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動態博弈視角下的重大基礎工程監管策略研究

任 峰,徐 韋,張 桓

(1.華北電力大學 經濟管理系,河北 保定 071003;2.武漢大學 測繪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0 引 言

重大基礎工程(以下簡稱重大工程)是對改善民生、促進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保障國家安全等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型公共工程[1].重大工程具有建設周期長、投資大、技術復雜、項目協調難度大等特點,在建設過程中常存在費用超支、工期拖延、質量缺陷等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2].Flyvbjerg等[3],Cantarelli等[4]對涉及14個國家的210個項目進行統計發現,基礎設施項目在成本方面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超支是一種全球現象,管理不善的基礎設施可能導致經濟和金融問題,也將損害社會和經濟福利;Love等[5]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由于項目治理不善和設計錯誤,一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經歷了嚴重的超支和相當大的延誤,且并未因技術進步而得到改善;135個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4 000 多個世行投資項目數據顯示,大約60%的項目至少延誤了一年,延誤在各個國家、部門和時間都很常見,時間和成本超支之間存在正相關且穩健的關系[6];佛山市軌道交通透水坍塌、無錫高架橋側翻等重大事故的發生也映射出相關責任主體監管責任的缺失.因此,如何實現重大工程項目目標、提升項目績效已成為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

重大工程涉及諸多專業技術領域,過去的實踐表明,完全依靠業主自身力量難以保證優質工程的產出,單純依靠行政手段雖然取得了局部成績,但工程管理整體績效較差,常常伴隨著項目目標的失控[7-8].近年來,國家相關部委多次發文明確,要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礎設施領域“建立全過程工程咨詢服務技術標準和合同體系”,全過程咨詢是一種提供包括投資咨詢、招標代理、勘察、設計、監理、造價等一站式服務的項目管理模式.重大工程建設引進外部專業咨詢機構在國外已得到了成功應用,例如倫敦希斯羅機場、英國油氣田的建設[9-11].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PPP項目、工程總承包和全過程工程咨詢等組織平衡了政府和市場二元作用關系,也在介入重大工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港珠澳大橋、北京新機場等重大工程都是成功案例.可見,專業咨詢機構介入重大工程對改善項目管理水平,實現項目目標具有重要的作用[6].但重大工程的參與方不僅包括政府和市場,也包括公眾、社會媒體、特定的社會組織等.Li等[12]研究發現公眾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管控過程有助于項目的成功實施,發達經濟體的公眾參與通常包括整個項目周期.曲國華等[13]研究表明公眾參與監督能對企業起到威懾作用,還能在一定程度上節約社會成本.公眾參與監督成本低廉,能彌補政府決策的局限性,通過引導社會輿論,激發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從而提升工程績效[14].

博弈論是研究項目監管的有效工具,已有不少學者運用博弈理論對如何治理和監管項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并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烏云娜等[15]通過構建政府與代建方的博弈模型對尋租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規避代建方尋租行為的建議;樂云等[7]研究了業主和咨詢方學習演化機制,揭示了在重大工程管理中外部咨詢機構和業主的行為策略對雙方合作學習的影響.馮群等[16]基于國家、 政府安監部門、建筑企業三方主體之間的尋租演化博弈模型,提出應對權力尋租的相關措施;劉宏等[17]基于動態博弈理論構建了投資方與政府部門的演化博弈模型,為降低項目風險、提高項目收益提供了建議;陸如霞等[18]聚焦環保PPP項目運營監管問題,探索公眾參與下的各主體策略的選擇,為公私合作監管、PPP項目規范運行提出了針對性的建議.

不同主體間的行為策略選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演化過程中達到最終穩定,因此使用博弈理論來研究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行為策略選擇是十分合適的[13].現有文獻研究多以兩方或三方主體為研究對象進行演化博弈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促進履約、提升質量等方面.為此,本文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在重大工程中引入全過程咨詢和公眾監督,構建政府、全過程咨詢方、施工方、公眾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四方主體行為策略對彼此態度的影響,利用雅克比矩陣對復制動態方程的四方策略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并利用Matlab進行了仿真,驗證模型的合理性.在當前大力推行全過程工程咨詢的背景下,本研究不僅有助于優化重大工程項目監管體系,確保項目目標的實現,也能為四方主體實現價值共創、合作共贏提供啟示.

