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散文的藝術形式新論

余夢成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

作為第三代詩人的代表作家，于堅自20 世紀70年代初開始寫作以來，創作并出版了《詩六十首》《對一只烏鴉的命名》《一枚穿過天空的釘子》《O 檔案》《只有大海蒼茫如幕》等詩集，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詩歌獎、首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等，在當代詩壇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于堅的詩歌自然被置于文學史的高度被眾多的學者討論和研究。但這樣一來，其散文的豐富性和文化意識部分就會被其詩歌鋒芒所掩蓋。于堅自20 世紀90 年代開始進行散文創作，陸續出版了《棕皮手記》《相遇了幾分鐘》《昆明記》《建水記》《巴黎記》等散文集，表現出豐富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但縱觀目前學界對于堅散文的研究，多是從宏觀層面去探討其散文中的自然意識、文體形式、詩性精神等，如王艷梅的《論于堅的自然主義創作觀》、李發榮的《于堅散文體式研究》、黃玲的《于堅散文的詩性精神》。當然，也有對其單篇作品進行解讀的，如石健的《理想家園的營造——于堅＜建水記〉 解讀》《在沉默與言說之間——于堅＜開始之地——玉溪記〉 探析》。從這些研究可以看出于堅散文的豐富程度，但他們都較少關注其散文的藝術性，因此，筆者就于堅散文的藝術表現進行探析，分析其散文的形式特征。于堅作為一個以詩聞名，進而跨入散文領域的作家，其散文的藝術表現上必然帶有詩人散文的詩性特征，除此之外，其散文還具備其他方面的個性特征，主要表現為傳統的回歸、細節的刻畫，這些共同構成其散文獨特的藝術形式。

一、“詩文一體”的傳統回歸

“傳統”不是一個語言意義上的代詞，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在現代化過程不斷發展、工具理性大于價值理性的今天，如于堅所言，“文化已經拋棄了傳統的‘另眼’而取代以一切意識形態衡量”[1]215-216，因此，作家們已然開始注意到中國文學應該回歸于傳統、經典、偉大的寫作時代，才能帶來精神層面的復活與新生。其中不少作家在作品中表現出向傳統回歸的欲望，甚至將古代神話、《詩經》等改寫，帶入現代作品的文本空間，營造了向傳統回歸的精神氣質。而于堅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作家，他的詩人散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向傳統的回歸。如他所說，“現在的理論家說什么‘跨文體寫作’，其實是不懂，那就是文。我的努力是重新回到文，回到文章。文就是明，寫作就是以‘文’‘明’世界，這是寫作的根本”[2]207。因此，就他而言，從詩到散文的轉換并非簡單的跨文體寫作，那只是他想要重新回到“文”，回歸于傳統的寫作形式中去。對于堅來說，他所要回歸的傳統，是一種精神的傳統，即“文的傳統”，因為“中國最古老的寫作是散文，最基礎的寫作是散文。在詩歌之外，成就最高的也是散文”[3]，所以通過這種散文化的寫作回歸到中國傳統的審美范式中去。而他回歸于傳統的方式，在文本中首先是通過詩文結合表現出來的，即在散文中直接嵌入詩歌，如他所言，“散文是漢語寫作的基礎，既寫散文又寫詩在古典作家中是很自然的。古典寫作沒有今天那么清楚的分類，文，就是一切的寫作。詩的意思就是文”[4]，因為中國傳統的寫作是將詩文結合在一起的，即人們經常所言的“詩文一體”。這種直接在文本中嵌入詩歌的方式在其散文中隨處可見，如《昆明記》《巴黎記》等，尤其是在《蘇軾記》中，于堅大量嵌入古代詩歌，將詩與散文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詩文一體的寫作格局，進而表現了對傳統的回歸。當然，這種寫作形式或許也是他在散文領域的探索實踐，但其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超脫現有的寫作閾限，在現代與傳統的文學踐行中形成自我獨特的寫作風格。

