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的爭議及“兩詩說”補證

戴菊梅

《次北固山下》這首傳唱千古的名篇為歷代文人墨客所稱道,在明朝文學點評大家胡應麟的筆下更是獲得了“盛唐絕作”的至高贊譽。其作者王灣也被現今的一些研究者視為,與玉成了《春江花月夜》的張若虛、玉成了《涼州詞》的王翰、玉成了《楓橋夜泊》的張繼是同一類的,在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方面建樹有限,但憑借著數量不多、別出心裁的妙手偶得,而獨秀于中國古典詩歌之林的詩人。王灣不見于正史,故其生于何時、卒于何時已經難以詳細考察,但據前人推算,他大概活躍在唐玄宗統治下的開元與天寶年間。他的詩早在中晚唐就受到了關注,芮挺章的《國秀集》和殷璠的《河岳英靈集》中編入了十首左右?！洞伪惫躺较隆烦跻娪谲峭φ碌摹秶慵?也是《國秀集》中唯一編入的王灣的詩,其內容與部編版教材沒有區別,為“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而使人疑惑的是,在芮挺章的《國秀集》之后誕生的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里,出現了標注王灣的另一首詩《江南意》:“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數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逼鋬热菖c《次北固山下》相比,有同有異,同在頸聯均為家喻戶曉的名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異在:第一,首聯全異,作“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第二,頷聯有二字之差,首句尾字作“失”,次句三字作“數”;第三,尾聯全異,作“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這兩首作于一人之手,且同中有異的詩,究竟存在怎樣的關系,該問題過去曾激發較多爭議,也促成了大批論著的涌現。因此,加以廓清,不僅有助于教師正確解讀《次北固山下》,還有助于了結學界圍繞《次北固山下》分蘗出的公案,意義十分重大。

一、《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的爭議

就《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展開探究的論著,此前代表性較強的有古人王夫之的《唐詩評選》、許學夷的《詩源辨體》,今人霍松林的《何如“海日生殘夜” 一句能令萬古傳——說王灣〈次北固山下〉》、施蟄存的《唐詩百話》、劉學楷的《唐詩名篇異文的三個典型案例》、陳良運的《王灣〈次北固山下〉異文蠡測》、駱玉明的《寫景的神韻——讀王灣〈次北固山下〉》、方勝的《王灣〈次北固山下〉“改作說”獻疑》、汪洋的《〈次北固山下〉雜考》,戴偉華的《王灣〈次北固山下〉詩學史意義的確立——兼論“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政治寓意》,等等。統括來看,觀點可歸納為“《次北固山下》改寫自《江南意》說”與“《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為兩詩說”兩大類,而“改寫說”又具體包含“本人所改說”與“他人所改說”兩種情況。

(一)《次北固山下》改寫自《江南意》說

據方勝的《王灣〈次北固山下〉“改作說”獻疑》的梳理,最早對《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的關系提出論斷,并認為《次北固山下》改寫自《江南意》的是明朝文學點評大家許學夷,其《詩源辨體》云:“古人作詩追求質量,并不忌憚更改刪削,所以,大多精品都流傳了下來,而《次北固山下》正是王灣易稿的成果,《江南意》與《次北固山下》相比,其技法之精巧判若云泥,退一步說,如果說是后人擅自篡改的,哪有連題目都改了的道理?”“本人所改說”由許學夷開創之后,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附和。施蟄存的《唐詩百話》云:“雖然芮挺章的《國秀集》在殷璠的《河岳英靈集》之前,按照時間推測,編入《國秀集》的《次北固山下》也當在編入《河岳英靈集》的《江南意》之前,但《次北固山下》不像是初稿,倒像是改寫稿,審視“潮平兩岸闊”和“潮平兩岸失”的差別,更堅信了這一點?！眲W楷的《唐詩名篇異文的三個典型案例》也贊同“本人所改說”,并繼承了許學夷的思路,云:無論是《次北固山下》還是《江南意》,可以肯定均出自王灣之手。既然《次北固山下》寫得較好,《江南意》寫得較差,顯而易見《江南意》應為初稿,《次北固山下》應為改寫稿。

陳良運的《王灣〈次北固山下〉異文蠡測》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不僅提出了《次北固山下》是王灣本于《江南意》所改寫,還提出了一種改寫原因的假設:《河岳英靈集》記載,張說非常欣賞《江南意》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兩句,將其大書在專供宰相議事的政事堂,供人瞻仰墨寶。但至開元十三年,張說陷于黨爭,朝堂之上遭到李林甫等人的攻擊,政治生涯宣告終結。而彼時王灣身居長安或者洛陽一帶,靠近中樞的他勢必風聞“大事件”,那么出于避免被張說牽連的考慮,把其非常欣賞的《江南意》改寫為面目不一的《次北固山下》以脫清干系,是極為合理的。此外,汪洋的《〈次北固山下〉雜考》、戴偉華的《王灣〈次北固山下〉詩學史意義的確立——兼論“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政治寓意》也持“本人所改說”。汪洋補三證以圓“本人所改說”:第一,唐代的詩人為提升詩歌創作水平,改寫舊稿是常事,尊如杜甫、賈島也不例外,這就導致其詩歌往往有多個版本共存,因此,《江南意》與《次北固山下》當為王灣同一首詩改寫前后的兩個版本。第二,《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內容并無抵牾之處,“北固山”正在“南國”,“行舟綠水前”表明水流而行,正與“東行”達成一致。第三,《次北固山下》不管在聲韻還是用詞上,較《江南意》更為考究,由后者到前者改寫的痕跡一目了然。

