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明講史》的南明書寫與臺靜農的思想脈動
——基于“南明”概念史的考察

王開軒

（西南大學中文系，重慶 400715）

引言

1937 年7 月30 日，日軍占領北平，守城駐軍不戰而退，是日晌午，臺靜農大醉于友人魏建功家中。隔周，“始經喪亂”的臺靜農踏上流寓之路，輾轉十余地后，臺靜農終攜家眷入川，居江津縣白沙鎮柳馬岡[1]。入川不久，臺靜農受聘為青年及民眾讀物的臨時編輯，其工作職責便是編撰青年讀物。據近年發現的臺靜農佚信可知，臺靜農計劃編撰一部歷史小說，書名為《民族英雄張蒼水》，然而吊詭的是，這部本以明臣張煌言（號蒼水）為主干的小說，最終呈現的卻只?！爸挥衅岷凇盵2]的南明史；此外，小說名稱幾度改易，從《民族英雄張蒼水》到《晚明講史》，直至終版《亡明講史》。內容與命名屢次修改的背后，是主人公張煌言的“隱退”與時代背景“南明”的凸顯。對此，臺靜農在1938 年至教育部的信件中已有解釋——“靜農前所擬定之題目為《民族英雄張蒼水》，現因已搜及之材料較廣，擬改為《晚明講史》，至其內容主旨，以及體例，均仍照前所規定，不過舊題專以張蒼水一人為主干，今則于蒼水事跡之演述外，改益以他種史實，內容比較為豐富了”[3]。但查閱明史可知，在《亡明講史》所截歷史片段的末尾，即1645 年，25 歲的張煌言方才投筆從戎，次年集師舉義，如真為張煌言作傳，所涉內容重點理應在1646 年之后，且《亡明講史》全書并未出現張煌言，也就是說，《亡明講史》與《民族英雄張蒼水》，很可能是錯開的兩個故事。因此，與其說搜集“材料較廣”而擴寫，毋寧說臺靜農推翻了為張煌言作傳的初衷，其背后原因值得再思。

就《亡明講史》而言，不難看出臺靜農借古諷今的意圖，學界對于《亡明講史》的研究也偏重于其現實諷喻的一面。鮑良兵認為臺靜農“講史偏多言外意”，指出《亡明講史》“寄寓了臺靜農對當下時事國政的感喟”[4]，王德威更點出《亡明講史》“以‘講史’形式，暗示歷史的永劫回歸：大敵當前，國民黨退居西南，紛紛擾擾，何曾全力投入抗戰？ 明亡殷鑒不遠，民國的命運又是如何?”[5]但文章認為，借“南明”喻今的敘事策略在大后方的文化語境中并不罕見：國勢阽危下國民政府遷都西南，自然會讓被迫流散的知識分子聯想到明室南渡，而明室南渡后旋即瓦解的終局在抗戰前景的晦暗不明面前不啻帶有一種預言性。實際上，在抗戰爆發后，“南明”本就更多扮演著用以“懲前毖后”[6]的前車之鑒、或眼下抗戰“指南針”[7]的作用。是故單純以居今志古來總結《亡明講史》成書前后的動機、創作實踐乃至影響或許并不足夠。已有部分研究轉換思路，如呂彥霖以臺靜農在小說中“對南明歷史的‘斷面化’處理為切入點”，探討臺靜農迥異于他人的“南明想象”[8]。文章將從“南明”的概念史入手，試圖考古溢出史學圈子的“南明”概念，以及臺靜農眼中“南明”概念的流變及在文學中的顯影，以此尋求解讀《亡明講史》的新路徑。