1 博弈模型假設與構建

1.1 模型假設

假設1假定對重大工程項目的成本、工期、質量、安全等目標的實現取決于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力度以及全過程咨詢方、施工方的參與行為,公眾可以對三方的行為進行監督.四方均是有限理性的參與主體,都遵循效益最大化原則,其策略選擇隨時間逐漸演化穩定于最優[19].

假設2政府監管部門可以對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進行監管,嚴格監管的概率為g,寬松監管的概率為1-g;全過程咨詢方以a的概率積極介入項目建設,以1-a的概率選擇一般介入;施工方履約優質施工的概率為c,違規施工的概率為1-c;公眾對三方消極行為以p的概率選擇吹哨,也可能以1-p的概率選擇沉默.g、a、c、p分別表示四方參與主體策略選擇,且g、a、c、p∈[0,1].

假設3政府嚴格監管項目建設所需額外成本為Cg,全過程咨詢方、施工方作為項目建設的實際參與者,任何一方的行為偏差都可能導致項目目標的失控,當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項目管控且施工方優質施工有利于項目目標的實現,提升政府社會公信力[20-21],給政府方帶來的收益為Rg,政府給予兩方的獎勵(如企業聲譽、信用評級提升等)[22-23]分別為Ra和Rc;反之,給政府方帶來的損失為Lg1,政府對兩方的懲罰(如違約金、信用評級處罰等)分別為Fa和Fc.當政府寬松監管公眾選擇吹哨時,其將會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追責,設行政處罰額為Lg2.當政府寬松監管時,難以發現雙方相關違規違約行為,政府監管部門不做獎懲.

假設5當全過程咨詢方及施工方都選擇積極行為有利于民生工程的交付使用,帶給公眾的收益為SP,反之,損失為LP.公眾選擇吹哨所需成本為Cp,公眾選擇吹哨并且當全過程咨詢方或施工方的消極行為被政府處罰時,從兩方所支付的罰款轉移支付給公眾作為獎勵,公償系數為1-α,但此時政府監管部門寬松監管被上級政府追責時,則由公眾全部受償,如果公眾選擇沉默將不會受到獎勵.

1.2 模型構建

基于以上假設和參數設定,可以得到四方博弈模型的收益矩陣,如表1所示.

表1 四方博弈支付矩陣Tab.1 The payoff matrix of quadripartite game

續表1

2 各博弈主體策略穩定性分析

2.1 政府監管部門策略穩定性分析

政府監管部門采取“嚴格監管”和“寬松監管”行為的期望收益分別為E1和E2:

E1=acpA1+ac(1-p)A2+ap(1-c)A3+a(1-c)(1-p)A4+cp(1-a)A5+

c(1-a)(1-p)A6+p(1-a)(1-c)A7+(1-a)(1-c)(1-p)A8

(1)

E2=acpA9+ac(1-p)A10+ap(1-c)A11+a(1-c)(1-p)A12+cp(1-a)A13+

c(1-a)(1-p)A14+p(1-a)(1-c)A15+(1-a)(1-c)(1-p)A16

(2)

政府監管部門方的平均收益為:

根據馬爾薩斯動態方程,可得政府監管部門監管策略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式中:

φ(a,c,p)=Fa-Cg+Fc+αDa+αDc+pLg2-αaDa-αcDc-acFa-acFc

其一階導數為:

F′(g)=(1-2g)φ(a,c,p)

(5)

可見,政府監管部門是否選擇嚴格監管取決于政府選擇不同監管策略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其他三方策略選擇的概率.

由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處于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g)=0且F′(g)<0.