戴偉華亦補證云:第一,李白曾將“古意”這個含混的題目改寫為地點清晰的“南陵別兒童入京”,那么依照該規律看,王灣將“江南意”這個含混的題目改寫為地點清晰的“次北固山下”實屬正常。第二,將題目改寫為“次北固山下”后,其與詩歌句句呼應,給人完成度更高之感。第三,唐代的詩人寫水多用“闊”而少見“失”,如劉希夷的“日懸滄海闊”,宋之問的“漸見江勢闊”,張說的“風波萬里闊”,李頎的“澄霽晚流闊”等。究其原因,在于用“失”板滯,用“闊”靈動。第四,《次北固山下》尾聯“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抒發愁情,與上聯“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摹畫奇景,銜接自然,使全詩結構層層遞進,渾融一體,而《江南意》尾聯“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則意味少缺,使全詩結構斷裂開來,難成一脈。

明末清初的文學點評大家王夫之雖亦主張“改寫說”,卻另辟了第二種情況“他人所改說”。其《唐詩評選》云:《全唐詩話》收錄的《江南意》對江南風景的摹畫堪稱形神兼備,惟妙惟肖,而《唐詩品匯》收錄的《次北固山下》不僅筆法拙劣,失去了《江南意》的清新雅致,還在內容上存在著邏輯硬傷——首聯既說“客路青山外”,又說“行舟綠水前”,究竟是乘水路還是走陸路,拉雜不清,令人一頭霧水。因此,王夫之斷定《次北固山下》乃后世狂妄之徒的拙劣改寫,理當捐棄。王夫之的“他人所改說”一反前論,獨樹一幟,但其以《次北固山下》劣于《江南意》的觀點太過標新立異,且有先入為主之嫌,故后世除少數推崇王夫之者外,響應寥寥,常被學者忽略。

綜上所述,“改寫說”自許學夷提出,迄今發展了幾百年,期間經施蟄存、劉學楷、陳良運、汪洋、戴偉華等學者不斷補證,已成為《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的爭議中的最強之音。然而,最強之音未必是最對之音,“兩詩說”的橫空出世就向其發出了挑戰。

(二)《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為兩詩說

最先提出“《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為兩詩說”的當屬霍松林。他寫作于20世紀、收入《霍松林唐詩鑒賞讀本》的一篇文章《何如“海日生殘夜” 一句能令萬古傳——說王灣〈次北固山下〉》旗幟鮮明地質疑了“改寫說”,并闡述了“兩詩說”,云:《次北固山下》和《江南意》題目和內容不一樣的地方太多,表現的情思和風趣也有較大差異,所以,簡單地將兩者混為一談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根本站不住腳。此外,《江南意》首聯中“東行伺早天”說明詩人是往東去的,目的地大概是長江下游的吳中地區,而《次北固山下》首聯中“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及尾聯中“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說明詩人是往西去的,目的地大概是遠在中原的洛陽地區。兩首詩反映的詩人的前行方向恰恰相反,因此,霍松林認為“改寫說”是不能解釋該問題的。

霍松林之后,“兩詩說”得到了部分學者的擁護,其中以方勝為代表。他的《王灣〈次北固山下〉“改作說”獻疑》列三證否定了“改作說”,云:第一,如果《次北固山下》真為《江南意》改寫而成,那么《江南意》首聯“南國多新意”之“新意”,于“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中何見?難道“青山”“綠水”體現了“新意”嗎?第二,《江南意》首聯“東行伺早天”說明詩人尚未到達目的地,而《次北固山下》尾聯則抒發了詩人的濃濃鄉愁,對一個長期在外宦游的士子來說,這樣的鄉愁不應產生于尚未到達目的地之時。第三,即便是詩人出于遠離黨爭波及、避免張說牽連的考慮,對《江南意》進行了改寫,也理當修訂被張說公開書于牌匾之上的、膾炙人口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兩句,為何非但一字不刊,反將其他三聯多處翻新?如此豈不是欲蓋彌彰?以三證否定“改寫說”為前提,方勝繼而又列三證支持“兩詩說”,云:第一,王灣《晚春詣蘇州敬贈伍員外》可以確定作于江南,而伍員外在蘇州任職的時間是開元初年,那么王灣在江南宦游也應在開元初年。此前,王灣已中進士,后又被授予修書、洛陽尉等工作,所以,其江南之行的時間不會太長。如果說《晚春詣蘇州敬贈伍員外》作于前往江南途中,則《次北固山下》大概率作于由江南返回亟待工作的地點洛陽的路上,與《江南意》之“東行”正好相反。第二,《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首聯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江南意》作于“東行”途中,彼時王灣初涉江南,滿眼皆是“新意”,而《次北固山下》作于返洛路上,彼時王灣居江南日久,觸目已無“新意”,思鄉之情熾烈,故開篇強調自己“客”的身份,不見“新意”字樣。第三,正所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唐代詩人縱使極具才情,偶得佳句也實屬不易,于是往往反復使用。更何況從王灣傳世的其他作品來看,他的才情僅可稱得上一般,明朝的文學點評大家陸時雍的《唐詩鏡》就言,《次北固山下》缺少令人賞心悅目的句子。由此看來,王灣將凝聚匠心、頗為滿意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用于兩首相關聯的詩歌中(一首寫于去時途中,一首寫于來時路上),也是合乎創作邏輯的。

