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時代涉警網絡輿情的應對策略

張鳳翠

(吉林警察學院 偵查系,長春 130117)

涉警網絡輿情是公眾對于涉警事件的態度與情緒的總和,由于公安機關與公職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公眾往往會對涉警事件投入更多的關注,使涉警網絡輿情呈現出爆發速度快、輿情對立凸顯、引導難度加大等特征,為公安機關引導涉警網絡輿論帶來瓶頸。面對當前應對涉警網絡輿情的現狀,公安機關可加大對于涉警輿情的監測力度,從源頭上避免負面涉警網絡輿情的大規模爆發,并通過發布權威涉警信息的方式疏通輿情堵塞痛點,在警媒聯合的過程中正面引導涉警網絡輿情的走勢,化解負面涉警網絡輿情爆發所導致的風險與危機。

一、自媒體時代涉警網絡輿情的特征

由于公安機關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涉警網絡輿情也呈現出獨特的傳播特征。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速度相較于一般網絡輿情會更加快速,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會大量充斥在網絡空間中,而涉警網絡輿情中公眾將矛盾指向公安機關及公職人員,凸顯出輿情對立的局面,加大了對于涉警網絡輿情的引導難度。

(一)輿情爆發速度加快

網絡輿情是公眾在互聯網空間中對于社會現象與熱點事件所表達的意見、情緒、態度的總和,其具有突發性、多元化、隨意性等多重特征,是社會輿論的直接映射。而涉警網絡輿情則將公眾對于社會事件的關注目光聚焦于公安領域,圍繞警務事件與警察個體行為所產生相關討論,由此而形成具有明顯情緒與態度的輿情發展態勢[1]。與一般網絡輿情發酵、擴散、爆發的傳播過程不同,由于公安機關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公眾會對涉警事件投以更多關注,因此,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速度會更加迅速。公眾不僅加大對于涉警事件的傳播力度,還使涉警事件在瞬間進行裂變式傳遞,從而引發公眾的熱議,在短期內形成與涉警事件相關的網絡輿情。

(二)輿情對立局面凸顯

在網絡輿情的發展態勢中難免會出現公眾觀點不同的情況,由此而形成的輿論對立局面則將網絡輿情推向另一個極端,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輿情局勢。但網絡輿情的對立局面通常存在于不同意見的群體之中,屬于公眾之間由于立場不同而產生的輿情相對現象。而與群體之間的輿情對立不同的是,涉警網絡輿情將對立矛盾轉向至公安機關之中,凸顯出公安機關與公眾群體之間的輿情對立,反而使公安機關陷入被動的網絡輿論中,影響公安機關后續治理工作的開展,進而引發有關涉警事件的輿情危機。

(三)輿情引導難度增加

負面網絡輿情通過偏激言論與不實謠言將公眾情緒進行調動,極易形成公眾情緒極端化的現象,影響公眾對于社會事件的認知與判斷。而網絡輿情引導則旨在利用客觀事實平穩公眾情緒,使公眾的態度、情緒得以緩解,繼而達成社會共識,形成和諧與穩定的網絡環境。但涉警網絡輿情的引導難度往往要大于一般網絡輿情,這是因為公安機關作為行政執法的重要單位,與公眾的日常接觸略為頻繁,公眾在看待涉警事件時難免會帶入自身的主觀情緒,一旦情緒趨于負面,公眾便會被情緒所裹挾,繼而拒絕接受真實事實的引導,導致涉警網絡輿情的引導難度驟然增加。

二、自媒體時代涉警網絡輿情的應對困境

涉警網絡輿情的特征加大了公安機關引導輿情的難度,使公安機關陷入應對輿情的瓶頸之中,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輿情監測時效滯后

自媒體時代的快速發展帶來信息傳播領域的變革,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可突破時空的限制對網絡信息進行即時傳遞,并為公眾發表態度與意見提供具體場所,實現網絡輿情的實時擴散。與此同時,涉警網絡輿情爆發速度加快的特征使其在極短的時間內便充斥在網絡空間中,再加之社交媒體平臺傳播信息的便捷性,使得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不受控制,一旦擴散便會引發公眾的熱議,為公安機關對于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增添阻礙。

出現此類現象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公安機關對于網絡輿情的預警與監測略顯滯后。涉警網絡輿情呈現出爆發式傳播的趨勢,而要想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及時與有效的治理,只能從涉警網絡輿情的源頭出發,對相關輿情與言論進行監測,從根源避免負面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而公安機關由于技術等原因,未能及時監測涉警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勢,使得其未在涉警網絡輿情出現苗頭時對其進行引導與糾偏,反而由于預警不當使負面網絡輿情進行裂變式爆發,缺失治理涉警網絡輿情的先機。

(二)涉警信息回應模糊

涉警網絡輿論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公眾對于涉警事件的了解不全面,僅依靠片面的截圖或視頻便對涉警事件妄下結論,使得負面涉警網絡輿情頻發,極大地抹黑了公安機關的整體形象。由于公安機關與警察個體身份的特殊性,其在引導涉警網絡輿論時,更應將重點放置于對于網絡輿情的回復之中,即通過翔實與完整的客觀事實使公眾對于涉警事件有清晰的認知,繼而改變自身原有的態度與情緒,扭轉涉警網絡輿情的發展態勢。

