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什維克化與本土化:中央蘇區黨的建設的雙重變奏

許金華

(南昌工程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99)

關于中央蘇區黨的建設學界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但圍繞中央蘇區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的研究不多(1)主要有王曉榮、王鑫《任弼時與中央蘇區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建設》,載《毛澤東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賴紀卿、謝從高《周恩來與中央蘇區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建設》,載《決策與信息》2020年第1期;茅文婷《任弼時:“布爾什維克組織家”》,載《黨史博采(紀實)》2015年第5期;等等。,且現有研究多著眼于中央蘇區時期黨的領導個體在這一問題上的作為,中央蘇區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的整體性研究仍然缺乏,圍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黨建布爾什維克化與蘇區本土化的關系研究則更是少見。

一、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

1924年6月17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提出:“現階段共產國際活動的一項最重要任務,就是使共產國際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盵1]29所謂布爾什維克化,就是指:“把俄國布爾什維主義中過去和現在一切具有國際意義、普遍意義的東西,應用到我們的各個支部中去?！盵1]30會議要求,各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把俄國布爾什維主義里面一切具有國際意義的東西吸取過來供自己使用”。會議還進一步明確了各國共產黨實施布爾什維克化的五個建設目標:一是黨必須是真正群眾性的政黨,時刻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二是黨應該有機動靈活的策略,善于在任何情況下采取靈活的戰術對付敵人,而不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三是黨必須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勇往直前,為爭取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而斗爭;四是黨應該是集中統一的、有嚴格紀律的,在黨內不允許有派別集團的存在;五是黨應該在資產階級軍隊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1]29-30。

1925年3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執委會擴大會議,會議制定出臺《共產國際所屬各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對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提出了具體原則和方法?！短峋V》指出,俄共(布)是在和“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左的’革命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的斗爭中實現“布爾什維克化”的[1]118-119,但各支部“要達到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化,首先應該精確地考慮到時間地點的一切具體情況”[1]119;要布爾什維克化就必須先爭取到廣大群眾的支持,尤其是廣大工人階級要作為爭取的首選,在組織方式上要充分利用好工會這一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在黨的內部,要注重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黨支部尤其是工廠黨支部的作用,而不是把支部僅僅建立在選區里,“一切布爾什維克黨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組織形式是產業部門的黨支部”,“如果不把組織建立在工廠支部的基礎上,便不可能有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1]141-142?！短峋V》對“布爾什維克化”在干部建設上亦做出了要求,“必須做到使黨的領導機關越來越工人化”;在作風建設上,明確了“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是布爾什維克化的首要前提之一”,黨應是集中的、緊密團結的和組織嚴密的布爾什維克黨[1]143-144。

綜上所述,作為黨的建設目標的“布爾什維克化”有以下幾層含義:一是在思想建設上,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由于第二國際內部產生了修正主義,且這一思潮對各國各地,尤其是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仍有較大影響,為肅清這一錯誤思潮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的沖擊,共產國際要求作為國際各支部的黨組織,一定要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劃清界限,要建設成為以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即不要“修正主義”化而要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化”。二是組織建設上,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黨的成員要以工人無產階級為主導,黨的基層組織要以工人階級支部為主。三是作風建設上,要建成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組織。

早在1925年3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的文獻中就出現了“布爾什維克化”字樣?！肮伯a國際關于宣傳工作議決案,本黨有盡可能地使之實施的必要,其中尤以黨中左的右的乖離傾向之指示與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國黨之布爾什維克化之必要,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盵2]374次年7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召開,“布爾什維克化”開始作為黨的建設目標被提出:“一個幼稚的黨要能做到布爾什維克化,要能做到從小團體變為群眾的黨,要能做到從思想的團體變為行動的團體,要能做到從支部基礎的工作到大的群眾行動,便要靠有好的組織工作?！盵3]1801927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黨要成為“波爾扎維克的黨”,強調“本黨不僅應該變成群眾的黨,而且應該變成波爾扎維克的黨,在思想上如此,在組織的原則和實際上也是如此”[4]87。

