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與人口老齡化

楊舸

摘 要：日本是亞洲最早完成人口轉變、目前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日本的人口轉變具有典型的“東亞模式”特征，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城鎮化，以及地區間的人口遷移，使得日本一直面臨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和老齡化地區差異擴大問題。人口自然變動和機械變動的疊加使得這一趨勢持續擴大和強化，加深了人口因素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開展了一系列制度建設，包括打造生育友好環境、實施地方振興戰略、實施過疏地域活性化措施和完善國民基礎社會保障體系等。中國剛剛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少子化、老齡化和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將成為現階段人口發展的基本特征，需要借鑒日本經驗，從鼓勵生育、加大農村投入、縮小地區差距等角度開展政策儲備。

關鍵詞：區域人口增減分化；人口遷移；人口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24.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3）06-0051-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6

依據日本內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0年日本全國總人口為12 806萬人，2011年下降為12 783萬人，正式開啟人口負增長，并持續至今。相伴隨的還有區域人口增減與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分化，由于人口繼續向大都市圈聚集，造成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的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進展更快，給當地社會與經濟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中國于2021-2022年首次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持續的人口遷移流動使得地區間人口增減趨勢和人口老齡化進展不一致，將面臨與日本類似的現象和問題。那么，日本的區域人口增減與人口老齡化分化在過去是如何發展的？日本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來應對？本文將闡述日本區域人口增減分化與人口老齡化差異進程的發展路徑，分析人口遷移在其中的影響機制，并總結日本在這一過程中的政策安排，為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提供參考。

一、研究背景與文獻綜述

日本是亞洲率先完成城鎮化進程以及老齡化程度最深的國家，其國內存在大規模人口遷移流動，在日本高速城鎮化時期（1956—1970），首都圈（東京、神奈川、埼玉、千葉）遷入476萬人、大阪圈（大阪、兵庫、京都、奈良）遷入210萬人、名古屋圈（愛知、岐阜、三重）遷入61萬人，三大都市圈共遷入747萬人［1］。隨著人口增速下降，人口遷移的總量也在下降，但人口向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集聚的趨勢沒有發生改變，尤其東京大都市圈仍然是人口遷移的流入中心［2］。從而產生了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差異化的問題。由于青年人口大量外遷，許多鄉村出現了人口過疏現象，日本政府從1960年代開始關注這些農村的發展問題。1990—1995年期間，全國有378個市町村的人口增加（或保持不變），約占全部市町村的21.3%，1995—2000年期間人口增加的市町村數量減少為267個，約占全部市町村的15%［3］。2017年，日本過疏化市町村有817 個，占全國市町村總數的 47%，過疏化地區的土地面積占日本國土的一半以上［4］。人口過疏的鄉村地區人口高齡化，財政來源萎縮，給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顯著負面影響［5］，而城市的過疏化問題也日益顯現［6］。人口遷出和自然增長下降是導致部分鄉村人口過疏的重要原因［7］。2000年，日本全國的老齡化率（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7.2%，東京都約為16%，而山口、愛媛等邊遠農業鄉鎮則高達50%，人口遷移對老齡化區域差異的貢獻率超過80%［8］。為應對區域人口老齡化嚴重和人口衰減的問題，日本學者提出了“限界集落”“有秩序的撤退”等理論方案［9］。

現有中文文獻主要探討日本整體的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對于其區域差異及人口遷移在其中的影響機制研究較少。然而，人口遷移流動造成的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和老齡化區域差異化，使得區域人口問題的復雜性超過其整體層面。本文研究和闡釋日本在整體人口負增長開始后，區域面臨的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現象，這對判斷中國此問題的未來趨勢及制定應對措施具有參考價值。

二、日本的區域人口增減與人口老齡化

（一）日本的人口轉變

在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下，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狀態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狀態，被稱之為人口轉變。在人口轉變理論中，人口發展被視為一個連續的過程，從前現代時期的“高高”模式，到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的“高低”模式，再到現代社會的“低低”模式。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轉變的階段和速度會因歷史進程、發展階段和國情差異而有所不同。人口轉變理論最初是對歐洲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動態變化過程的描述，但經過歷史和科學的檢驗，已被廣泛應用于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發展過程。尤其是在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國家，人口轉變因其快速且周期短的特點而被稱為“東亞模式”。

