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觀及其當代價值

路雪蓮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50)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與政治思想不是相悖而行的理論架構,而是并駕齊驅的理論范式。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強調對人的道德品質的培養,認為幸福是人最高的目的,即是至善,但幸福需要德性的完滿,幸福是合乎理性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活動就是人們參與的政治實踐活動。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與政治學也有著形而上學的基礎,在倫理學中體現為人們道德品質的“潛能-現實”轉化說,在政治學中體現為人們通過對自身德性的培養與政治生活的實踐實現對城邦整體幸福的追求。

一、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來源及其內涵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思想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在繼承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亞里士多德在繼承柏拉圖關于政治思想與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出正義的價值內涵。柏拉圖曾探討希臘人的四種基本德性,即節制、勇敢、正義、智慧,其中,正義指人們參與政治生活時所應具備的德性。亞里士多德在討論節制、勇敢和其他相關個人行為的倫理德性之后,探討出正義是指導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的品質德性,是促使其他德性相協調的美好品質。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五卷中將正義分為普遍性的正義與具體性的正義。在具體性正義中,他著重論述了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是其政治學與倫理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作為普遍性正義,它是社會各階級品質德性的調和劑;作為具體性正義中的分配正義,它依據個人的品質德性來對社會公共益品進行合比例的分配,即按比例對個人分配應得的社會益品。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不僅對個人品質德性的提高有一定的激勵作用,而且對城邦的整體道德和社會各階級的和諧具有引導作用。

(一)對柏拉圖正義理念的繼承與發展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思想是在繼承柏拉圖正義理念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柏拉圖認為,正義就是每個人做自己的事情,即靈魂中理性、情感、欲望三個部分各司其職,做與其本性相符合的事情。在對靈魂的劃分上,柏拉圖提出了“哲學王”思想。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把正義看作德性的總體,正義是人們靈魂各部分和諧相處的狀態,是調和其他倫理美德使之相平衡的品質,是其他美德中的一般原則。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是其他一切德性的總和,人作為城邦的動物,守法就是對正義的遵循,法律作為正義的化身,是實現正義的保障,即守法的人就是正義的。

亞里士多德繼承了柏拉圖正義的整體原則,他認為正義是處理不同個體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標準。廣義上的正義是政治上的正義,也即守法的正義。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城邦的理想設計,他使城邦制度與個人靈魂具有同構的關系,人的靈魂包含理智、激情與欲望三部分,相應地,這三部分主導的德性分別為智慧、勇敢與節制。柏拉圖按照人們所擁有的不同德性,將人分為統治階層、防衛階層與生產階層,他們各盡其責,互不干擾和越位,從而形成正義的理想社會。柏拉圖認為,各個階層只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德性,履行自己的職能,就能使個人獲得幸福,這也是個人在現實中行善的標準。相比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更注重對個人品質、美德的培養,他主張通過對人們進行“內在善”的培養,并由外部整體正義和法律制度進行規范約束,進而形成共同體的“外在善”。德治與法治相結合是亞里士多德踐行中庸之道的一大體現[1]。

(二)亞里士多德普遍正義觀的內涵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首先是一種整體性、普遍性的正義。正義是人們自身德性的整體體現,是人們最為完善的德性,是在交往過程中產生的,是指向他人的一種交往準則[2]?！罢x是一切德性的總括”[3]142。此外,整體性的正義還指向整個城邦的政治安排,在政治正義的框架中,人的正義德性是其內在核心,而法律規范是整體正義的保障。亞里士多德認為,守法就是整體性、普遍性的正義,守法意義上的正義不像勇敢、節制和其他道德德性,它不是道德德性的一個部分,而是德性的總體。