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背景下召開的,由于蘇聯和共產國際將失敗原因歸結為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基礎不足,并因此而導致的“右傾”錯誤,所以“六大”對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進一步提出了要求,明確了布爾什維克化的目標,即:在加強支部建設、改進支部生活的基礎上,“肅清機會主義殘余、消沉傾向和左派盲動傾向(先鋒主義、恐怖主義、盲動主義、強迫罷工等),以及藐視民主集中制的意義等傾向”[5]81,號召全黨為黨的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

與共產國際步調一致,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有人認為大革命的失敗與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不足息息相關。瞿秋白分析認為:“黨在那時候的確是一個群眾組織,同時在革命之中也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還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黨的組織是任其自然的發展,沒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團結?！盵6]4041927年,“八七會議”對大革命的失敗進行原因總結,認為黨中央在革命的一些根本問題上沒有達到“布爾什維克化”的認識,“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斯主義的了解”,黨“在理論上實踐上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及列寧對中國革命的估量”[4]255。

井岡山時期,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一直是中央對其進行工作指導的思想和方針。1929年2月,作為巡視員來到井岡山的楊克敏在報告中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深厚?！盵7]136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8]77,“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8]74。面對這一相同的現狀,毛澤東和楊克敏在如何面對這一問題及問題的性質上持不同主張。楊克敏認為黨的農民成分居多,改變了黨的階級屬性,成為“農民黨”;且認為農民文化水平低下,“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7]136。這一主張明顯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關于黨的建設的正統觀點,即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必須通過黨的無產階級化才能實現。而毛澤東則主張,可以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和貼近群眾的方式,通過宣傳和教育來進行革命教育,提升農民的政治覺悟,將其改造成布爾什維克,“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且“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8]63-64。

中央蘇區時期,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方針為蘇區黨的建設提供了指導,明確了方向,規定了目標,為蘇區黨的建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左”的錯誤的影響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方針的實施也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要求機械地執行,發展黨員和選人用人的“唯成分論”,開展黨的改造工程,強調要實現黨的領導工人化、黨的基礎無產階級化,對蘇區正確的政策方針多加指責等。例如,1931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批評蘇區政治路線上執行了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在土地問題上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軍事問題上犯了“游擊主義”;在黨的組織上是“狹義的經驗論”。1933年2月,中共中央又在蘇區集中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對工作中有不同意見者進行打擊;并于同年3月,向江西各地推廣,開展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殘酷斗爭。布爾什維克化的實施加劇了黨中央“左”的錯誤在蘇區的蔓延擴張。

二、布爾什維克化的蘇區困境

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目標要求,在蘇區面臨著比城市更多的挑戰,究其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在蘇區的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化的目標存在著較大的距離。一方面,蘇區當地民眾多為鄉村的農業生產者、小生產者,工人無產階級很少;另一方面,蘇區外來人口多為紅軍(部隊),無產階級也不是其主體。紅軍領導和創立者毛澤東指出:“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無產者?！盵8]63蘇區主體人口的非無產階級化自然導致蘇區新增黨員的非無產階級化。非無產階級的成員又使其在思想認識、作風紀律上達不到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要求,甚至把許多不好的做法和作風帶到了蘇區黨、政府和軍隊中來,以至于毛澤東在面對這一窘況時亦感慨道:在邊區“‘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8]74。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明確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屬性,組織工人和開展工人運動是黨初期的中心工作,體現在黨的成分上,工人階級占據著最大比例。1927年4月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陳獨秀在總結黨員隊伍狀況時提到,黨員從1924年的“四大”時“九百九十四人”已增加到“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9]51黨員的成分根據會前3月份的統計,“工人占百分之五十三點八;農民占百分之十八點七;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九點一;軍人占百分之三點一;中小商人占百分之零點五;其他成分占百分之四點二”[9]52。當時工人占到了全體黨員的一半以上。