一、流變的“南明”概念與文學顯影

討論“南明”，尤其是將其放置在概念流變的歷史中，會發現“南明”絕非只是單純指代斷代史的一個史學概念，在其流布過程中，“南明”時常在文學創作中顯影，并由此得到文學的另類塑形。我們通常定義“南明”為明朝滅亡后以明室之名建立的政權，但已有學者指出，“南明”概念實為后設，“南明各政權都自稱‘大明’，不會貶自己為‘南明’”。而“南明”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征引，脫不開其背后復雜的政治含義——“南明”一詞是比附“南宋”而生，由于南宋承接著北宋的正統地位，南明自然“亦有此意”，“蘊含著否定清朝的傾向”[9]。正因如此，滿清一代并沒有給“南明”概念存在、傳播的空間。甚至可以說，“南明”概念本身就是由于清代的統治需求與民間的民族意識之間的背離而得以出現。

晚清以降，“革命排滿”的口號被提出，其內在立論之一——“夷夏之辨”成為關鍵議題?！耙南闹妗钡膩碓纯勺匪葜链呵?，但兩宋、宋元期間與外族的頻繁作戰直至國破，顯然重新修改了“夷夏之辨”的內在標準，此前所謂“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10]的民族策略逐步被“大攘夷”所壓倒。然而，在晚清之際，力主“攘夷”“排滿”的聲浪雖然有力地沖擊著清末社會，但支持夷夏之間存在可轉化性的傳統聲音從未消歇，因此，以宋元關系為借鏡，清末知識分子想要實現“排滿”的目標，必須首先喚起民眾對于清兵入關的集體記憶。令人詫異的是，反滿人士發現明清易代時的歷史早就“塵歸塵，土歸土”，“姓名湮沒，事功廢棄，為吾人所不知者，不知其幾何人也”[11]。因此，重敘明末之史成為“排清”的應有之義，20 世紀初鄒容在《革命軍》中便疾呼：“嗚呼！ 明崇禎皇帝殉國，‘任賊碎戮朕尸，毋傷我百姓’之一日，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12]；陳天華也認為“自滿洲入主中國，號稱中外一家，于是向之稱他為犬羊者，今皆俯首為犬羊的奴隸了”[13]。由此，“南明”概念再度興起，即如司徒琳所言：“在二十世紀頭十年，清朝推翻，民國肇造，反滿情緒隨之而起，于是南明一詞廣泛使用”[14]。此時的“南明”概念，已經從對標“南宋”且暗含政治色彩的符號，變成了“排滿”的有力載體，主要凸顯清軍的血腥與蠻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排滿”之聲驟然停歇，“南明”概念也失去了此前介入現實的路徑，影響范圍大幅收縮。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恐有木梗之患的覺識縈繞著隨政府西遷的知識分子群體；與此同時，面對侵略者的羈縻籠絡，知識分子無時無刻不面臨抉擇。二者交合，“南明”概念又一次被賦予嶄新內容： 借南明忠臣良將自明心志，并激起大眾民族意識，抑或借易代之際喻今，哀嘆家國破碎?？傊?，“南明”成為調動國民抵抗侵略的歷史資源。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南明”概念不僅活躍在史學文獻中，文藝界里“南明”書寫也逐漸蔚然成風。1940 年，《世界文化》雜志分別推出《周之蕃傳》《孫璋傳》《趙夫人傳（南明史料）》《南明史料： 晉王李定國列傳附南史跋》《南明史料：吳易傳》等南明人物小傳。與此同時，《宇宙風：乙刊》《廣大知識》《大千》等雜志也陸續刊登南明史料與相關文學創作，在上海，魏如晦（阿英）創作了“南明史劇”三部曲：《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侗毯；ā分v述了葛嫩娘與孫克咸的抗清故事，故事的最后葛嫩娘咬斷舌根，唾血濺賊，孫克咸也兵敗殉國；《海國英雄》一名《鄭成功》，描寫“富于韌性戰斗精神的民族英雄”鄭成功退守臺灣并傳布“反清復明”的“種子”[15]，贊揚了鄭成功“不為威逼，不為利誘，刻苦，耐勞，忍受人間一切的慘痛，不為最大的失敗灰心，為公忘私，為國忘家，不屈不撓，苦斗到底，一個韌性的恢復故土的偉大的意念與實踐精神”[16]；《楊娥傳》則主要寫義女楊娥為報國破家亡之仇，設酒刺殺吳三桂的故事。在大后方，如黃裳所言：“大后方文化界當時均卷入‘南明熱’中矣”[17]，1941 年時任武漢大學教授的蘇雪林創作了《南明忠烈傳》，其在自序中稱：“我希望青年們讀了拙著這本書，毅然走到那些文武合一的教育機關里去，將自己造成王翊、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而不要學本書所述那些殺身無補的無用文人”[18]。作為可資調用的歷史資源，蘇雪林提取南明歷史中高揚的民族氣節，并推而廣之，試圖激發起青年的愛國心。在這里，“南明”概念中“排滿”的一面被淡化，更側重其中所蘊含的民族品格與氣節。

