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觀視野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及其前景

孟 曉 旭，王 玉 瑩

（1.中國社會科學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2.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北京 100005）

東方外交史是東方各民族與國家間相互交流交往的歷史，充滿了智慧和多彩的內容。作為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東方外交史從古代外交圈的產生、發展一直延伸發展至今。經過多年的積淀與發展，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逐漸完備，在政治、外交、經貿、人文交流、思想文化等多個領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形成歷史與現實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以及東西方互動“范式”，呈現多層次、多視角的態勢，研究內容也更加豐富，體系框架更加充實完整。在時代需求和新的學科發展背景下，東方外交史研究已經顯示出特殊的學術使命與時代關切。

一、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早期歷程

東方是人類較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區域。東方國家對外交往起源早、歷史悠久、經驗豐富、外交活動復雜多樣。東方外交史可謂是古老的學問，年輕的學科。東方外交史是東方歷史乃至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很早就開始了對外交活動的記載，正史當中一般都設有“外國傳”，記載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近代來，隨西力東漸和對外交往增加，最先接觸“夷務”的中國人開始關心和思考“夷務”并著書立說，有的是記載傳聞，有的是記錄親身經歷，如曾經親身參加抗英斗爭的魏源在痛定思痛中撰就的 《道光洋艘征撫記》。此后，官方外交檔案也開始收錄相關文件，并被后人匯集成冊，如 《三朝籌辦夷務始末》 等。20 世紀中葉以來，開始正式出現了“中國外交史”系列著作。目前，有關中國外交史研究成果非常之多，但以區域史的視角研究東方國家對外交往的著作仍然很少。

在西方尤其是歐洲研究視野中，東方外交史囊括在東方學研究范疇內。東方學是在東西方相互接觸之下產生的，有“實踐東方學”和“理論東方學”之別?！掇o?！?對其解釋為：“研究東方 （亞洲、東北非洲）各國的語言文字、社會歷史、藝術、宗教以及其他物質、精神文化諸學科的總稱?！保?］16 至18 世紀，早期東方學以學習語言、從事翻譯為主，為西方向東方殖民擴張服務［2］。伴隨著對東方語言的掌握，對歷史文獻的大量翻譯以及對文學、歷史、藝術等領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術意義上的“東方學”開始建立。實際上，早期東方學已經與外交存在著緊密聯系。以19 至20 世紀中葉美國漢學研究為例，來華美國人撰寫了大量的文章、書籍和報告。他們之中大多數人是傳教士與外交官，或者是傳教士兼外交官，是促進漢學在美國萌芽與發展的重要力量［3］。西方的東方學研究歷時久遠，涌現出一大批有影響的東方學家，如英國的瓊斯，法國的伯希和，德國的賈柏蓮、顧彬，俄羅斯的比丘林，等等。20世紀以來，在國家力量的推動下，西方國家基于全球戰略考量與自身利益，加強了東方學研究，從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等擴展至政治、經濟、軍事等與現實有著廣泛聯系的領域。二戰結束后，東方學研究逐漸演變為區域研究，并首先在北美、日本等地區和國家興起。崛起于今天的東方外交史研究也是區域國別研究的自覺行動。

長期以來，東方學意義上的東方國家對外交往的歷史書寫是由西方主導的，是西方話語體系和敘事下的存在。戰后的區域研究，重點是傾向于對地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方面研究，并服務于國家自身的利益。然而，無論是東方學研究還是區域研究，都帶著濃厚的“西方中心論”色彩，以西方為出發點，審視和看待其他國家和區域，難以做到客觀和全面。西方主導的“東方學”具有不少局限并影響學術的發展，帶有早期殖民主義的政治色彩，是一種西方話語下的產物，是西方人想象中的“東方”，存在主觀上的偏差［4］。1978 年，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出版了《東方學》一書，書中將東方學的涵義闡釋為一種學術研究學科，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權力話語方式［5］。在薩義德的論述中，東西方不是一種自然存在，而是人為建構起來的相對概念。東西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與實權社會經濟和政治機構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6］。