然而,大革命失敗后,工人占黨員成分為主的狀況明顯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的產生源于大革命失敗后,原有黨員在白色恐怖下或犧牲或離散,新增加的黨員又多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農民。據1929年6月黨中央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一九二九年六月)的數據,工人黨員的成分僅占全黨百分之七[10]215。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的相關統計,當時當地黨員中農民占80%,工人占10%,知識分子及商人占10%。同屬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的閩西,當時黨員中工人也只占13%,其余包括60%的農民、10%的知識分子和商人。兩地黨員中的工人所占比例皆十分低,而且這些工人還不是產業工人,多是農村的雇工和手工業工人。[11]165

黨員成分的非無產階級化居多,黨內思想文化在沒有外力轉變的前提下容易呈現“非無產階級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在思想和作風上的建設目標亦多難達到。1930年2月28日,閩西特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及其原因進行了分析:“目前黨內農民成分太多,分子復雜,農民意識支配了一切。地方主義、保守觀念、封建思想、家庭觀念、享樂主義、金錢主義、不拿槍等現象無奇不有?！盵12]582紅四軍來到贛南、閩西之后,軍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同樣存在,“甚至對黨代表制度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重大原則問題,有人也產生了動搖。黨內軍內對黨代表權力、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以及軍事與政治的關系、軍隊與地方武裝的關系、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等問題,爭論不休”[11]166。1929年6月,為進一步解決內部存在的意見分歧,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會前以黨內通訊的形式對紅四軍黨內14種錯誤思想進行分析總結,并在《前委通訊》第3期上刊登[11]167。但毛澤東的努力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未能奏效,“流氓路線曾經在四軍七次代表大會正式進攻,起了領導作用,統治了前委,黨的正確路線,一時失敗”[13]1569。1929年,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對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再次進行總結,概括為: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八個方面[8]85-95。

思想的改變和作風的改進非一日能成,且一時難以量化,因此,在成分上進行無產階級改造成為中國共產黨進行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主要方向,“要使黨布爾塞維克化,第一要加強無產階級的基礎,同時要繼續改造黨的組織”[14]717。1931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中央關于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要求“各蘇區黨的改造工作,必須有系統的進行”[13]1619,改造的目標首先就是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首先是黨員成分,必須以城鎮工人與鄉村雇農為基礎,堅決的向工人雇農貧農開門,對黨內的富農分子乃至地主殘余,一刻也不應停留的將他們洗刷出去?！薄案魈K區要在這一認識上,去進行各級黨部的改造,從支部到省委,都應在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下,定期召集支部全體會、區委、縣委、省委代表大會,選舉新的各級黨委?！盵13]1620

但事實上,黨內非無產階級成員居多的情況在蘇區始終未能改變。1933年5月,在當年紅五月活動中征召入黨的成員中,工人仍然只是少數。據江西省委統計,當時新發展的黨員中,屬于工人階級范疇的(工人、雇農和苦力)只占28%,不到三分之一[11]165-166。紅軍中的黨員成分,與地方黨組織大致相同,紅四軍“有黨員一千三百二十九人,占百分之十六點六。黨的組織基礎主要是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還有一部分是收編的國民黨軍起義的和戰爭中的俘虜。在黨員中,工人三百一十一人,占百分之二十三點四”[5]96。

三、黨的建設的蘇區本土化實踐

面對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的不足,中央蘇區黨和政府一方面積極落實中共中央的決策部署,一方面根據蘇區實際和實踐進行本土化的調適,蘇區黨的建設在布爾什維克化和本土化的雙重變奏中探索前行。

(一)理論的本土化發展

蘇區黨建理論的本土化創新,突出體現在1930年5月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這是黨的思想路線本土化的早期實踐、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活的靈魂的最早宣示。文中毛澤東立足實際,首次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 ”[8]115,對于黨內軍內的教條主義則進行了批判,“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以為現在的斗爭策略已經是再好沒有了,……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這些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8]115-116。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了破除這種錯誤路線的方法,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必須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8]111-112。

除了思想路線的創新發展,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了推行這一思想路線的方法論,明確提出了“實際調查”這一科學方法:“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盵8]115針對調查的重要性,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因為不作調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15]2。

