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新時代東方外交史學科建設注入新動力

謝 若 初

（國際關系學院 國際政治系，北京 100091）

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曾指出，歷史是歷史學家與歷史事實之間連續不斷的、互為作用的過程，就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1］。歷史學家之所以要進行這種對話，一方面是為了更為深入、全面、細致地了解過去，另一方面也是為解決現實問題尋找答案與出路。東方外交史研究在我國的出現，以及作為日益興起的嶄新領域，在學科理論、體系建設等方面的快速發展，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自2006 年10 月全國首屆“東方外交史”研討會召開以來，經過學界近20年的辛勤耕耘，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已初具規模；在向前推進過程中，已經形成以東方史觀及材料為基礎，地域范圍涵蓋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與中東地區，囊括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的新學科研究范式。

隨著新文科等新教育教學及學科概念的提出，東方外交史研究與學科體系建設亦進入新時期。2016年1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明確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并強調：“使各類課程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2］。2017 年12 月，教育部發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質量提升工程實施綱要》。該文件不僅將課程育人質量提升體系列為“十大”育人體系之首，還提出要大力推動以“課程思政”為目標的課堂教學改革，優化課程設置，修訂專業教材，完善教學設計，加強教學管理，梳理各門專業課程所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融入課堂教學各環節，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與知識體系教育的有機統一［3］。2018 年我國正式提出“新文科”概念，并在此后數年間相繼增設“交叉學科”門類、“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

新教育教學及學科概念的出現，無疑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機遇。過去，外交史被視為是介于外交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邊緣學科［4］。這就導致包括東方外交史在內的相關學科，雖然在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外交學、世界史、區域國別史等學科教學與科研環節中占據一席之地，但其充其量只能被歸類為專門史與整體史學科。在課程思政及新文科建設背景下，東方外交史不僅可以憑借自身的功能條件為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開展思政工作提供豐富案例與依據，還可按照 《新文科建設宣言》 中“文史哲促人修身鑄魂、經管法助力治國理政”［5］的要求，突破學科樊籬，成為促人修身鑄魂、助力治國理政使命的交叉學科?；诖?，可以從以下角度思考未來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及發展出路。

一、不斷增強學科特色

一個研究領域最終能否成為一門新學科，最終取決于在研究對象、概念內涵、研究方法、應用理論等方面能否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既有學科的學科體系。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東方外交史學科關注的國家眾多，區域廣闊，歷史文化背景復雜，故其承載著非凡而艱巨的研究任務。［6］也有學者指出：“東方外交史研究是個大課題……在時間上，既有遙遠的上古時代，也包括近現代與當代，綿延數千年。其次，在內容上，東方諸國的文化類型、文明軌跡、發展變遷、國際格局變化、歐亞非互動方式等諸要素交織，構成異彩紛呈的外交史畫卷。特別是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東方國家間以及東西方國家間的外交演進軌跡千差萬別、變幻不定，以至于今。在這種情況下，東方外交史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整體的研究布局上，需要有分有合、分合兼顧?！保?］這就意味著，構建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的難度，不僅在于它是一個新興研究領域，需要進行開創性設計；更在于它的內涵遠遠大于其他同類學科，有必要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加以規劃。換言之，相較于既有學科，東方外交史的學科特色在于獨特的歷史經驗與觀察視角，及由此構建出的東方史學科體系。鑒于此，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不妨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尋求進一步發展。

一方面，進一步加強系統性、綜合性和連續性研究。受到人文社會科學整體發展水平及我國相關學科發展相對滯后等因素的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方外交史研究大多是從政治史、文化史視角展開的，內容相對狹窄，不能反映今天外交所面對的廣泛而復雜的現實挑戰?；仡櫀|方外交史研究迄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對學科概念與研究維度的界定、辨析外，其大多為針對某一國別、某一具體領域的中觀、微觀層次研究，如國別外交史或在東方外交視閾下探討具體區域國別問題，鮮有站在東方外交史宏大學科敘事視角下的系統性研究。誠然，以具體問題為對象的研究無疑是東方外交史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學科初創階段，它所具有的奠基意義不容忽視。但長此以往，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系統性特色就無法得到充分呈現，對于現實問題的觀照意義，甚至作為獨立學科存在的必要性亦將大打折扣。實際上，早在2010 年，有學者提出了東方外交史研究應遵循的五個原則，即地域原則、整體原則、發展原則、聯系原則及綜合原則［8］，強調系統性研究之于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

