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對《七律長征》早期傳播的貢獻考述

鄭錦懷

(泉州師范學院 圖書館,福建 泉州 362000)

一、斯諾的陜甘蘇區之行及其與毛澤東詩詞的結緣

關于斯諾于1936年夏天前往陜甘蘇區進行采訪的具體經過,依舊存在諸多謎團。據王錫榮在《斯諾和馬海德赴陜北真相》一文中所述,在馮雪峰的聯絡安排及董健吾與劉鼎的牽線幫忙下,斯諾首先從北平前往西安,再從西安進入陜甘蘇區。不過,出于安全考慮,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有意隱去跟他同行的美國籍阿拉伯裔醫生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1910-1988;1950年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及董健吾等人的真實姓名[3]。

斯諾在《西行漫記》并未說明其陜甘蘇區之行各個行程的具體日期,而是使用一些很不確切的時間表述,如“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We left Sianfu before dawn,…”)[4]25、“第二天午后不久,我們到達膚施(3)1936年12月24日,膚施縣城解放。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膚施縣城;2月,在膚施縣城及近郊設延安市,膚施縣被撤;9月,延安市成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駐地。詳見鄭寶恒:《民國時期政區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469頁?！?“Early in the afternoon of the second day we reached Yenan,…”)[4]27等。王錫榮在梳理相關史料后提出:“1936年7月7日早晨,斯諾和馬海德登上前往陜北的東北軍卡車,當晚到達洛川;第二天車到達膚施,住膚施;第三天改為騎驢,由一個驢夫護送,當晚住在一個小山村;第四天,即7月10日抵達保安,見到了紅軍和周恩來?！盵3]但是,據《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周恩來于1936年7月9—10日在安塞百家坪會見斯諾,并為其擬定后續考察的路線與項目[5]314-315。再據《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斯諾與馬海德于1936年7月13日抵達保安,并且當天傍晚便受到毛澤東的會見[6]557。顯然,王錫榮弄錯了斯諾此行的時間節點。

根據資料推知,斯諾于1936年7月6日早晨從西安乘坐東北軍卡車出發,當晚在洛川過夜;7月7日早晨繼續乘車前行,午后不久抵達膚施,當晚在膚施過夜;7月8日一大早騎騾穿過國民黨軍隊的封鎖線,進入陜甘蘇區,當晚在一個小山村過夜;7月9日早晨繼續前行,先抵安塞,再赴百家坪,并在那里見到周恩來,當晚在百家坪過夜;7月10日早晨前往設在百家坪附近一個村子里的紅軍東線指揮部,跟周恩來進行交流;7月11日清晨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跟隨李長林等人出發,至7月13日抵達保安(4)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提到:“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前往保安,那里離此有三日的路程?！?Chou promised me the use of a horse to carry me to Pao An, three days distant,…)詳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Random House,1938年版,第44-45頁。。

斯諾在陜甘蘇區逗留4個多月,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大批重要領導人和紅軍指戰員,并且搜集了大量資料,為后續撰寫系列新聞報道及《西行漫記》做好了充分準備。斯諾在保安對毛澤東等人進行采訪時,均由吳亮平(筆名吳黎平、黎平等,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留在一旁擔任口譯員[7]viii。斯諾前往前線和其他地方采訪時,則由剛從燕京大學畢業的黃華(原名王汝梅)翻譯[8]。

在這4個多月里,毛澤東多次會見斯諾,足見其對斯諾此行的高度重視。其中,1936年7月13日傍晚,毛澤東前往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剛剛抵達保安的斯諾和馬海德;7月14日,出席專門為斯諾和馬海德舉辦的歡迎會,并即席講話;7月15日,同斯諾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外政策;7月16日晚上9時至7月17日凌晨2時,同斯諾談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方針;7月18、19日,連續兩日同斯諾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23日,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跟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系問題;9月23日,同斯諾談聯合戰線問題[6]557-585。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并未見載于毛澤東的著述或者其他可信文獻,但根據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的記述,毛澤東曾為其手書《七律長征》,而他當場就在吳亮平[9]79的幫助下將該詩意譯成英文[10]203。目前所見,這是外國人首次接觸并翻譯毛澤東詩詞,只是無法確定是口譯還是筆譯。