毛澤東上述論述充分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蘊含有“存在決定意識”的認識論和理論源于實踐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深刻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除了理論上的闡釋,毛澤東在調查實踐上也是身體力行的。從井岡山時期開始,他就先后做過多次調查。1927年引兵井岡后,他先后做了寧岡、永新兩縣調查;后在贛南、閩西又做了興國、尋烏等多個調查。毛澤東不僅勤于調查,而且善于調查。調查之前,毛澤東會制定大綱,并將其分發給承擔了相應任務的調查人員,人手一本。大綱的內容十分詳盡,大體分為社會情況、政治情況和經濟情況三類,每類皆標明詳細的問題方向,例如,社會情況有地理情況、村落位置,“人口分布情況,大小姓,客居或本地的工、農、商、學、兵,分男女老少各多少”[11]194等。注重調查的作風隨著毛澤東等的示范和要求在蘇區得到了大范圍的推廣,蘇區各地調查研究的熱潮逐步興起。尤其是紅軍中各級政治機關,每到一地,首要的工作就是要摸清當地的基本政治經濟狀況,調查成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11]194。例如,為了開好古田會議,毛澤東事先做了諸多的社會調查,最終在調查的基礎上撰寫出《古田會議決議》這一光輝的經典文獻。據羅榮桓回憶:1929年12月初,毛澤東為會議的順利召開組織開展了一系列調查會,通過各種會議、座談了解廣大紅軍戰士的思想認識,調查各種錯誤思想的主張、成因,并研究提出改正措施;在即將開會的12月中旬,毛澤東還組織了各級黨代表的聯席會議[17]33。這樣,毛澤東前前后后的調查研究持續了近一個月,為古田會議決議的順利起草奠定了基礎,為古田會議的成功召開提供了可能。

(二)話語體系上的本土化轉換

“布爾什維克化”本義是俄語多數派,列寧用之作為蘇俄共產黨的名稱,賦予了這一詞匯鮮明的政黨和政治色彩。作為蘇區的民眾,對這一外來詞匯顯然難以深入理解和產生共鳴,這就對黨的建設提出了詞語本土化轉換的實踐要求。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的主張,在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的大語境下,提出了有別于這一話語的“政治化、科學化”的全新表述,體現了話語上的推陳出新。

毛澤東所說的“政治化”所指為何?我們可以從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一封信和古田會議的決議中管窺一二。在與林彪的信中,毛澤東多次提到“政治”與“科學”,“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18]68,“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政治問題”[18]69。這兩處提及的“政治”一詞都是相對于“軍事”一詞而提出的,“政治”應是對當時“單純軍事觀點”的一種批判,強調紅軍既是軍事組織,更要從事政治宣傳、政治動員等政治工作。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毛澤東亦多次提到“政治”一詞:“關于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于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系,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盵8]91-92“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盵8]92這里的“政治”有幾個特征:“大的方面”、非“個人”的,非“庸俗化”的。上述分析表明,毛澤東所提出的“政治化”除了指賦予紅軍以軍事之外的全新屬性,還包含了“講大局”(大的方面)、“講組織紀律”(非個人的)等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和革命道德。

關于“科學化”,毛澤東在古田會議前就對這一話題有過思考:“共產主義者的思想和行為總要稍為科學一點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則恰恰與科學正相反對,一篇演說、一個行動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來?！銇y說就是,橫直他們只曉得那多’,這是何種非科學的態度!稍為進步一點的軍隊,就需要規律化?！盵18]70“我們是唯物史觀論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盵18]74從這不難看出,毛澤東所謂的科學化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有“規律”的;二是要有“歷史和環境”的分析。實現這一科學化的方法,就是前述的調查研究,“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便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8]92。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話語的轉換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群眾化、俗語化。如他在批評不注重調查之風時說:“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體現了我們俗語常說的“閉眼說瞎話”[8]109。他在贊揚調查研究功效時,直言: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既形象又通俗易懂[8]110。