命題1當ap1時,政府監管部門的穩定策略是嚴格監管;當a>a1,c>c1,p

證明?φ(a,c,p)/?a<0,故φ(a,c,p)為關于a的減函數,當a>a1時,φ(a,c,p)<0,F(g)|g=0=0且F′(g)|g=0<0,則g=0具有穩定性;當a0,F(g)|g=1=0且F′(g)|g=1<0,則g=1具有穩定性;當a=a1時,F(g)=0且F′(g)=0,無法確定政府方的穩定策略.由?φ(a,c,p)/?c<0,?φ(a,c,p)/?p>0,同理可證臨界值c1和p1對策略穩定性的影響.

命題1表明: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若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項目管控及施工方優質施工概率的降低,社會公眾選擇吹哨概率增加,為規避因此導致社會的損失及上級政府的問責,政府監管部門會從寬松監管轉變為嚴格監管;反之,政府監管部門將從嚴格監管轉變為寬松監管.

根據命題1,繪制政府監管策略選擇的相位圖,如圖1所示.

(a)p=p1 (b)p>p1 (c)p

由圖1可知,Vg0和Vg1部分的體積分別為政府嚴格監管和寬松監管的概率,計算得:

Vg0=1-(αDa+cFc+cFa+2αcDc-2Fa-2Fc+2Cg-2αDa-2αDc/2Lg2)

(7)

推論1當政府監管部門對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消極行為所收繳的違約金及罰款的增加,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策略;當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成本的增加、上級政府發現其寬松監管所施加的行政處罰的減少將導致政府部門選擇寬松監管策略.

證明由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的概率Vg0,對Da、Dc、Fa、Fc、Cg、Lg2求一階偏導數得:?Vg0/?Da>0,?Vg0/?Dc>0,?Vg0/?Fa>0,?Vg0/?Fc>0,?Vg0/?Cg<0,?Vg0/?Lg2>0,證畢.

2.2 全過程咨詢方策略穩定性分析

全過程咨詢方選擇“積極介入”和“一般介入”行為的期望收益分別為E3和E4:

E3=gcpB1+gc(1-p)B2+gp(1-c)B3+g(1-c)(1-p)B4+cp(1-g)B9+

c(1-g)(1-p)B10+p(1-g)(1-c)B11+(1-g)(1-c)(1-p)B12

(8)

E4=gcpB5+gc(1-p)B6+gp(1-c)B7+g(1-c)(1-p)B8+cp(1-g)B13+

c(1-g)(1-p)B14+p(1-g)(1-c)B15+(1-g)(1-c)(1-p)B16

(9)

全過程咨詢方的平均收益為:

根據馬爾薩斯動態方程,可得全過程咨詢方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式中:

其一階導數為:

F′(a)=(1-2a)φ(g,c,p)

(12)

由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全過程咨詢方選擇積極管控處于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a)=0且F′(a)<0.

命題2當g>g1,c>c2,p>p2時,全過程咨詢方的穩定策略是實施積極管控;當g

命題2表明: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若政府監管部門積極監管、施工方優質施工、社會公眾選擇吹哨概率的增加,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項目管控的概率隨之增加;反之,全過程咨詢方將從積極管控轉變為一般管控.

根據命題2,繪制全過程咨詢方策略選擇的相位圖,如圖2所示.

(a)g=g1 (b)g>g1 (c)g

由圖2可知,Va0和Va1部分的體積分別為全過程咨詢方一般介入和積極介入的概率,計算得:

(13)

推論2當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項目管控的成本增加,所獲政府獎勵的減少,全過程咨詢方選擇一般介入;一般管控下整改成本的增加,政府罰款的增加,短期收益的減少,全過程咨詢方選擇積極介入,證明過程與政府策略穩定性分析類似.

