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吏抱告制度初探

郭 玲

（1.青海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青海 西寧 810016；2.青海師范大學 人事處，青海 西寧 810016）

近年來，學者們或從整體入手對抱告制度的淵源、背景、內容、性質等內容詳加探究；或著眼于婦女、士紳等抱告主體，考察其法律實效。就概念而言，學界已經達成共識，認為抱告是指官吏、生監、婦人以及老幼、殘疾等在訴訟時，除少數特定的案件外，他們不能自己獨立參與訴訟，而必須由他人代為訴訟。就其性質而言，則形成訴訟代理制度①參見戴炎輝：《中國法制史》，臺北：三民書局，1966年；徐朝陽：《中國訴訟法溯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張晉藩：《中國民事訴訟制度史》，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鄧建鵬：《清朝訴訟代理制度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 年第3 期。、訴訟代替制度②參見姚志偉：《訴訟代理抑或訴訟代替——清代抱告制度的表達與實踐》，《湖北社會科學》，2016 年第8 期。兩種不同的認識。就其設置目的而言，立法意圖有二：一是“示矜全”，二是“防誣陷”［1］。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現階段官吏抱告制度的專門研究還處于空白狀態，筆者研讀相關史料時發現，清代官吏抱告的內涵和外延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特征。鑒于此，本文在借鑒學界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厘清官吏抱告的內涵，對清代官吏抱告的文本規定、司法實踐展開初步探討。

一、官吏抱告的內涵

官吏抱告，指官吏作為原、被告時，不能自己呈遞訴狀，必須由家人代為告呈。目前，學界普遍將官吏抱告的本質與婦人、老幼、殘疾等特殊群體抱告的本質混為一談，認為官府設立抱告的目的之一是示矜全。如袁枚認為：“《周禮·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今有官職之人與人訟，必使家人抱告，所以貴貴也?！保?］張之洞更是明確指出：“原告親身到堂，自是正辦。然職官、命婦、舉貢、生員，例得遣抱，所以體面而示優異，用意至深?！保?］如果前述觀點中“全其顏面（示衿全）”成立，那為何以“一準乎禮”為立法宗旨的盛唐乃至有宋時期的立法者就不示其衿全呢？［4］陳延濤先生的質疑可謂是一語中的。

古代官吏享有司法特權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官吏抱告的目的是維護體面，那么官吏抱告制度可以理解為司法特權的表現形式之一。何謂“特權”？特權，亦稱自由權，指針對某一客體，主體可以采取其想采取的行為。按之，官吏既可以選擇由家人代為告呈，也可以自己行使告呈權利，是具有自主權的。然而，這一闡釋明顯背離了各地司法檔案“壯式條例”中“有職人員……無抱告者，不準”的規定。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告呈人與抱告人都被傳訊的情況十分普遍［5］。據此，示矜全的立論是站不住腳的。筆者以為，我們應該從義務和限制的角度來理解官吏抱告制度。中國古代，官吏一切的權利、利益均是國家的恩賜，故而官吏的私權利不能用來對抗和制約國家權力，這才是官府設置官吏抱告的初衷：防范官吏濫用特權擾亂司法，卻無需承擔刑罰。

綜上所述，官吏抱告制度的本質是限制官吏的告呈資格，屬于法定義務，具有強制性。官府設立官吏抱告的真實意圖是防范官吏濫用特權擾亂司法，與示矜全無關。

二、清代官吏抱告的歷史淵源

學者多將抱告制度的淵源追溯至西周時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6］，這種認識其實不正確?！懊蛎鼖D”喻指貴族官僚階層，這句話是說，貴族官僚擁有不親自出庭受審的司法特權?！懊蛎鼖D，不躬坐獄訟”更多地體現了西周時期“刑不上大夫”的訴訟思想，是宗法制度之下貴族所享有的特權之一。盡管西周的“不躬坐獄訟”和抱告制度在表現形式上有類似之處，但是從本質上看，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制度。