從生育水平來看，日本的總和生育率（TFR）在1925年高達5.1，還未開始人口轉變，到1949年，總和生育率仍然維持在4.32的高位。此后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57年已經降至2.04，低于更替水平。1958—197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始終維持在更替水平上下。1975年之后的30年，日本的生育率緩慢下降，總和生育率在2006年已經降至1.32，進入極低生育水平階段。從生育率變動來看，日本的人口轉變進程很快，具有周期短的特點（見圖1）。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用于反映人口健康狀況和死亡水平的綜合指標。二戰之前，日本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緩慢，1921—1925年日本的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僅為42.06歲，女性僅為43.2歲；1935—1936年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增長至46.92歲，女性增長至49.63歲。二戰之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快速提高，醫療衛生條件隨之改善，日本國民的平均預期壽命迅速提高，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由1947年的50.06歲增長至1960年的65.32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由1947年的53.96歲增長至1960年的70.19歲。此后，日本的平均預期壽命繼續增長，超過70歲、80歲的時間點分別是1964年和1996年，成為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之一。

人口轉變的結果之一是人口老齡化。日本是東亞國家中率先出現人口轉變的國家，其人口增速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的進程最快。1970年之前，日本的人口老齡化進程是相對緩慢的，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僅為5%～6%左右。自1970年開始，人口老齡化進程加速，依據聯合國的標準，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為7%、14%、21%的時點，分別稱之為輕度老齡化、中度老齡化、重度老齡化社會的起點，日本經歷這三個轉變點的年份分別是1969年、1995年和2006年，跨度分別為26年、11年。這一進程快于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的結果之二是人口快速增長后的增速迅速下降。日本在1950—1970年代經歷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947年的自然增長率曾高達19.8‰，1976年仍然達到10‰。但此后快速下降，自2005年開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為負值，并繼續下降，2021年降至-6.1‰。

由于東亞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主要發生在二戰之后，相比西歐國家更晚，但進程更快，這使得東亞模式的人口轉變速度比西歐國家更快，東亞模式在短短的幾十年內就完成了西歐國家經歷了長達幾個世紀的人口轉變。人口轉變的人口紅利期曾推動了東亞的經濟起飛，但東亞模式的人口轉變所導致的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人口負增長等問題也會快速出現，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更大的挑戰。

（二）日本區域人口的增減分化

區域性的人口負增長總是早于全國總人口的負增長，人口轉變不僅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與城市化進程幾乎相伴相隨，人口從農業為主的地區遷往工業發展迅速的都市地區，造成了區域性的人口負增長。從日本各都道府縣的人口數據來看，早在日本全國總人口高速增長的1955—1960年，就有26個都道府縣的人口為負增長，占47個都道府縣數的一半以上，此時的人口負增長是因人口大量遷往大都市區所致。二戰后到1970年是日本城鎮化加速發展時期，從1945年至1955年，日本城鎮化率從27.8%躍升至56.1%，1975年已經達到75.9%。因此，1955—1960年、1960—1965年、1965—1970年均有超過20個都道府縣的人口為負增長（見圖2）。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人口遷移的減少緩解了區域性的人口負增長，在1975—1980年和1980—1985年間，人口減少的都道府縣數量降為1個和3個。1990年后，人口負增長的都道府縣數量再次增長，這與日本整體性的人口負增長密切相關；從2005年開始，日本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為負值，2010年后總人口增長率也降為負值；2010—2020年，人口負增長的都道府縣數量達到39個。

從最近20年各都道府縣的人口變動來看，區域人口增減存在以下特征。一是區域人口負增長呈現自我加強趨勢。人口負增長地區常常是人口外遷較多的地區，同時也是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這使得出生人口數量不足以抵消死亡人口的增長，在人口機械負增長和人口自然負增長的雙重壓力下，人口負增長的趨勢很難扭轉。二是人口增速在全國平均線以上的都道府縣數量較少，在全國平均線以下的都道府縣數量較多，這意味著人口增長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三是日本人口由向三大都市圈（東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都市圈）集中轉變為向東京都市圈集中。東京都的人口增速遠高于其他地區，而且全國人口增長前五位的都道府縣有四個在東京都市圈，包括東京都、神奈川縣、埼玉縣和千葉縣，而大阪都市圈的大阪府、京都府人口增長已經由正轉負。