2.3 施工方策略穩定性分析

施工方采取“優質施工”和“違規施工”行為的期望收益分別為E5和E6:

E5=gapC1+ga(1-p)C2+gp(1-a)C5+g(1-a)(1-p)C6+ap(1-g)C9+

a(1-g)(1-p)C10+p(1-g)(1-a)C13+(1-g)(1-a)(1-p)C14

(15)

E6=gapC3+ga(1-p)C4+gp(1-a)C7+g(1-a)(1-p)C8+ap(1-g)C11+

a(1-g)(1-p)C12+p(1-g)(1-a)C15+(1-g)(1-a)(1-p)C16

(16)

施工方平均收益為:

根據馬爾薩斯動態方程,可得施工方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式中:

其一階導數為:

F′(c)=(1-2c)χ(g,a,p)

(19)

由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施工方選擇優質施工處于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c)=0且F′(c)<0.

命題3當g>g2,a>a2,p>p3時,施工方的穩定策略是履約施工;當g

命題3表明: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若政府監管部門積極監管、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社會公眾選擇吹哨概率的增加,施工方優質施工的概率隨之增加;反之,施工方將從優質施工轉變為違約施工.

根據命題3,繪制施工方策略選擇的相位圖,如圖3所示.

(a)g=g2 (b)g>g2 (c)g

由圖3可知,Vc0和Vc1部分的體積分別為施工方違規施工和優質施工的概率,計算得:

(20)

推論3當施工方積極介入項目管控的成本增加,所獲的政府獎勵的減少,施工方選擇違規施工;違規施工下整改成本的增加,政府的處罰及違約金的增加,短期利益的減少,施工方選擇履約優質施工,證明過程與政府策略穩定性分析類似.

2.4 公眾策略穩定性分析

公眾采取“吹哨”和“沉默”行為的期望收益分別為E7和E8:

E7=gacD1+ga(1-c)D3+gc(1-a)D5+g(1-a)(1-c)D7+ac(1-g)D9+

a(1-g)(1-c)D11+c(1-g)(1-a)D13+(1-g)(1-a)(1-c)D15

(22)

E8=gacD2+ga(1-c)D4+gc(1-a)D6+g(1-a)(1-c)D8+ac(1-g)D10+

a(1-g)(1-c)D12+c(1-g)(1-a)D14+(1-g)(1-a)(1-c)D16

(23)

公眾平均收益為:

根據馬爾薩斯動態方程,可得公眾的復制動態方程及一階導數為:

式中:

ψ(g,a,c)=(1-gα)[(1-a)Da+(1-c)Dc]-Cp

其一階導數為:

F′(p)=(1-2p)ψ(g,a,c)

(26)

可見,影響公眾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包括其選擇吹哨的成本Cp、對全過程咨詢方及施工方的罰款Da、Dc及其他三方的策略選擇概率.

由微分方程穩定性定理,公眾選擇吹哨處于穩定狀態必須滿足:F(p)=0且F′(p)<0.

命題4當ga3,c>c3時,公眾的穩定策略是吹哨;當g>g3,a

命題4表明: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若全過程咨詢方積極介入、施工方優質施工的概率增加,政府嚴格監管的概率下降,公眾的策略選擇吹哨;反之,公眾將從選擇吹哨轉變為沉默.

根據命題4,繪制公眾策略選擇的相位圖,如圖4所示.

(a)c=c3 (b)c>c3 (c)c

由圖4可知,Vp0和Vp1部分的體積分別為公眾選擇沉默和選擇吹哨的概率,計算得:

Vp1=[(1-a)Da+αCpln(1-α)]/Dc

(28)

推論4當全過程咨詢方及施工方違約成本增加,公眾選擇吹哨,公眾參與成本增加,公眾選擇沉默,證明過程與政府策略穩定性分析類似.