官吏抱告始于何時，由于史料受限，已經無從考證，這也是筆者百思不得其解之處。按常理而言，任何群體都有提起、參與訴訟的可能性。然而翻檢相關史料，盡管秦漢至宋代，有官府從倫理綱常角度出發，限制同居卑幼、老幼廢疾及囚犯等特殊群體告呈資格的規定。但是，這類特殊群體中是否包含官吏這一主體，目前不得而知。筆者目力所及，直至元代，始見官吏訴訟的明確規定：“諸致仕得代官，不得已與齊民訟，許其親屬家人代訴，所司毋侵撓之?！保?］《元典章》中也有與上述條文相似的記載，而且內容更為詳盡：

御史臺呈：“河南廉訪司申：‘照得多有得替閑居官員與百姓爭訟，署押公文行移，并不赴官面對，使小民生受不便?！艚窈蟮么賳T，凡與百姓爭訟，不得以公文往來，令本官赴有司陳告，或子孫代訴相應。具呈照詳?！彼投Y部照擬?；爻剩骸罢盏弥猎迥晔辉率?，承奉尚書省判送：‘禮部呈，議得：閑居官員，若恃賴曾任職官，其有違犯條格，取受、侵欺私罪，合從有司勾問。其余干涉指例，行移本處見任官，卻不得因而欺遏，搔擾不安。奉都堂鈞旨：準呈。送禮部行移，照驗施行?！畲?。已經行移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奉前因，本部參詳：職官得代，除犯取受、侵欺私罪，或干涉指證，擬合照依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呈準都省定例施行外，據爭訟田土、婚姻、錢債等事，合令子孫弟侄或家人代訴相應，具呈照詳?！钡么?。都省議得：致仕得代官員，即同見任，凡有追會公事，依例行移。事關侵欺、取受私罪，自有應問官司。其爭訟婚姻、田債等事，合令子孫弟侄或家人陳訴，卻不得因而侵擾不安。除外，咨請遍行照會施行。［8］

上引內容，完整地闡述了元代限制閑居官員訴訟資格的前因后果。按此，不難看出，元代官府之所以要求閑居官員遣家人代訴，并非我們通常認為的保全官員顏面，而是出于“涉訟官員以公文往來，不赴官陳告，使百姓遭受不便”和“憑借曾為職官，干擾司法”的顧慮。

明代沿襲了元代官吏代訴的規定：“凡官吏，有爭論婚姻、錢債、田土等事，聽令家人告官理對，不許公文行移。違者，笞四十?！保?］按之，官吏涉入民事訴訟案件時，嚴禁通過傳遞移交文書的形式告呈，到官府控告、對質，代替其訴訟。值得注意的是，從這條律文本身，我們無法得到不許官吏親自到官府告呈的推論，如此一來，官吏抱告“示矜全”的目的亦無從談起。

三、清代官吏抱告的文本梳理

（一）法律規定

清承明律，《大清律例》“官吏詞訟家人訴”條一字不落地照搬明代規定：“凡官吏，有爭論婚姻、錢債、田土等事，聽令家人告官對理，不許公文行移。違者，笞四十?！保?0］這條律文規定了官吏詞訟的案件類型、抱告人的范圍、違反規定的懲處措施等。按“凡任滿、得代、改除、致仕等官，與現任同。謂不因犯罪而解任者，若沙汰冗員、裁革衙門之類，雖為事解任、降等，不追誥命者，并與現任同”［11］，上引律條中的官吏，包括任滿、得代、改除、致仕等整個官吏群體。其次，《大清律例》對老幼、婦女、廢疾等群體誣告，明確規定“誣告者，罪坐代告之人”［12］,而此律條僅是規定了違反“聽令家人告官對理，不許公文行移”的處罰措施，是否懲處官吏誣告，則沒有提及。對于本律條，沈之奇注：“聽家人告理，所以存其體；禁公文行移，所以抑其私也。止言爭論婚姻等事，則重于此者可知矣。官吏詞訟，私事非公事也，故聽令家人出名告官理對，不許官吏自以公文行移。違者，笞四十?！保?3］由此可見，沈之奇認為清代官府要求官吏“代告”的原因，一是保全官吏的體面，維護社會風化；二是抑制官吏的自私，防止他們憑借特權干預司法。