亞里士多德的普遍正義觀是就公民與整個社會的關系而言的。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有兩層含義:一是與自身相關的德性,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二是與他人相關的德性,即守法、不侵害他人的德性。在具體的道德實踐活動中,人們在與他人的交往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的品質德性,同時也在為他人的德性考慮,逐漸形成層級分明、和諧有序的城邦關系,由此促進城邦的繁榮發展。亞里士多德主張維護政治階級的和諧發展,一方面是繼承了柏拉圖《理想國》中對社會階層的劃分,另一方面是對古希臘哲學中形而上學思想的繼承發展。他認為質料在未獲得形式或確定性時只是一種低級的潛能,只有依靠形式的能動性,才能使潛能發揮出來,這種形式和主動性表現在城邦政治制度中,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和諧、幸福的狀態,即城邦整體性繁榮的狀態。

(三)亞里士多德具體正義觀的內涵

亞里士多德的具體正義觀涉及對社會財富、榮譽、權力、安全等具體的“善”的事物的分配及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公正具有兩種含義,一是守法,二是平等。前者對應的是整體性的正義,后者對應的是具體性的正義。具體性的正義根據分配的對象分為分配正義、回報正義與矯正正義[4]。分配正義指對社會成員進行“公共善”的分配;回報正義表現在商業服務交易中取得的平等;矯正正義也叫補償正義,即是因在“公共善”的分配上造成過多、過少的分配而對其進行調整,使之在較多和較少間取得適度的平等。

亞里士多德認為分配正義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方面是被分配的“善”,另一方面是配得這些“善”或公共益品的人。為了決定某物品的正當分配方式,我們需要研究分配的目的,以及怎樣使得被分配的物品發揮出它最大的價值[5]。假設我們分配長笛,那么,誰應該得到最好的長笛呢?亞里士多德認為,那些最優秀的長笛吹奏者應該被分配到最好的長笛,而不是將長笛分配給那些最富有的、權力最高的或最美的人,這樣分配是基于“應得”的分配,即把同等的“善”按比例分給同等的人。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就是堅持同等之人就應當分配同等之物,即按比例分配,優秀的長笛吹奏者就是使長笛存在的理由。

亞里士多德認為交換正義體現在交易活動中,這種回報性正義是基于比例而不是基于平等的回報。以德報德是我們實現城邦活動的準則,作為城邦的公民,有責任以美德來回報美好的恩惠?；貓笮哉x表現為商品交換過程中相互的有利性,這種交易活動建立在人們自愿交往的行為基礎上,是人們在經濟行為交往中所制定和遵循的原則[4]。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矯正正義(補償正義)指在非自愿的交往行為中,分配正義根據才能、天賦等對“公共善”進行個人“應得”的分配,由于受到主體自身能力的影響,分配結果會產生巨大的差異,矯正正義由此出現并彌補分配正義的不足。矯正正義就是給較少的部分加上它不足中間量的那一部分,從較多的部分中拿掉它多出中間量的那一部分,使之在數量上趨于平衡。矯正正義分為兩種:一種是在諸如買賣、抵押、租賃、委托這類自愿的交易活動中起到矯正或規范作用;另一種是在諸如偷竊、投毒、毀譽、暗殺這類對于一方而言是不自愿的交易活動中起作用。不自愿的交易分為兩種:秘密的(偷竊、通奸)和暴力的(襲擊、搶劫)。亞里士多德認為矯正正義更適用于不自愿交易中秘密的那一部分,因而將自愿交易中的正義稱為回報交易。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思想分為整體性正義與具體性正義。整體性正義是一種守法的公正,是一種總體的德性,是一種協調社會各種正義的適度,是相對于整個城邦發展與個人品質德性的完善性而言的。具體性正義是在處理社會公共益品的分配以及社會交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分配關系的準則。亞里士多德的具體性正義由分配正義、回報正義與矯正正義組成,其中分配正義與回報正義是基于幾何比例的正義,矯正正義是基于算數比例的正義。分配正義是依據公民的“善”來對公共益品進行分配;回報正義經常出現在商業活動中的私人交易行為中,主要包括使交易者地位平等以及交易物品平等兩個方面的內容;矯正正義主要出現在不自愿的交易行為中,對“公共善”在分配上造成的過多、過少的分配進行調整,使之在較多和較少間取得平等的適度。在具體性正義研究中,亞里士多德尤其注重分配正義,它著眼于個人品質德性對公共益品分配的影響,既注重對公民“善”的引導,又強調對社會公共產品的平等分配,是其政治學思想與倫理學思想的綜合性體現。