二、斯諾推動《七律長征》在中國國內的傳播

1936年10月,斯諾從陜甘蘇區返回北平[11]。其后,他開始整理采訪資料,撰寫一系列英文新聞報道及《西行漫記》英文書稿,至1937年春基本完成。1937年3月的某日,斯諾在燕京大學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Clotheir Sailer,1898-1981)住宅(取名“夏宅”)的客廳中向包括趙榮聲、龔澎等人在內的20多名燕京大學進步學生介紹其陜甘蘇區之行,展示其拍攝的200多張照片、幾冊《西行漫記》英文打字稿及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手跡,同時放映他拍攝的電影短片。趙榮聲深感《七律長征》與眾不同,趕忙將其抄錄下來。龔澎則借走一冊《西行漫記》英文打字稿,后來選譯其中幾章,并在燕京大學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當中傳閱[12-13]。

同一時期,在斯諾的支持與幫助下,王福時、李華春、李放、郭達等4人合作譯就《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11]。1937年4月初,該書由王福時之父王卓然主辦的北平《外交月報》(The Foreign Affairs)印刷廠以“上海丁丑編譯社”的名義秘密出版發行[14]22-24。同年,陜西人民出版社翻印出版該書,封面仍舊印作《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但版權頁所印書名則為《西北印象記》,著作者姓名則標為“外國記者”。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封底內頁載有《毛澤東所作紅軍長征詩一首》,即為《七律長征》,但“金沙浪拍懸巖暖”一句跟當前的通行版本略有不同。具體如下: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15]封底內頁

1937年4月上旬,趙榮聲等10名燕京大學進步學生以利用春假赴西安旅行為名,從北平前往陜甘蘇區,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接見。最終,除歐陽方留在延安學習外,其余9人均返回北平從事學生運動[12-13]。趙榮聲后來在《宇宙風》第55期發表所撰《從游擊戰談到朱德煮飯》一文,署名“任天馬”。他還著有《活躍的膚施》一書,由上海雜志公司于1938年1月20日出版,同樣署名“任天馬”。兩種著述,趙榮聲均轉錄了《七律長征》一詩,但具體文字跟當前的通行版本有所差別。具體如下:

紅軍不畏遠征難,萬水千山似等閑。

五嶺參差翻細浪,烏梁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迫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萬重雪,三軍過后盡開顏。[16]256,[17]39-40

三、斯諾率先向英語世界譯介《七律長征》

在《西行漫記》第三篇“在保安”(Part Three. In “Defended Peace”)中,斯諾提到毛澤東跟他交談數夜,話題涵蓋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他如何變成一名共產主義者,紅軍如何成長壯大,紅軍如何長征來到西北等。毛澤東還為斯諾“手書了一首關于長征的舊體詩”,也就是《七律長征》[4]66。

在《西行漫記》第五篇“長征”(Part Five. The Long March)的末尾,斯諾又指出:“總有一天,有人會將這部激動人心的長征史詩書寫完整。但在此以前,我必須繼續書寫我的報道,因為現在已經寫到紅軍在西北會師了。這次長征的總路程約有6 000英里長。毛澤東主席——他是一個既能創作詩詞又能領導長征的革命者——為此寫了一首舊體詩。我將其意譯成英文,附在這里作為尾聲?！盵4]1961937年10—11月,《亞細亞雜志》(Asia)第37卷第10、11兩期連載《西行漫記》的第五篇“長征”,題為“The Long March”,內容不變,其中亦有《七律長征》的英文意譯版本[18-19]。斯諾提供的這個《七律長征》英文意譯版本如下: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Wu Liang’s Range rose, lowered, rippled,

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

Warm-beating the Gold Sand River’s waves against the rocks,

And cold the iron-chain spans of Tatu’s bridge.

A thousand joyous li of freshening snow on Min Shan,

And then, the last pass vanquished, Three Armies smiles![4]196

恰如斯諾自己所說,他采用的是意譯之法。他只求將原詩各個詩句的大概意思表達出來,而不去糾結于原詩字詞而做毫無遺漏的對應迻譯?？傮w而言,他基本上達到了這個目標。不過,“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一句未能將“烏蒙磅礴走泥丸”的意蘊呈現出來,相差太遠。至于“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一句,他在譯文中添加“the last pass vanquished”這一表達,似有畫蛇添足之感,因為岷山冰雪覆蓋,并無敵人把守的險關需要攻破。

四、后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