日本人口減少最快的都道府縣依次是秋田縣、巖手縣、青森縣和山形縣，均位于日本本州島的東北部，屬于日本地域中的東北地方，其人口在2015—2020年間減少了約5%；其次是高知縣、德島縣、長崎縣和山口縣，除長崎縣外，均屬于日本地域中的中部地方，其人口在2015—2020年間減少率超過4%。人口負增長地區不只是偏遠以山地為主的區域，還包括曾僅次于三大都市圈的新潟都市圈，以及北鄰大阪府的和歌山縣，其人口在2015—2020年間減少率也超過4%。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預測，到2025年，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將僅有東京都和沖繩縣能保持人口正增長；到2030年，仍只有東京都和沖繩縣能保持人口正增長，其余都道府縣都將進入人口負增長，而人口減少最快的秋田縣，其年均人口增長率將達到-1.7%，五年間減少人口8%（見表1）。

（三）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區域差異

區域人口老齡化的差異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人口結構的自然變動，生育率下降早、人口壽命更長的地區更早面臨人口老齡化；二是人口結構的機械變動，遷移具有年齡選擇性，年輕人更容易跨區域就業，也更有積極性發生遷移，這使得人口外遷較多的地區老齡化程度更高。受此影響，日本的區域人口老齡化，呈現以下特征：

一是各地均處于人口老齡化進展中。按照國際通用標準，老齡化系數（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超過7%稱為輕度老齡化社會，超過14%稱為中度老齡化社會，超過21%稱為重度老齡化社會。從圖3可以發現，日本的47個都道府縣中，1950年僅有1個進入輕度老齡化社會，1980年擴展為45個；2000年，29個都道府縣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16個都道府縣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2020年，全部都道府縣均已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

二是區域差異持續擴大。一些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年輕人口流失嚴重，導致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如位于東北和北陸等經濟相對落后的青森、巖手和福島；而另一些地區則吸引年輕人不斷遷入，緩解了老齡化進程，如位于太平洋沿岸發達城市帶的東京、大阪、橫濱等。1950年，日本的47個都道府縣中，老齡化系數最低與最高的差距為4個百分點，1990年擴展為10個百分點，2020年已經達到15.3個百分點，這種區域差異還將繼續擴大。

三是老齡化的區域差異存在自我強化機制。圖4顯示了2015—2020年日本分都道府縣老齡化進展（即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的上升幅度）與2020年老齡化水平之間的關系，兩者呈現正相關關系，即越是老齡化水平高的地區，老齡化進展越快。這種自我強化機制來自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差距帶來的人口遷移，人口遷移又使得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人口遷移的方向無法扭轉。

四是老齡化地區差距擴大帶來了少數山村的嚴重老齡化。一些市町村處于極其嚴重的人口老齡化狀態。日本1 700多個市町村中人口老齡化水平最高的是群馬縣南牧村、長野縣天龍村、群馬縣神流町、福島縣金山町和奈良縣御杖村，2021年這些町村的老齡化系數均超過60%。最年輕的市町村是福島縣大熊町和東京都小笠原村，2021年的老齡化系數分別為10.3%和14.1%。

三、人口遷移對區域人口變動的影響

（一）日本的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的最大動力來自工業化和城鎮化。二戰之后，日本開始了快速的城鎮化進程。隨著經濟迅速恢復并進入高速增長階段，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城鎮化率從1945年的27.8%快速上升至1960年的63.3%，1975年達到75.7%。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日本工業化進程逐漸結束，城鎮化進程進入飽和期，城鎮化水平相對穩定下來，2000年的城鎮化率為78.6%。進入21世紀后，停滯20多年的城鎮化進程再次提速，2010年城鎮化率上升到90.8%，此后維持在90%以上的水平。從歷年城鎮人口的增長率來看（見圖5），日本經歷了城鎮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的過程。1950—1975年是第一次高速城鎮化階段，城鎮人口年平均增長率超過2%。1975—2000年是逆城鎮化階段，經濟的繁榮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迅速提升，也帶動了城市物價的提升，迫使年輕人不得不選擇到城市周邊置業和生活。1990年代，隨著泡沫經濟的破裂，城市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2000—2010年日本經歷了第二次快速城鎮化，每年城鎮人口增長率回升到1.5%以上。2010年后，日本人口開始了負增長態勢，城鎮人口的增速再次下降。