概而言之，自明清易代至抗戰爆發，“南明”概念多次變遷。作為一個后設概念，它蘊含著明室正統，反清復明的政治含義，因此“南明”在清代絕少公然出現在公開讀物上。及至晚清，“排滿”浪潮襲來，“南明”又與“夷夏之辨”產生聯系，排滿者借易代時清軍的暴行再次將歷來便備受爭論的夷夏區分搬上“臺面”，并強調宋元時期的“大攘夷”的民族政策，此時的“南明”指代被異族屠戮、攻克的家國。辛亥革命后，“排滿”浪潮消歇，“南明”也失去了現實通路，但抗戰爆發后滄海橫流、風雨飄搖的形勢瞬間點燃了知識分子書寫“南明”的熱情，無論是在“孤島”抑或大后方，都涌現出大量“南明”書寫，其中家國情懷被強化，通過描寫南明的社會現實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成為“南明”書寫最有效的出處方法，同時，南明諸如史可法、張煌言、鄭成功等忠臣良將的故事被創作者反復言說，用以自明心跡。此時的“南明”概念，“排滿”的夷夏問題被淡化，“收拾山河”的愿景與對“碧血斑斑，丹心耿耿”的理想人格的向往成為“南明”概念的核心。

在這個脈絡中，《亡明講史》呈現出了其異質的一面。完書于1938 年[3]的《亡明講史》從初名來看，理應契合“南明”概念的流變過程，并為其一環，講述明末忠臣張煌言抗清的事跡，引張煌言作民眾抗日之榜樣；但觀其全書，張煌言“銷聲匿跡”，在其他作家筆下“捐軀碎首，百折不回”[15]的保衛家國的豪情在《亡明講史》中也只是亡國大戲中的一縷“雜音”，因此需要追問的是，從《民族英雄張蒼水》到《亡明講史》，臺靜農為何顛覆自己的“南明”書寫，且最終呈現的“南明”為何與“南明”概念的流變截然不同？

二、“只有漆黑”：臺靜農“南明”概念的置換

“他年倘續荊高傳，不使淵明笑劍疏”[19]，抵白沙后不久，臺靜農憶起六年前朝鮮愛國志士尹奉吉投擲炸彈襲擊日本上海派遣司令官白川義則，寫下《滬事》一詩以表記念。不久，又因七七事變時北平駐軍的不戰而退“深感山河蒙羞”[1]，遂作《誰使》。初到白沙，“未解流亡又一年”[17]的臺靜農舉目皆是被侵蝕的國土與流亡的人群，“盡蒙羞”的屈辱體驗與隨戰播遷的流散經驗更促使臺靜農以民族國家的角度敘說眼下“家”與“國”瀕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大后方的“南明熱”所提供的言說語境，讓“南明”成為臺靜農此時居今志古的載體。抵白沙不久，臺靜農受聘為青年及民眾讀物的臨時編輯，據考證，其職責主要為“由臨時編輯員自擬讀物書名，并且要填送一份編輯計劃表，由教育部審核通過后，再進行編撰”[3]，臺靜農著手編撰的便是《民族英雄張蒼水》，但問題在于，如果說臺靜農的“南明”概念此后發生過改轍，那么作為改轍前承載臺靜農“南明”概念的《民族英雄張蒼水》，其中體現的又是怎樣的南明呢？