東方外交史記述源遠流長，東方學研究發端并壯大于西方。在國外東方外交史的既有研究中，美國與日本推出大量有學術影響力的著作，如《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遠東國際關系史》《中國東亞外交交流史研究》《歐亞外交史研究》，等等。一個研究范式與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是以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作為原動力的，與所處時代密不可分。二戰結束以來，東方國家紛紛擺脫殖民體系，逐步實現民族解放并建立現代國家，尤其是戰后以來東方國家整體崛起，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化發展與國際事務中，發揮自身作用。

二、東方外交史學科的形成

東方外交史以民族、國家和地區間的交往交涉為對象，為當代國家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有著重要的意義?；仡櫄v史，東方較早形成了政治文明，發展程度高、連續性強，特別是中國、印度以及兩河流域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文化并建立國家。隨著國家的產生，不可避免地同其他國家產生交往和聯系，外交活動也隨之開始。東方國家外交思想和實踐極為豐富，但是長期以來卻疏于對這些外交歷史作系統的研究、總結與理論升華。盡管東方國家對外交流交往活動起源很早，但相比于西方，東方國家在制度、體制與觀念的傳播方面卻處于落后的地位。歐美國家的沖擊打破了東方傳統的外交行為與格局。在西方的沖擊下，東方國家被迫接受其外交行為、理論與規則。當前的國際秩序和外交規范主要是由西方強國發展制定的，亞洲國家幾乎都沒有參與這個過程［7］?，F存的外交史大多是西方人撰寫的，由于語言和文化等原因，難免對東方的歷史、文化理解存在誤解甚至錯覺。另外，既有的西方外交史理論已經無法解釋東方國家整體崛起的歷史與現實，以西方為核心的外交史理論并不適用于今天東方國家的治世實踐。

東方國家整體崛起，為東方國家自身對外交往提供了動力。新時代需要理論探索的勇氣，理論僵化的地方也正是需要創新的地方。以東方國家的外交活動為關切點，對其起源和發展等問題進行細致研究，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打破西方世界對于東方國家的既有偏見，突破外交史研究中西方模式的舊框架，建立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的新框架，已成為我國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早在20 世紀80 年代，張之毅提出“在世界整個格局中看東方”的問題，是國內最早提出“東方外交史”概念的學者。當時只是把它作為一個一般的學術概念提出來，尚未提高到構建學科體系的高度。［8］本世紀初以來，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的課題已經提出來，并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來構建，出版了一批東方外交史著作，以及一些奠基性的論文。①陳奉林.東亞區域意識的源流、發展及其現代意義［J］.世界歷史,2007（3）；對東亞經濟圈的歷史考察［J］.世界歷史，2009（3）；東方外交史研究初探［J］.世界歷史,2010（3）；東方外交與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的興衰［J］.世界歷史,2012（6）；東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J］.世界歷史,2013（4）；從東亞區域意識到東方國家的整體崛起——對東方國家歷史進程的再認識［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 （5）；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與東方歷史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學版）,2015（2）；日本的東亞史研究及其啟示［J］.世界歷史,2018（1）；東方外交史學科的創立與編纂實踐［J］.社會科學戰線,2020（1）；東方外交史研究：歷程與前瞻［J］.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2）；對東方國家崛起趨勢下東亞史學科建設的總體構想［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2）；區域性的國際交往與東方外交圈的形成［J］.海交史研究,2021（1）.楊昕沫.東方外交史研究的體系、原則與中國學派［J］.世界歷史評論,2020 （2）；中國視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興起與變遷（2006—2016 年）［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2002 年，外交學院開設東方外交史課程。2006 年10 月，外交學院與《世界歷史》 編輯部、香港亞太21 學會共同主辦全國首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锻饨辉u論》《世界歷史》《外國問題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大連大學學報》《日本問題研究》 等多個期刊雜志刊發會議綜述予以熱情報道。②詳見：牛仲君.中國首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綜述［J］.外交評論，2006（6）；程愛勤.第三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J］.世界歷史，2011（2）；張帥、王庭霞.東方歷史上的對外交流與互動——第九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大連大學學報,2017（4）；鄒圣嬰、陳強.“一帶一路”視野下的東方外交史：發展與前瞻——第十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綜述［J］.日本問題研究，2018（6），等等。此后每年召開一次年會，以會議為平臺推動國內東方外交史研究縱深發展。近二十年來，研討會吸引了國內外幾十所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數百位專家學者參加，學術影響擴展至海外，來自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俄羅斯、印度等國家的學者參加了會議。討論的問題以及觸及的領域較為廣泛，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志同道合的學者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的平臺。2018 年“東方外交史”成為國家社科基金支持項目?？梢哉f，東方外交史研究正如火如荼展開，熱情洋溢地面對歷史與未來。