但就目前的應對現狀來看,公安機關在對涉警事件進行回應時,仍存在模糊不清與缺乏條理的短板,具體體現為公安機關未對涉警事件進行系統與全面的還原,公眾難以在相關的回應中得知涉警事件的來龍去脈,反而會對其回應產生疑問。同時,公安機關也未將相關依據進行條理性展示,使得事件回應略顯牽強,使涉警事件的信息更加模糊不清。而模棱兩可的涉警事件回應不僅未能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有效引導,還在一定程度上使公眾情緒更加激動,最終導致涉警網絡輿情的發展不受控制。

(三)應對手段仍需規范

自媒體時代的到來增強了公安機關與公眾之間的互動程度,為公眾反饋意見與態度提供了便捷通道。在此背景之下,公安機關可通過與公眾進行交流與互動的方式引導涉警網絡輿情恢復平穩發展的態勢,呈現出人人都可發聲的全新格局。而部分公安機關在應對涉警網絡輿情時,缺乏規范的應對手段,甚至采用放任輿情爆發、堵塞輿情發展等負面手段,使涉警網絡輿情不僅未得到有效引導,還阻礙公安機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交流[2],反而使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更加嚴重。

一方面,當負面涉警網絡輿情出現時,相關單位對網絡輿情采取冷處理的方式,即不對涉警事件進行澄清與發聲,妄圖通過不理睬的方式等待涉警網絡輿情趨于消散,此舉任由涉警網絡輿情持續爆發,最終導致輿情的發展不受控,加大后續治理與引導網絡輿情的難度。另一方面,部分單位未發揮自媒體時代交流與互動的便捷優勢,而采取堵塞與公眾溝通路徑的方式,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壓制,而此種堵塞輿情蔓延的方式會使公眾的情緒更加激動,導致治理涉警網絡輿情的效果適得其反。

(四)人才隊伍缺乏經驗

涉警網絡輿情的整體發展分為發酵、爆發、擴散等多個階段,其中每一個階段的應對都有獨特的思路與策略,專業的人才隊伍可在涉警網絡輿情發展的各個階段及時采取相應策略平穩公眾的情緒,使網絡輿情趨于平穩,繼而對涉警網絡輿情起到有力的引導作用。同時,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也對涉警網絡輿情的人才隊伍提出更高的要求,相關人才需熟練知曉與掌握新興媒介技術,并將其應用至網絡輿情的監測與治理中,為應對涉警網絡輿情增添動力。由此可見,專業人才隊伍在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3]。

但是公安機關現有的人才隊伍卻缺乏應對涉警網絡輿情的相關經驗,其在面對突然爆發的網絡輿情時未能及時與準確地制定出應對策略,導致錯過引導涉警網絡輿情的最佳時機。除此之外,由于專業領域的不同,相關工作人員在對涉警事件進行回應時,所發布的新聞稿件也缺乏專業性,并未對涉警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全面的呈現,使公眾難以對其產生信服,阻礙涉警網絡輿情的后續治理。

三、自媒體時代涉警網絡輿論的應對策略

面對當前瓶頸,公安機關可即時監測輿情走勢,對涉警網絡輿情的發展進行前期預警,并通過發布權威涉警信息的方式緩和公眾情緒,疏通涉警網絡輿情堵塞的痛點,在警媒合作的過程中把握涉警網絡輿論引導的主動權,有效提升公安機關引導涉警網絡輿情的水平。

(一)預警:即時監測輿情走勢

涉警網絡輿情在大規模爆發之前會存在潛伏的階段,公安機關可加大對于輿情潛伏階段的預警與監測力度,進而在第一時間內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引導與疏通,從源頭上規避負面涉警網絡輿情的爆發。自媒體時代的快速發展不僅帶來信息傳播領域的變革,其還將智能技術融入各類媒體平臺中,為網絡數據的即時監測提供技術支持。自媒體時代的技術革新恰好為公安機關監測涉警網絡輿情帶來機遇,公安機關可充分發揮自媒體時代的技術優勢,利用算法技術建立完善的網絡輿情監測系統,從而即時對于網絡空間中的涉警輿情進行分析與預警,搶占涉警網絡輿情治理的先機。

公安機關可通過算法技術對網絡空間中的涉警敏感言論進行標注與篩選,并時刻監測此類言論的發展走勢,當其顯露出即將爆發的趨勢時,及時聯合相關部門并通過客觀事實對其進行引導與疏通,促使涉警網絡輿情趨于平穩,實現輿情監測的有力應對。除此之外,公安機關需對涉警網絡輿情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根據算法技術所篩選出的涉警信息進行研判,預設涉警網絡輿情的未來走勢,進而通過研判制定出相適配的應對策略,及時應對各類突發的涉警網絡輿情,為后續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做好前期預警工作。