然而根據《大清光緒新法令·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第五十二條：“職官、婦女、老幼、廢疾為原告時，得委任他人代訴，但審判時有必須本人到庭者，仍可傳令到庭?！雹佟洞笄骞饩w新法令》 ，《中國基本古籍庫版》，1550，轉引自徐忠明、姚志偉：《清代抱告制度考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 期，第151 頁。規定，我們可以推測，盡管在提起訴訟時，官吏得由他人代為告呈，但是在審判過程中，仍然有出庭受審或應訴的可能性。按之，沈之奇“聽家人告理，所以存其體”的論斷是不可靠的。

（二）司法檔案

清代多地司法檔案“狀式條例”中有關于官吏抱告的規定，如巴縣檔案：有職人員及貢、監生、婦女無抱告者，不準；紳衿、婦女、老、幼、廢疾無抱告，及雖有抱告而年未成丁或年已老憊者，不準；仕宦、舉、貢、生、監及年逾七旬之人或婦女出名具詞，無抱告者或不應用抱告而混用抱告者，不準②《巴縣檔案》 ，成都：四川省檔案館館藏，檔案號：6-1-1906;6-3-9832;6-3-9851-5;6-4-5797;6-5-933，轉引自鄧建鵬：《清代訴訟代理制度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 年第3 期，第96、98、99 頁。。黃巖檔案：凡有職及生監、婦女、年老、廢疾或未成丁無抱告者，不準［14］。淡新檔案：紳衿、婦女及老幼、殘疾無抱告者，不準③《淡新檔案》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藏，檔案號：21204-8，轉引自鄧建鵬：《清代訴訟代理制度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 年第3 期，第96 頁。?；罩輽n案: 紳衿、婦女、老幼、廢疾無抱告，及雖有抱告年未成丁者，不準［15］。等?？梢钥闯?，雖然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不同時期官吏代告的條文表述略有差異，但其“官吏得遣抱告”［16］的主旨完全一樣。上述條文也充分說明了官吏告呈必須得遣人代告，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其次，盡管“狀式條例”中抱告主體的范圍時有增減，但官吏始終貫穿其中：“有職”“有職人員”“仕宦”即為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官吏代稱，而“紳衿”則包含致仕的官員。由此，官府對官吏告呈得遣抱告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三）訴訟習慣調查報告

在清末訴訟事習慣調查中，多地擬定的調查問題中對官吏抱告制度均有所涉及，如山東調查局擬定的《調查民事訴訟習慣調查條目》：“又，官紳及一切有身分之人凡遇訴訟往往自不到堂而遣抱告對質，其抱告人資格權限若何？”④（清）山東調查局.《山東調查局公牘錄要初編》，濟南：濟南日報館，清光緒三十四年，轉引自江兆濤：《清代抱告制度探析》，《西部法學評論》，2009 年第1 期，第37 頁。筆者以為，作為一般民眾來說，其可能知曉官吏告呈得遣抱告，但是“抱告人資格權限如何”，應該難以回答或者說答案不盡如人意?！稄V西調查訴訟習慣報告書》中對抱告制度的記載較為詳實，為我們了解官吏抱告制度的概貌提供了參照：