(三)實踐的本土化創新

黨的建設布爾什維克化為蘇區黨的建設明確了方向,規定了目標。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中央蘇區黨的建設開始了在公開合法狀態下的首次實踐并取得了積極成果,其背后除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整體部署和要求,更多的是中央蘇區黨和政府的努力和實踐創新。

一是在思想建設上,探索開展“農民黨”的思想改造。在中共中央布爾什維克化的正統思想中,農民成分占主導的蘇區共產黨組織是“農民黨”,要進行針對性地改造,增加無產階級成分,清除階級異己分子。但蘇區黨和政府認識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不能機械地強調黨員出身,可以通過教育來改造提升,進而成功開創了以農民為主體對象的黨的建設新路。早在井岡山時期,面對戰爭的現實需求,紅軍就大量地吸收舊軍隊的投誠士兵、農民和流氓無產者入伍,并沒有不切實際地強調士兵的無產階級屬性。但毛澤東也看到了舊軍隊和農民原有的思想認識和作風上的不足。面對黨的成分非無產階級化在思想上帶來的混亂,毛澤東提出了政治建軍、思想建黨的建軍、建黨思想,“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19]685。

在教育的方式上,中央蘇區教育學習采取許多因地制宜的方法。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結合實際的18種軍中思想教育方法,例如黨報、訓練班、談話、小組會等等[12]170-171。在地方基層,常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各種列寧讀書班,研究小組,學習會議”等[13]1712。隨機式的短期培訓班是效果較好的一種臨時性教育方式,即當下級黨部到中央或省委接洽工作時,“隨時組成小組給以訓練”,三五人一個班,不固定地點,隨時應用開展,既可行又具有很強的針對性[13]1713。

在靈活多樣的教育學習方式下,蘇區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龍開富對當時在毛澤東教導下因地制宜的學習情況進行了生動的敘述:“那時紙張很缺乏,毛主席就把抽完的香煙盒收集到一起,拆開,裁成象撲克牌大小的四方塊,每張用毛筆一筆一劃地寫上一個字,教我們寫?！盵20]121除了學習材料的就地取材,在教學內容上亦是融政治性與知識性為一體,毛主席教授的文字多為政治詞匯和革命道理,諸如“共產黨是什么樣的組織”“為什么要實現共產主義”等等。這樣讓戰士們“學了文化,又學到了許多革命道理”[20]121。

二是在組織建設上,黨支部成為基層的戰斗堡壘。布爾什維克化建設的重點之一就是要強化黨支部的建設,尤其是要加強無產階級產業工人支部的發展。但中央蘇區時期是激烈的戰時環境,且因地處邊區,基層支部工作的區域主要是紅軍和廣大鄉村,黨在軍隊和鄉村基層支部建設上都進行了積極探索。

組織機構的建立是支部建設的第一步。早在1927年三灣改編時,紅軍就開始支部建在連上,從此,紅軍中的支部建設一直以連為起點,并明確“一切工作歸支部”:“四軍黨的基礎在連支部上面,軍隊力量也寄托在上面?！盵10]774支部作用的充分發揮得益于支部制度的日益規范和完善。1929年7月,紅四軍第三縱隊編寫的《黨員訓練大綱——支部工作》明確了支部的20個方面的工作職責,規定了支部工作的操作規范[11]117。紅軍總政治部于1932年2月編印《支部工作綱要》和《目前巡視綱要和支部工作報告大綱》,對支部工作都做出具體規定和要求,為支部生活的政治化、科學化提供制度保障[21]188。在中央蘇區廣大鄉村,原則上是以鄉為單位進行支部設立,各村則設黨小組,有的大村則可以周圍若干個村聯合設立黨支部。據統計,截至1932年4月底,江西全省共有998個黨支部,分設在全省14個縣1089個鄉中[11]108。

中央蘇區支部建設的積極探索引起了黨中央的關注,并得到了周恩來的肯定推廣,他在給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對紅四軍支部建設的經驗做法進行了著重介紹:“在朱毛軍隊中,黨的組織是以連為單位,每連建立一個支部?！盵22]240-241在1930年1月15日出版的《軍事通訊》中,又登載了《關于紅四軍歷史及其情況的報告》,肯定了紅四軍在蘇區的探索“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各地應積極學習[22]239-240。古田會議對軍隊和黨建設的規定同樣得到了中央的認可,“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后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8]85。