專業研究想要長足發展就必須建立屬于自己的學科體系，包括專有的概念、應用理論、重要議題、發展主線、邊界范圍、研究方法等。東方外交史發展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和對重點問題的探討，在討論和研究中逐步深化與明確學科的核心問題與努力方向。對于東方的概念，歷史學界、地理學界及政治學界還沒有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統一定義。建立東方外交史學科，首先要從界定學科研究的概念、內涵與邊界范圍出發。關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時空范圍，有學者認為，在時間上以東方國家進入封建時代作為上限；地理上指地中海以東的亞洲地區，也包括埃及。［9］研究者提出，東方在文化上包括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三大文化區域，覆蓋面廣，內涵豐富而深刻，僅以東亞或亞洲的概念是無法準確表達東方這個概念的。［10］在東方外交史研究對象上，認為不僅包括東方國家，還應包括相關的其他地域、國家與東方國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內容以“外交”為主，即以政府間的重大交往為重點，同時也兼顧其他行為體的交往。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獻分析法，將東方外交史置于宏觀歷史的框架下來思考，結合政治、經濟、科技、人文交流等多個領域，將東西方聯系起來比較研究，發現其中的優絀與聯系。東方外交史的體系是東方各國家、各民族與各地區之間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戰爭與和平等活動，由它們構成相互聯系的統一體。［11］

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任務是總結東方國家對外交往的有益經驗，不斷從歷史中汲取社會進步的力量［12］。東方外交史研究應遵循五個原則：地域原則、整體原則、發展原則、聯系原則和綜合原則［13］。東方外交史研究與編寫須充分考慮東方國家的地域特點，將東方各國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同時又具有多樣性的區域，從綜合的視角整體把握，非每個國家國別史的簡單疊加與機械匯合；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東方國家對外交往發展的歷史，是特別需要加以堅持的。此外，東方外交史學科在討論中還逐步擴展了它的廣度與深度，包括出版了一系列專題性研究著作，相關研討會討論的主題均有所拓展。由首屆研討會對于東方外交史概念、學科定性、研究方法及時空范圍的討論，逐步延伸至理論體系與方法，并擴展至各個專題研討，如東方外交與印度、“一帶一路”建設、海洋戰略研究、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等等。①參見：宋云偉.首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綜述［J］.世界歷史，2007（2）；程愛勤.第三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J］.世界歷史，2011（2）；李濤，王新有.東方外交與印度——第五屆東方外交史國際研討會會議綜述［J］.南亞研究季刊，2012（3）；張帥，王庭霞.東方歷史上的對外交流與互動——第九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大連大學學報，2017（4）；鄒圣嬰，陳強.“一帶一路”視野下的東方外交史:發展與前瞻——第十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綜述［J］.日本問題研究，2018（6），等等。

三、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特點

東方外交史不同于其他的外交史，有著自己特定的內容、范疇與學術使命，具有綜合性視野，呈現出與其他學科不同的幾個特點。

一是研究內容廣泛而宏大，涵蓋多個領域。以往的外交史著作多重視政治外交史而輕其他方面。東方外交史兼顧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人員往來等多個領域，全方位展示東方國家域內及域外交往的情況，以及豐富性與多樣性特征，從中發現價值，為當今社會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在史料編排上，既研究各國交往的縱向發展，也關注不同國家與地區間的橫向發展與聯系。

