與整個青春期的抑郁癥狀和焦慮有關，這種關聯同時存在于個體內與個體間，而同伴支持緩沖了個體間的聯系，無法緩沖個體內的聯系。綜上，同伴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青少年免受欺凌的影響。

4.2.3 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降低欺凌受害負面影響的重要緩沖劑。Hatchel 等人（2019）招募了416 名年齡在18 ～24 歲之間的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欺凌受害和社會支持對內化問題具有縱向預測作用，且社會支持會減弱欺凌與社交焦慮之間的聯系。此外，有研究表明在遭受校園欺凌后，無論對于男孩還是女孩而言，社會支持均是其對抗抑郁癥狀的有效緩沖器（Spiekerman et al., 2021）。但Lim 等人（2022）卻發現對于肥胖女孩，社會支持顯著調節了欺凌受害與抑郁之間的聯系，而對于肥胖男孩，并未發現這一作用。因此，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可能受到性別或體重等其他因素的影響。未來研究在考察這一機制時可以考慮對某些特定人群進行研究或多維度增加控制變量，以使此機制更加明晰。

4.2.4 其他外部環境因素

除上述三個因素外，在家庭、學校、社會中仍存在其他因素具有調節作用。如當青少年報告更積極的學校氛圍體驗時，較高水平的欺凌受害與內化癥狀的關聯更強（謝家樹, 梅里, 2019; Holfeld & Baitz, 2020），盡管這一結論未體現出良好學校氛圍的保護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健康環境悖論”。此外，Hong等人（2021a）還發現在父母監控下的非美國出生的青少年，其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弱。該結論引起了心理工作人員對種族與少數族裔青少年心理發展的討論。

綜上，個體自身因素（如心理韌性、睡眠質量）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的影響中可能同時存在中介與調節作用。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環境因素的調節作用則更顯著，這強調了在家庭、學校、社會創造積極環境及良好關系的重要性。

5 總結與展望

5.1 研究總結

校園欺凌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欺凌受害是青少年健康發展的嚴重風險因素之一，容易導致不同的內化問題，其影響機制是復雜的。本研究發現個體內部因素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同時具有中介與調節作用，但中介作用更突出，而外部環境因素的調節作用更明顯。這提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要多方面考慮以上因素并進行針對性干預，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第一，全面關注學生發展。欺凌受害通過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進而導致其出現內化問題，因此在實際教育過程中，心理工作者不單要關注學生心理因素，對生理因素也不能忽視。當青少年表現出內化問題后，心理工作者要考慮其是否具有軀體化表現。反之亦然，當青少年表現出生理不適后，心理工作者也應該考慮是否為心理因素造成。

第二，進行針對性心理健康教育。從不同研究中可以發現，研究對象的差異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的沖突，因此在實際教育過程中要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舉措。如對男生和女生的教育要根據性別本身自帶的性格差異而有所調整，對不同家庭經濟狀況、不同家庭結構的青少年要注意其自身敏感性的差異，對不同地區的青少年要考慮到地域文化、教育風格等方面的影響。

第三，充分發揮家庭的作用。父母應及時關注到子女的情緒變化，與其進行積極充分的溝通，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但也要采取一定的方式提高青少年心理韌性，良好的親子關系并不等于過度保護與溺愛。家庭與學校之間要增強溝通，做好家校結合，如家長及時將學生的睡眠情況反饋給教師，教師便能進行更全面、更有針對性的工作，家校合力才能更好地促進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

第四，充分利用社會資源。政府層面應帶動社會各界共同形成積極的社會氛圍，為青少年提供多方面的社會支持。盡管校園欺凌會使青少年產生消極的情緒體驗，但溫暖的社會氛圍與充分的社會支持會抵消這種不良影響，幫助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回到正常的軌道。當然，有學者提出并證明了“健康環境悖論”，但積極社會環境的保護作用不能被全盤否定。因此對于積極社會環境的營造不可忽視。此外，合理地運用社會輿論力量，給予青少年充分的信心對于降低校園欺凌的發生率與調節其消極影響也具有一定意義。

5.2 研究展望

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發現，對青少年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的現有研究還存在以下空白與不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增加樣本多樣性?，F有研究所選取的被試普遍存在局限性，較少有研究同時納入多樣本，從文化層面出發納入不同國家樣本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這是不同研究結果出現沖突的原因之一。盡管在實際實施中可能存在一定困難，但對不同青少年群體進行研究并進行群組差異分析對推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系統考察影響機制。當前研究傾向于探討單因素在欺凌受害對內化問題影響中的作用機制，但青少年的成長發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個體、家庭、學校、社會多層嵌套系統對青少年發展的共同影響不可忽視。因此，從系統觀出發對影響機制進行探究也是未來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增加縱向研究。盡管對該主題下中介和調節因素進行的研究已相對全面，但以橫斷面研究居多。青少年心理發展是一個長期且易變的過程，從縱向視角出發考察不同因素影響的延時性對理論發展與實際啟示更有意義。

第四，盡管本研究關注重點為欺凌受害對青少年內化問題的影響機制，但基于將欺凌視為既定事實的研究無法為從根源減少欺凌的產生提供實際建議。這就提醒未來研究在關注欺凌受害對青少年心理發展影響機制的同時也要關注欺凌的前因變量，從被動干預轉向主動干預，做到預防干預雙結合，才能全面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