史學家柳亞子在回憶阿英南明史劇創作時提到，“阿英先生的南明歷史劇，想寫四部”[20]，其中因種種原因并未付梓的“第四部”名為《懸岙神猿》，又名《張蒼水》。這部史劇的命運與《民族英雄張蒼水》頗為相似，但其特殊之處在于，《懸岙神猿》雖同未成書，但卻處在阿英南明史劇系列的創作脈絡當中，因此我們不難判斷《懸岙神猿》的創作走向。以此為借鏡，我們推測臺靜農《民族英雄張蒼水》的創作初衷應以塑造一個戰時民族英雄的形象為鵠的。因此在本就是抗清忠臣的張煌言之前，專門冠以“民族英雄”的身份限定，這就更加縮小了張煌言的故事取材范圍，以民族國家的角度出發，重塑歷史中的民族英雄，用以反哺民族國家，這也不脫戰時“南明”概念的主要內容。

1938 年9 月30 日，臺靜農在給國民政府教育部呈送計劃表時提到，“靜農前所擬定之題目為《民族英雄張蒼水》，現因已搜及之材料較廣，擬改為《晚明講史》”[3]。這便產生了從“張煌言”到“晚明”的改轍過程。學界通常將陳獨秀的修改意見，即“《晚明講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國史》，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為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究于歷史及小說兩無價值也”視作批評，并由此推導出臺靜農創作后并未示人的原因。但筆者以為，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證了，臺靜農的修改本中，為個人作傳的意圖并不突出，為時代作史的想法反而“占據上風”，由此才有陳獨秀的歷史與小說之辨。

如前所述，戰時的“南明”書寫指向十分明確，“南明”概念也清晰無誤。創作者多以民族英雄或者仁人志士為主角，形塑戰時的理想人格與民族榜樣，并將塑造的民族英雄介入到“南明”或者是“抗清”的時代語境中，故事也在他們的行動獲得勝利或者精神得以賡續告一段落?？箲鸨l后，文學界的“南明”書寫避開了南明的歷史終局，但《晚明講史》反而恰恰以南明的滅亡為結局，甚至只擇取了明朝滅亡的最后兩年發生故事，這就注定了作品寫的是一出早已預定的悲劇，在這里，私人言說與公共言說的界限被臺靜農有意模糊處理。

《晚明講史》開篇，便是“皇宮里的人都希望今年比去年太平，沒想到今年反不如去年”[2]的今不如昔之感，隨后是崇禎帝的籌餉一事，然而在外敵當前的局勢下，百官“仍然一毛不拔”，更可悲的是，許多官員為了逃過征餉，竟假意典當假貨，以示自己分文未有。軍餉遲遲未發，百官卻慳吝藏私，在此境況下，崇禎計拙方匱，只能試圖遷都南方，然而卻被內賊光時亨搬出唐肅宗的故事橫加打斷，只好困守京城。待到闖王入關，守軍不是被擒，就是“大開城門，歡迎賊軍”[2]。京城淪陷，崇禎自縊煤山。與此同時，受命勤王的吳三桂心懷鬼胎，卻突聞愛妾陳圓圓即將冊封貴妃，勃然大怒并降了遼東，決意聯清對抗李闖王。然而在“三桂西逐闖王之際”[2]，遼東攝政王乘機占了京師。這時，“明朝的正統”早已在南京建立，但在奸臣馬士英、阮大鋮的操控下，昏庸的福王比賢君潞王更易奉為傀儡，因此福王正式上位。在福王的“臨政”下，忠臣史可法處處受限，左膀右臂接連被斷，終而無力回天，兵敗殉國，清兵長驅直入，南京淪陷，未幾，福王被部下所“俘”，成了“投降北朝”的一件大功，至此，明代在天崩地坼中化為泡影。