二是站在時代的高處，回應現實關切與發展需求。當前世界形勢急劇變化，中國國力不斷上升，東方外交史研究不再僅僅學習和了解區域互動的歷史，更為重要的任務是如何讓世界讀懂東方，讀懂中國，了解在西方發展道路之外還有超越西方的東方發展道路，了解中國的發展及其歷史邏輯。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底蘊，是中國追求現代化，實現國家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地區與國家的向前發展需要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這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從悠久的歷史與深厚的文化中獲得。具有強烈的現實觀照也是東方外交史學科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地方。

三是綜合的、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使用。首先，研究內容及特點決定了東方外交史需要多學科知識及研究方法。東方外交史以本土資源的使用為優勢，但并不是簡單的史料堆積與拼湊，也不是一字一考或一事一辨的書齋里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學問，而是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不做空疏文章，在探索中顯示它的盛大氣象。在看待歷史發展動力時，除了注重外部因素的作用外，還重點考察東方社會內部因素變動的作用，強調國際交往力的作用。這就要求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不僅擁有歷史學研究的背景與基礎，更需要掌握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和方法。對于歷史交往中的經濟與社會活動，需要從其他社會科學的角度分析解釋，探尋其本質與規律。東方國家整體崛起需要從歷史與對外交往中不斷地總結經驗，從悠久的文化中尋找崛起的歷史根源。其次，隨著全球化發展，近代以來國家間對外交往的內容與互動急劇增加，外交活動更加繁雜。只有進行綜合研究，才能提取和發現歷史上那些對于當今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再次，綜合研究有利于歷史的編纂與進步，有利于連續性、整體性研究，防止片面化與碎片化。復次，基于區域和全球史宏觀視角，將東方外交作為整體而非單獨的個體來探討，對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個地區間的互動進行探討，無疑可以擺脫國別史的視角束縛，擴大視野，研究也會更加客觀和全面。

四、學科定位與相關發展

東方外交史正在努力構建自己的學科體系，能否建立起來，完全取決于學界同仁的努力程度和認識的深度。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東方外交史的學科將如何定位？它與幾個相近或相鄰學科間的關系與區別是什么？從目前看，東方外交史尚未作為單獨的一級、二級學科出現在學科專業目錄中，也沒有相應的本科及研究生專業，國內開設相關歷史學、國際關系學學科專業的學校學院中僅有一家將其作為專門課程開設并供學生學習和研究［14］。

2022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關于印發 《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 （2022 年）》，其中新設區域國別學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可授經濟學、法學、文學、歷史學學位［15］。在以往的研究中，各國對于區域研究的概念理解不同，歐洲國家稱之為“東方學”［16］。在中國崛起和國際交往不斷擴大加深的背景下，亟需強化區域國別學研究?；趨^域研究的視角，東方外交史可以考慮置于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之下。一方面，東方外交史是研究東方區域及其對外關系的歷史，與現實有強烈的相呼應與關聯；另一方面，從學科特點與區域廣泛性、復雜性來看，東方外交史屬于典型的交叉學科，具備構建學科的主客觀條件。畢竟，研究內容之繁多與龐大決不是單一學科或簡單的研究方法可以完成的，需要多個學科參與和相互配合，聚焦同一區域，采取交叉融合的知識與方法，構建新的學科體系。

東方外交史研究已初具規模，不僅有著較為清晰的概念、內涵、學科定性與定位、應用理論與構建目標，還有一批熱愛且深耕多年的學者隊伍，從研討會的連續舉辦到多部著作的出版可見一斑。然而目前東方外交史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國內將其作為專門研究對象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較少，還沒有出現國內史學界公認的引領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和領軍人物等。東方外交史更需要一部專門性、權威性的著作，一部中國人自己的著作，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對東方國家對外交往進行系統性書寫，在歷史研究、回應現實關切與需求中，拓展歷史學自身的發展道路。