另外，這種寫作形式也是極具詩人散文的藝術表現的，因為“在散文作品中嵌入詩歌的獨特現象，正是‘詩人散文’的特點之一”[5]68。于堅散文中所嵌入的詩歌，都帶有強烈的象征意味，或感情抒發、或文思潮涌、或哲學體悟、或生命律動。在《昆明，我的私人電影》一文中，于堅寫到翠湖、圓通山時，嵌入了《夏天的翠園》這首詩，表現了對春天翠湖的某種形式的紀念與頌揚，并在其中表現了生命的律動與哲思。在《火爐上的湖泊》一文中，于堅在撫仙湖的消亡過程中看見了滇池的影子，于是直接將長詩《滇池月夜》放置其中，以“流過幽藍的月光，乘一葉小小的木舟，一搖槳離開了水岸……”[6]12的自然體驗，表現對滇池的美好記憶，抒發自己對滇池已死、自然湮滅、大地消亡的哀怨之情。這些詩都是以有意味的形式存在著，并帶有強烈的現實體驗與生命哲思。通過詩歌的直接鑲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詩文之間的界限，模糊了文體之間的界域特征，進而更具詩人散文的文體特性。正如于堅所言，“我一直在試圖模糊文體的界限。我的散文是隨筆的、漫筆的、敘述的，必要時也是小說般精確的、細節的、戲劇化的、夾敘夾議的，我也經常在散文里插入詩歌，就像古代章回小說開頭那樣?？傊?，隨流賦形，根據寫作感受?！盵7]

當然，除了這種形式上向傳統的回歸之外，就文本而言，還表現在他對隱喻方式的再度回歸。如果說在文本中嵌入詩歌是其詩人散文的形式特征，那么這些詩歌的意義與存在價值就是其外在形式的內在意蘊。若從敘事學的角度仔細分析于堅在其散文中所嵌入的詩歌，不難發現，這些詩歌身上都有一個“隱喻”的功能，如《昆明記》開篇的第一首詩——故鄉，從詩歌所蘊含的情緒而言，這首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包容了《昆明記》的情感表現，即對故鄉昆明的懷念，對昆明已經被現代化物質都市所取代的哀悼，并且這種情感是以隱喻的方式呈現的，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節制詩人的情感表現，符合“詩到語言為止”[8]的情緒追求，進而達到詩文交融的狀態。通過隱喻的形式表現，進而回到那個“文的傳統”時代，如于堅所言，“隱喻是一種對神靈的召喚。在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中，隱喻已經成為漢語的一種本性，漢語就是隱喻的，中國人都是通過隱喻的方式來說話”[9]2。通過隱喻真正回歸到語言的現場、歷史的現場、傳統的現場，進而真正達到精神的傳統回歸。當然，隱喻在一定程度上還暗含著詩性的功能，表現出詩性的意蘊。用于堅的話來說，“隱喻從根本上說是詩性的。隱喻在中國已離開詩性，成為一種最日常的東西。在中國，有時候卻恰恰是那些最明白清楚、直截了當的東西顯得最具有詩性，使人重新感受到隱喻的古老光輝”[10]185。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在散文中以隱喻的方式表現并深化自我情緒，一方面既表現了詩人散文的詩性特征，從而進一步展示其散文作為詩人散文的藝術形式；另一方面也是在找尋傳統的詩性，回歸于傳統的藝術內韻，從而實現自我精神的傳統回歸。

綜上而論，作為一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的作家，于堅的散文除了形式上的追求之外，更有著深層的精神追求、文化追求，它們共同形成了于堅詩人散文的一種獨到的藝術形式——回歸傳統。而無論是形式上的嵌入詩歌，文本上的隱喻呈現，其最終都是想要通過這種藝術形式上的回歸傳統，進而展現自己精神上的傳統回歸，“真正的詩人，建立的應該是傳統而不是歷史”[10]197。

二、狂歡化的細節雕刻

詩人于堅在散文創作方面令人矚目，其散文屬于“新散文”的領域，而新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對細節的描述，“新散文是重視細節、重視過程、具有多重復雜結構的散文形式”[11]6?！翱駳g化”一詞來自巴赫金的狂歡理論，就文學層面而言，“狂歡化是指狂歡式在文學藝術中的表現，而狂歡式是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禮儀、形式的總和，即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儀式、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轉化與滲透?！盵12]48-49將狂歡化與于堅散文的藝術形式聯結起來，其實質是在討論于堅散文的細節意識，通過細節的描述，向我們展示生活的某些側面。如《昆明記》中，就有著大量的細節描寫，“武成路、文廟和長春路，土雜店、館子、茶館、評書、花燈、棺材鋪、小吃攤、廟會、朱門大院、蜘蛛網一樣四通八達的小巷、明清風味、古老的祖母、自由散漫、節奏緩慢。威遠街，古老的菜市場、舊衙門，終日人聲鼎沸。翠湖一帶，綠樹成蔭，幽靜、典雅?！盵13]122細節的描繪既展示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表現了自我內心的某種追求或向往。在細節的詩意雕刻中，可見的是作家對文學、對生活、對歷史、對社會的種種現象有著自我獨到的理解和體悟方式。