時至今日，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更有理由相信，東方外交史學科的核心使命，在于通過對東方史料的挖掘、整理與研究，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獨特構建體系，進而為闡釋古代、近代及當代東方外交史提供新的闡釋范式。因此，針對東方外交史的系統性研究是當前亟待取得突破的重要方向?！伴L期以來，西方人撰寫外交史，往往把東方外交史寫成以歐美為中心的外交史，寫成西方文明向東方傳播的歷史，并不能全面反映東方國家的真實情況，并且由于個人治史套路由于基礎、語言、觀點、興趣的差異，對東方外交多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情況?！保?］把分散的國別外交史整合成具有內在聯系的區域外交史進行整體研究，比單純的國別外交史研究更有意義，是歷史觀的進步，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和總要求，也符合東方人的哲學［10］。必須指出，經過十余年的積累與沉淀，東方外交史學科已初步具備將研究重點轉向系統性研究的基本條件。也就是可針對古代東方外交圈形成與發展、近代東西方外交的相遇，以及當代東方外交之于世界的重大意義等宏觀議題展開研究。換言之，如果將具體歷史事件視為“點”，歷史發展軌跡視為“線”，系統性歷史特色視為“面”，東方外交史未來可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下，打破空間維度束縛，突破既有條件的諸多限制，突出區域系統性特征，完全可以形成“點線面”結合的獨特學科敘事范式。

另一方面，進一步擺脫西方研究的不利影響。與其他學科相似，傳統外交史研究受西方影響較深，將外交局限在官方政治層面，而對民間對外交往關注不夠或作為官方外交的依附性的點綴。在常見的外交史著作中，上層政治人物進行的對外交往活動往往占據了絕大部分內容，外交史儼然成為了政治外交史。其實，歷史上東方國家外交活動形式多樣，遠比西方復雜得多。在古代東方，中國、古印度和阿拉伯帝國的外交舞臺廣闊，無論從范圍還是發展程度與發展多樣性方面，均遠超世界其他地區?！盁o論從學科、學術與話語體系建設的角度，還是從國家崛起迫切需要新的文化建設的角度，現在都應該大力推進中國的中外關系史研究，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以期建成中國中外關系史研究最為嚴謹且完備的知識體系?！保?1］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區域體系的核心，在文化主義天下觀的指導下，中國并不將政治、軍事視為維系體系穩定的決定性因素。如果僅從政治視角進行觀察，勢必無法對東方外交史形成準確、全面的認知，更無法汲取其中的寶貴經驗來惠澤后人。未來的東方外交史研究，需要從視角層面擺脫西方構建模式與編纂體系的影響，把外交史的重點轉向國家間重大的政治、經濟與人員往來，以及文明交往對于促進國家文明進步上，強調域內國家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是推動東方社會不斷進步的基本動力，同時也在研究領域上突破西方對政治、文化領域的過度偏重。即是說，在對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將經濟、科技、人員往來以至戰爭與和平全部納入研究視野，看到它們的作用與影響，以求拓寬外交史研究范圍，增強東方外交史特色。只有如此，外交史所包含的豐富內容方能得到全面承載，能量得到充分釋放，當前東西方關系變化及東方國家主體意識進一步增強的歷史趨勢也會得到兼顧。

二、始終呼應時代需求

在2016 年5 月17 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保?2］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保?3］可以認為，東方外交史學科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未來發展，都不能忽視對時代需求的呼應。具體而言，東方外交史學科應當從以下方面入手，跟上時代發展步伐，與時代發展相呼應。