《晚明講史》中，忠臣的良策皆受阻撓，奸佞的讒言必受重用，更為重要的是，讀者明知明代的滅亡，卻不得不看著史可法等一次次地盡力破局，有明一代充斥著宿命般的無力感。在臺靜農筆下，皇帝是顢頇昏庸的，福王在議立時便被認為“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2]而不可擁立，及至繼位，又“日居深宮，只知酒色”，小人進言，福王屢屢“信以為真”，高弘國等忠臣自知“不容于朝廷”，相繼告去。同時，福王還出官賣爵，“只要有錢用，更樂得同馬士英等合股做這一筆生意”，以致民間流傳著“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只受錢，皇帝但吃酒”[2]的打油詩，朝廷奸臣蠅營狗茍，皇帝“一天比一天麻木”，政治“一天比一天腐爛”[2]，國破時，福王“坐在無幔的小轎子里”，“儼然一匹待決的老鼠”[2]。除了皇帝，還有唯利是圖的投降派與橫行無忌的實權派。投降派如太監曹化淳，崇禎帝時，曹化淳開了城門迎入賊軍，致使崇禎自縊，又領“百來個內監長跪迎接”李自成，當李自成叫道“你們背了主人，私自獻城，不忠當斬”時，曹化淳等慌忙叩頭并道“太監等能知天命，故敢歡迎新王”，荒唐嘴臉可見一斑。又如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雖是阮大鋮的前輩，更是阮大鋮的政敵，但當得知阮大鋮即將手握大權時，竟拜在阮大鋮門下。清軍入關時，錢謙益早與豫王暗通款曲，以便清軍入城；進城后，錢謙益隨馬在后，當看到“先朝宮闕，依舊之懷，油然而生，仿佛不久以前輝煌的紅墻綠瓦，畫棟雕梁，忽爾黯然無色”，于是惺惺作態地朝著宮闕拜了四拜，引來清官“只聽說錢老先生文章好，原來還是忠臣！ ”[2]的夸贊，何其諷刺。實權派有擁兵自重的吳三桂。本應率部勤王的吳三桂舉步不前，反倒觀望起形勢來，“闖王果有天下，自家擁有如許大兵，免不了裂土封王；不然，投降滿清，也不失為一方重鎮”[2]，絲毫沒有保衛京師的想法；再如馬士英、阮大鋮等奸臣，馬士英擁立福王時本就打著“利用福王的昏庸，好學曹孟德”[2]的算盤，阮大鋮更是與馬士英狼狽相依，結黨欺君，把持朝政，他們共同撰寫了明代的亡國劇本。

臺靜農改寫后的故事是一場“只有漆黑”的亡國大戲，從《民族英雄張蒼水》中潛在的民族意識到《晚明講史》中黑暗、腐朽且毫無生機的歷史過場，臺靜農的“南明”概念悄然發生置換。因此，讀者讀完《晚明講史》并不感到振奮，更不必說激起大眾的反抗意識了。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奸臣們舉止言談的諸多細節，是臺靜農個人所加，這在陳獨秀的復信中關于小說與歷史的本體之辨中亦能看出，因此如果說戰時其他“南明”書寫中創作者是借“南明”喻“現在”的話，那么臺靜農則是在將“現在”放置于“南明”之中，以抒發自己的“憤心”。