二、亞里士多德關于分配正義的界定與實現

亞里士多德在其正義理論中敘述最多的是分配正義。分配正義是一種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觀,它在亞里士多德的正義理論中處于核心地位。亞里士多德認為分配要基于人們的某種配得,盡管他們所要的(即擺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同一類型的東西。從“應得”的詞源意義上講,在古希臘,“應得”的語境含義與英語的“merit”一致,指的是人們的才智、美德、榮譽等“善”;而現代的“應得”對應的是英文“deserve”的語境含義,指某一特定的人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某種特質和美德而得以享有的東西。亞里士多德強調,在分配的過程中要以“應得”為基礎,只有把“公共善”分配給能將其利用到最大程度的公民,才能促進城邦利益的最大化。

(一)分配正義實現的基礎

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實現基礎建立在分配正義得以實施的現實條件上。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將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表述為“沒有人不同意,應該按照自己的價值分配才是公正”[6],分配正義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對公共益品進行分配[7]。亞里士多德認為,基于個人“應得”的分配才是真正的分配正義。這是一種基于按比例分配的正義觀。合比例就是分配正義的適度原則。因此,分配正義至少包含四個比例項,前兩項的比例與后兩項的比例是相同的,即兩個人的德性之比與應分配的兩份物品的比值要相等?？梢?這種“應得”是與個人的品質德性相關的,只有具備或者表現出某種與分配物品相匹配的德性,才能說分配物品是某個人的。亞里士多德基于比例上的分配正義理論也體現在他對城邦政體的構想中。在《論善與惡》中,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特點是能依靠其價值來對每個人分派,保持沿襲的習慣和法律,以及成文的律令,在重大問題上判明真理,并保持一致?！盵8]

亞里士多德認為,對于政治分配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構建和諧優良的社會秩序以實現城邦整體的興盛繁榮。以個人道德品質為分配標準,誰在某一方面對城邦共同體作出的貢獻最大,誰就相應獲得更多的公共益品,即誰對政治共同體作出的貢獻越大,誰就應該得到更多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1]。在對社會資源的分配上,亞里士多德認為應該讓有相應才能與“善”的人得到更多的分配物,如此才能促進城邦社會的整體發展。

(二)分配正義實現的依據

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實現主要依據分配正義的實施標準,他根據個人財富多寡、能力與美德、自由身份等標準將公共益品和職務分配給城邦公民[9]。亞里士多德基于個人“應得”的、按比例分配的正義觀體現出他的目的性政治觀,他認為政治正義只存在于以實現自足為目的的共同體中[1]。

分配正義要依據個人的品質德性對社會公共益品進行合比例的分配。它強調具有不同品質的人分配不同類型的東西,即具有同一資質與美德的人享有平等的待遇,而具有不同資質的人就應該獲得不同的待遇。它使個人得以憑借自己的才能、智慧和美德等“善”的品質獲得相等的報酬。這就是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亞里士多德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既能對人們的“可行能力”產生促進作用,也能基于每個人的長處來發揮個人的最大價值,從而實現“各盡其能”,以促進城邦整體福利的增進。亞里士多德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是一種幾何比例式的分配正義,但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他也提出除基于比例分配之外,還應當在某些方面實施基于數目的平等分配。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與他的倫理學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表現出一種折中的思想態度。他認為,依據價值或才能并兼顧數目上的平等進行權力分配,才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分配,單純依據某一方面進行社會分配都是不全面和不正義的。亞里士多德倡導比例和算術相結合的分配正義,并且突出基于“應得”分配的實施正義,這在城邦正義體制的建設中起到相互補充、相互支撐的作用。