一、關于原被告之習慣

（甲）原被告之制限 左列諸人為原被告時非用抱告呈訴不為受理

（一）有舉貢生監以上之出身者

（二）職官

（三）紳士

（四）年滿六十以上者

（五）未成年者

（六）婦女

（七）廢疾者

……

右所述乃一般之慣例，其他一二州縣中尚有特例于左：

（一）太平府之養利州無論何項起訴均無用抱告之例。

（二）梧州府懷集縣惟重罪事件不用抱告，余均得用抱告，不以前列諸人之訴訟為限。

（三）慶遠府之河池州、南寧府之新寧州，惟生監職官及老幼廢疾起訴用抱告，其紳士及婦女之訴訟鮮有用抱告者。

二、關于抱告之習慣

（甲）抱告之資格。抱告非有左列資格不能充當：

（一）親屬

（二）雇人

（三）服公役者

凡職官起訴多用雇人，其他多用親屬。關于地方重大案件則用服公役者?！?/p>

（乙）抱告之權限分為二種

（一）有呈遞訴狀之權 凡應用抱告之案，其訴狀均由抱告呈遞。惟抱告供詞遞與呈詞不符時，則須本人到堂呈明，此通例也?！?/p>

（二）有赴公堂對審之權 此非抱告絕對之權利。凡原被告年老不能赴案或系職紳不愿赴案者始以抱告赴審。如未成年及婦女廢疾則與抱告同時赴審。抱告所提出之意見及提出之證據均與本人有同一之效力?！伲ㄇ澹┦虾骸稄V西調查訴訟習慣報告書》，桂林：廣西官書局，清宣統二年。轉引自江兆濤：《清代抱告制度探析》，《西部法學評論》，2009 年第1 期，第38 頁。

從上述報告內容來看，官吏為原、被告時必須遣抱告呈訴是慣例。其次，官吏的抱告人多用家丁或雇工人。需要說明的是，家丁或雇工人看似與“聽令家人告官對理”［17］的規定有所出入。但是，據“家人是一家之人，如父兄、弟侄、子孫、奴仆之類”［18］?？芍?，清代的“家人”不單指親屬，還包括仆人、部屬等。再次，官吏遣抱提起訴訟后，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官吏是否出庭應訴，具有一定的自主權。最后，值得強調的是，雖然上述規定是普遍的慣例，但是各地在律條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因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彼此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

綜合上述史料，就清代官吏抱告制度的文本規定來看，呈現如下特點：第一，官吏的范圍應該包括現任、任滿、改除、得代、致仕、罷黜等整個官吏群體；第二，官吏的抱告人應為家人，包含家丁或雇工人；第三，盡管提起訴訟階段，官吏得由家人代為告呈，但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官吏仍然有出庭應訴的可能性；第四，官吏誣告，抱告人是否受到懲罰，尚未見相關規定；第五，律條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各地普遍會因地制宜，進而呈現出多元化趨勢。

四、清代官吏抱告的司法實踐

姚志偉認為，清代抱告制度在形式上得到了較好的執行，該使用抱告的案件基本使用了抱告［19］。然而，當抱告的主體為官吏時，抱告制度的適用范圍、執行情況究竟如何，筆者擬借助《清實錄》略窺端倪。

（一）抱告的主體

本文著重探討的是官吏抱告制度的規定與實踐，抱告的主體是官吏，這一點毋庸置疑?，F階段學界對抱告制度的考察，多數從抱告主體作為告呈人即原告的案件入手，較少涉及抱告主體作為案件被告的研究。前引《廣西調查訴訟習慣報告書》中有“左列諸人為原、被告時非用抱告呈訴不為受理”的規定，《清代六部成語詞典》中有婦女作為被告的規定：“如系被告，若婦人所犯不是重罪，可提其子侄、兄弟代審?！保?0］據此，現存的史料中雖然有抱告主體作為被告亦需遣抱的記載，但是較為零星，不夠系統全面。其次，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很多時候司法實踐與法律規定是相脫節的。盡管有條文規定，但實際可能并未執行?；蛟S正是由于原因，才導致在既往研究中，學界對抱告主體作為被告的情況有所忽略。