在人口城鎮化進程中，日本經歷了人口遷移流動的高峰時期。自20世紀50年代起，都道府縣間的人口遷移規模由1954年的235萬上升到1970年的424萬，人口遷移量在70年代達到頂峰，此后逐漸下降，但1995年前仍然維持每年超過300萬人的規模。經濟增速下滑影響了人口遷移規模，此后人口遷移量持續下滑，2022年都道府縣間的人口遷移量回落到224萬人。日本的國內人口遷移可分為四類，即大都市圈內部遷移、大都市圈遷往非大都市圈、非大都市圈遷往大都市圈和非大都市圈內部遷移。1966年之前，非大都市圈遷往大都市圈的人口遷移約占總遷移量的三分之一，是上述四類占比最高的。1966年之后，大都市圈內部的遷移流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成為最大的遷移流，2022年的這一比例為39.8%；非大都市圈遷往大都市圈的人口遷移量占比則維持在約20%～23%；而非大都市圈內部和從大都市圈到非大都市圈這兩條遷移流則在逐漸萎縮（見圖6）。

日本的主要人口遷移流是從非大都市圈向三大都市圈的遷移。受城市規劃的影響，非大都市圈向三大都市圈的遷移呈現波動式下降的趨勢，四次人口遷移高峰分別發生在1963—1973年、1986—1990年、2008—2010年和2018—2021年，其中從非大都市圈向大都市圈遷移的最高峰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僅1965年，東京、名古屋和大阪都市圈就分別接收了29.7萬、25.2萬和13.7萬遷入人口。東京都市圈至今維持著最重要遷移中心的地位，但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則風光不再，大阪都市圈甚至一度出現人口凈遷出。

（二）人口遷移與區域人口結構轉變

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口遷移一樣，日本的人口遷移也具有顯著的年齡分布差異，即不同年齡段人口在遷移過程中存在不同的選擇和傾向性，同時也反映不同年齡段人口的需求和偏好差異。在大多數情況下，年輕人更有可能遷移到新的地區，以尋求更好的教育和職業機會，而兒童和老年人則更注重穩定和安全，傾向于留在他們熟悉的環境中。從2020年日本國勢調查中“五年前的居住地”統計數據來看，20歲～29歲的年輕人占全部跨縣遷移人口的35.43%，30歲～39歲的年輕人占全部跨縣遷移人口的22.58%，0歲～14歲兒童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在總遷移人口中的比例僅為8.83%和7.49%。同時，男性比女性通常有更多的遷移機會。從分年齡的遷移率看，20歲～29歲年輕人的遷移率超過20%，但45歲及以上人口的遷移率僅為5%以下（見圖7）。

正是由于人口遷移的年齡選擇性，使得日本地區間的人口結構和人口增長趨勢出現較大差異。除去經濟社會因素導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差異，即使在起初各地人口結構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人口遷移會使得遷出地區年齡結構老化，而遷入地區的年齡結構年輕化。在整體人口老齡化快速進程中，人口遷移會使得區域人口結構差異進一步擴大，從而產生更大的社會經濟差距。一般來說，人口遷出地區往往也是社會經濟條件較差、基礎設施薄弱的地區，公共財政的緊張會使得養老服務和設施難以得到完善；而且人口遷移流存在路徑依賴，個體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后，逐漸擴大的遷移量會削弱遷移成本和遷移阻礙，可能會進一步促進這一遷移流的規模增長，形成一種連續遷移的趨勢，從而使得區域人口結構差異進一步擴大。

本文利用日本各都道府縣的老年人口比例和人口凈遷移率數據制作了散點圖，橫軸是每20年間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當地總人口中占比的變化，縱軸是20年間發生人口凈遷移量與期初當地總人口的比率。圖8揭示出人口遷移與人口老齡化進展呈現負相關的關系，即凈人口遷移率越高的地區，其人口老齡化的進展越慢。由于1960年代是日本人口遷移的最高峰時期，所以在1960—2020年的60年間，第一個20年的人口遷移對人口老齡化進展的解釋力最強，隨后逐漸下降，最近20年的解釋力明顯減弱，意味著人口自然變動變成了影響人口老齡化進展的主導因素。

圖9是利用日本各都道府縣的人口增長率和人口凈遷移率制作的散點圖，展示出人口凈遷移與人口增減變動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即凈人口遷移率越高的地區，人口增長越快。在1960—2020年的60年間，前20年的人口遷移對人口增減變動的解釋力最強，隨后逐漸下降，這也說明人口自然變動逐漸成為影響人口增減變化的重要因素。

盡管隨著日本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人口遷移總量下降，人口自然變動推動區域人口增減變動和人口老齡化的貢獻率提升，但人口遷移的推動作用始終存在，且加深了人口結構變動的負面效應，這表現為產業萎縮、就業機會減少、勞動力短缺、地方稅收下降、公共服務供給下降等，必須提前進行政策準備。