（一）為開展周邊外交工作提供歷史借鑒

眾所周知，我國是世界上鄰國最多、周邊環境最為復雜的國家；我國的快速發展離不開對良好外部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的塑造。在此前提下，對我國周邊地區地緣熱點問題的歷史性回溯，以及對周邊國家關系作出有價值的總結與評估，可為我開展周邊外交工作提供有益歷史借鑒。以朝鮮半島為例，特殊的地緣位置以及地緣戰略價值，使得這一地區自古以來就成為各國進行博弈的焦點。近代以前，圍繞朝鮮半島的博弈主要在中、日兩國間展開。朝鮮受中華文明影響較日本為早，對中國周邊安全極為重要；日本將朝鮮半島視為向亞洲大陸發展的跳板。中日之間的戰爭幾乎都與朝鮮半島有關，歷史足以證明朝鮮半島在東方國際關系中的重要地位。近代以后，朝鮮半島成為集中體現大國戰略矛盾的區域，以日本大陸政策及俄國遠東政策為代表，各大國圍繞該地區展開激烈博弈，甚至兵戎相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朝鮮半島雖然已經擺脫日本軍國主義的奴役，但卻又淪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進行博弈的重點區域，在冷戰格局下發生了局部熱戰，至今還沒有擺脫大國的影響。時至今日，朝鮮半島局勢仍會對東北亞地區局勢乃至世界安全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不對朝鮮半島歷史進行系統性研究，就無法全面認清大國在這一地區的博弈。

（二）為思考及應對現實問題提供歷史參照

價值判斷和利益判斷是國家外交理念的基礎，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發點；后者應該成為前者的基礎和出發點［14］。國家利益的界定有內在的和外部的兩方面因素。所有這些因素中既有給定的、不會改變的內容，也有不斷變化的內涵，后者又分為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利益實際上是一種綜合加權指數［15］。這就是為何各國外交政策往往會因外部環境變化或領導人更迭出現反復；一些國家領導人甚至直接將其外交政策冠以“現實”之名。換言之，在對現實外交問題進行思考、應對的過程中，除了對國內、國際因素加以考量外，還應該存在一個能夠對國家行為體外交政策產生長期影響、可視為常量的歷史參照系。如在思考當前日本岸田文雄政府所謂“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過程中，既要認識到其與美國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關系密切，具有強調國家利益就是依靠軍事實力及勢力均衡控制別國的權力政治的特點［16］；也要明確其實際上源自日本戰略文化中的實用主義特質，而這一現實利益中心主義的特質能夠引導日本對國家戰略不斷進行機會主義式的調整；由此產生的實用主義外交政策更使得他國不易把握日本政策走向，容易造成國際關系中的矛盾與摩擦［17］。

當然，對中日雙邊關系而言，歷史問題本身就是事關其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中日關系在曲折中發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政府對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反反復復。若要想弄清日本政府為何會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出現反復，就需要從戰后相關歷史事件中尋找線索。換言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戰后中日關系的真正起點應該是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戰勝國參與對日本進行的戰后處理，其涉及戰后盟國對日占領、蔣介石與戰后日本天皇制等具體問題。只有歷史研究，方可揭示當前日本修憲思潮泛濫、右翼勢力抬頭、政治右傾化趨勢積重難返的現狀。正是以上述歷史為參照，才可能正確處理對日問題，克服中日關系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樂觀心態和麻痹大意心理。