于堅對細節有著執著、狂熱、不可復制的追尋，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能看到大量而無所不在的細節刻畫，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世界由各種細節組成,世界是細節的世界,豐富的世界是細節的豐富,本質也許一樣,但細節絕不重復?！盵3]在細節的指引下，讀者看到的是世界的無序、是文學的本質、是生活的樸素、是作家的貼切以及種種。通過對生活細節的把握和語言的詩意流動，世界的變動在作家的意識里被語言瞬間抓住，進而以自我獨特的感知方式召喚出靈性的寫作欲望，為讀者展現一個充滿意識畫面的精神維度。如《建水記》中，對建水小城的詩意呈現，以細節描述的方式緩緩展開，既表現了對這座城市的某種熱愛與向往，同時也表現了自我精神的追求與意識的詩意建構。同時，于堅散文細節的表現，還“重視細節的隱喻性”[14]，如《春節兮歸故鄉——春節記》中，他提到“春節是理性和各種規范的暗示、隱喻的過程，也是對不可知的超驗世界的回歸”[1]172。通過對春節的描述，將春節看作是靈魂歸鄉的過程和儀式，其實重在表現一種對大地、故鄉、故土的熱愛與眷念。通過對細節的描述，展示了事件背后的象征意義，表現了自我對世界的某種認知和體驗。而且，這種隱喻也和上述傳統的文本隱喻聯系在一起，同樣充滿著詩性的韻味呈現。

除此以外，于堅散文狂歡化的細節敘述在一定程度上還消解了詩歌與散文之間的界限，將傳統散文寫作的語言規則打破，在新散文的實踐中，帶來了詩歌與散文的深度融合，并將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并置在同一時空內，把遙遠與現實的距離拉近，把虛無縹緲的未來變得清晰可感可見，把分離的東西聚合在一起，在消解垂直空間提供的“所指的模糊性”和橫向空間所提供的“能指的確定性”的同時，創生出具有個人獨立風格的詩人散文意識。在《建水記》中，他同時把建水記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放置于同一個文本空間之內，既表現了建水這座小城的堅守與保留，同時也表現了這座小城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面臨的同質化危機，在橫向的歷史和縱向的現實中，進一步表現了自己的精神訴求，呈現出鮮明的特點。而且，這種表現還能夠使所要表達的情緒變得更為清晰可感，就像他所說的，“我試圖在所指上不斷前進的漢語返回到能指上去，在一個詞不達意、崇尚朦朧的時代，我試圖通過詩歌把我想說的說清楚”[10]205。他正是通過這一形式，將自己所要描述的事物以更為清晰的方式呈現。如《昆明記》的結尾部分放置《滇池》《滇池月夜》《哀滇池》這三首詩，從前到后，是一種情緒的深化，在表現“滇池已死”的同時，也由小見大反映了故鄉老昆明的消逝。因此，這種狂歡化的細節形式表現，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文體之間的界域特征，使文本的表現更加清晰可懂。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歐洲文學發展的過程中，‘狂歡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閉性，消除了相互間的輕蔑，把遙遠的東西拉近，使分離的東西聚合?！盵15]177

三、散文的詩性特征

作為從詩歌跨入散文領域的作家，于堅的散文屬于詩人散文。詩人散文是一種在文學創作與時代交融背景下建立起來的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的文體形式，是一種“特殊的文類現象，一種特殊而獨立的文體”[16]，它以獨特的詩意流動性和散文意識出現于文學創作領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詩歌和散文的界域，為新散文的發展提供了創生空間，于堅散文的語言意識與形式表現受其詩歌的影響，進而表現出詩化的特征。當然，于堅的散文既屬于詩人散文，就必然帶有詩性，而“‘詩性’主要指散文必須具備的一種美質和獨立的品格。它是一種本原性存在，是散文的生存品質和歷史品質的最為具體和生動的呈現，也是散文對于功利性和世俗化的超越，是審美和精神的超越?！盵17]5。于堅散文的詩性，在其文本中主要表現為散文形式的詩化和語言的詩味，當然，這種詩性的表現亦是通過細節式語言描繪所建構起來的。

在于堅所構建的散文世界里，詩性主要表現為“文化詩性”和“形式詩性”兩個方面。而所謂散文的“文化詩性，是指歷史文化或精神文化層面上的詩性，即如何以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為契機，借助獨特的文化意象和自然山水，將詩歌的激情、歷史的沉思和哲學的睿智熔鑄于自我的散文天地，形成一種詩、史、思三者交融互匯的美學風格”[18]。如《昆明記》，將歷史的人物和事件放置在文本之中，在歷史和現實的時空界域里來回穿行，在借助于昆明曾經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景象與自然景觀中，表現了自我對于歷史消逝的某種哀悼與懷念。同時，他還將大量詩歌直接嵌入文本之中，以“隱喻”的方式表現自我情緒的節制，這種方式其實一定程度上更加深化了情感表達，也強化了自我構建的“詩文世界”。當然，在寫歷史時，并非單純地作為一種描述，相反，其帶有很強的哲思，通過歷史的表現與現實的對照，形成一種形式上的呼應狀態，在這一過程中去思考現代的城市變遷與人類發展，具有廣博的人類關懷。他將歷史表現、詩歌介入、哲學思考共同交織在一起，構成其散文的詩性表現，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