四、日本的政策應對及其啟示

（一）日本的政策應對

日本政府較早意識到區域人口變動的差異，并圍繞少子化、老齡化和區域差異進行了制度體系建設，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有益經驗。

第一，針對“少子化”問題，努力營造生育友好的制度和社會環境。

持續的“少子化”已經成為各地人口結構變動主要原因。日本政府1994年制定的“天使計劃”是應對生育率下降的首個綜合性政策，旨在為家庭育兒提供制度支持，減輕父母的負擔。1999年的《少子化對策促進基本方針》標志著“新天使計劃”形成。更系統性的政策文件起始于2003年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及2004-2020年期間制定的4個《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這些政策文件從結婚、生育、養育到教育各階段全覆蓋，旨在通過結婚支持、經濟補貼、就業改善以及幼兒托育等方面的措施來提升生育水平。

在結婚階段，2016年啟動的“一億總活躍計劃”提出，對新婚夫婦購房或新房租金、搬家費用等提供支持，鼓勵長輩對青年人的經濟援助，對父母及祖父母贈予的結婚生子援助資金實行免征贈予稅。在孕育階段，日本政府為不孕癥患者和年輕孕婦等提供支持措施，不孕癥患者治療一次可以獲得30萬日元的治療補貼，補貼次數可達6次；遇到困難的年輕孕婦可以獲得包括住所、心理等方面的緊急援助。在生育階段，日本政府對家庭的一次性生育補貼達到42萬日元，保障父母的產假和育兒假，并支持女性懷孕和分娩后繼續就業。在養育階段，日本政府為15歲以下兒童按月發放兒童補貼，還提供免費嬰幼兒保育、學齡前兒童教育，低收入家庭還可以獲得高等教育學費支持和減免國民健康保險費等待遇。除此之外，政府還鼓勵社區和企業幫助家庭減輕育兒負擔，如提供“母嬰健康服務”和“育兒支持服務”等。

第二，針對區域發展差異，實施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地方振興戰略。

區域性的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2000年日本開展了大規模的市町村合并，并制定了《地方振興戰略》，2014年將該戰略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并在內閣府設立“地方環境、人口、產業振興總部”，發布了《地方環境、人口、產業振興法》，從中央到各地區政府均編制了《地方環境、人口、產業振興愿景》和《地方環境、人口、產業振興綜合戰略》［10］。該法案旨在促進人口、環境和經濟協同、可持續性發展，包括促進人口增長、環境優化和產業振興三個方面。

“地方振興戰略”主要圍繞三大目標：一是創造和諧、安全、滿意的生活環境，鼓勵人民擁抱和追求夢想；二是吸引和培養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力資源，通過人口增長實現地方振興；三是推動地方特色的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11］。其具體政策措施包含生育、托育、教育、醫療、保障、就業、產業等許多方面，而且“振興地方戰略協議會”突破行政劃分，制定了促進地方振興的多項專項規劃。

第三，針對人口過疏的地區問題，實施地域活性化措施。

為解決人口過疏化地區增多帶來的問題，日本政府頒布了一系列針對性法案。1970年發布的《過疏地域對策緊急措施法》主要期望通過改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和吸引產業入駐，來改善過疏地區的經濟增長，從而保障居民生活水平，防止財政崩潰，避免人口繼續下降。1980年發布的《過疏地域振興特別措施法》旨在改善過疏地區的社會功能，通過財政、行政、金融、稅制等措施，達到改善醫療條件、增加就業機會、增進養老服務、增強教育質量、縮小地區差距等目標。1990年發布的《過疏地域活性化特別措施法》旨在提高過疏區域的活性化水平，繼續在產業振興、居民福祉、改善環境、增加就業等方面增加投入，同時也突出地區的自主性和差異性，發揮民間團體的作用，實現過疏地區的綜合發展。2000年發布的《過疏地域自立促進特別措施法》期望結合過疏地區各自的特性，重視鄉村優美自然環境的保護和開發，并加強與城市的交流，保護獨特的地域文化，發展多樣的地域產業，使過疏地區能夠自立發展［12］。

第四，構建完善的國民基礎社會保障體系，應對人口老齡化。

人口變動的區域差異使得部分地區更早進入老齡化社會，且面臨更嚴重的老齡化問題，無法彌合的區域差異使得國民基礎保障體系顯得尤為重要。日本在二戰后開始發展全民社會保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逐步建立起了包括養老保險、勞動保險、醫療保險、護理保險等在內的“從選擇性到普遍性”“從救濟到預防”的社會保障體系。