（三）為包括我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未來發展作出有益解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余年以來，綜合國力獲得顯著提升，現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最具影響力的主要大國之一。面對我國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一系列偉大成就，世界對我國未來發展問題的關心已達到空前高度。中國將走上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是重蹈“國強必霸”的歷史覆轍，還是開辟出一條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新道路？對此問題，雖然我國政府早就宣布將和平發展道路作為外交戰略核心，并將其寫入憲法、黨章；黨和國家也在堅決奉行這一戰略，不斷豐富其內涵，最大限度地將中國發展成果與世界共享。但是長期以來，受現代化道路只有一條西方式道路這一偏執認知的影響，部分西方國家始終對我國的正常發展持懷疑、擔憂甚至敵視態度。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無與倫比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18］。東方外交史學科的使命，在于從東方國家悠久的友好交流互鑒歷史中尋求有益的經驗，在認知層面打破并清除“國強必霸”的傳統思維模式和“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影響。歷史昭示我們，古代中國奉行文化天下主義的政策，開辟了一條與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對外交往道路。在“和合文化”理念的指引下，中國以文明的吸引力為核心，通過和平方式促進民族交流與融合，在廣大區域內引領各國家、各民族、各地區的共同發展與共同進步。即使在綜合國力擁有巨大優勢的情況下，中國也不干涉別國，更不將軍事強權作為維系地區秩序的根本力量。在近代，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在經濟利益驅使下的暴力手段，從歐洲向世界擴張，中國僅僅將反抗侵略壓迫、追求民族獨立作為目標。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一方面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積極開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交往活動，另一方面則秉承愛好和平的民族特性，為反對霸權主義，追求更為廣泛的世界和平不斷奮斗。

除中國經驗外，東方國家間的整體外交歷史經驗同樣值得借鑒。在國家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下，東方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在歷史上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對外交往模式，構建了各自的交往圈。其中，在古代東方，以中國、古印度和阿拉伯帝國為中心的三大農業經濟體系與外交體系，其意義不僅在于促進了國家、民族和地區間的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更在于向世人證明了東方文化完全有能力孕育出完整而系統的外交思想，東方各國也有能力構建起既符合世界發展大趨勢，又符合東方國家根本利益的外交制度，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頗具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借鑒。今天的世界需要東方的經驗。進入近代之后，東方國家被卷入西方殖民體系。作為東方國家的特例，日本在近代的崛起過程中更多地效仿了西方國家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式，將對外侵略擴張作為國家崛起的路徑。這種發展模式雖然使日本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屈指可數的世界大國，但日本的崛起不但未對亞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帶來好處，卻給廣大亞洲國家造成了巨大破壞，嚴重遲滯了亞洲地區的整體發展。

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日本、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在經濟上先后崛起，世界重新將目光投向東方，將東方國家視為可對未來世界發展格局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這不僅是因為東方國家將在經濟領域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更是因為東方國家在歷經近代以來的磨難后，走出了自己的全新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經驗，展示了東方模式的特有魅力。換句話說，東方模式不僅不同于傳統的西方模式，也有別于世界任何其他地區的現代化模式，它必將以其特有的方式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單一國家、單一模式已經不足以支撐整個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秩序面臨重塑。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時期，東方外交史應著眼于東方世界的現實，憑借詳實的歷史資料、嚴謹的邏輯分析，以及開闊的研究視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未來發展問題進行大膽探索，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論構建。這不僅是對“文明沖突論”“中國威脅論”等觀點作出的有力回擊，更表達了東方國家作為人類文明重要創造者有能力、有勇氣為人類未來貢獻智慧與力量。人類歷史是一個永恒運動的過程，從古代到現代始終存在多個文明中心，不可能只有一個文明中心。

三、持續在教改中發揮重要作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育的根本問題。報告同時提出要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19］這既是站在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角度對未來我國教育事業做出的科學規劃，同時也含有從教育領域入手，加強我國文化安全建設的長遠考量。文化安全指的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文化價值體系，特別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免于遭到來自內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蝕、破壞或顛覆，從而能夠很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價值傳統，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礎上進行文化革新，吸收和借鑒一切對自己有利的文化價值觀念和文明生活方式。［20］自近代以來，憑借先發優勢及自身強大實力，西方國家長期在文化領域占據優勢，通過文化輸出、媒體控制等手段持續鞏固這一優勢。特別是美國，文化全球擴張是其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慣用文化來加強和維護自身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21］。這就導致“西方文明中心論”“唯西方論”等觀念長期對我國教育事業進行滲透，成為干擾我國育人方向，威脅我國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對此，東方外交史學科可以為新時代教育改革注入動力。