三是在作風建設上,形成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密切聯系群眾,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23]1094-1095。中央蘇區時期是黨的這一優良作風形成的重要階段。

群眾是力量之源、力量之本。中央蘇區時期,面對殘酷的戰爭局面,毛澤東鮮明地指出,群眾才是“真正的銅墻鐵壁”,革命只有得到群眾真心實意地擁護,才不會被反革命打破,“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最終奪取全中國[8]139。密切聯系群眾要做到一切為了群眾,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指出,群眾生活上的一切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8]138。

密切聯系群眾要學會善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來,就是學會汲取群眾的智慧,在1941年撰寫的《農村調查》序言中,毛澤東總結的調查技術充分體現了其深入群眾、向群眾學習的求真務實思想。他提出在群眾面前,要甘于當小學生,要不恥下問?！斑@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們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盵15]16如何做好群眾的小學生,和群眾打成一片,毛澤東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成功實踐。在興國調查中,毛澤東從請談話的農民吃飯、嘮家常和關心他們的日常生活出發,使原本拘束的群眾最終放松下來,“到后來,我們簡直毫無拘束,大家熱烈地討論,無話不談,親切得象自家人一樣”[15]27。

到群眾中去,就是要深入群眾,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與蘇區群眾在一起,他在作尋烏調查期間,一邊調查一邊經常深入群眾,與群眾一起勞動。有一次,他碰上群眾在田間拔稗草,便把鞋子一脫,卷起褲腳到田間勞動?！懊瘑T參加勞動不是事先與群眾約好的,有時到那里看見群眾勞動,就站一會,問群眾累不累,抽袋煙,休息休息吧。談開以后便一同勞動,邊勞動邊訪問,邊宣傳革命道理?！盵16]21-22

蘇區干部深入群眾還形成了制度化安排,“每逢星期六為黨的活動日。每天,黨員帶頭幫助附近農民群眾干活”。1931年春,紅三軍在江西東固鎮休整,黃公略軍長帶著許多戰士幫助當地群眾春耕生產,他親自參加犁田、挑糞,軍長也和士兵一樣,每天一身汗、一身泥水在田間勞動,老百姓感動地說:“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好的軍隊,軍民一家人,官兵一個樣?！盵16]157各機關的周末義務勞動活動也普遍推行,紅軍軍醫學?！霸诿總€星期日幫助春耕(現在正是幫助夏耕)的工作習慣上,差不多我們每個同志都自動地參加”[24]。

四、結語

中央蘇區時期,是黨內“左”的錯誤發生的主要時期。在黨的建設上,“左”的錯誤的體現主要是對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化”方針的機械推行,在實踐中難免造成了一些弊端。但中央布爾什維克化的黨建目標堅持了中國共產黨對黨的建設的全面領導,開啟了黨的建設在公開合法狀態下的全方位實踐,明確了今后黨的發展建設方向。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將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盵25]603此外,中央蘇區時期是黨執政建國的首次嘗試,為黨和革命事業積累了諸多經驗教訓,正如陳毅所總結的那樣:“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寫過一個電報,指出蘇區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政權上、知識分子問題上、利用軍閥矛盾上……曾經有十個錯誤,你們黨史作結論就應該根據這些?？谷諔馉帟r期就是針對這十個問題接受了經驗教訓。沒有中央蘇區時期這段的好壞經驗,抗日戰爭就不能取得勝利?！盵16]5-6據此,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央對黨的建設的高度重視和中央蘇區立足實際的實踐探索之間的有機結合,二者相向而行,才共同締造了中央蘇區黨的建設的歷史功績,中央蘇區黨的建設在布爾什維克化和本土化的雙重變奏中實現了黨的建設政治化、科學化的創新發展、開啟了黨的建設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探索,并為當下黨的建設提供了有益的歷史經驗和諸多現實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