三、變節與黨爭：從《民族英雄張蒼水》到《亡明講史》

從1938 年7、8 月入川，到1938 年12 月大致完成，短短半年，臺靜農的“南明”概念為何發生如此激烈的轉折？ 目前《亡明講史》有三種稿件：《晚明講史》《亡明講史稿》《亡明講史》，其中《晚明講史》較殘缺，《亡明講史稿》內部情況最為“特殊復雜”，并且就臺灣大學稿紙以及“國立臺灣編譯館”的便條紙來看[21]，這部手稿部分是在臺灣而作，因此不排除臺靜農在臺灣改寫《晚明講史》的可能。此外，在1938 年11 月致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信件中，臺靜農提到“前預定本編之《晚明講史》字數為五萬字，除交來之一二兩章約有三萬字外，現已全部草成，尚有三萬字左右。因有待于 《清史稿》（清初部分）、《張蒼水詩文集》《四明山寨記》三書參考改正，始約為定稿。三書不日可以借到，改正后即行抄交”[3]，可以看到，在創作結束之時，《晚明講史》的“參考文獻”中包含《張蒼水詩文集》，然而檢索《亡明講史》發現全文并未出現張煌言或張蒼水其詩其文，這便證明，臺靜農在1938 年12 月之后，修改甚至重寫過這部小說，而臺靜農的“文本手術”，與當時的遭際息息相關。

1942 年，臺靜農作《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其中提到，抗戰四年，“在這短短的歲月中，知堂老人則由蘇武而為李陵，由托缽乞食者而為‘達官貴人’”[22]。次月，臺靜農又發表了一篇臧否周作人的文章，其中許多措辭與《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較為雷同，但卻有一句評價格外引人注意——“知堂老人不是說過么？‘中國是我的本國，是我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一旦歌哭無地，忽爾轉臉陪人嬉笑，文人的史例，只有錢牧齋一流人物作此態耳”[23]，矛頭直指變節文人、時任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以錢謙益比周作人，不難看出臺靜農對錢謙益的態度，在《亡明講史》中，錢謙益被塑造成一個猥瑣、骨氣盡失的文人，雖然不能簡單指認《亡明講史》中的錢謙益就是以周作人為原型，但不能否認周作人的變節多少影響了臺靜農對錢謙益的塑造。而在1939 年，臺靜農作《“士大夫好為人奴”》，其中以吳三桂與胡國柱的交往為線索，引出對士大夫好為人奴的慨嘆，這是臺靜農繼《晚明講史》后又一部指涉南明的作品，在這幾部諷刺讀書人變節的作品中，“南明”是它們相同的背景，變節又是它們的核心，究竟是否影射周作人不得而知，但與《晚明講史》所隱含的“知識分子誤國論”一脈相承。

此外，作《“士大夫好為人奴”》后不久，臺靜農又作《魯迅眼中的汪精衛》一文，其中寫到，“汪氏歪戴了小帽，面心里涂著白粉，在臺前演手舞腳，近衛在他屁股頭大唱‘新秩序’，汪氏的手腳應弦合節，不啻若自其口出，突然換了蔣先生在他背后，痛駁‘新秩序’，汪氏就在臺前呆若木雞，手腳都僵著不動”[24]。這雖是戲言，但不難看出即使是在戰時，內部也是黨爭不斷，風向的變化甚至直接影響政策的落地。在《亡明講史》中，原東林黨人黃澍為除馬士英，游說左良玉“清君側”“定儲位”，然而左良玉興師路上“出師未捷”，病死途中，形勢急轉直下，興師的發起人黃澍反而率先降清。臺靜農因此感慨道“足見黃澍等的動機，不過黨爭，國家卻未放在心上”[2]?！盁熡隄鳚靼蛧?，泥途掉臂實堪羞。何如怒馬黃塵外，月落風高霜滿鞲”[17]，在政治環境本就惡劣的“泥途”上，無論是變節還是黨爭，無論能否可以以原型論還原至歷史人物之中，我們認為相較而言更重要的是《亡明講史》背后所投射出的臺靜農“身份和思想上的焦慮”[25]，以及對于歷史復現的惶惶憂懼。