(三)分配正義實現的保障

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主要從法律制度規范和以“中道”原則為協調標準的品質德性兩個方面來保障分配正義的實施。正義作為一種品質德性,需要人們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不斷加以完善,只有充分運用正義,我們才能擁有正義。正義作為一切德性的總體,是在人們交往時對他人運用的德性中形成并發揮出來的。正義除了總體德性外還有另一層含義,即守法與平等。符合總體德性的行為基本上就是法律要求的行為,因為法律要求和規范我們所有的德性,禁止與懲戒我們所行的任何惡。法律禁止的行為就是總體上不公正的行為,法律法規設立的目的在于使人們養成對城邦公共事務關切的德性。守法就是總體上的公正[3]141-143,而法律就是限制與糾正人們正義觀的外部約束與尺度。

正義作為一種品質德性,也要符合德性的特點,即堅持“中道”原則。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公正處于做不公正的事和受不公正的待遇之間。一方面是所有的過多,另一方面是所有的過少,公正則是一種中庸,而不公正則是兩個極端?！钡滦耘c適度密切相關,適度是德性的特點,過度和不及是惡的特點。與適度相比,過度與不及是另外兩個極端,它們與適度的品質相對立。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是一種適度?！豆畔ＥD羅馬哲學》中提到,“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它乃是以居間者為目的的”,即在踐行德性的生活中應該根據具體實踐活動,對應該的人、為應該的目的、以應該的方式來感受這些情感并以此作出相應的行為反應?！爸械馈痹瓌t體現的是一種踐行正確行為與品質的準則,這種適度原則在人們踐行倫理德性的過程中指導人們對行為進行選擇?！爸械馈痹瓌t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與政治學的核心原則,以“中道”原則作為人們倫理德性的指導,使得人們在面對具體情景中選擇適宜的品質德性并在具體的實踐生活中加以踐行。這為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實施提供了外在法律制度與內在適度德性兩方面的保障。

三、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當代價值

(一)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借鑒意義

亞里士多德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指以每個人的品質德性作為分配標準對外在公共財富進行分配的一種分配方式。此外,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以維護奴隸主專制政體為政治目的,他認為國家與城邦的出現出于自然原因,而非源于外力或強制因素,主奴關系的形成也是基于人在天性上的差別。有的人天生具有一定的家庭或者社會財富、具有一定的天賦,能進行管理和統治;而有的人天生蒙昧無知、資質平庸,只能聽命于他人。因此,亞里士多德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強調對社會等級的維護。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觀忽視了人們出身、天賦、財富等方面的差異性,基于“應得”的分配正義強調“按德分配”,在天賦、 資質、 出身、 財產、 能力等方面占據優勢的人就獲得了較大的分配額,而在這些方面較弱的人則獲得較少的分配額,最終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加大,難以實現社會實質性的平等。此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制度構想中也有著“中道”思想,他認為貧富懸殊和強弱對立是導致各種政變和暴亂的根本原因,因此,一個理想的城邦社會應該由那些既不十分富有、也不十分貧窮的中產階級來當政。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我國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盵10]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激勵廣大勞動人民創造幸福生活的積極性,我國實行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同時我國注重再分配,即通過政府稅收、財政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各收入主體之間通過各種渠道實現現金或實物轉移的一種收入再次分配過程。這也是政府對要素收入進行再次調節的過程,通過二次分配達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資源公平分配、提高社會公正性的目的。在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過程中我們要注重效率、兼顧公平。此外,針對由于個人天賦、資質以及身體素質等先天性差異而造成的后天分配差異,我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政府為主導,協同社會慈善機構,通過募捐、捐贈和資助等方式,發揮慈善事業對于社會公平的促進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三次分配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舉措,也是走向共同富裕、保證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亞里士多德正義思想一方面指向總體性的正義觀,即對城邦總體法律制度的制定與遵守;另一方面指向對個人美德的培養,并以中庸作為其倫理生活的實踐原則,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發展自身的品質德性,使得城邦社會關系保持穩定。亞里士多德堅持以按比例分配社會資源的分配正義為主導,不僅維護了社會的等級秩序,而且基于“應得”的分配方式,使具有某種德性能力的人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進而提高個人的向善品質和城邦整體的幸福繁榮度。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對我國社會資源的分配以及個人德性的培養有著借鑒意義,我們要在克服亞里士多德分配正義的弊端的基礎上,更好地發揮其當代價值。