而散文的“形式詩性包括兩個內容，一是詩性敘述；二是詩性修辭”[17]5。于堅散文的“形式詩性”主要表現在詩性敘述上。在于堅的散文中，詩歌也成為其寫作語言的經典化來源，在某些散文中，他甚至將詩歌直接放置其中，力圖打破文體之間界限的束縛，在詩、散文的話語中，構建屬于自身寫作范式的獨特風格。因此，于堅的散文，行文自由，隨性而為，類似于詩歌的形式特征，無所拘束。但在這看似隨意的語言中，蘊含著作家對世界的精心觀察、獨特體驗與深刻體認，這是其散文形式最明顯的詩化表現。他的散文，更多流露的是生活的細節、現實的景象、生存的奧秘與自然的形態。其散文把對世界的觀察、對歷史的反思以自我言說的方式從文本中表現出來，進而表達自我對生存、生活、生命的渴望與體驗。在《巴黎記》中，于堅這樣說：“在最繁華的地帶，忽然出現一道兩百年前打造的大門……我以為求新是一個世界趨勢，全世界都在忙著推倒重來。我茫然，發現巴黎巋然不動，滄桑大道，到處是歷史、時間、細節、包漿、舊世界。一頭頑固守舊的大象，趴在世界之夜中……?！盵19]17于堅穿越了歷史和現實的維度，在真實與虛構的空間內，看到了巴黎存在的本質，隱喻與想象共生于散文語言的構建中，使得散文的語言帶有明顯的詩歌體式的韻味，創造出超越表象而抵達詩文內蘊的詩人散文，具有詩性內蘊。

當然，散文語言的詩性特征在許多詩人散文的文學文本中亦能找到相似之處，如韓東、雷平陽等人的散文。但于堅的散文創造出一個真實的現實場域，在這一場域中，語言生動、通透、直抵人心。此外，在于堅散文的世界里，你感受不到詩歌語言的霸道跳躍，也感受不到小說語言的魔幻，更多的是來自生活中隨處可感的超越自我感知力的現實細節，從中能體悟到人物在場的情景，并有畫面與思維的自然交疊，成為帶有作家語言靈能表征的獨特體驗。像《建水記》中對建水小城生活的敘述，通過細節的表現，映照的是來自現實生活的自然景象，人物與環境自然生長，在散文中能感受到人物的在場狀態，畫面感呈現于視域之下，通過這種視覺的打磨，表現了作家對細節的深刻體察與現實的體認，帶有作家獨特的生存體驗。亦如于堅所言，“散文與詩歌的區別只在于敘述方式的不同,散文也許更多描述,順著事物的表面緩慢移動,而詩歌是在事物的表面跳躍,它的語言比較霸道,拒絕雄辯,拒絕體貼入微?！盵3]作家是在創造屬于自我獨有的話語系統，只有通過語言才能確立作家的獨立存在。

四、結語

在面對現代性日趨復雜，文學文體自由發展的當下，詩人寫作散文已然不是個別現象。在于堅的散文中，為讀者提供了日常生活情景的深度還原、超現實景象的歷史回溯、細致入微的細節描寫、自我精神的和諧融入和對傳統文明、文化的反思與回歸，對現代散文的發展和創生提供了某種發展路徑與借鑒范式。在散文發展充滿“惰性”的現代社會，于堅散文的包容性、發展性、自由性、空間性、時間性的多重營造，復雜的條理交融，使其散文的最終感知力與觀察力完全不亞于詩歌創作。盡管在“布羅茨基強調偉大的散文是以其他方式延續的詩歌，詩人轉向散文寫作永遠是一種衰退‘如同疾馳變成小跑’”[15]177的今天，于堅的散文，并沒有因為“散”而衰退，反而如同其詩歌創作般，偉大而散發著獨屬于詩人話語系統的風格樣式。于堅的散文從某種意義上說，不但是其詩歌的延續，而且已經超越了詩歌的語言性，提供了一幅幅充滿詩意流動的畫面。于堅的散文，在詩人散文的領域內，既具有其共性特征——詩性，同時也具有個性表現——細節和傳統。于堅散文形式上的詩性、敘說上的細節、內蘊上的傳統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散文的藝術風格，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