合而觀之，從《民族英雄張蒼水》到《晚明講史》凸顯的是臺靜農“南明”概念的異質性，而“晚明”到“亡明”的改動也并非僅出于修辭的考量，更散播著喧囂后塵埃落定的恍惚感。當回到臺靜農的“南明”概念，臺靜農的“南明”并不熱血，而是“冷”，這種“冷”可能來自“明遺民詩”[26]，更來自于臺靜農的諸多現實遭際與價值判斷。對于臺靜農來說，“南明”首先代表著一種共通的、相似的處境，故而“南明”可以提供一套可供言說自身境遇的表達方式。這是“南明”書寫成就社會一時風氣、也是臺靜農選擇“南明”給青年作推薦讀物的原因。因此他報送了《民族英雄張蒼水》的計劃，或許在腳踏上此前從未踏過的國土時，臺靜農也希望他的南明書寫可以聊作“新亭之泣”。但政治的“泥途”與個人的憂懼卻不得不讓他不斷修改他的創作，以至于呈現出和其他“南明”相差甚遠的形象，最終落回到明季遺民詩歌的氣氛中：“喊哭之聲，有如海嘯”，舉頭“樹木新葉正發”，但面前，“只有漆黑”[2]。

四、結語

抗戰書寫有多種形態，私人言說與公共言說的分野決定了創作內容的力度及限度，抗戰感概，抑或抗戰動員的敘事選擇又奠定作品整體的價值指向與情感基調?？箲饡r期，歷史小說是抗戰書寫的眾多面孔之一，其往往借公共言說的大潮敘說時代痛點，因此無論敘事策略是“居今志古”還是“借古諷今”，歷史小說大多與國族話語接軌，迎合受時代感召的廣大受眾。在這個層面上，作為歷史小說的《亡明講史》展示出其異質性，臺靜農雖然順應彼時的“南明熱”，卻以私人言說介入公共言說的方式，抒發個人生平遭際與時代動向所積攢的胸中塊壘，與此同時，在小說內容的屢次改易中，臺靜農也打破了戰時抗戰言說中國族與個人之間的平衡，以無處不在的抗戰感概，消解宏大的抗戰動員，構成一種另類的抗戰書寫。

而從概念史的角度發現并定格歷史概念“南明”在文學中的顯影時刻，便于我們在言說的錯位與罅隙中，發現隱伏于歷史與文學之下的抗戰書寫潛流，進一步發覺作家的思想脈動。對于臺靜農來說，“晚明”與“亡明”是“南明”概念史中不可忽視的兩個關鍵節點，代表著對南明資源不同的征用方式?！巴砻鳌迸c民族國家話語相勾連，止于終局到來前的一刻，它代表著臺靜農試圖通過對理想人格的“復活”與“招魂”，來終止亡國戲；“亡明”則以“萬事空”的心境低訴個人愁苦，以這愁苦應對無可挽回的“臨終的苦楚”。一字之差，是概念內蘊的變異，體現的是從“建塔者”再到亡國大戲一位看客的身份轉換，而這“臨終的苦楚”，卻早已不是“鐵屋子”中的吶喊所能喚醒、療救的，這是已成事實的歷史，更是臺靜農眼中眼下的“必然”。作為一個具有敏銳洞察力的小說家，臺靜農在青年時代就以“地之子”的身份和著同伴寫出鄉土歌哭，更是在革命現場的中心寫出血一般的革命文學，但在真正的敵人到來之際，緊靠國都的臺靜農眼下卻盡是黨爭與變節，行諸筆端的，便只能是《亡明講史》這一場亡國戲?！锻雒髦v史》是臺靜農身份轉變的核心，是作為小說家的臺靜農的“斷后篇”，此篇之后臺靜農致力于他業；同樣，它也是臺靜農思想脈動觸底的回音，這回音是臺靜農對現狀的困惑與懷疑，更凝結著歷史與現實的感喟：“人生實難，大道多歧”。

總而言之，“南明”是一組概念，也是一場寓言?？箲饡r期，作家以寓言的形式征用概念，臺靜農卻以概念間的變換驗證寓言。以概念史入手，方便理解臺靜農創作時的敘事選擇與技法結構，更有助于理解在動蕩時期臺靜農等文人的精神旨歸與思想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