（一）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落實課程思政理念的重要抓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 年3 月18 日召開的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強調，要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挖掘其他課程和教學方式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實現全員全程全方位育人［22］。這就要求除思政課程以外的各學科、各門課程均應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積極發揮協同育人作用。同時，與其密切相關的教材建設，也被上升到“國家事權”高度［23］。但實際上，受學科發展相對滯后、學界普遍“迷信”西方理論等主客觀因素影響，無論在課程設置層面，還是在教材建設層面，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類教育，特別是大學階段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西化”現象。如在占據學生主要精力和時間的專業課程及其配套教材中，以西方歷史及史觀為主導的經驗主義知識，以及源自西方文化的概念與理論知識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既不利于授課教師順利開展課程思政工作，也使得相關學科人材培養體系陷入專業課程幾乎全盤西化，只能單純依靠思政課程實現立德樹人目標的尷尬境地，顯然難以培養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合格大學生。

面對此種現狀，東方外交史無疑可以利用自身學科優勢，成為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落實課程思政理念的重要抓手。如在向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專業學生講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的國際關系史、中日關系等內容時，或可在原有分析重要國際文件及重大事件的基礎上，加入國民政府放棄對日占領這一東方外交史案例。此案例一方面可以看到我國作為東方主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則可與國民黨崩潰的歷史教訓、新中國成立初期“另起爐灶”外交方針，美日單獨媾和以及駐日美軍等思政課內容及現實問題聯系起來，使學生在加深對國民政府反動統治認知的同時，對中日關系、美日關系產生更具歷史縱深的思考。換言之，利用豐富、鮮活的東方外交史案例，學生不僅可以通過舉一反三、積極探討加深對既有知識的理解，也可以從最貼近自己所學專業的角度，感受到我國乃至東方文明的深厚底蘊與獨特魅力。這不僅有利于“學史增信”，即通過學習黨史國史，增強“四個自信”，也可以有效遏制“不信正史信野史，不聽權威聽戲說”“歷史修正主義”等錯誤思潮的蔓延。

（二）成為相關領域構建“中國學派”的堅強后盾

目前，我國已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正處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甚至可能出現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外交工作肩負著更好服務中心工作，統籌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積極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和對外開放，持續筑牢捍衛國家利益堅強防線以及著力提升國際傳播力和話語權的重大任務［24］。同時，隨著國際局勢日趨復雜及我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世界越來越需要在應對全球問題時聽到中國聲音，參照中國方案，借鑒中國智慧。這種需求不僅限于物質層面，即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全球公共產品，更包含精神層面的對國際問題的見解、看法及范式。長期以來，源自西方文化并服務于美歐等國國家利益的西方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理論在我國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等學科學界占據主導優勢，一些學者受西方理論影響較深。有學者指出：“無論如何，從總體上看，人們對亞洲或亞洲國際關系的理解，自18 世紀以來就被西方觀點所支配。在西方中心觀的主導下，亞洲常常被西方誤傳、誤解，而亞洲與西方處理事務不同的方式和價值觀往往被予以否定?！保?5］

國際關系理論是一種兼具國際性和民族性的政治理論。在國際社會仍然主要以民族國家為主要行為體的歷史階段，國際關系理論既有國際合作的普遍性，也有民族國家的特殊性，而且從根本上說是為國家利益服務，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和國家性［26］。無法想象一個由西方理論占據絕對主導，對“中國學派”構建持懷疑否定態度的群體，能夠致力于提出源自我國悠久傳統文化及豐富歷史經驗，真正代表我國國家利益并符合我國國情，順應人類發展大勢和時代潮流的學科理論，更遑論以此為依據履行咨政建言使命。不可否認，西方理論固然在某些方面揭示了國際事務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學科建設上相對落后的中國相關學科也有必要對其學習與借鑒，但這絕不意味著西方理論完全適用于我國外交實踐，更不意味著可以因此放棄相關學科對“中國學派”的構建。