3 策略組合演化穩定分析

根據李雅普諾夫穩定性理論,若雅克比矩陣的所有特征值均具有負實部,則該均衡點為漸進穩定點;若雅克比矩陣的特征值至少有一個正實部,則均衡點為不穩定點.因此,構建雅克比矩陣并求解特征值,通過分析特征值來判斷演化博弈系統在平衡點的穩定性[19,24].根據各方主體的復制動態方程,得到四方演化博弈系統的雅克比矩陣為:

對四方博弈中的16種策略均衡點進行穩定性分析,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在政府嚴格監管下,存在三種可能的穩定狀態,即穩定點(1,1,0,0)、(1,0,1,0)、(1,0,0,0),在此種情況下政府監管成本小于從企業取得的罰款、違約金及繳納的寬松監管的罰款之和,即嚴格監管的相對凈收益大于0,政府監管部門傾向于嚴格監管;但當企業消極行為下的非法短期收益與整改成本及繳納的罰款、違約金之差大于積極行為下獲得的政府獎勵與其成本之差,或企業積極行為下的成本大于整改成本及繳納的違約金與非法短期收益之差,即積極行為下的相對凈收益小于0,企業傾向于選擇消極行為.在這種情形下的長期演化過程中,全過程咨詢方或施工方即使最初選擇積極行為,最終也會在利益最大化下選擇趨利避害,作為參與項目的重要組織,任何一方的行為偏差都難以保證項目目標的實現.因此,推動全過程咨詢方及施工方向積極行為轉變需著力于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監管部門加大獎懲力度;二是企業加強科學管理以降低企業積極參與成本.

表2 復制動態系統均衡點漸進穩定性分析

在政府寬松監管下,存在四種可能的穩定狀態,即穩定點(0,1,0,1)、(0,0,1,1)、(0,0,0,1)、(0,0,0,0),在此種情況下政府監管成本大于從企業取得的罰款、違約金及繳納的寬松監管的罰款之和,即嚴格監管的相對凈收益小于0,政府監管部門傾向于寬松監管;企業消極行為下的非法短期收益與整改成本及繳納的罰款、違約金之差大于積極行為下獲得的政府獎勵與其成本之差,或企業積極行為下的成本大于整改成本及繳納的違約金與非法短期收益之差,即積極行為下的相對凈收益小于0,企業傾向于選擇消極行為,反之,傾向于選擇積極行為;當公眾吹哨的成本小于能夠從政府監管部門獲得的補償時,即吹哨相對凈收益大于0,公眾傾向于吹哨,反之,傾向于不參與.在(0,1,0,1)、(0,0,1,1)、(0,0,0,1)情形之下,即使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要考慮因公眾吹哨帶來的損失,但因政府監管部門寬松監管,但在長期的演化過程中,也會在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選擇消極的行為策略;在(0,0,0,0)情形之下,政府監管部門寬松監管,全過程咨詢方一般介入,施工方違規施工,公眾選擇沉默,形成無為而治的局面,將導致項目目標的偏離,公共財產的損失.因此,推動政府監管部門和公眾行為策略的轉變需著力于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監管部門完善監管體制,強化監管職責,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上級政府加大其對消極行為的追責;二是形成常態化的公眾參與補償機制,加大有獎舉報力度,提高公眾參與監督的概率.

4 仿真分析

首先,為驗證政府監管部門監管成本及行政處罰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設Cg={14,10,6},Lg2={2,4,6},四方博弈主體策略演化過程及結果如圖5(a)～圖5(c)所示.

由圖5(a)～圖5(c)可知,政府選擇嚴格監管的初始概率為0.5,隨著其嚴格監管成本的減少,以及寬松監管下行政處罰的增加,政府選擇積極監管的概率逐漸上升,最終穩定于1.此時,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消極行為下的非法短期收益與整改成本及繳納的罰款、違約金之差大于積極行為下獲得的政府獎勵與其成本之差;公眾吹哨的成本小于能夠從政府監管部門獲得的補償,因此,三方積極行為策略的概率隨時間逐漸演化為0.因此,當政府監管部門降低監管成本,上級政府加大其對消極行為的追責有利于促進政府監管策略的積極演化.