據不完全統計，《清實錄》中收錄的官吏遣抱案件共計120 余件，其中，官吏為原告的90 余例，大多數遣抱告呈訴。官吏為被告的81 例。②需要說明的是，被告為官吏的81 例案件中，49 例的告呈人亦為官吏，其余32 例的告呈人為官吏以外的個體，如生監、民人、婦女等。這類案件中，官吏是否需要遣抱告參與訴訟呢？嘉慶十三年（1808），康熙諭內閣：“范重棨因胞侄山東試用縣丞范光煦曾借民人耿景梁、賈祥等銀兩，約至京向伊處歸還，伊并未清償，經耿景梁等將伊牽連被控。此等錢債細故，范重棨身系職官，自應令家人到官對理，乃不待傳詢，輒到該司衙門聲言與人構訟，從不使家人抱告。迨英綸等再三開導，照例差傳家人候質?！保?1］這段材料充分說明，在司法實踐中，官吏如系被告，需要遣家人到案辯訴。

（二）抱告案件的時間分布

《清實錄》中，官吏遣抱案件時間跨度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宣統二年（1910）。其中，乾隆年間僅1 件，嘉慶年間5 件，道光年間25 件，咸豐年間17 件，同治年間33 件，光緒年間44 件，宣統年間2 件。

由此可見，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沒有相關案件的記載，是否意味著這三朝期間，官吏告呈無需遣抱呢？《清實錄》中收錄了不少順治、康熙、雍正年間官吏涉訟的案件，均未見遣抱告呈訴的記載。順治二年（1645），守備霍然訐告宣府巡撫李鑒受賄。鑒于李鑒曾著大功，著免死、追贓，罰俸六個月。同年（1645），宣府巡撫李鑒以守備霍然誣訐，上疏自訟。得白，免罰俸［22］?？滴跞拍辏?700），廣東駐防撥什庫姜定國等，控告防御高徽扣餉詐贓。由于廣州將軍盧崇耀、副都統牛忸等，不審理題參。姜定國又赴控兵部［23］。雍正五年（1727），汀漳道劉燦揭報漳州府知府耿國祚、龍溪令魏彪倉庫相近，彼此那移。耿國祚詳揭劉燦縱容家人書役等索詐銀兩。兩人互相揭告，俱請解任質審［24］。上舉案件中，或為官員舉報其他官員受賄詐贓，或為官員被冤申訴，或為官員之間互相揭發，但均為官員自己呈控或訴訟。其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中，收錄了1300 余件遣抱案例，除7 件無朝年，其余案件均發生在乾隆至宣統年間。陳延濤亦指出，冕寧檔案中，康熙、雍正年間，婦女參與訴訟的狀紙中，都沒有使用抱告［25］。盡管上述檔案收錄的遣抱案例中，抱告的主體不單是官吏，也包含老幼、婦人、生監以及廢疾等，但是不可否認，其為我們分析官吏遣抱案件的時間分布提供了參考。最后，以下兩條規定或許可以更好地為我們答疑解惑：國初定，凡詞訟令本人控告，若旁人代控及罪已審結，本人不告、旁人代訴者，皆罰馬一匹，給原審人［26］。一切訟事，皆有代告、說合之人暗司其事。地方官于此等人，應嚴加懲治［27］。按之，清代初期，官府明令規定詞訟事宜必須本人呈控，違者將受到懲處。綜上，筆者猜測，司法實踐中，順治至雍正時期，官吏涉訟均由自己提起或參與訴訟，無需抱告①筆者以為：不單是官吏，其他特殊群體，如老幼、婦人、生監以及廢疾等，順治至雍正時期，提起或參與訴訟亦不需要抱告。。官吏詞訟得遣抱告始于乾隆年間，且在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較為普遍。

（三）抱告案件的案由

從上引“官吏詞訟家人訴”條內容來看，官吏與百姓爭訟田土、婚姻、錢債等細事時，需要遣家人代訴。然而沈之奇認為官吏抱告沒有案件類別的限制：“止言爭論婚姻等事，則重于此者可知矣”［28］，此觀點在《清實錄》中得到了驗證。