基于此，作為以東方世界外交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挖掘新史料、提供新史觀視為核心使命的東方外交史學科，無疑可以為“中國學派”的構建與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并將此作為自身發展的強勁動力。早在1938 年，毛澤東同志就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27］。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強調，西方很多人習慣于把中國看作西方現代化理論視野中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沒有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這樣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28］。實際上，至少就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理論而言，無論是“美國學派”，還是獨具特色的“英國學派”，雖然都強調理論的普適性，但毫無疑問，特殊地緣文化才是其理論源頭所在。當然，上述美國、英國學派并不意味著其理論來源僅限于單個國家行為體，其往往是更廣泛區域獨特地域文化記憶的綜合性產物。由此不難推斷，從東方歷史文化中汲取“珍品”，進而提出理論、構建學派不僅可以為之，而且大有可為。至于東方外交史學科體系建設與構建“中國學派”的結合點，或許可以參照學者給出的既有框架，將其設定為儒家文化的天下觀和朝貢體系的實踐，東方國家近代主權思想和革命實踐，以及東方國家對外交往思想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踐①秦亞青曾將中國學派的三對思想和實踐淵源概括為儒家文化的天下觀和朝貢體系的實踐、中國近代主權思想和中國的革命實踐，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思想與融入國際社會的實踐。參見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03）：9-11.。

（三）成為新文科建設的推進器

目前，學界雖然尚未就新文科概念達成一致意見，但一般認為其核心內涵在于專業重組，不同專業的學生打破專業課程界限，進行綜合性的跨學科學習。相較于傳統文科概念，其具有戰略性、創新性、融合性、發展性四大新特征。結合新文科概念提出的時代背景，以及由此產生的新型交叉學科，東方外交史學科建設之于新文科建設的推進作用主要表現為服務國家戰略與社會發展，推動教研創新與學科融合。

所謂服務國家戰略與社會發展，指的是東方外交史學科要為應對當前日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提供有益的理論與經驗。一部中國歷史，既有憑借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巨大優勢，曾經成為東亞地區性大國的光輝歲月，也有因戰火或侵略淪為弱國、半殖民地的至暗時刻。雖然存在時代性差異，但彼時先賢開展的對外交流交往工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采取的措施，以及隨社會發展出現新問題的諸多思考，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無疑具有參考價值，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源自異文化國家的“他山之玉”。

至于推動教研創新與學科融合，東方外交史學科可發揮基礎性作用。正所謂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29］?；A學科出現問題，以其為基礎的其他學科發展亦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20 世紀前葉，中外史學界幾乎同時對既有研究方法展開反思。梁啟超曾尖銳地指出舊式史書存在“四弊”，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述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能鋪敘而不能別載、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二病”［30］。西方史學界也出現了批判傳統史學的“年鑒學派”，其核心主張認為歷史研究起始于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就意味著必須解決問題，因此，研究的最終結果應該是對問題的回答［31］。從學術層面看，當今我國對于包括東方外交史在內的歷史學科研究的基本訴求大抵亦是如此。其核心要義在于以打破既有研究樊籬、尋求學科創新為目標，對傳統學科進行改造升級、優化重組。對東方外交史學科而言，由于其本身就是一門涉及多領域研究議題的學科，故其發展前景不應僅限于成為區域國別學等現有交叉學科的組成部分，或尋求增設東方學一級交叉學科，而應成為在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斷交叉融合、協同發展時代的背景下，進一步打破歷史學、科技史等傳統研究壁壘，形成外交史學科跨躍發展格局的范例。

結 語

當代中國和東方社會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創新實踐，給各個學科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生命力，正在于不辜負這個能夠產生思想和理論的偉大時代，主動將自身發展融入新時代中國昂揚奮進的洪流之中，以學科體系建設譜寫教育改革新篇章，服務特色大國外交新征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略盡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