需要提及的是，陳奉林教授撰寫、即將出版的著作《東方外交史研究》 將極大推進該領域的專業研究。該書主要采用歷史學實證研究與文獻分析法，以東方國家本土資源為構建材料，既有理論的探討與深度，又有嚴謹的體系與論述?！稏|方外交史研究》 的上限時間起自封建時代統一的中央王朝的建立，下至今天，時間跨度大，地域包括了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廣闊的東方國家，內容涵蓋政治、經貿、外交、科技、文化、使者往還等諸多方面，特別是將國家間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人員往來納入外交史的視野，展示了一幅宏大的東方外交歷史畫卷。以下就 《東方外交史研究》 作一概述。

第一章為總論，論述東方外交史的歷史地位、經驗教訓和現實意義，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時空范圍進行界定，強調東方外交史研究應遵循的五點原則等內容，認為：“東方外交史重點突出的應該是各民族、各國家對外交流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把握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贝瞬糠诌€提出了外交史新體系的基本框架，從宏觀、微觀以及國別的角度分別論述，涉及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各個地區，同時注重東西方互動。第二章為古代部分，以中華帝國崛起為開端，討論了對外關系及對其他東亞國家的影響，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做了詳實的考證，展現了豐富多彩的立體的外交史畫卷。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一部分還專門論述了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問題，彌補了以往研究關注度低、描述零散、不成體系等不足。第三至五章為近代部分，深入探討東西方之間的互動，西方對東方世界的沖擊以及東方國家融入國際社會和外交上的自我調整。第三章研究葡萄牙人對馬六甲王國的占領，將其作為東方近代外交中的開端，東方的近代是從海洋開始的［17］。第四章重點落在東亞，闡述西方國家對東方的沖擊，包括東亞歷史上圍繞朝鮮半島問題的大國較量，以及由此產生的中日互動等。第五章研究東西方國家在碰撞過程中東方國家的反應，以及政治、文化與外交相互作用下的影響。第六至九章為現當代部分，探討了東方國家的整體崛起，以日本、印度國家崛起為例，對東亞經濟圈、區域意識的形成發展進行論述，并討論了“和諧世界”思想的文化傳統，及其對東亞國家間建立信任、推進合作與發展的促進作用。

《東方外交史研究》展現出作者強烈的現實關懷，關注了當今社會的重大需求，立足現實的需要來研究歷史，關照歷史與現實結合。作者緊緊抓住20 世紀以來東方國家整體崛起的現實，深入總結東亞過去發展的歷程和經驗，著重闡述“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太平洋經濟圈”的構建問題，并對東亞經濟協作與西太平洋經濟圈的構建進行展望，指出：“21 世紀海陸絲綢之路”的建設，是國家根據現實需求提出的新的發展倡議，它絕不僅僅包含經濟與貿易，更為重要的是涉及政治、外交、科技、交通、環保、安全、勞務輸出以及文化發展等諸多方面，反映中國把關注的重點從單純的經濟貿易擴大到幾乎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的所有重大方面，尋找發展空間，推動21 世紀絲綢之路建設。

從全球角度看，這是中國對外尋求發展的一種外交努力，反映了國家的綜合實力；從國際視野看，海陸絲綢之路將推動區域交流向更高層次邁進，可能會形成新的亞洲太平洋—印度洋—歐亞非世界體系，保持中國與印度洋、西亞、非洲和歐洲航路永久暢通，形成海上航路優勢。作者考察了“西太平洋經濟圈”構想，指出該地區曾經形成以中國為中心、以其他國家為外圍的交通貿易圈。這種模式作為一種既定的經濟形態，為今天地區的重新崛起與變革提供了理論啟示與經驗借鑒，新的西太平洋經濟圈興起是當前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大趨勢。