日本實行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包括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等，覆蓋不同職業和收入水平的國民。這種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可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并注重公平與效率的平衡，在繳納和發放方面采取了“按貢獻、分等級”的原則。日本的全民醫保制度包括國民健康保險、厚生年金醫療和企業年金醫療等，實行強制性繳納保險費的原則，全部覆蓋了門診、住院、手術、藥品等醫療服務。日本國會于1997年通過了《長期護理保險法》，該法案對40歲以上的人收取強制性保險費，并為患有老年癡呆癥或因健康原因臥床不起的老年人提供家庭護理、護理中心探訪或長期入住療養院等服務。這些普遍性的國民基礎保險為全體國民提供了兜底性保障，有效緩解了偏遠地區的養老負擔。

（二）對中國的政策啟示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141 175萬人，比2021年末減少85萬人。中國已經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且呈現轉折速度快、人口衰減快、回彈難度大的特征。同時，中國正面臨人口快速老齡化的問題，截至2022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8億，占總人口的19.8%，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1億，占總人口的14.9%，分別較2010年（13.3%、8.9%）上升6.5和6.0個百分點。大規模遷移流動使得老齡化的區域格局發生改變。一方面，人口轉變的快慢存在區域差異，主要表現為東快西慢、北早南晚的特征；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人口流動主要表現為由中西部地區向東南沿海地區流動。人口的自然變動和機械變動雙重因素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區域人口增減的復雜局面。東北三省是中國最早發生由人口自然增長轉負而主導人口負增長的地區，從2010—2020年，東北地區38個地市級行政單位中有33個人口負增長，人口下降速度很快［13］。人力資源從中西部到東南沿海城市、由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過程，加劇了中西部農村的人口老齡化進程和程度，也增加了農村老齡問題的復雜性，如留守空巢老人、留守隔代家庭等，把中西部農村推向人口老齡化大潮的前沿，而中西部農村恰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薄弱的地區，這給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需要做好充足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儲備。

第一，盡快落實鼓勵生育的政策條款，提高對財政薄弱地區的中央財政支持。具體包括：在婚戀環節重點關注農村大齡未婚男女的婚姻問題；幫助解決新就業青年、新成長家庭、育兒家庭的住房問題；促進家庭與工作平衡，支持男女職工共同履行家庭責任；在農村地區、欠發達地區加強普惠性學前教育的覆蓋，拓展社區幼兒照料服務；均衡配置城鄉義務教育資源，減輕家庭教育負擔等等。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需要長期的社會建設和財政投入，可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地方財政難以負擔的，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和財政扶持。

第二，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資源投入，促進當地福利和保障體系的發展。中西部農村勞動力流失，使留守老人、空巢老人成為廣大農村老年人的常態，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模式正在衰落。然而，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看，農村現有養老服務與需求之間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政府應加大對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財政支持力度，地方政府應加快建立農村養老機構及相關服務體系。具體包括：改善養老配套設施，加強基本公共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建設，提供包括生活照料、醫療護理、精神慰藉等在內的多樣化服務，逐步建立和完善當地社會保障體系，最終實現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目標。

第三，繼續促進區域協同發展，縮小地區差距。要加快建立支持和促進落后地區或困難地區發展的體制機制，發揮政策調節功能和制度優勢，補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短板。通過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資本的方式，加強落后地區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落后地區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學校硬件設施水平，實現教育質量的均衡發展。引導企業到落后地區投資，結合當地資源優勢，加強產業鏈的構建和完善，促進產業間的協同發展。建立地區利益平衡協調體制機制，完善轉移支付機制。通過多方面措施的綜合作用，實現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和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總體來說，從中央到地方應制定前瞻性發展規劃，應對局部地區的嚴重老齡化及人口流失，對地區人口縮減趨勢進行科學預測，避免地區過度投資和建設，加強緊湊型社區建設，避免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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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 麗］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YANG G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 Japan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to undergo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It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East Asian model”. Rapid population aging an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have made Japan face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ing. The superposition of natural and mechanical changes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this trend， and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used by regional disparities has strengthened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on and deepen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including creating a childbirth-friendly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loc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mplementing measures to revitalize depopulated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national basic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na has just entered the stag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decline in fertility， and the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d ecline differentiation will becom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Japans experience and undertake policy prepa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couraging fertility， increasing rural investment， and nar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 words：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differentiation; population migration; population aging