《清實錄》中，牽涉婚姻、田土、錢債等細故的官吏抱告案件僅4 例。道光二年（1822），江蘇甘泉縣民婦柏李氏，遣抱告柏喬治，呈控在籍修撰洪瑩買有夫之女為妾［29］。道光二十年（1840），已革土默特貝子旗臺吉慶寶，遣抱告喇嘛洋齊克旦巴，在京呈控家奴盜砍塋樹，并牽涉承審司員喝令畫供［30］。咸豐六年（1856年），四川魚通長官甲木參功布等，以穆坪土司奪嫡吞業、其被誣激變，遣抱告赴衙門呈控［31］。同治十二年（1873 年），刑部額外主事慶吉與游擊劉得勝互毆受傷，慶吉以張得祿攜妾觀戲，遣抱赴省牽控［32］。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官吏詞訟家人訴”律文之后未附任何條例。官吏抱告制度看似執行了，但是其司法實踐與法律規定其實大相徑庭。

司法實踐中，官吏抱告案件的案由主要為：（1）揭發舉報。如上文所言，120 余例案件中，官吏為被告的81 例，大部分被呈控職務犯罪。就案件的性質而言，以誣告泄忿居多。溫州府知府劉煜遣抱呈控案件最具典型性：道光十七年（1837），浙江溫州府知府劉煜改行票鹽，商人等浮言阻撓后，又被呈控鹽務辦理未盡妥善，借官行私、無弊不作。劉煜著撤任革審。于是劉煜遣抱以屈抑羈累赴都察院呈控［33］。道光二十年（1840），劉煜復遣抱告吳芳來京翻控。經訊究，劉煜因案被議，并無枉屈，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34］。咸豐二年（1852），釋回遣犯劉煜設局包漕，疊次砌詞呈控捏誣重情，降旨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復遣抱告赴步軍統領衙門，呈控欽差審辦不公［35］。該案中，劉煜因承辦票鹽事宜，借官行私。案發后，再三翻控，捏誣重情，希圖泄忿減罪。（2）鳴冤申雪。一般情況下，呈請昭雪冤情的告呈人多為當事人自己或親屬，例如廣西按察使黃鐘音被控坐視平南危急，抗不應援，城陷出逃時被擄遇害。咸豐九年（1859），其子四川職員黃萬騫，以故父被誣含冤，呈懇伸雪，遣抱告赴都察院控訴［36］。但也存在特殊情況：山西保德直隸州知州朱焜被參巧于聚斂、營私忘公，降旨革職。光緒四年（1878），山西職員康鳳翔等，以良吏蒙冤、呈請昭雪，遣抱赴都察院呈訴［37］。這個案件中，朱焜被參革職后，不見朱焜本人或妻女上奏昭雪的記載，而是由職員、民眾呈請昭雪，個中緣由有待探究。（3）呈請旌恤。太平天國戰事爆發以后，殉難者眾多，為褒揚忠節，清政府通過司、道具詳，府、廳、州、縣奏報；家屬、親鄰稟告等途徑，大規模旌恤殉難人員。同治時期，更是加大了旌表優恤的力度。在此背景下，不乏官吏為親屬、族人爭取旌表的事例。筆者目力所及，《清實錄》中官吏遣抱呈請旌恤的記載，主要集中在同治、光緒兩朝。如光緒二年（1876），編修吳喜善遣抱赴都察院呈訴族人從九品吳承恩于咸豐七年（1857）御賊陣亡，其妻同時殉節，懇請恩恤。光緒諭令：著劉秉璋查明奏請賜恤［38］?；实邸爸鴦⒈安槊鳌钡闹I令或許能夠解釋為何官員呈請旌恤得遣抱告：防范騙取蔭恤。筆者以為，在某種意義上，呈請旌恤與現代行政訴訟有異曲同工之處。（4）陳言事理。如同治二年（1863），道員吳文錫遣抱告赴都察院呈訴，請辦鹽餉以濟軍需，減厘捐以蘇民困［39］。同治八年（1869），工部員外郎王夢熊，遣抱告赴都察院呈訴，賊圍緊急，亟望官兵援救［40］。光緒三年（1877），內閣侍讀王憲曾等，遣抱告赴都察院呈訴，陜西荒災甚迫，懇請蠲緩錢糧以紓民力［41］。上述文獻可見，官吏所呈訴事宜均為公務，《清實錄》中其他官吏遣抱呈訴案例亦是如此。是否意味著官吏抱告制度適用范圍的擴大化呢？也不盡然。其一，上述官員均非言官，盡管清中后期允許非言官條陳，但需要赴督察院呈請代奏。其二，細讀材料，上述官員條陳各款均非其職責范圍內的事項，即所陳事理均系“不干己事”，因此是否屬于公務有待商榷。其三，受“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制約，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總體呈現“剪不斷、理還亂”的特征。由上，筆者推測，官吏條陳非職責范圍內的事宜，得遣抱告呈訴。