其次,政府監管部門監管成本及行政處罰在上述的取值下,為驗證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積極行為下的成本、可獲得獎勵以及消極行為下處罰及違約金對各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設Ra、Rc={4,5,8},Ca、Cc={8,6,5},Da、Dc={2,3,5},Fa、Fc={4,5,8}.四方博弈主體策略演化過程及結果如圖5(d)～圖5(f)所示.

圖5(d)～圖5(f)表明,隨著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積極行為策略成本的降低,以及政府監管部門對其不同行為選擇下獎懲的增加,即當兩者積極行為下獲得的政府獎勵與其成本之差大于消極行為下的非法短期收益與整改成本及繳納的罰款、違約金之差時,雙方積極參與項目管理和建設的概率逐漸從初始概率0.5演化并穩定于1;隨著政府監管部門對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消極行為處罰額的增加,當從中轉移支付的獎勵金額大于公眾吹哨的成本,公眾吹哨概率最終也逐漸演化并穩定于1.

(a) (b) (c)

(d) (e) (f)圖5 政府監管成本及行政處罰(a)-(c)、企業成本及政府監管部門獎懲(d)-(f)分別對各方策略演化的影響Fig.5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 costs and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a)-(c), enterprises’ behavioral cost and the government regulator’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d)-(f) for the strategies evolution of all parties

綜上可見,仿真分析與各方策略穩定性分析結論一致且具有有效性,對重大工程監管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5 結 論

當前,國家大力推行在建設行業引入“全過程咨詢”,這對提高工程建設效率和項目績效具有重大意義,而公眾參與監督則會給企業以威懾作用,敦促企業采取積極的態度參與項目建設.本文通過構建政府監管部門、全過程咨詢方、施工方和公眾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方主體策略選擇、博弈系統策略組合的穩定性以及相關參數變化對四方主體策略選擇的影響,并通過仿真分析驗證了分析結論的正確性.本研究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1) 政府行為對其余三方主體行為的選擇具有引導作用,因此在重大工程建設過程中,政府應充分發揮監督職能,創新監管方式,并通過科學管理降低監管成本,如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完善獎懲機制等,對違規企業進行罰款、降低企業資質等級、列入失信名單、吊銷相關管理人員執業資格等措施,力求避免企業消極行為的發生.

2) 全過程咨詢的重點是通過一體化集成服務為業主提供更優的服務,難點是把造價融入設計的全過程,通過全過程造價咨詢和監理可以使投資管控在項目勘察設計、施工等各階段落地.因此,全過程工程咨詢可以通過整合設計、造價、監理等方資源,促進企業轉型升級,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加強企業專業技術人員對工程技術、工程經濟、項目管理、財務、合同、法律的學習和認識,利用智慧和經驗為建設單位提供高質量的全面咨詢服務;通過管理機制、合作信任機制、協調機制、約束機制等,實現全過程咨詢管理,形成完整的涵蓋全生命周期的咨詢服務體系,真正實現項目增值.

3) 施工方的行為對工程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偷工減料等行為屢見不鮮,因此,一方面,相關監管部門或建設單位應加強獎懲以制約施工方的不良行為,如建立健全施工企業信用檔案管理制度,規范不良行為的記錄、公示與處理;另一方面,施工方應加強信息化建設,如加強BIM等技術的運用,推行項目群、區域鏈+項目群的管理模式,打破資源協調壁壘,以降低企業風險與成本;注重管理人員能力的培養與提升,加強現場管理,通過健全精細化管理增加企業盈利水平.

4) 公眾參與監督有利于提升政府積極監管的概率,提高政府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敦促企業積極履約合規建設工程,避免公共利益受損.因此,公眾的參與應貫穿項目的全生命周期,一方面,政府應通過有效的監督獎勵措施,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到重大基礎工程建設過程監督的工作中;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強信息化建設,及時向社會披露項目相關的重要信息,使公眾能夠參與重大項目的決策和監督.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項目實際建設中,施工方與其他項目參與方常存在尋租現象,因此,后續研究將在考慮全過程咨詢方和施工方可能存在合謀的情況下,分析四方主體的行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