(二)回應:發布權威涉警信息

自媒體時代使公眾隨時隨地發布信息成為可能,公眾可在社交媒體平臺中分享日常信息,實現“人人都有麥克風”的傳播格局。由于公安機關與公職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公眾往往會對其投入更多的關注,關于公安機關與公職人員的信息分享也層出不窮。但公眾的媒介素養存在參差不齊的現狀,導致部分公眾在分享涉警相關信息時,斷章取義地截取事件中的矛盾沖突,使得各類虛假與片面的涉警信息充斥在網絡空間中,繼而引發負面涉警網絡輿情,激起公眾對于公安機關與公職人員的偏激情緒,對公安機關造成不良影響。

面對當前應對困境,公安機關需及時對相關的涉警事件進行回應,通過翔實與清晰的權威信息重塑公安機關的形象,化解負面涉警網絡輿情所帶來的影響。首先,公安機關應在第一時間內對涉警事件進行解釋說明,將涉警事件的來龍去脈進行展現,通過權威與真實的信息平穩公眾的情緒,避免信息公布模糊不清而引發的輿情反撲;其次,在還原涉警事件之后,公安機關需公布對于涉警事件所作出的處置結果,通過公正的結果消解公眾對于涉警事件的負面情緒,呈現出涉警信息透明化的轉變;最后,公安機關可將回應發布至各類社交媒體平臺之中,通過新媒體傳播矩陣對澄清回應進行廣泛傳遞,使廣大公眾得以知曉涉警事件的實情,阻斷涉警網絡輿情的發展走勢。

(三)交流:疏通輿情堵塞痛點

涉警網絡輿情持續爆發的原因在于公眾對于涉警事件的疑慮未得到有效解決,同時,公安機關刪帖、禁止評論等堵塞輿情的方式反而更加激起公眾的負面情緒,兩者之間的矛盾使涉警網絡輿情呈現出井噴式爆發的走勢,為公安機關應對涉警網絡輿情帶來瓶頸。常言道“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也恰恰與之相呼應。公安機關需從涉警輿情的痛點切入,直面公眾所提出的問題與疑慮,深化與公眾之間的交流程度,繼而在交互中緩解公眾的負面情緒,逐步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疏通,實現涉警網絡輿情的正面引導。

自媒體時代為信息交互傳遞提供了場所,公安機關可發揮自媒體時代的傳播優勢,搭建新型警民交流平臺[4],對公眾的反饋與意見進行及時回復,在彼此交流之間疏通公眾對于涉警事件的負面輿情,真正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服務理念,繼而建構和諧的警民關系。與此同時,公安機關可在涉警輿情發生之后召開“云發布會”,通過直播的方式即時與公眾進行交流,將涉警網絡輿情中所存在的問題一一指出,并根據公眾的反饋制定出之后的整改方案,力求得出讓公眾滿意的交流結果,疏通負面涉警網絡輿情中的堵塞痛點。

(四)完善:加強警媒合作聯動

“立警為公,執法為民”是公安機關所堅守的思想宗旨,其始終將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與保護公民安全作為首要職責,保障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展。隨著輿情發展環境的不斷變化,涉警網絡輿情的引導與治理也愈加復雜,公安機關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還需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疏通與引導,難免會出現一些紕漏,不利于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為更好地應對涉警網絡輿情,公安機關可加強警媒合作,積極與主流媒體相聯合,通過專業的媒體報道展現出公安機關的正面形象,繼而推動正面涉警網絡輿情的傳播,把握涉警輿情治理的主動權。

主流媒體是應對網絡輿情的主力,其建立專業的人才團隊引導與疏通網絡輿情,對于治理網絡輿情有著成熟的經驗。公安機關與主流媒體相聯合,可在專業人才隊伍的助力之下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有效引導,提高治理涉警網絡輿情的水平。警媒合作也可通過主流媒體為公安機關發聲,利用主流媒體的公信力與權威性增強公眾對于涉警事件回應的信任度,繼而從正面對涉警網絡輿情進行引導[5],在警媒聯合的過程中完善公安機關應對涉警網絡輿情的機制,化解負面涉警網絡輿情所造成的風險危機。

結語

負面涉警網絡輿情極大地抹黑了公安機關及公職人員的形象,為公安機關執行公務帶來一定的阻礙。但目前來看,公安機關應對涉警網絡輿情還存在一些短板,時效滯后與手段不當等因素削弱涉警網絡輿情的治理效果,反而使負面涉警輿情持續發酵,加大公眾與公安機關之間的矛盾。面對當前困境,公安機關需加大對于涉警網絡輿情的監測力度,從根源上阻斷涉警網絡輿情的大規模爆發,并及時發布權威涉警信息,通過全面與客觀的真實事件平復公眾的負面情緒,引導涉警網絡輿情趨于平穩。同時,公安機關需及時與公眾進行交流,疏通涉警網絡輿情中出現的痛點,在與主流媒體的聯合下從正面引導涉警網絡輿情,有效消解負面涉警輿情帶來的風險,提升公安機關應對涉警網絡輿情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