統而觀之,面對《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的關系問題,以霍松林和方勝為代表的“兩詩說”從“改寫說”難以周全的漏洞入手,再結合王灣的其他作品,有理有據地給予了強有力的回應,說服力更強。然而細繹方勝之證,似于王灣作《次北固山下》時的行向的分析上,忽略了一點重要的文本信息,其實則暗示了《次北固山下》與“東行”無涉。

二、“行舟綠水前”對“兩詩說”的補正

據上文對《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的爭議的盤點來看,如果說《次北固山下》中哪一句最為前人所輕視,無過于“行舟綠水前”?；羲闪?、駱玉明、汪洋、戴偉華等雖然都對“行舟綠水前”進行了解讀,但均沒有準確把握其透露的關鍵信息,從而錯失了“兩詩說”的一條重要證據。

(一)前人對“行舟綠水前”的解讀

霍松林認為,“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兩句緊扣題目,不僅指明了詩人此時所處的位置,而且用“客路”和“行舟”二詞,表現了詩人身在旅途、心盼回鄉的迫切情緒,與尾聯“鄉書”和“歸雁”二詞構成了照應關系。駱玉明認為,“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兩句既兼具寫景和點題的功能,又表明伴隨著“行舟”距離洛陽越來越遠,詩人的思鄉之情當愈發熾烈,于是尾聯“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的得出便顯得水到渠成,十分打動人心?；羲闪峙c駱玉明針對兩句的分析,皆從整體入手,著眼于其抒情功能和結構意義,并不注重“行舟綠水前”的煉字品評,而汪洋注意到了這一點。汪洋認為,只有當船與江水流向一致時,詩人駐足船尾朝后看,映入眼簾的景象才是船在水前,且“風正一帆懸”表明風向與船行進的方向是一致的,冬季刮西北風,也證明了船由西向東沿江直下。汪洋雖敏銳地抓住了“行舟綠水前”與行向之間潛藏的聯系,但其徑言順流方可見“行舟綠水前”過于武斷,盡管如此,他還是為深入探究“行舟綠水前”對行向的表露提供了啟發。

(二)“行舟綠水前”對行向的表露

詩人眼見怎樣的景象,才會以“行舟綠水前”來形容?假如汪洋所言為實,船順流而行,彼時詩人駐足船尾,面向后方,那又怎么解釋“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顯然,“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并非汪洋預設之情況能完全觀照。因此,可以大膽猜測,“行舟綠水前”形容的,正是詩人乘船逆流而上眼見的獨特景象。若舟置于水中,一般描述舟與水之關系多用“間”或“邊”,將“行舟綠水前”中的“前”替換為“間”,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均無明顯差別,那么,為何詩人要別具一格地用唐人詩作中不常見的“前”?唯有當船行方向與水流方向相反時,船頭“迎著”逆流,方可營造一種船在水“前面”的視覺觀感,否則,兩者方向一致,其“前”“后”關系顯然難以判斷。值得注意的是,破解了“行舟綠水前”對行向的表露,還能發現其與頷聯、頸聯存在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照應關系。由于“行舟綠水前”揭示船行方向與水流方向相反,而北固山一帶的長江是自西向東,所以船行方向即自東向西。又由于頷聯“風正一帆懸”揭示風吹方向與船行方向相同,所以彼時江上已經刮起了東風。朱自清的《春》有言,“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東風的出現寓示著春天的到來,所以,詩人在通過觀察船帆,感受到風向的改變后,不禁發出“江春入舊年”的慨嘆?？偠灾?從“行舟綠水前”到“風正一帆懸”再到“江春入舊年”,詩人圍繞著自東向西的行向,不僅借助煉字描繪了奇異的景象,還匠心獨運地營造了邏輯嚴密的詩歌結構。得出的這一成果,對“兩詩說”的支撐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雖然在《次北固山下》與《江南意》關系的爭議上,持“改寫說”者較多,成為一時主流,但論述往往難掩漏洞,無法圓通。而“兩詩說”的影響盡管不如“改寫說”,列證卻更為質實,且“行舟綠水前”對行向的表露,既有生活經驗作為外部參照,又有文本信息作為內部呼應,其于推廣“兩詩說”、糾正由《次北固山下》衍生的種種誤讀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