《東方外交史研究》不僅詳細記述了東方國家自古以來對外交往的歷史，還對東方外交史學科的學術價值、發展和現實功效等問題作了探討，方法與視野更加綜合多元；強調加強東亞地區與東方其他國家及行為體之間的交流研究，包括東亞地區與印度洋地區、中亞與西亞地區等；在擴大研究對象主體方面，提出在以國家為主要行為體，記述國家間聯系與交流的同時，也要對非國家行為體的出現、發展及其作用給予關注。在面對現實問題方面，可借助東方外交史研究，分析絲綢之路歷史，研究古代貿易擴展交流方式并總結成就，通過貿易與合作推動共同發展，為“一帶一路”的和平推進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五、前景與展望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同步交織，相互激蕩，世界進入新的互動與變革時期，多極化加速發展。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為國際合作、全人類共同發展貢獻智慧。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深入人心。2023 年3 月，繼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發表主旨講話時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為推動人類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方案，彰顯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與使命擔當?！叭蛭拿鞒h”以“四個共同倡導”為主要內容——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18］。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觀察歷史是觀察當代中國的一個重要角度。中華五千年文明沉淀著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獨特的精神基因與精神標識［19］。

東方外交史研究需要體現文明的傳承和創新?？v觀歷史，中華文明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是東方外交史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外交史研究中存在歐洲中心論影響，西方理論與方法主導了國際歷史的編纂與研究，這不適合在新形勢下解釋東方國家的外交實踐［20］。東方外交史是以本土材料為基礎，強調東方視角與史觀，以修正以往東方學研究中西方視角的偏頗。東方外交史的深入研究需要緊扣時代主題，不僅關注中國對外交往史，還要將整個東方國家納入研究視野，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在多樣性中發現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在交流互鑒歷史中找尋文明的繼承與傳衍，為當前國際人文交流提供助力。

在眾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下，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近年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展望未來，還需在以下幾方面拓展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

一是構建成熟的外交史學科理論及知識體系，融入中國的學科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21］。2022 年4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边@些重要論述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于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以及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繁榮和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指示，也為加快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指明方向，提供了良好發展機遇。中國特色，就是要站在中國的立場和角度，觀察、解讀和看待世界，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

東方外交史可在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學理性，尤其是總結升華并構建成熟的學科理論，概括東方國家對外交往中有重要意義與價值的實踐活動，推出并完善一系列形成廣泛共識的獨有學科概念與體系，形成較為清晰的學科范疇。這種深層次的文化建設離不開專業著作的撰寫、出版與傳播。東方外交史叢書已出版 《東方外交史之發展》《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實踐篇》《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以及《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 等著作，涉及了理論與現實實踐層面，涵蓋了重要國家對外交往互動等內容。

東方外交史還需要更多的理論探究和宏觀視角，系統性介紹學科理論體系與概念，概述東方外交史全貌，為社會提供信史和良史；通俗易懂的著作，能夠幫助普通讀者了解歷史，普及歷史知識，擴大受眾面，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國內第一部 《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出版將為進一步探究與討論奠定理論基礎。讀者受眾廣泛更有利于學科傳播與普及，有助于為本學科注入源源不斷的活力，凝聚各方力量?！稏|方外交史研究》 就是中國構建東方學自主學科體系的重要一步。

二是集合多方力量，構建學術共同體。繼續舉辦和靈活運用研討會、學術講座交流等形式，吸引更多高校和科研機構支持并參與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研究與討論，吸引更多青年學者參加會議及其他活動，撰寫相關議題文章，豐富學科研究成果；繼續邀請國內外學者共同參與，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聆聽不同的聲音，迎接思想的碰撞，了解不同學術背景下學者對于同一領域問題的思考與判斷，為東方外交史學科討論提供更多的視角與觀察。然而一個學科的建立與發展不僅依靠本學科的學者努力，還需要其他學科學者和相關部門參與，需要整體規劃設計與組建團隊，需要科研經費及其他科研資源，等等。