(二)協調好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不僅包含城邦法律規范的總體性內涵,而且還對個人品質德性的培養起到激勵作用,這為我國在外在的法律制度和內在的道德教育兩個層面加強社會治理提供了借鑒。社會制度的精神內核應是社會公民對正義以及社會美德的認同與追求,良好的法律制度和分配方式如果沒有品德良好的領導者或公民加以實踐引導,那也只能成為一種上層建筑形式。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該重視公民的德性教育,促進公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追求德性的卓越。在社會制度制定與法律實施裁決中,我們應該重視法律制度本身對美德德性的培養與引導作用。

亞里士多德認為分配正義是將具有恰當價值的事物授予具有相應德性的人,一個合乎正義的政權應該考慮到每一個收受人的才德或功績。分配正義是基于個人的“應得”品質對其進行財富、榮譽、地位等資源的分配,這為我國完善分配正義理論、分配正義制度以及程序提供了借鑒。此外,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兼顧對社會法律體系的遵從和對個人品質德性的培養兩個方面,并在具體的政治實踐活動中,通過踐行“中道”原則使得德治與法治得到有效結合[1],這對我國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堅持德治與法治并以一種適度的原則將兩者協調于社會制度的安排和法律的構建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協調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是以按比例分配為主導、堅持按比例和按數量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凇皯谩钡姆峙湔x強調有道德、才能或其他某種“善”品質的人能夠分配到更多的社會資源。在社會分配中,正義允許有差別的存在,部分擁有某些才能的人能夠獲取更多比例的社會資源。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補充了以數量為分配標準的矯正正義,來彌補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情況,保障社會上大多數成員的生活資料。

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既要維護少數擁有生產資料者的利益,也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權益。我國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尊重一切通過合法勞動獲取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兼顧其他依法獲得收入的方式,以促進資本市場多元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兼顧社會分配公平、保護社會生活中弱勢群體的同時,也要堅持“先富帶動后富”的策略,促進社會發展的穩定和諧。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允許差異的存在,但為了減少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應該實行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縮小城鄉、區域之間差距。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既要效率優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的創造精神,激發市場經濟的活力,又要兼顧公平,最大限度地保護弱勢群體,維護低收入者的權益[4]。

(四)注重社會秩序的和諧發展

亞里士多德處在城邦內部矛盾加劇的社會背景下,希臘政治家有關公民團結共謀福利的夢想破滅,當時的城邦民主制再也滿足不了貧民的發展要求,無論是維護城邦內部的和諧穩定還是加強對外防御抵抗,奴隸主傾向于把主要的精力轉向王權統治上。亞里士多德從當時的政治制度及治理方式、經濟制度及分配方式的角度出發,為奴隸主剝削制度的合理性進行了最為全面的道德辯護,企圖喚醒人們對他所倡導的城邦體制的信心[11]。亞里士多德認為,社會資源分配的標準需要參考的因素包括公民的血統、財富地位、品質和才能等,良好的出身、自由人的身份和豐厚的財產,可以用作城邦內公民競爭官職的依據。分配正義依據參與社會資源分配者所具有的品質德性和個人價值,使其獲得自己應有的分配物。如果兩人的德性不同、價值不同,那么他們在獲取財富、榮譽、權利等公共益品時就不能簡單地參照數值平等的分配標準。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強調調動廣大勞動者和各類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注重效率,另一方面注重分配的公平性,避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同時注重社會發展公平,以平穩的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體現出亞里士多德正義觀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