（四）抱告案件的審判

《清實錄》中收錄的官吏抱告案件均屬于京控案件，案件的審理方式主要為：1.提審，即由刑部親自查訊。2.派審，即皇帝派遣大臣確查嚴究。3.發審，即將案件交給地方省督辦理。

從審理的結果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況：1.告呈人呈請的案由屬實，同意所呈請求。同治四年（1865），道員寶賢遣抱呈請尋覓父骨案，同治帝上諭內閣：準其前往江蘇，尋覓父骸，以遂孝思［42］。2.告呈人呈控的案情屬實，被告會依罪懲罰。道光二年（1822）四月，原任河南陳留縣訓導朱成勛遣子朱鑒堂，赴京呈控知縣趙錦堂給賑不實［43］。同年五月，道光帝令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鼎等前往河南審訊，最終趙錦堂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不準援免［44］。3.告呈人所控不實或為誣告，則根據案情輕重，原告著從寬免議或依律治罪。如同治四年（1865），已革知縣車汝震遣抱呈控大員李麟遇濫支款項。經審訊，是由于車汝震監追情急，因此砌詞妄控，著從寬免議［45］。又如道光十七年（1837），甘肅已革兩當縣知縣王大千，遣抱赴都察院呈控秦州知州楊鈺賄和張呂氏。經提審質對，王大千因計典被劾后，意存挾制，因此誣告楊鈺。著發往新疆效力贖罪［46］。

需要指出的是，官吏誣告的案件中，如果牽涉案情較重，或者誣告，審判結果多為效力贖罪。這折射出對負罪官吏的從重或加重懲處，亦或是官吏特權的另一種體現仍有待探究。

結 語

綜上所述，官吏抱告是指官吏作為原、被告時，不能自己呈遞訴狀，必須由家人代為告呈。雖然現有研究成果認為官府設立抱告的意圖為示矜全和防誣陷。然而，從清代官吏抱告的文本規定和司法實踐來看，案件審理過程中，告呈人與抱告人都被傳訊的現象較為普遍，因此示矜全的立論是站不住腳的。官吏抱告制度的本質是限制官吏的告呈資格，屬于法定義務，具有強制性。官府設立官吏抱告的真實意圖是防范官吏濫用特權擾亂司法，卻無需承擔刑罰，與示矜全無關。清代官吏抱告的規定在《大清律例》、“狀式條例”及訴訟習慣調查報告中均有體現，足見官府對此項制度的重視。然而從司法實踐來看，盡管官吏抱告的規定得到了較好的執行，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官吏涉訟得遣抱告較為普遍。但是此種執行僅僅停留在形式上。雖然受《清實錄》的限制，無法準確得知案件中抱告人的身份及其與告呈人的關系，但是僅憑案件案由這一項，我們仍可推斷，清代官吏抱告制度的實踐與文本規定相差甚遠，可謂是有其名而無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