鑒于東方外交史的學科特點與當前學科建設進展，從事專門研究，尤其是從事基礎性研究的科研人員更加需要經費與資源的支持，得到各方的關心。在制度性安排上，可考慮在每年一度的學術研討會基礎上，依托相關學術機構、高校及科研院所，成立東方外交史研究學術共同體或學術聯盟。在經費及人員充足條件下，可考慮常設秘書處等辦事機構，設秘書長及秘書處工作人員，負責日常事務并定期有計劃地組織研討會、申請課題項目、實地調研、多邊交流等。學術共同體或學術聯盟將成為有力推動學科發展的平臺，同時也是整合資源，貢獻智慧與方案的窗口，無疑會大大加速推動東方外交史學科縱深發展?！耙越裉斓挠^點來看，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都是中國空前崛起的長期趨勢下一個大規模的精神活動，有著總結前人、啟迪來者并向未來發展延伸的時代特征，讓人看到東方文明強勢回歸的嶄新趨勢。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格局總體東升西降的歷史大背景下，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雹賲⒁姡骸渡虾煼洞髮W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者按”，2022（1）：5.

三是建立基于學科導向的教育體系，培養新型人才。人才培養應是學科構建的核心任務，這也體現出哲學社會科學育人的功能特點。學科要發展，離不開人才的培養，沒有專業人才，一切都無從談起。設立專門的學科，編寫出版東方外交史相關教材，在高校及科研院所培養建設能夠勝任東方外交史研究并教授課程的師資隊伍，培養適應國家戰略、對外交往、與時俱進的新型人才。東方外交史應更多地走進學校與課堂，打破院系、專業間的壁壘，與國內語言文學、政治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專業融合，突出多學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發揮聚合優勢，實現綜合研究。外語類、國際關系類、歷史類院校與科研機構有著天然的優勢，宜在相關院校機構開展試點，從以科研為主的研究向以教研為主的團隊過渡。

專業研究方面，可將東方外交史學科再進行細致劃分，分為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不同專題研究方向，如東方外交史學科理論、東方外交史與日本、印度或“一帶一路”建設等，試點招收學生（如研究生），培養專門型人才。同時，也可列為學生通識選修課，鼓勵不同專業學術背景的學生都能有所了解涉獵；在學習的基礎上，結合本專業與所學知識及研究方向，進行跨學科研究。一方面使現有研究成果得到學習與傳承，更重要的是積累儲備相關研究人才。交叉學科既需要專門型人才，也需要綜合型人才；既需要人文社科人才，也需要自然科學的背景與基礎。另一方面，拓展年輕人的歷史視野與國際視野，對于從事社會科學相關工作的年輕人大有裨益。

四是堅持問題導向，進一步回答現實需求。樹立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從問題出發，才能真正把握當前最需要研究、最需要答案的現實情況，真正做到回應時代呼喚，回應中國之問、世界之問。面對當前的世界之變、時代之變與歷史之變，中國深度參與國際事務，需要作通盤考慮，綜合平衡，取得最大效益。在國家現代化、全球治理、人類文明發展等問題上，中國聲音愈發重要，也愈發被需要。東方外交史學科應從國家發展與對外交往的高度，從緊迫需要研究的課題入手，從歷史中汲取、吸收與借鑒發展經驗，嘗試對諸多重大課題進行回答與解讀。東方外交史應兼具咨政建言與國際傳播功能。東方外交史以東方國家本土資源為基礎，以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分析研究東方國家對外交往歷史。咨政建言體現在對于當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及對外交往，對外關系中緊迫問題的作出回答與解釋，從既有經驗中汲取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結合當前形勢作出主動而準確的反應。

東方外交史應以“中國語言”講好“中國故事”與“中國歷史”，映照當前現實，解釋“中國發展”與“中國模式”。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基于中國本土資源與理論，摒棄“西方中心論”，創造屬于自己的概念與話語體系，并將其運用在對外交往和增信釋疑的過程之中，有利轉化為國際傳播的重要工具與媒介。東方外交史一經提出與研究，便帶著對于現實問題的強烈關心，注重從現實的需要中發現和研究歷史，注重建立屬于中國人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22］。這是時代賦予學科的歷史使命，也是當前建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必然要求，展現一代從事東方外交史研究學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激勵更多的人為不斷深入研究與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